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您什麼時候回家？」
為了迴避問題，每次我都會在電話裡告訴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我沒法給她們一個確定的日期。我在美國的「工作」要花費的時間比我預計的要長。但等到10月初的時候，我就可以回答她們說我很快就會回來，而且我們可以一起過聖誕節。然而，我錯了，大錯特錯。
事實上，彭波尼進行了反抗。他拒絕認罪。因為他是美國公民，法官批准了他的保釋申請，所以他能夠從容地準備他的辯護。而且，如果檢察官說的是真的，我已經認罪，彭波尼並沒有，或者說他幾乎沒有談判籌碼，那麼他很有可能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對一個上了年紀且身體狀況非常糟糕的人來說，幾乎等同於死刑！所以他費盡心思地拖延訴訟程式。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的司法策略對我的命運有很大的影響。只要彭波尼沒有被壓力擊倒，檢察官就不希望我接受審判。他們的邏輯是，如果彭波尼最終走了訴訟程式，他們當然希望我出庭做證指認他，因此他們必須「看緊」我，尤其不能讓我回到法國。儘管我嘗試找我的律師幫忙，看看有沒有其他選擇，但這個環環相扣的計謀實在太狠毒。
「如果我拒絕呢？我仍然有權在認罪3個月後接受審判，對吧？」
「當然，這由你來決定。但如果你堅持按照這個日期開庭審理，那麼檢察官會在庭審中‘針對’你，並且請求判你10年監禁，而不是6個月！」
「那我們該怎麼辦？我申請保釋，回新加坡候審，然後等著檢察官確定一個合適的審判日期？」
「檢察官不會讓你回新加坡。你獲得保釋後必須留在美國。」
這給了我當頭一棒！我什麼都掌控不了，而這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完全取決於彭波尼的決定。同一幕再次上演：我怒不可遏，卻無可奈何。我不得不接受推遲我審判日期的決定。當我把這個訊息告訴克拉拉的時候，她當時就崩潰了。但好在他們可以在聖誕節的時候來美國，我們全家可以在一起度過15天的假期時光。於是她又開始找房子，方便我保釋後有落腳的地方。
兩天後，斯坦來懷亞特看守所看我。他一進來，我就注意到他滿臉怒氣。
「我有個特別糟糕的訊息。檢察官除了推遲你的審判時間外，還拒絕了你的保釋申請。」
「什麼？你明明和諾維克達成了6個月刑期的協議。」
「我也很憤怒。這不符合我們的慣常做法，在康涅狄格州，這種口頭協議通常是律師和檢察官之間信任關係的基礎。」
「但我不在乎康涅狄格州的慣常做法是什麼，或者通常不讓做什麼，斯坦！」
「我明白諾維克的意思，這些命令來自華盛頓，是由卡恩下達的。」
「是的，但你一開始就知道這些。」
「我承認，但請你原諒我。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現在想要你在懷亞特看守所繼續待6~10個月。」
「為什麼是6~10個月？這10個月做何解釋？」
「我也不清楚。我給諾維克和卡恩打電話，他們都不願意給我透露任何細節。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認為是什麼？」
「肯定和阿爾斯通有關，但我不清楚具體是什麼。」
就這樣，在我剛看到隧道盡頭的時候，我再次陷入了困境。失望是巨大的，也是難以忍受的，對克拉拉和孩子來說更是如此。在這6~10個月裡，我將每時每刻都牢牢抱住保釋的希望。但我也在心裡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在懷亞特這座「地獄」剩下的4個月裡，我重新開始瘋狂地調查過去所有被控告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企業和個人的案子，以便了解他們都是如何脫身的。我讓朱麗葉特和克拉拉給我寄來所有的缺失檔案。很快我就陷入一種痴迷的狀態，變成一個「癮君子」，而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就是我的毒品。
我拼命地想從這些案子裡找出檢察官的遊戲規則。在他們眼裡，我只是他們用來對付阿爾斯通的一枚棋子。然而，即使從這個角度考慮我現在的處境，他們憤怒的情緒也有些過激。他們對阿爾斯通發動的戰爭似乎不是簡單地想要給公司定罪，他們似乎被一種道德義務、一項近乎神聖的任務驅使著，好像他們揹負著消除地球上所有腐敗現象的使命，或者還有其他我沒有看到的原因……
與此同時，阿爾斯通不僅身陷法律糾紛，在2013年底也處於不利的境況，這是我在閱讀父親幫我訂閱的《費加羅報》時瞭解的。克拉拉也會定期給我寄一些與阿爾斯通有關的新聞剪報。雖然我只能在這些報紙出版的十幾天後讀到它們，但誰在乎呢，因為時間在這裡毫無意義。過了一週以後，我才知道柏珂龍在2013年11月6日宣佈裁員1300人，歐洲成了重災區，其中包括100個法國人。這個決定並沒有讓我覺得很驚訝。阿爾斯通在2012年就已經出現了紅色預警訊號，公司因全球業務增長放緩而備受打擊。歐洲國家尚未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又低於預期。結果就是，與2012年9月相比，阿爾斯通的訂單量減少了22%。不僅如此，公司在幾個專案的競爭中均受挫：「歐洲之星」選擇西門子來生產新的高鐵列車；在巴黎火車製造專案中，阿爾斯通在最後一刻輸給了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因為該專案的承包商法國國營鐵路公司認為阿爾斯通的報價過高。此外，阿爾斯通能源部門的燃氣汽輪機的銷售業績也是一樣低迷。當然，基礎設施業務的成績一直很卓越：阿爾斯通在核電站建設方面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經驗；阿爾斯通還是全球最大的發電裝置供應商和維修商，佔世界發電裝置總裝機容量的近25%；阿爾斯通在水力發電領域同樣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即使公司面臨的情況遠沒有2003年時那樣嚴重，但形勢依然令人十分擔憂。現金流可能在4年內出現第三次負增長。在這種狀況下，2013年11月16日，《費加羅報》對阿爾斯通執行長柏珂龍進行了採訪，並報道了他的策略：拆分運輸部門出售給俄羅斯。阿爾斯通可以出讓該部門20%~30%的股份，從而獲得20億歐元的預期收益，這些資金足夠讓能源部門東山再起。對於擁有多個業務部門的企業來說確實有個巨大的優勢，可以通過「拆東牆補西牆」來挽救公司。但在2013年11月的這次訪談中，有一個問題沒有被提出來——阿爾斯通在2011年宣佈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擬建合資鍋爐企業又是怎麼回事？柏珂龍在以往的每一次談話中，都會向分析師鼓吹這次合作將帶來的巨大優勢。但這一次，他隻字未提。奇怪，太奇怪了。但為什麼我仍要深究這些往事呢？
克拉拉寄給阿爾斯通的信和我父母寄給柏珂龍的信一樣，沒有收到任何回覆。2013年11月16日，阿爾斯通提前通知我，將於2014年6月30日正式終止與我的勞動合同，理由是我長期曠工，擾亂公司管理秩序，因此需要有人接替我（絕不是因為塔拉罕專案和我的認罪行為）。阿爾斯通同意在這個學年結束後，負責把我的家人從新加坡接回法國。這仍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情！
12月如期而至。3個月來，我沒有踏出看守所一步去呼吸自由的空氣，我快喘不過氣來了。看守所正在摧毀我。我對下一次探監的恐懼勝過一切。雖然我一再要求他們不要來看我，但在我的父親與克拉拉之後，我的母親和妹妹最終還是決定來美國。她們第二天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