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我的這份起訴書標題簡明扼要：美利堅合眾國訴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多麼程式化的標題啊！僅僅是這個標題就已經讓我反胃。起訴書共分91節，外加40多頁附錄，附錄的主要內容是我在康涅狄格州溫莎鎮工作時收發的電子郵件副本，檢察官引用了其中的20多封。其中第一封郵件要追溯到11年前，時間是2002年2月。21世紀初，我還記得那時公司的員工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們只有一項使命：將阿爾斯通從破產中拯救出來。所以我們被總部強力「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必須在所有的招標專案中全力以赴、拼搏到底！我們的口號就是「不看過程，只看結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開始在印度尼西亞塔拉罕專案中投標，準備建造兩臺100兆瓦的鍋爐，總金額為1.18億美元。從阿爾斯通的規模來看，這是一筆非常小的生意，但在那段困難時期，這是我們能夠拿下的為數不多的幾筆生意之一。於是，這筆生意很快就具備了極高的戰略意義，被總部劃定為「最優先順序」。
然而，我們仍有許多擔憂，其中一點便是，這個專案位於印度尼西亞，當時當地的營商環境比較差，腐敗問題嚴重。儘管1998年蘇哈托政權倒臺後，這一情況略有好轉，但1998年之前在美國政府一手扶持的獨裁者的「統治」下，公司將合同金額的15%甚至20%作為佣金，支付給與蘇哈托家族有關係的中間人，這種行為再正常不過了。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無論是否處於蘇哈托時代，不行賄就不可能在雅加達談成生意。
但是，我們清楚自己確有勝算。實際上，在蘇哈托統治時代，印度尼西亞境內的專案主要都發包給了美國公司和日本公司。就鍋爐領域而言，兩大美國巨頭壟斷了整個市場：一家是巴威公司，另一家是燃燒工程公司——阿爾斯通剛剛通過abb收購的美國子公司。
因此，在塔拉罕專案的招標競爭中，阿爾斯通處於有利地位。此外，印度尼西亞國家電力公司（其在印度尼西亞的地位相當於法國電力集團）已經選擇了一種和我們公司的鍋爐產品檔次相匹配的技術：迴圈流化床技術，又稱清潔煤炭技術。這一技術能使劣質煤在燃燒時，清除大部分汙染物。而在這一尖端技術領域中，阿爾斯通正是世界兩大領跑者之一，另一家競爭對手則是美國的福斯特惠勒公司。簡而言之，競標開局很好。接下來的進展是這樣的。
2002年8月的一天，溫莎的一位銷售代表羅斯柴爾德聯絡我。他請求我批准僱用一位中間人，以幫助我們簽下合同。印度尼西亞是他們傳統意義上的大份額市場，因此我想溫莎的部門應該知道如何在這一敏感地區開展工作。8月28日，我通過郵件回覆了他。如今我發現，這封郵件被逐字逐句地謄抄在檢察官撰寫的起訴書上（起訴書附錄43）：「請繼續推進。另外，請將我可以正式批准的關鍵資料發給我。」對於郵件的內容，我記得非常清楚。而且我還能想起，在寫完這封郵件後我仍心存疑慮，便在辦公室給羅斯柴爾德打電話，詢問我們準備僱用的這位中間人的資訊，希望瞭解更多詳細情況。羅斯柴爾德以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口吻告訴我，這個中間人就是在印度尼西亞議會能源委員會任職的埃米爾·穆伊斯議員的兒子。當時，負責監管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美國《反海外腐敗法》並未使我的美國同事感到太多顧慮，儘管這部法律自1977年起就在美國生效。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截至2002年，這部法律很少在美國境內執行（幾年才執行一次）。因此，25年來，燃燒工程公司和美國境內發電領域內的任何其他競爭對手，沒有一家公司因為這部法律擔心過。
就我而言，當時儘管我對這些法律機制知之甚少，但我仍然覺得向一位議員的兒子支付佣金是一種卑劣的手段。因此，我立刻命令羅斯柴爾德中止僱用這位中間人。我明白自己必須謹慎行事，因為這位中間人是雷扎·莫納夫挑選的。莫納夫是一個關鍵人物，他領導著雅加達的鍋爐部門，掌控著阿爾斯通在印度尼西亞的國際關係部。但是，羅斯柴爾德還是聽從並且執行了我的命令。
此外，檢察官還提到羅斯柴爾德隨後傳送的郵件（起訴書附錄44）：「不要最終敲定任何事情。我跟皮耶魯齊講過此事，我們很擔心這位政客。」我當時料定，就這樣中止此次審批流程，很可能會為自己樹敵，但我沒想到會嚴重到如今這種程度。後來我才瞭解到，我的回絕阻止了幾名利益相關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們使我日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又過了幾天，2002年9月初，羅斯柴爾德告訴我說，莫納夫又找到了一位名叫俾路斯·謝拉菲的新中間人。他是伊朗裔美國人，在華盛頓定居。但過去數年裡，他半數時間都在印度尼西亞度過，經營自己的生意，據說他的個人通訊錄影黃頁電話簿一樣厚。我還了解到，在印度尼西亞的其他幾個專案中，謝拉菲已經為abb擔任過中間人。這些事是羅斯柴爾德向我保證的。他將這位新任中間人描述成一個手段高明的說客，不會採取行賄手段。對此，我自然是滿腹疑慮，但也很難對溫莎的前abb同事再次提出反對意見。不管怎麼說，調查中間人是否清廉正直，原本就是巴黎總部合規部門的任務，我的職責僅僅是把中間人的費用納入總銷售額之中，其餘的事情不歸我負責。
又過了幾個月，我們未來的中間人謝拉菲在阿爾斯通巴黎總部受到接見，和他一起受到接見的人是穆伊斯，那位在印度尼西亞議會負責能源事業的議員。藉此機會，謝拉菲還被引見給勞倫斯·霍斯金斯（柏珂龍以下的第二級管理層）——阿爾斯通國際關係部亞洲分部高階副總裁。隨後，謝拉菲還將會見合規部門的負責人。公司甚至還在考慮，有朝一日憑藉他的幫助再簽下印度尼西亞的第二份合同。總而言之，巴黎之行結束後，合規部門和霍斯金斯批准了僱用謝拉菲作為塔拉罕專案的中間人。我的上司們似乎對這位中間人給出的保證非常滿意。我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
謝拉菲的任務非常簡單：組織同客戶、政客、財政專家以及顧問工程師之間的會談，向他們誇讚本公司標書的卓越之處。簡而言之，就是一名說客的常規工作。他的酬勞定為總銷售額的3%，這也是這類服務的常規報酬比例。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謝拉菲正式投入工作。在這個專案中，阿爾斯通和丸紅株式會社組成聯合體，比例各佔50%（丸紅株式會社也批准了僱用謝拉菲做中間人），共同與一家美國大企業競爭。剛開始時，一切似乎都進展得極為順利。據瞭解，我們的標書定價最低，技術評估最優。很明顯，我們佔有絕對優勢，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然而我們也明白，戰勝美國公司一直都很困難，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這個很大程度上由美國支配的國家。因此，我同謝拉菲和莫納夫一同拜會了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以求捍衛公司的利益，同時試圖平息美國「巨人」的怒火。
對於下面的事，我不用找藉口為自己開脫，因為2003年夏天，這條訊息還不為人所知。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形勢突然倒向對美國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顯，通過向關鍵人物行賄，或者只是承諾向其行賄，美方中間人「扭轉」了印度尼西亞國家電力公司評估團隊的意見。我們面臨著丟標的危險，日方合夥人也做出了同樣的判斷。於是，丸紅株式會社的總裁直接聯絡柏珂龍，向其表達對塔拉罕專案的擔憂。在巴黎，合同談判將會失敗的預測引起輿論一片譁然。我很快收到了帕尤納斯的命令，要求我火速趕往印度尼西亞，儘可能減少損失。總部也委派霍斯金斯親赴現場。我揹負著巨大壓力，命令同事們盡一切努力扭轉局面。在無數封郵件中，有一封郵件今天被檢察官拿來指控我，此郵件將當時恐慌的氣氛展露無遺（起訴書附錄55）。2003年9月16日，我給威廉·彭波尼寫道：「週五我們一起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您還對我說一切盡在掌控之中，可是現在我突然得知，我們公司變成了備選！明天發給我一份補救方案。我們絕對不能失去這個專案！」
2003年9月末，公司在雅加達婆羅浮屠酒店召開了一次危機公關會議。會上，丸紅株式會社向我們證實（正如我之前強烈懷疑的那樣），我們的美國對手已經承諾向評估委員會中的多名成員，以及印度尼西亞國家電力公司的領導支付賄金。阿爾斯通國際關係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並且同日本公司達成了協議，僱用一位新的中間人——一個叫阿茲曼的人。我不認識阿茲曼，也從未見過他，但是在另一份印度尼西亞的合同淡水河口二期專案中，國際關係部和他合作過。而我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確保僱用這位新中間人不會超出我們的預算。我們最終決定，將第一位中間人謝拉菲的報酬比例降低：他領取的佣金不超過銷售額的1%，也就是大約60萬美元；剩餘的2%則許諾給阿茲曼。然而，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留給我們行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霍斯金斯立即請示巴黎總部，總部在24小時內便給他開了綠燈。2003年9月，阿茲曼登上舞臺，很快便大獲全勝。2004年，我們最終成功拿下了這個專案。然而，僱用兩名中間人，需要阿爾斯通的領導層開設兩條平行的資金流通渠道：美國的溫莎總部負責支付酬金給謝拉菲，阿爾斯通的瑞士子公司則負責支付酬金給阿茲曼。為了證明阿茲曼所獲酬金正當合法，阿爾斯通瑞士子公司還要提供「偽造的服務證明」。協助開具這份檔案的人，正是阿爾斯通瑞士子公司合規部門的職員。
2004年5月24日，塔拉罕合同最終簽署前夕，印度尼西亞國家電力公司的總裁艾迪·維迪奧諾接受邀請來到巴黎，走上了阿爾斯通總部的紅地毯。為了迎接這位總裁，柏珂龍召集了自己的所有幕僚。我與集團其他高層共同參加了招待儀式後的午餐會。集團上下都十分清楚，阿爾斯通為了取得這塊未來的市場，都開出了什麼條件。2004年6月26日將最終簽字。
我此後再也沒有追蹤過這件事的進展。我只知道，直到2009年，謝拉菲才收到最後一部分酬勞。而我在2006年中期就被調回了法國。
如今，檢察官指控我是這起行賄案件中的「共謀」之一。然而，正如我向斯坦和莉茲兩位律師極力重申的那樣：
「在這起事件中，我沒有獲得一點兒個人利益，沒有獲得一分錢‘回扣’。更何況在起訴書中，檢察官們也確認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有任何疑問，就會寫在起訴書裡。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柏珂龍等上司當時下達給我的命令！所以為什麼要把我關進監獄？而且為什麼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您說得對，」但是斯坦反駁我說，「但您很清楚您違犯了法律。或者說，您至少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是灰色地帶，對吧？」
「當然，」我沒有否認，「但是在21世紀初，我沒有聽說過在法國任何一家大型企業裡擔任和我類似職位的任何一個人因有過這種商業行為而受到譴責。」
兩位美國律師一副事不關己的表情讓我非常憤怒。很明顯，事到如今，他們拒絕繼續和我站在一起。他們不聽我說話，或者說裝作聽不懂我說話。隨後，斯坦向我傳達了一條訊息，擊潰了我心中僅存的一點希望：
「還有最後一點需要您瞭解。除了郵件和對話內容，檢察官手裡還掌握著許多證詞。」
「斯坦，這點我知道，是羅斯柴爾德的證詞……」
「不只是他的，謝拉菲，也就是專案中的第一位中間人也說了很多，他肯定都交代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在處理了一件逃稅案之後，緊接著就審問了他。他為了躲避長達數年的監禁，與調查人員達成了合作。為了換取徹底的豁免權，他交代了塔拉罕一案的實情。因此，是他揭發了您和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