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他們沒有對您說的事，」律師對我說，「但這些事會使您的處境雪上加霜。他們剛剛起訴了第三名阿爾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後他的職位由羅斯柴爾德繼任）。他們在打時間牌。」
「我實在不明白，斯坦。彭波尼被起訴對我的案子會有什麼影響？」
「他們肯定會向他丟擲一個協議。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認罪，並且向檢察官提供一些新的資訊，那對他們來說，您就沒有利用價值了，您也就不能以這種方式和他們達成認罪協議。您最終會成為他們的棄子，他們會把您‘遺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裡待到被審判，您只有兩三天的時間，真的需要儘快做出決定。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做出決定的依據是什麼？他們真卑鄙。如果我認罪，阿爾斯通就不再為我支付律師費，將完全拋棄我；如果我不認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監獄。我要在兩天內做出決定，是因為彭波尼有可能‘竊取’我的位置。而導致目前這一狀況的根源是，我無法閱覽我的卷宗，因為太多了，足足有150萬件，而您的事務所無法分析它們。您是不是在耍我？」
「我們無能為力，弗雷德里克。對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監禁的您來說，不著眼於現在的情況是不切實際的。」
「但我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風險？您坦白告訴我！一些犯人對我說的那個臭名昭著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到底是什麼東西？」
莉茲輕輕地做了個手勢，像在安撫一個任性的孩子。
「您得冷靜下來，皮耶魯齊先生，請您好好聽。」
莉茲做的陳述是我聽過的最荒謬的東西。
「我們做了一項研究，」她對我說，「首先，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積12分。其次，要計算阿爾斯通在被指控的合同中獲取的毛利金額，也就是600萬美元，需要加上18分。最後，向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這可是條重罪，還要加上4分。另外，因為有多筆轉賬記錄，根據美國司法部裁決就是多次賄賂行為，又要加上2分。總計36分。這還不算，如果您被檢察官視為是這項‘陰謀’的主謀，那還要加上4分，當然，事實不是這樣，所以總共還是36分。」
「莉茲，您算了半天分數，最後想說明什麼？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得在監獄裡待多少年。」
「我馬上就說到了！您這36分會被放到一個表格中，這個表格有兩個輸入法，橫向是您被判刑的月數，縱向是與您違法犯罪相對應的分數。如果您硬要打官司，在量刑定罪時，法官會遵循這個計算表，通常您至少要被判188個月，甚至可能是235個月。」
「但是，莉茲，為什麼美國司法部要這樣計算呢？首先，為什麼要把阿爾斯通獲得的利潤算到我的頭上呢？錢又沒進我兜裡，而是進了企業，也就是股東們的腰包裡。我從中連1美元都沒得到，更沒拿什麼回扣。那麼，對一個為了公司的利益勤勤懇懇工作的職員和一個從中攫取利潤、中飽私囊的職員，他們的處置是完全一樣的嗎？」
「沒錯。美國司法部會認為該職員想要保住職位、想要晉升，抑或想要撈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該職員得到了好處。」
「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將這些所謂的好處進行量化說明。」
「您聽好了，討論這個毫無意義。您總不能改變美國法律吧？積分原則就是這樣，無可爭議！」
「還有那些匯款呢？本來是一份中間人合同，即便給謝拉菲的佣金被分成了幾次支付，這裡的2分又怎麼解釋？」
話說到此，我看莉茲滿臉通紅，彷彿要氣到爆炸。斯坦生硬地搭腔：「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就是這麼規定的，爭論這個毫無意義。」我無言以對。
經過3個小時的車程，我被送回了懷亞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擊，我幾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猶如驚弓之鳥，在看守所唯一的公共空間——公共大廳裡遊蕩。有些囚犯在下棋，其中一人下得很不錯，攻勢凌厲。贏棋後，他過來找我聊天，給我講述他是如何因在家中藏匿了500千克大麻而被捕的。他13歲時，他的妓女母親就離家出走了，他父親把他遺棄在了樹林裡，我彷彿在聽童話故事《小拇指》一樣。後來他以偷盜為生，在慢慢擺脫困境後，卻開始種植大麻……
我開始在腦海中把500千克大麻換算成積分，然後把積分摺合成刑期。由於他之前就犯過罪，所以還得加上犯罪前科的分數。我停止計算，感到眩暈。「為了在監獄裡生存下來，」我的獄友梅森不停地向我重複著，「你得閉上眼睛，然後深呼吸。」深呼吸，活下來，就這麼簡單。2013年5月5日晚，我第一次在懷亞特看守所跟其他犯人一起在食堂看電視。電視裡播放的是歐冠杯決賽的錄影。出人意料的是，拜仁慕尼黑隊以3比0爆冷戰勝巴塞羅那隊。
reverseproffer，根據上下文意譯為「辯訴交易」。——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