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協商罰款金額以將我釋放。」
「不，您只能認罪，之後由法官來決定您是否被判入獄。」
「那如果我和羅斯柴爾德一樣認罪，我將面臨5年的監禁？」
眼看著就到隧道盡頭了，這可真是一條長隧道啊，但總該在某處結束吧，會不會是在這裡呢？完了，即便是個讓人不太舒服的出路，按照斯坦的意思，這個出路對我來說也是行不通的。
「不幸的是，」他向我解釋說，「您的情況比羅斯柴爾德的情況更為棘手。請您明白，美國聯邦調查局最先調查了羅斯柴爾德，之後他便立即同意合作，因而獲得了談判的最有利條件。而您是第二個，所以對於他們的調查，您能提供的幫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您當時沒有立即同意諾維克檢察官開出的條件。」
交易！條件！協商！自從我們開始討論目前的情況，斯坦和莉茲對我就只講協商，而不依據事實和證據進行判斷。就像地毯商之間的交談，不過這回不是地毯，而是我！好吧，既然他們想這樣做，那就做吧。就像人們說的那樣，現實一點吧，不奢求正義和真理了！跟他們協商吧！按照他們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努力去嘗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好，斯坦，如果您願意，那就讓我們重新開始。我可能面臨的刑罰是什麼？諾維克威脅我說是終身監禁。我想他這樣說是為了嚇唬人，這話不是真的吧？」
「啊，」斯坦說，「從理論上講，這和事實也相差不多。您因10項罪名而受到起訴。第一項罪名是您策劃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簡而言之，這項罪名是指您涉嫌夥同其他高管密謀賄賂一名印度尼西亞議員，目的是簽下塔拉罕專案的合同，而該議員隸屬於雅加達議會下屬的能源委員會。這項罪名應判處5年監禁。然而，檢察官們手中的證據表明，前後共有4筆款項相繼支付給了這名議員的一位親屬。因此除了第一項密謀罪之外，您還因這4筆匯款受到指控，每一筆匯款都要被認作一項附加的控罪。這樣，您可能會被判處5次5年監禁，總共25年。除此之外，您還有第二條主罪——密謀洗錢罪。一場以將黑錢洗白為目的的密謀。這項洗錢罪應被判處20年監禁，而考慮到已被證實的錢款總額，監禁年數還要再乘以5。因此，您將為洗錢罪面臨100年的監禁，連同行賄罪的25年監禁。最終——而且是理論上的‘最終’——我們可以得出，總監禁時間是125年。」
這已經不再是隧道，這簡直就是深淵。我差點兒笑出聲來，但我依然據理力爭：
「斯坦，等一下，這簡直太荒唐了。涉案的僅僅是一份中間人合同！基於同一件事，檢察官怎麼可能針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和洗錢行為提出10項指控？」
「美國的司法體系就是這樣運作的，皮耶魯齊先生。我們和歐洲對洗錢的定義不同。在美國，只要有一筆金錢交易違法，美國司法部就會認定同樣存在洗錢行為。」
「這太令人震驚了！我需要您提供更多關於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其判例的材料。」
斯坦僵住了，好像我對他進行了人身攻擊一樣。
「我認為現在不是討論這個的時候，」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最好先協商您的案子，對吧？」
萬變不離其宗，談條件，達成交易。我瞭解過，在文章中讀到過，也從別人那裡聽說過：美國司法體系就是一個大市場。但只有親身經歷過這些，才能明白這句話的內涵。現在我很疑惑，是不是律師、法官和檢察官都拴在同一條「商業鏈」上。斯坦在為誰效力？怎麼會搞出這樣一個讓人感覺如世界末日般的計算表格？125年的監禁！他難道也想通過恐嚇使我屈服？我生氣地問他：
「就像您說的，既然要協商，我就有必要更加深入地瞭解檢察官指控我的內容。他呈交的證據是什麼？與我相關的罪證又是什麼？我被關在看守所裡已經超過了一週，但您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這次輪到莉茲向我發火：
「對您進行控告的起訴書一共有72頁，非常詳細。讓我們開始讀吧！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