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讓自己「裝甲化」。只有給自己穿上刀槍不入的「鎧甲」，才能不被美國司法部這臺兇險的機器碾碎。下一次我與美國司法部在「談判桌」上相見時，要使自己儘可能地具有一些抵抗力。是的，從今以後，我就得用這種視角去看問題。每個人都在打自己的一手牌，都希望贏得牌局，但是如果遇到下述情形，如何能夠保持贏牌的信心呢？莉茲在我被逮捕後就收走了我的工作裝置（電話、電腦等）。她剛剛對我說，自從我們上次見面後，阿爾斯通就把我從員工資訊系統名單中清除了，我再也收不到企業的郵件，平板電腦不能連線網路、登入郵箱，工作電話的付費套餐也被中止。企業切斷和我的聯絡，在他們看來，這是必然的。無論我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我都是他們要儘快擺脫的一個物件。
我只能等待，但等待簡直要把我摧毀。就像突然間我已不在人世，就像我身體的一部分器官被取走。22年兢兢業業的辛勤工作瞬間化為烏有。我必須儘快冷靜下來，因為我必須做出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是否和檢察官談判。他們約定5月5日和我會面，即我被關押3個星期後。他們肯定認為，我被「醃製」得差不多了，已經可以「食用」。斯坦給我陳述了這個過程中的關鍵要點。我把他的話一字一句地記在了一個a4列印紙大小的記事本上，這個本子記錄了我被關進監獄後每天發生的大事小情，如食堂的選單、獄警的呵斥，以及其他囚犯給我講述的故事。當然，我也記下了被羈押以來審判過程的所有環節。以下是斯坦那天對我說的話：
「檢察官可能會給您提出‘辯訴交易’sup/sup。說白了，這是一次保密談話，相當於預先談判。他們會向您出示一些他們收集到的對您不利的證據，迫使您認罪。這樣，就可以省去組織庭審的麻煩。當然，這也便於他們對阿爾斯通高層施加壓力，好讓他們也能儘快認罪，配合調查。阿爾斯通要為此支付一筆鉅額罰款。」
「那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如果您認罪，他們就能坐實其他幾個被起訴的管理層成員的罪名，作為交換，您的刑期會減少一些。您現在被控有10項罪名，如果雙方談判順利，您就可能只是被控1項簡單的腐敗同謀罪。您就會像羅斯柴爾德一樣最多被判5年，當然這是在一切進展順利，而且法官認可您認罪事實的情況下。」
「如果我拒絕呢？」
「我不建議您這麼做。他們手上有兩張‘王牌’，即他們的兩位證人。第一位是謝拉菲，他已經對檢察官和盤托出。他指控您對其向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一事知情。第二位是羅斯柴爾德，他也表達了類似的內容。而謝拉菲和羅斯柴爾德都和檢察官達成了協議。」
「說到這兒，您認為他們的證詞有價值嗎？」
「我認為這足以說服法官。如果您一定要打這個官司，您就是在用您的未來玩‘俄羅斯輪盤賭’。」
「也許，但是這兩位證人的手上並沒有任何針對我的實質性證據。他們在起訴書中提到的那些郵件並沒有直接指向我。如果真的打起官司來，我或許有一線生機。」
「問題就是那些郵件，檢察官昨天給我們寄了您的全部卷宗，共有11張光碟，少說也有150萬件物證。裡面主要是阿爾斯通高層近14年的往來郵件，還有聯邦調查局以‘內部滲透’的方式錄下的一些音訊資料。檢察官說在錄音中沒有聽到您的聲音，但我們不知道里面具體錄下了什麼。」
「那就需要律師好好分析一下！在我看來，這是當前律師首先要解決的事！」
斯坦突然變得很憤怒：
「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象得到這意味著多大的工作量！簡直是天文數字！150萬件！這至少需要耗時3年、耗資幾百萬美元才能做到。」
一張精心佈置的羅網正在收口，這的確令人生畏。而且無論佈局的人怎麼做，他都會成為贏家。簡而言之，如果想被釋放，我就得認罪。否則，我就要做好準備，在審判前長時間被羈押在看守所。我的獄友說的沒錯，無論你的初衷是什麼，檢察官最終都會逼你坐到談判桌前。
這種情況下我該怎麼辦？5月5日就要到了。估量、計算、權衡利弊，各種思緒像旋轉木馬一樣，在我腦海裡一圈又一圈地飛速旋轉著。
決定命運的一天來了，監獄條例使我重新回到現實中。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樣，手腳戴著鎖鏈，同另外11名嫌疑犯一起被塞進一輛押送車，送往紐黑文法院，檢察官正在那裡等著給我提出「辯訴交易」。
我進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茲，他們身邊還站著曾兩次嚴厲拒絕我的保釋請求的康涅狄格州檢察官諾維克。在他身邊，還有一位我從來沒有見過，也祈禱永遠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檢察官——丹尼爾·卡恩。他是美國司法部反腐辦公室的聯邦檢察官，此次專程從華盛頓趕來。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專攻美國反海外貪腐犯罪的檢察官年輕有為、雄心勃勃、精明能幹，以打擊白領犯罪而著稱。他甚至得過美國最佳副檢察官獎。
在紐黑文法院大廳裡，卡恩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在投影屏上展示了當前法院掌握的證據。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們的中間人謝拉菲的一個銀行賬戶的轉賬記錄。裡面有一筆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親信的賬戶轉入28萬美元。在他看來，這就是貪腐的鐵證，不管怎麼說，只要我堅持打官司，謝拉菲就會出庭做證。鑑於謝拉菲和那位議員多年來的商務往來（謝拉菲說，他們甚至合夥在印度尼西亞投資了幾家企業），這些轉賬記錄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奇怪之處。怎麼能說它們與塔拉罕專案的合同一定有關聯呢？就算它們和此事真的有關聯，我也沒有從謝拉菲或者別人那裡聽說過，更不知道這筆轉賬的具體金額。但是，我寧願保持沉默，像啞巴一樣一言不發。就像莉茲在開始前向我極力建議的那樣：
「無論發生了什麼，您都不要做出回應。即使他們嘗試動搖您，您連眉頭都不要皺一下。」
我嚴陣以待。卡恩說的每句話都讓我感覺到，我像是一隻被膠水粘住的可憐蒼蠅，無論怎麼掙扎，都會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緊。在卡恩和諾維克的報告中，我被定義為「鏈條中的一環」。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要順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級別，一直追蹤到阿爾斯通執行長柏珂龍。我們的談話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兩位法官沒有向我提出任何問題，對他們來說，今天展示一下「肌肉」就夠了。球在我這裡，要由我來決定要不要踢出去，但我不能拖延很長時間。因為就像談話開始前斯坦對我說的那樣，時間就是我最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