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看守所負責人把我調到a囚室。一位身材矮小、禿頂、牙齒掉了一半、75歲上下的小老頭用法語對我說：「您好，先生！」基本不帶口音的法語的標準發音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早安，法國佬！」年逾古稀的他開心地和我搭著話，「我叫傑克，但這裡所有人都叫我‘那個老人’，我都等你好久了！」
看到我驚訝的神情，傑克向我解釋說，他和懷亞特看守所負責人「有點兒關係」，他是我轉到a囚室的主要原因。
「自從你來到這兒，我就跟他們申請把你調過來。至少和你在一起，我還能練練法語。」
傑克是我交往過的人中最有趣的之一。他曾是個大幫派的傳奇人物——臭名昭著的黑幫「法國販毒網」在馬賽分支中的少數幾個倖存者之一，是20世紀30—70年代美國黑社會可卡因的供貨商。他從紐約的布朗克斯區開始他的幫派生涯，1966年被判入獄5年，1974年又獲罪被捕。隨後他逃亡到法國馬賽。1978年，法國緝毒刑警大隊又一次中斷了他的黑幫生涯。被引渡回美國後，他在苦役監獄服刑12年。1997年被釋放之後，他重操舊業，倒賣海洛因，因而又被捕入獄兩次。他總共有36年的刑期，其中有4年在法國服刑。最終他被送到了懷亞特看守所。有了這樣的經歷，自然不用說，高牆裡面一定有人給他撐腰。事實上，他認識所有人，並且所有囚犯也都認識他，甚至還很尊敬他。他是看守所真正的主人。除了豐富的前科以外，他還算是個熱情友善的人。他很喜歡法國，身邊總是有兩個講法語的人陪著。一位是希臘人，名叫亞歷克斯，畢業於馬賽商學院，曾就職於法國巴黎銀行；還有一位是希臘裔加拿大人，綽號為「運輸機」。這三個人都待我如座上賓。他們給我咖啡、糖、奶粉、收音機、一面用鋁條做的鏡子、一雙新球鞋（我在小賣部訂購的那雙還沒到），以及特別讓我感到幸福的是，一個上好的枕頭和一張二手的床墊。
與我來時所在的d囚室不同，a囚室沒有單人牢房。a囚室是一個由56個床位組成的大宿舍，囚犯們每4人用一個小隔間，每兩個小隔間中間隔著一堵1.3米的矮牆。每個小隔間裡有兩張上下鋪，隔間面積不超過9平方米。除了擁擠外，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缺少自然光，光線只能透過三扇罩著阻光膜的小氣窗滲進來。我們靠著氖燈的光線生活，那兩盞氖燈中的一盞會徹夜常亮，以便有鬥毆情況時，能夠辨認出混亂製造者。那些像我一樣睡在上鋪的人必須習慣於被離頭只有50釐米的燈照射著睡覺。我適應了3個晚上才成功睡著，絕望疲憊的雙眼只能盯著斑駁且多處剝落的黃色牆壁。a囚室已經快10年沒有被正兒八經地修繕過了。原因都是一樣的：以贏利的名義儘可能地降低看守所的運營成本。
更加令人恐怖的是，不僅浴室是公共的，就連廁所也是公共的！5個坐便器沿牆排開，彼此間只隔著一堵1米高的小矮牆，而前面什麼遮擋都沒有！
被監禁幾周以後，犯人們才會按照分類，最終被分派到不同區域關押：除了按年齡或者按危險等級分割槽，還有「幫派」區、「勞動者」區等。a囚室被認為是關押那些年齡超過40歲、基本不太愛惹是生非的犯人的區域。這兒有一個比較大的「拉美幫」（多明尼加人、牙買加人、墨西哥人），還有幾個亞裔。比較奇怪的是，a囚室還有9個希臘人及希臘裔美國人，我是唯一的法國人。我的大部分獄友都是被控謀殺、持械搶劫、販毒或銀行卡詐騙（以越南裔居多）。在這些經典老套的罪行和不法行為中，我的案件顯得與眾不同。在我來到a囚室前，沒有任何一個囚犯聽說過這個罪名。
據說，這個區域關押的犯人都比較平和。我可不願去想象其他囚室是什麼樣子。在a囚室，宿舍裡的爭吵、偷盜、毒品和藥品交易已經稀鬆平常。某個犯人為此被送到單人牢房關上幾周或幾個月禁閉的情況每週都會發生。避免麻煩的基本法則是，永遠不要長時間盯著一個犯人看或者觸碰一個犯人；不要拍肩膀，不要握手；在耐心排隊等著領飯時，要注意不要蹭到任何人；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可能被認為是身體侵犯行為。
散步的院子就在囚室旁邊，雖然院子很小，只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但卻是個和平的避風港。囚犯們彼此嚴格遵守一套心照不宣的規則：8~11點，做體操或者散步的人用院子；早上其餘時間和下午，院子是徒手打壁球的犯人的天地；20~21點，散步的人又可以出來放風了。
在我被轉到小隔間後，我的新獄友又教了我另一個使用公共空間的潛規則：吃飯時，犯人們必須坐在同一張桌子的同一個位置。在兩餐中間，大家最終坐的位置可能會變，但會力保這個規則不變：每個小時都會有新活動，新犯人必須適應這個潛規則。這一點很令人費解，特別是在剛開始時。隨後大家就都慢慢遵從這個潛規則了。
在我的新「公寓」裡，我第一次收到孩子們的照片。克拉拉選了一些拍得最好的。他們開懷大笑的表情，讓我心情很愉快。亞歷克斯和「運輸機」自從被收監後——分別有15個月和22個月——就再也沒見到過他們的妻兒。他們坦誠地說，被捕前他們的夫妻關係很穩固，但是現在，問題越來越複雜。
昨天，我的妹妹朱麗葉特和妻子克拉拉通過電話對我說，我父親已經收拾行李準備來美國探望我。我真不希望他經歷這次勞頓奔波的旅行，想到只能通過隔斷訊號的玻璃牆用電話和他交流一個小時，我就黯然神傷。我不想讓74歲高齡的他再受如此侮辱。我覺得自己會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同時為我的自私感到內疚。如果我是他，我當然會跳上飛機，到美國來援助獄中的兒子，緩解自己的擔憂之情。我知道，我的事情讓他難以冷靜，但他必須保持克制，認真思考能為我做點兒什麼。但如果父親知道等待我的是什麼，他就會理解的。
明天，我會做出一個重大決定：稀裡糊塗地認罪。我會叫克拉拉來，向她解釋我內心的糾結，因為這一切都會對她和孩子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她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可以重獲自由，無論對家庭和工作造成什麼後果。自由是無價的。
我還有一夜的時間思考……我腦海中至少還有一個好訊息：琳達，我們住在康涅狄格州溫莎鎮時認識的一個美國朋友，已經同意抵押她的房子以便讓我獲得自由。這是一個巨大的希望，但這就足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