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萬美元，至於您這邊，我們認為您提供40萬美元保釋金就足夠了。此外，貴公司還同意租用一套公寓，並且支付兩名負責監視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國。」
「看守？24小時不間斷地監視我的家人和我？」
「沒錯。這也是強加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的釋放條件，在對他的犯罪案件進行預審期間，他一直都是以這樣的狀態待在紐約的。也請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們的出價，我們也需要一些時間籌足保釋金，給您租一套公寓，還要僱用看守，因此，兩三週之內您是無法離開這裡的。如果一切順利……」
說什麼「如果一切順利」！這傢伙知不知道我在遭受什麼樣的罪？真是見鬼了，我可是在看守所裡，而且是美國最破爛的一座看守所。「兩三週」，他的口氣好像是在解決一個簡單的管理問題、一個微不足道的煩惱，或是一場始料未及的小風波一樣。阿爾斯通的管理層呢？誰能相信他們就這樣放任一位高管蹲在看守所裡而毫無作為？他們肯定不會白白付佣金給斯坦的，斯坦肯定會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就像看護火爐上的牛奶一樣。他們給斯坦施壓，他們……律師突然打斷了我的思緒。「皮耶魯齊先生，您得明白，我們和阿爾斯通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接觸，這樣做是被禁止的。我們不能和您的上司對話。美國司法部擔心貴公司會向您施加壓力。我們只能和巴頓·博格斯律所的同行交換意見，他們為貴公司的利益辯護，委託我們負責您的辯護。」
我腦海中浮現出的畫面，就是我在不停地向下墜落。每次斯坦一張嘴，我腳下的地面就下沉一截。如果他和阿爾斯通一點聯絡都沒有，那他如何為我辯護？我又怎麼能弄到那些內部證據和資料來證明我的清白？又有哪個法官能查明，在給阿爾斯通惹來指控的那起行賄案中，我是真的扮演了什麼角色，抑或是什麼角色都沒有扮演？我的律師一定是對形勢的複雜程度判斷不足。他這麼沉醉於自己的律師文憑，但他真得補補課。
「斯坦，」我儘可能心平氣和地說，「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曉阿爾斯通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間人的行為。但是，決定僱用中間人的事情跟我沒有關係。阿爾斯通有著嚴格制度化的內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層下達指令。」
「皮耶魯齊先生，」他很快打斷我，「現在討論這些細節都為時尚早。當下重要的是，儘可能充分地準備您的保釋請求。」
「但是，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戶，也不是那個找到中間人的人，更不是那個批准去招募中間人的人。如果您不向法官解釋清楚這些，那您怎麼能為我的案子做辯護呢？想要招募中間人，需要13個人簽字，還需要3位最終簽署人中的兩個人簽字，再直接呈交給阿爾斯通的執行長柏珂龍。我們公司必須把這些檔案交給您，尤其是關於塔拉罕專案中僱用中間人的那些檔案。從今天起，您就應該去討要這些檔案。」
就在我繼續向斯坦解釋公司的幾位領導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哪一位，也就是在執行長柏珂龍直接領導下的那一位（他的直接下屬）時，我發現他一個字也沒記。他只是看著我，表情越來越無奈。我甚至感覺到，他簡直把我當成了一個蠢貨！
最後我閉上了嘴，樣子非常尷尬。接下來大家沉默了很久，我們互相凝視著彼此，終於……我恍然大悟，律師把我當作蠢貨情有可原。我怎麼能有一絲一毫的妄想，認為阿爾斯通會把集團內部廣泛採用的行賄系統的證據交給美國檢方呢？當然，這些證據會證明我確實沒有什麼責任。但與之對應的是，這些證據會迫使集團——從集團的幾位最高層領導開始算起——自我指控、自我揭發，承認集團實施的那些合規流程都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我簡直傻透了，竟相信阿爾斯通會冒著這樣的風險來營救我！從這個角度來看，很明顯阿爾斯通什麼都不會做。有哪個公司會以招認自己的罪過和承擔刑事責任的自我犧牲方式，去營救一個管理人員？在此之前，我還從未以這種角度看待過這些事情。我太天真，或者說是太自負，我不想再用更差的詞來形容自己。現在我必須承認，我的處境確實非常危險。而且從今以後，我就是孤軍奮戰。
我用蒼白無力的聲音再一次問斯坦：
「您檢視過起訴書了嗎？收到檢察官的其他文書了嗎？我最壞能被處以什麼樣的刑罰？」
「現階段我們很難回答您的問題。我們和您一樣，也只是讀了起訴書的摘要。」
「但是那裡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有罪。」
「我也願意同意您的這種觀點。確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您沒有任何郵件提到可能發生的行賄事件。但是檢察官會給我們送來150萬份檔案。」
「150萬份檔案？」
「是的。另外，他們說，他們手上有兩個證人能證實您參與了這場犯罪……」
最後，為了能夠獲得律師的幫助，我在公司交給律師的那份檔案上籤了字。阿爾斯通強加給我的條件令人憤恨，但是我別無選擇。
美國的總檢察長與法國的檢察長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