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在那裡，站在玻璃牆後面。她還是那麼漂亮，有一頭烏黑的長髮和一雙深色的眼睛。克拉拉終於來了。我好不容易才讓我父親打消了來看守所探望我的念頭，但是克拉拉什麼都聽不進去。2013年8月5日傍晚，她跨進了看守所的大門。
早晨，我和所有要去見訪客的囚犯一樣，剃了鬍鬚，儘可能地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兒，應該讓她看到我這段時期最好的狀態。為了顯得面色紅潤，我輕輕拍打自己的臉頰，但臉色仍然蒼白。由於缺乏睡眠、不見天日、身負重壓，我眼睛凹陷、眼袋突出、眼睛周圍全是濃重的黑眼圈。萬一我這副模樣讓她厭惡了呢？我自我安慰道：克拉拉是一個具有巴斯克人堅韌性格的女人，這種性格已經滲透到她的骨子裡，她能夠應付一切考驗。我知道她會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容，我這4個月裡最想念的，就是她的笑容。
晚上7點，我走向探視廳。在那裡，我終於看到了她。厚厚的玻璃隔板將我們分開，我可以看到她，卻不能觸碰她，更不能把她抱在懷裡。我願意付出一切，只為了能夠親吻她。但懷亞特看守所的訪客管理規定不容許出現任何意外。該規定包含至少34項條款，嚴格禁止女訪客穿戴以下服飾：短褲、長裙或高於膝蓋以上6英寸（約15.24釐米）的短裙、低領上衣、有鋼圈的胸罩、大衣外套、帽子、手套、圍巾、首飾，只有結婚戒指是被允許的。而男訪客不允許戴帽子，還被嚴格禁止隨身攜帶紙筆，不允許做筆記。見面時所有的會話都會被錄下來。
一切都按照規章制度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好吧，這只是在理論上。因為實際上探視廳現場一片混亂。你可以想象，一個寬敞的大廳被一堵透明的牆隔成兩部分。牆的一邊坐著囚犯（有20多個人），另一邊坐著他們的家人。他們通過電話聽筒交談。所有人同時開始說話，其中有很多人在說西班牙語。為了能讓對方聽見自己的聲音，你得把鼻子貼到玻璃上，大聲地說話。
克拉拉離開新加坡後，先到法國把孩子送到她父母身邊，然後馬不停蹄地乘飛機前往波士頓，這段漫長的旅程似乎讓她筋疲力盡。她有些怯怯地打量著我穿著卡其色囚服的樣子。她的臉色看起來還可以，但我能看出來，其實她心亂如麻，眼角噙淚。在人聲喧嚷的囚犯探視廳，她見到了真實的看守所是什麼樣的。她再也不能表現得彷彿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能再像過去4個月那樣逃避現實。她目睹了這裡的暴力，她觸控過這裡油汙的牆壁，她聞過這座看守所的氣味。她明白，從此以後她再也不能忘記懷亞特看守所。她看到我身體不錯，於是放下心來，開始不停地跟我說話，以掩飾她的不自在。她跟我一一講述我們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媽媽、我的妹妹。我一言不發地聽著，聽她講述鐵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興。
不過當我們開始聊我的案子時，我一下子就洩氣了。在我被捕後的頭幾個星期裡，我的同事，特別是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韋爾士經常給她打電話。然而，他們很快就按照職位的級別，由上到下，先後與克拉拉中斷了聯絡，克拉拉孤立無援。儘管如此，她仍請求與柏珂龍在總部見一面。柏珂龍委派了電力部的負責人菲利普·科歇去見克拉拉。我一直與菲利普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原定於8月5日在勒瓦盧瓦見克拉拉。我們本來對這次會面滿懷期待，希望能夠為未來做好準備，我們也想了解阿爾斯通在美國司法部的諸多限制下，將如何援助我。不幸的是，因為我在7月29日與檢察官達成了認罪協議，科歇在約定的前一天取消了這次見面。他告訴克拉拉，他今後不可能再與她聯絡。就這樣，所有人見到我們就像見到瘟疫一樣避之唯恐不及。這對克拉拉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對我也是。
此外，阿爾斯通面臨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加。7月30日，在我認罪的第二天，美國司法部「重新啟動」針對阿爾斯通的調查。我在重新啟動上加引號是因為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我問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內容都是由檢察官提前寫好的，他們從一開始就編織了一張網，事先計劃好了每一步，並步步為營。在我被捕後，阿爾斯通起初的合作態度並沒有完全說服他們。於是他們決定給它重重一擊，指控阿爾斯通的一個新董事，他當時的職位比我高——國際關係部亞洲分部高階副總裁，是中間人合同的3個最終簽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龍的軟肋。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龍應該能預感到距離被美國司法部控訴又近了一大步。根據同一天釋出在美國司法部網站上的起訴書，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專案中行賄並掩蓋僱用中間人的行為。只要身處最高管理層——霍斯金斯幾乎就要進入公司領導梯隊了——那就肯定知道國際關係部團隊實施的腐敗機制，而這必然能減輕我的一部分責任。同時，這也證明美國司法部其實對阿爾斯通裡面每一個人的角色和責任都瞭如指掌。
我現在太瞭解諾維克和卡恩了，以至於我不能不懷疑他們在秘密策劃一場陰謀。我特別驚訝的是，美國司法部冒著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風險，事先公開了對他的指控，可他們卻煞費苦心地對我的指控守口如瓶。如果他們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對柏珂龍施加壓力呢？他們正在一層一層地重新登上阿爾斯通這艘「火箭」，馬上就要到駕駛艙了。霍斯金斯之後，逮捕名單上的下一個人應該就是柏珂龍。在勒瓦盧瓦，肯定是由卡爾決定是組織反擊還是舉手投降。當然，他們最後一定會選擇談判。我很清楚，他們別無選擇。阿爾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國公司又如何？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的重壓下還是毫無招架之力。阿爾斯通逃脫不了支付鉅額罰款的命運，但是我的上級領導為了從困境中脫身，不重蹈我的覆轍，將會做怎樣的交易呢？他們會犧牲誰？我不敢想，也不敢和克拉拉提這件事。
一個小時的探監結束了，但克拉拉告訴我兩天後她會再來。在這期間，她將住在我們忠實的朋友琳達家。我不捨地與她道別。第一次探監的時間是那麼短暫。察覺到她的焦慮不安，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在沿著通道走回牢房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緩了很多。她讓我放心，孩子和我的父母都很好。僅僅是再次見到她，就緩解了我的一些壓力。
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獄警中，既有熱心的人，也有對我的命運漠不關心的人（佔絕大多數），還有一些地痞流氓。2013年8月7日下午，克拉拉第二次探監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可惡的女獄警。我的探監時間是從13點開始，但這位女獄警一直在煲電話粥。如果她不掛機，訪客接待辦公室就永遠不能接通電話，我告訴她我妻子已經到了。一次、兩次、三次，我試圖讓她瞭解目前的情況，但她一直沒有理我。終於，一個小時後，她告訴我，我可以去探視廳了。可是其他獄警又讓我在通道里等了很久，於是我失去了冷靜。儘管我非常清楚，這不能解決問題。但現在，我把所有的獄警都惹急了，他們向我大聲叫嚷著：「在這裡，你是囚犯，所以如果我們想讓你等三個小時，我們就有權力這樣做。」通過所有鐵柵欄門和檢查裝置需要20多分鐘。而克拉拉已經在等候室裡等待了兩個半小時。
幸運的是，我們在第二天還有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而且時間將增加到兩個小時。在這一次的探監過程中，儘管周圍都是其他囚犯和家屬嘈雜的說話聲，並且獄警一直在大聲吼叫著，試圖維持一種貌似有序的秩序，椅子颳著地板發出吱吱聲，門開啟又被關上，情緒失控的囚犯在抽泣、辱罵，但這都不影響我們再次變得親密，我們一起回憶我們共同的過去、我們的第一次約會，以及我們曾經遭遇的困境……此時此刻，我感覺從未與我的妻子像今天這般親近。儘管我們之間隔著玻璃，但我倆的心貼得如此近，激動得如同觸電一般。
克拉拉現在已經離開了，她將利用剩下的3周假期努力緩解一點壓力。我們已經做好了諸多重大決定：我會認罪，我們會把孩子送回新加坡上學，她會繼續工作到2014年6月，直到一學年結束。在那以前，我應該已經被釋放了，我的刑期也應該宣佈了，我會在2013年聖誕節之前和她團聚。
接下來阿爾斯通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但管理層剛剛任命在美國的鍋爐業務主管庫蘭臨時代理我的工作。我把這看作一個好兆頭。他們「保留了我的位置」，不會解僱我。在這漫長的8月裡，一直到被釋放，我每天都在數日子。我只需要再忍受兩個月。
在此期間，所有a區的囚犯都被轉移到了l2區，那裡囚禁的都是幫派成員。6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被雙人牢房取代了。我和另一個希臘人亞尼斯被分到同一間牢房。幸運的是，我和他相處得還不錯。但l2區沒有給囚犯散步的露天小院。
9月初，我見到了我的父親。他不顧我的反對，還是來美國了。如果我是他，我也會這麼做，所以我不能責怪他。但是當我看到他時，我深感震驚。他駝著揹走路，拄著柺杖，走得非常艱難。他以前是那樣健壯和精力充沛，但現在，我覺得他一下子老了10歲！他告訴我，幾周前，他得了坐骨神經痛，無法坐下，所以一直在家臥床休息。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他是如何忍受坐7個小時的經濟艙，從巴黎飛到波士頓，然後租車開3個小時到我這裡的？我感到非常內疚，我開始自責，自己使妻子、父母等身邊的親人遭了太多罪。和克拉拉一樣，爸爸也會來看我3次。
他的到來也讓我感到無比欣慰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