我通過她們的眼神看出，她們可能被我嚇到了。我就像一個晃盪在卡其色連衣褲裡的幽靈。母親一開口就驚呼道：「你怎麼瘦了這麼多！」她接著問：「你在這兒吃得好嗎？說實話，你能吃飽嗎？」
然後她哭了起來。她的眼淚裡既有看守所帶給她的衝擊，又有見到我的喜悅和長途旅行帶來的疲憊。
「我們的飛機在昨天傍晚時分才降落在波士頓，」她接著告訴我，「然後我們就在機場等租的車，差不多等了3個小時才從那裡出發，開到普羅維登斯（羅得島州的首府）時已經是深夜了。」
我的母親76歲，患有帕金森綜合徵。普羅維登斯的貧窮景象使她觸目驚心。
「這裡如此荒涼，下車後我感覺自己彷彿穿越到了科恩兄弟執導的電影《冰血暴》中的法戈市，這座城市好像已經被遺棄了。」
她又一次問我吃得好不好。我的母親和天底下所有的母親一樣。我的妹妹朱麗葉特也很激動，但由於她從事的行業能使她非常系統地瞭解法國的監獄系統，所以她忍不住進行比較。
「這裡真是沒的說，非常專業，也非常乾淨。」
我笑了。訪客等候室是懷亞特看守所最像樣的地方，而且犯人家屬確實都受到了禮貌的接待。但是一說到公共探視廳，朱麗葉特立刻就停止了她的認可。這裡永遠都是那麼吵鬧，不利於私下交流。同時也考慮到母親經歷了長途旅程的折磨，以及她本就不佳的身體狀況，因此第二天探監的時候，她們被「破例」獲准使用單人探視廳。在隔離窗的阻隔下，我聽朱麗葉特向我講述，她曾嘗試與法國外交部交涉，試圖動員法國政府關注我的遭遇。
「對了，4月你被捕的時候，波士頓領事館的人毫不知情，還是我告知他們的。法國駐紐約領事館的人忘記通知他們了。5月，我陪爸爸去了外交部，接待我們的是人權保護部門主任和罪犯保護科科長。他們表現得非常冷漠、疏遠，好像你的事情和他們毫無關係。」
幾個月過去了，我的妹妹對那次與法國外交部工作人員的會面仍不能釋懷。
「他們向我解釋說，他們必須處理全世界2000名法國犯人的案件，而你的案件的性質並不是最嚴重的。我們試圖讓他們明白你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而且除了你之外，還有一家大型法國企業也被美國司法部盯上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回答我的嗎？‘根本不是這樣的，女士！我們看不出來法國政府與這起案件有什麼關係。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的案件與那個因沒有繳納增值稅而在克勒茲省被抓的小老闆的案件差不多……’你能想得到嗎，弗雷德？」
一回想起那次談話，朱麗葉特就十分惱火。這讓我得到了些許安慰。我不是唯一認為自己當前的處境是如此荒唐的人。當我看到我的妹妹和母親為了幫助我而四處奔波時，我更加想要為了儘快獲釋而反抗。
但是，在懷亞特看守所的時間過得太慢。聖誕節即將來臨，但檢察官仍然沒有任何准許保釋的跡象。12月28日，我的律師莉茲讓我儘快聯絡她。經過八個半月的監禁，我是不是終於等來了一個好訊息？但我的幻想被殘忍地打破了。「我們接到巴頓·博格斯律所傑伊·達登的電話，他是阿爾斯通的律師。他通知我們，你的公司決定不再支付我們律師費，而且你之前的律師費用，他們只會支付到7月29日，也就是你認罪的那天。所以你必須支付剩下的8月至12月的律師費用。」莉茲冷冷地向我宣佈。
我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待回過神後，我艱難地開口問道：
「我會讓我的家人與巴黎總部聯絡來解決這個問題。依你看，阿爾斯通為何會做出這個決定？」
「可能阿爾斯通想極力討好美國司法部，或者美國司法部給阿爾斯通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讓它覺得不得不這麼做，但本質都是一樣的。」
此時，我被關在一座戒備森嚴的看守所裡，與我的家人相隔15000公里，被為之工作了22年的公司解僱，又被我的國家拋棄，法國的政府部門不願意對我的案件做出任何有效回應，我還要被迫支付天價律師費，而我卻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可以獲得保釋，也不知道我最終會被判多長的刑期。我嘗試鼓起勇氣，但毫無效果。我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2014年1月初，副領事傑羅姆·亨利告知我，時任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將在2月訪問美國。這讓我重新燃起一絲希望。他特別向我保證，我的案子會在這次國事訪問中被提及。據他說，一些政府官員也開始懷疑美國司法部對阿爾斯通採取行動的最終目的。
就個人而言，我並沒有抱太大幻想。但領事館和我的父母都非常希望奧朗德能夠在他與貝拉克·歐巴馬的會晤中提及我的案件。為此，我的父母還給法國總統寫了一封信：
「總統先生，我們的兒子現在被關押在一座戒備森嚴的看守所裡。您可以很容易地聯想到，我們一家陷入了一場什麼樣的噩夢，現在的處境有多艱難……您會發現這個案件涉及的其他兩個自然人——兩個阿爾斯通前員工（羅斯柴爾德與彭波尼）——並沒有被監禁。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因為阿爾斯通在過去幾年中不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此案，所以美國司法部轉而選擇對自然人（阿爾斯通的員工）提起訴訟的可能。我們尊重司法及其獨立性。我們懇請您在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權力範圍內，要求美國政府特赦我們的兒子。總統先生，我們懇求您接受不知所措的父母的請求，同意在國事訪問期間舉行的雙邊會面中，向美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
這封信沒有起作用，這些嘗試最終也失敗了。奧朗德在訪問美國期間，大使館曾向他簡要彙報了我的案件，然而他從未請求歐巴馬總統對我做出寬大處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承認，兩國總統的會晤議程中確實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敘利亞危機、核武器擴散、反恐鬥爭、全球氣候變暖，特別是監聽醜聞。
3個月前，2013年11月，愛德華·斯諾登事件讓法美兩國的關係降到了冰點。斯諾登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稜鏡」專案監視範圍之廣，即使奧朗德與歐巴馬會談結束後採取了「綏靖政策」，宣佈「兩國恢復相互信任關係」，法國人仍然心存憤恨。
愛德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域性檔案讓人大開眼界。這些檔案證實，從2012年12月10日到2013年1月8日，在這近30天的時間裡，美國監聽法國人的通話，獲得了超過7000萬個通話資料，平均每天截獲300萬個資料。而且有些電話號碼作為重點監測目標，會自動觸發系統，記錄談話內容。某些關鍵詞甚至還能還原出手機簡訊的具體內容。
我查閱了維基解密揭露的其他檔案。其中有一份題為「法國：經濟發展」的記錄詳細說明了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如何執行蒐集大型法國公司商業交易情報的任務。美國間諜細緻地研究了法國在重要領域——天然氣、石油、核能和電力——所有金額超過2億美元的合同。也就是說，阿爾斯通是大部分重要領域中的關鍵物件。這些揭秘檔案證實了美國政府實施的商業間諜活動範圍之廣。這也是一個根植於大西洋情報文化的古老習俗。從1970年起，美國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sup/sup就建議：「從今以後，商業監聽應該被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與外交、軍事和科技監聽同等的優先權。」1993—1995年（比爾·克林頓總統任期內）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詹姆斯·伍爾西，在2000年3月28日接受《費加羅報》專訪時承認：「這是事實。美國在秘密蒐集歐洲公司的情報，我認為這是完全正當的。我們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是監督那些違犯聯合國或美國做出的制裁措施的公司，其次是追蹤民用和軍用科技，最後是圍捕國際貿易中的腐敗分子。」
這麼多年來，美國開發了一套彈性系統。在上游，美國利用強大的情報武器獲得外國公司簽訂的大額合同資訊；在下游，它動用複雜而嚴密的法律武器對那些不遵守規則的公司提起刑事訴訟。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的武器庫，它使美國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擊，甚至收購它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任何損害我們經濟的個人、公司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sup/sup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用一句話做了總結。而且，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工業公司。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特別是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打擊了一個又一個違犯禁運令的金融機構。2014年初，法國巴黎銀行掉進了陷阱。它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理由是它與美國的敵對國家（包括伊朗、古巴、蘇丹和利比亞）達成了以美元計價的交易。銀行不得不很快解僱及處罰30多名高階管理人員，並同意支付89億美元的鉅額罰款（對我來說，這起法國巴黎銀行事件發生的時機很糟糕，因為它讓政治家們忽略了阿爾斯通案）。法國興業銀行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等法國金融機構，也不得不向美國支付高額罰款。
時至今日，我始終沒有搞明白，為什麼法國政府沒有堅決反對美國的敲詐勒索。它到底在害怕什麼？我們的企業將被掠奪sup/sup到什麼程度？我們甘心被另一個國家這樣操縱？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表現得像個心甘情願的受害者。我們變成了冷眼看著自己逐步走向衰退的旁觀者。
有關美國經濟情報的資訊來自法國情報研究中心（cf2r）的一份研究報告：萊斯莉·瓦萊娜與埃裡克·德內塞撰寫的《美國的掠奪與國家的讓位》。
引自《世界報》，載於2014年10月19日。
自從2017年《薩潘第二法案》生效以來，當法國和美國共同起訴的案件被處以罰款後，法國能夠獲得其中一部分款項。因此，在法國興業銀行的案子中，法國政府可以獲得2.5億歐元的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