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關押後，這是我第一次早起時不像以往那樣疲憊——因為我終於能成功入睡了。我的兩位獄友，信用卡造假犯趙和毒品販梅森，都能證明我一整晚都在打呼嚕！
「法國佬，你瞧，」他倆開心地說，「我們早就跟你說過，一個人最終什麼都能適應，就算看守所也是一樣！」
剛說完這句話，就傳來了獄警拍打房門的聲音，彷彿特意為了證明剛才他們說的話是錯的——不，我沒有適應看守所的生活，尤其是適應不了懷亞特看守所。獄警命令我們迅速離開牢房，站到走廊裡去。看守所要進行例行檢查。
幾秒鐘後，十幾個佩戴頭盔、攜帶武器，就像我們在電視連續劇中看到的特種兵一樣的黑衣人衝進了牢房。陪同他們檢查的是看守所所長，以及簇擁著所長的兩位助手。所有物品都要檢查一遍：床墊、毯子、床單、枕套。所有地方都要檢查，就連最隱蔽的角落也要被搜查，所有東西都被翻了個底朝天。隨後，我們一個接一個地被趕進淋浴室，赤身裸體地接受搜身，之後才能返回牢房。緊接著，所有人都被逐一傳喚，去和一位「輔導員」（相當於社工）單獨談話：
「皮耶魯齊先生，」她以十分低沉的語調問我，「我知道您被關在這裡的時間不長，但是，您是否察覺到哪裡不正常？」
我禁不住神經質般地笑了。她是認真的嗎？在懷亞特看守所，所有一切在我看來都不正常！現在獄警正在把牢房翻得底朝天，所以我想，此時此刻並不是向輔導員訴苦的時候，我最好還是保持沉默。她又機械地丟擲了幾個例行問題：
「您遭受過暴力對待嗎？您目擊過毒品或藥品交易嗎？您聽到過什麼傳言嗎？您見到過在押人員之間發生人身侵犯的行為嗎？」
她是把我當成弱智了嗎？她認為我這樣一個法國人，一個白領輕罪犯人，置身於一群冷酷無情的重罪犯人中間，還敢打破監獄裡的「緘默法則」嗎？她是想讓我早點兒死嗎？這一次，無論如何我都得說，我什麼都沒看見。然而，我的沉默沒有干擾她。她的問題已經問完，任務完成，於是她毫無表情地把我打發走了。下一個目的地：廁所。一名獄警遞給我們每人一個小玻璃瓶，我們要向裡面排尿，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尿。這項測試是為了檢查我們是否偷偷服用了毒品。檢查結果是陰性！我回到了牢房。咔嚓，門又被關上了，之後一整天門都是這樣關著。我們沒法用洗手池，也沒法用廁所，這實在是太糟糕了。在全面搜查牢房的時候，水源是被切斷的，目的是防止犯人把毒品或者其他物品扔進下水道。夜裡我們得知，今天例行檢查後，有3名犯人被關進了小黑牢。
第二天，趙離開了我們。他被轉移到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監獄，並將在那裡服完剩餘的刑期，這可不是個好訊息。現在住在趙床位上的那個年輕的多明尼加人，幾個小時裡一直無精打采，躺在床墊上，眼睛睜得大大的，目光呆滯。他時不時大喊大叫地說瘋話。很明顯，他吸食的是高純度可卡因，腦子已經壞了。這個11平方米的牢房裡，氣氛令人窒息。
幸運的是，克拉拉終於成功地從新加坡向我在看守所的食堂賬戶匯入了一筆錢，從此以後，我們就能通過電話討論問題了。我也能向看守所的小賣部發出第一筆訂單：牙刷、牙膏、剃鬚刀、剃鬚膏、棉籤、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內褲。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唯一的收穫就是服刑隔離期終於結束了。我能夠走出牢房，能夠去公共大廳，能夠使用電話，能夠和其他犯人見面，能夠去探索懷亞特看守所這個微型社會，去探索這裡林林總總的醜惡，還有那偶然一現的人性光輝。有一個叫克里斯的犯人是一名真正的黑幫分子，他的「成績單」令人震驚：持械搶劫銀行20餘次，定罪也是20餘次。他57歲的人生中，有26年是在鐵窗內生活！他有兩個孩子：兒子26歲，但和他從來沒有見過面；女兒是他老婆來監獄探視他的時候懷上的。他還有3個孫子，但是他不知道他們的長相。他對美國的監獄系統爛熟於心——他已經待過12所聯邦監獄了。他還有一個苦惱陰魂不散，那就是律師。
「法國佬，」他不停地跟我強調，「永遠不要相信你的律師，大部分律師私底下都是為政府賣命的。尤其是永遠不要向你的律師認罪，否則他就會強迫你和他做交易，如果你拒絕，他就會向檢察官把你兜個底兒掉。還有，要當心其他犯人。犯人裡有很多‘告密者’，他們聽到一點兒風吹草動就會立馬去報告，因為這能夠減輕他們的刑罰。」
克里斯隨時隨地都能看穿陰謀！他確信，斯坦身為前總檢察長，不會是一位好律師，因為他善於理解美國司法部的意圖，並且與之瓜葛太深。克里斯勸我更換辯護人，去找其他律師，比如他自己的律師。
「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律師了，他可做過‘地獄天使’的辯護律師！」
最糟糕的是，我被帶進了他的思路，一整天都在考慮是否接受克里斯的建議。在最後一瞬間意識清醒的時候，我決定改變主意。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日後發生的事情會證明，克里斯說的是對的。我怎麼這麼倒霉，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急轉直下！
我感到自己被所有人拋棄了，除了我的家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昨天下午我居然接受了一次最為古怪的探視。「皮耶魯齊！律師探視！」一名獄警喊道。這場和律師的會面，或者說是和集團管理層代表的會面，是在懷亞特看守所的一處單獨的房間進行的，這是一種「接觸式探視」。與之相反的是「非接觸式探視」，那裡有一道玻璃幕牆，將對話的雙方隔開。穿過13道裝甲安全門後，再接受一次全裸搜身，我走進房間，有一位年輕女士等著我：
「我是被法國駐美國波士頓領事館派來的。原本法國領事想親自前來與您會面，但是他在最後一刻被其他行程耽擱了。」
這位l女士身材纖細，年齡在40歲左右，舉止優雅。但作為探監者，她看上去非常不自在。很明顯，她被這裡的環境嚇著了，不過換作別人也會這樣，或許她天性多愁善感，她居然忘記了談話的重點。她沒有詢問我的狀況，也沒有問能給我提供什麼幫助，而是講起她自己的人生：她最後一次旅居印度尼西亞、在哪裡邂逅偉大的愛情、兒子的不幸，甚至還講到她在一家時尚餐廳點的最後一道菜！我聽著她講故事，聽得頭昏腦漲，不知道自己是應該勃然大怒，還是一言不發，任憑她在這樣的場合下不合時宜地喋喋不休。可是為什麼她會來見我？在會面結束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了她的來意。她轉身準備離開的時候，突然恢復了她的職業面孔：
「皮耶魯齊先生，最後一件事，請您不要再想著申請將您轉送到法國監獄的事情了。在美國司法部宣佈審判結束之前，他們是不會放您走的。事實上，美國司法部認為，法國在針對腐敗行為的起訴上，實在過於寬鬆。」
這就是她此次探視的目的。我完全聽懂了她的意思。看來我只能獨自一人擺脫困境，法國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幾周後，探視人換成了傑羅姆·亨利——法國駐美國波士頓的副領事。和他的同事l女士相反，他看上去無拘無束。這位外交官辦事腳踏實地，為人和藹可親。在我被拘留的日子裡，他曾多次前來看望我，並確保我和家人之間能夠保持聯絡。在我服刑的整個時期，他是少有的幾個有能力的聲援者之一，儘管他能周旋的餘地極為有限。
回到眼下，與l女士這段「超現實」的會面結束後，我又回到了牢房。穿過那扇唯一的、狹窄的、槍眼形狀的「窗戶」，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一道鐵柵欄，幾米開外是一排鐵絲網，再遠處又是一道鐵柵欄，更遠處便是一座山丘，有一隻旱獺像雕塑一樣臥在山頂上。我靜靜地觀察著它。不知是因為這隻旱獺的出現，還是因為那天清晨監獄籠罩在藍天下，獄警特別准許我走出牢房，開始第一次在庭院裡散步。氣溫15攝氏度，天氣涼爽，天空一望無際。這是美國東海岸的春日清晨，是我的最愛。我獨自一人在院子裡漫步，還做了幾次投籃動作，差點兒以為自己已經重獲自由了。然而，我的腦海中依然充斥著無數個問題：我的父親現在在做什麼？我的小女兒拉斐拉找到阻止她掉頭髮的良藥了嗎？我的母親在新加坡做些什麼？克拉拉和4個孩子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克拉拉能填好那堆申報表嗎？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