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第一晚，我異常煩躁，幾乎沒怎麼睡覺。梅森打起鼾來就像火車開起來一樣響。一到早餐時間，我們就像解放了一樣。終於可以走出牢房了，尤其是終於能衝個澡了。我是第一個到達公共浴室的，脫光衣服開始洗澡，但很快就遭到一名犯人的訓斥：「這裡不能光著身子洗澡！必須穿著短褲和拖鞋！這樣才不會汙染這個地方。」顯然，這裡的一切都需要我去學習，而且要儘快學。事實上，在懷亞特看守所的幾乎都是慣犯和累犯，所有人好像都知道看守所裡的規章制度和人情世故，只有我是個初來乍到的「菜鳥」。如果上不好這個「速成班」，我怕自己會成為大家嘲弄的物件。
我還必須想辦法聯絡上那位行蹤難覓的律師莉茲。我再次請求看管監區的獄警允許我給布盧姆打個電話。「這些話請您跟社工說，」他回答道，「她午飯過後就來。」起碼我正在培養耐心——鐵窗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品質。午飯時間一過，社工就到了。但是大家一擁而上，都急著想要和她說話。等來等去，再等來等去——監獄的第一要義就是「等」——終於，輪到我了。那位社工接待了我，之後令人感動的一幕發生了。在給布盧姆打電話傾訴我的無助與絕望時，儘管電話訊號被幹擾，但這位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還是聽明白了我向他提出的請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又給懷亞特看守所打了個電話，要求獄警通過社工把莉茲的電話號碼轉交給我。表面上看，這位善良的布盧姆比我自己的律師都更加關心我的辯護！
但是在和莉茲取得聯絡之前，我必須克服一個新的困難。要想順利使用公共大廳那4部壁掛式電話機中的1部，就要先走一遍極其煩瑣的流程。作為一名「新人」，我必須通過社工向懷亞特看守所的獄警遞交一張清單，列上我「在住」期間所有需要聯絡的人。這張單子必須經過正式審批，而且由看守所當局記錄在冊。第一個問題：除了莉茲的電話號碼（社工剛剛給我的），別人的電話號碼我一個都記不住了。第二個問題：想要打電話，就必須付錢！每個犯人都有一個食堂賬戶，可以用它支付電話費用，通話費用高得離譜。但是我的錢包和信用卡等都被沒收了，保管在莉茲那裡！這簡直就是一齣在康涅狄格州上演的卡夫卡式悲劇。社工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破格」准許我使用她辦公室的直線電話打給我的律師莉茲。
我終於能給她打電話了。她知道了我被關在哪座看守所。
「但是您的看守所在什麼位置啊？」她虛情假意地問我。
她甚至都不願意花力氣去查一查這座看守所的地址！到底是她原本就無知透頂，還是她對我的事漠不關心？接下來的談話更是讓我無法安心。
「好吧，皮耶魯齊先生，訊息都不太妙……我打算向法院交10萬美元的保釋金，但他們認為這遠遠不夠。很明顯，美國司法部還想繼續扣留您，檢察官會把要價抬高。告訴我，您的銀行賬戶裡有多少錢？」
我腦海中快速地計算著。
「所有錢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萬美元左右吧。」
「嗯……這些估計還是不太夠。您搞不到更多錢了嗎？」
「搞不到了。雖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錢人。我在巴黎郊區有一套房子，是零首付貸款買的，也就這些。不過，發生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阿爾斯通呢？我也算是因為它而入獄，我想集團會介入吧？」
「有可能……好吧，您聽好，我爭取到了明天上午再次開庭的機會，審理您的保釋請求。所以很快我們就會有結果的。您別太擔心，我們會想辦法的。」
「但願。把這個訊息也告訴卡爾，他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我希望他在華盛頓和美國司法部會面結束以後，能來懷亞特看看我。」
我們的談話結束後，莉茲查了我的黑莓手機，將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碼，請她儘快在我的食堂賬戶裡存入50美元，以備隨時需要。按照我的習慣，尤其是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我總是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思考。這是要歸功於我受到的工程師教育，還是出於我對數學的興趣呢？面對所有複雜局面，我都採用運算的方式處理。我先排列出加號、減號，再做加法和減法。
有一條好訊息：我在這個地獄般的看守所裡的苟且生活沒有幾個小時了。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釋金，法官也會裁定將我釋放。在這樣一個連殺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釋放的國度，任何其他的裁決結果對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譚。還有一條不太好的訊息：作為將我釋放的交換條件，負責裁決我命運的那個法官可能會禁止我在等待最終審判期間離開美國領土。從家庭和工作角度來看，這樣的情況自然遠非理想，不過也不算是個災難。2006年返回法國之前，我已經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對美國分公司非常瞭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國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幾個月之內，我也應該能繼續領導鍋爐業務不出大的差錯。當然，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個為我量身定製的職位。但是，因為公司的緣故，我遇到了這麼多麻煩，公司應該會比較通情達理，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碼的結果吧！
與之相反的是，對我們全家來說，這將會是一場噩夢。2012年8月，我帶著克拉拉和4個孩子到新加坡定居。這次遷居亞洲，對全家人來說都受益。我們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難，新加坡的生活象徵著新的開始。我們賭對了。孩子們在那裡過得很快樂，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環境。他們非常喜歡就讀的國際學校，已經交了許多朋友。我現在彷彿還能看到那一幕：我們抵達新加坡後的第一週，加布裡埃拉舉著自己的平板電腦穿過整座房子，為她爺爺舉辦了一場虛擬的新居之旅。她當時的神情是那樣自豪、那樣快樂，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樣。從那時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軌。
對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聯近72個小時。雖說我出差時的確很少和家人電話聯絡，但是時候把實情告訴她了。我和律師已經商量好，明天開庭之後就會告訴她一切。那時我將重獲自由，對她的打擊就不會那麼強烈。但是我該怎樣向她解釋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滯留美國幾個月，等待判決結果，那接下來的生活我們該怎麼安排？難道要再舉家搬遷一次嗎？憑著神經生物學博士學位和工作經驗，克拉拉剛剛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資企業僱用，她很喜歡自己的新工作。也許我自己一個人在波士頓住上一段時間會更好。但是克拉拉能忍受這樣的分居生活嗎？孩子們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覆思量著。這些無解的問題縈繞在我的心頭。我重讀了一遍起訴書摘要，試圖理順塔拉罕專案中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但那實在是太久遠了……開庭預計是在明天上午11點，考慮到提審需要的時間，獄警應該會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從凌晨4點就開始。按理說，我應該睡一會兒，但是床那麼窄——寬度不超過半米，塑膠床墊又那麼薄，我怕自己睡覺的時候會掉下去。獄友們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計：用繩子把床墊、毯子和床單打個厚厚的結捆在一起。這個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實在透不過氣來。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塊烤肉，被繩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我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地等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