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描述懷亞特看守所呢？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這座看守所都只是一座普通的五層高的行政大樓，與周圍的建築物相比沒什麼特別的。但是，我們越走近它，就越會發現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製成的石棺。建築物正面沒有窗戶，取而代之的是15釐米寬、80釐米高的細小縫隙。這些縫隙讓人覺得渾身冰涼，看著它們，我不禁想象，在裡面看到陽光是多不容易。彷彿一旦走進去，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懷亞特看守所與世隔絕，它被雙層圍牆圍住，四周佈滿鐵絲網，每10米裝有一個監控攝像頭。進出的都是裝甲車輛。懷亞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備森嚴的羈押中心。
美國把監獄的安保分為4個等級。一級安保的監獄稱為「營地」，通常是給那些因經濟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領犯人準備的。這些拘留營有配套的健身房，通常還有網球場，沒有幾個獄警，監控措施非常少。二級安保的監獄則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來是看守所，被稱為中等級別，劃入第三級，但其實是擁有高度安保的監獄。懷亞特就屬於這一類，彙集了來自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羅得島州、緬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各路頭號危險犯人。在等待受審期間，他們就被關押在這裡。懷亞特並不隸屬於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轄屬的監獄關押的是已經被判決的犯人。而管理懷亞特的是一傢俬營公司，該公司處於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的監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按照美國的慣例，根據不同的標準（是否屬於幫派、年齡、危險性、種族等）將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裡。根據懷亞特管理部門的年度報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美國人，25%的犯人是白人。這份報告還強調，2013年有人揭發了犯人之間發生的幾起性侵案，但是還沒有查清楚。同時，兩個犯人被發現死在這裡。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屬決定投訴。
這就是美國司法部決定關押我的地方：一個超級「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慣犯，也不是危險的犯人，所以美國司法部的這個選擇違背了任何一條收監的邏輯，但是沒有人跟我解釋這是為什麼。
2013年4月15日，我們的車隊穿過大門，在第一個安全檢查通道停下，鐵柵欄開啟後，我們繼續向前，到達第二個安全檢查通道。他們讓我從裝甲車裡下來，說著我一個字都沒聽懂的監獄行話，車上那兩個人也跟著一起下來了。這都無關緊要，我們還得繼續往前走。由於一直被鏈子拴著，我一路蹦跳著，依次穿過三個裝甲門，最終到達樓內的犯人交接室，這裡負責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間裡有一個櫃檯，後面坐著負責犯人交接事宜的監獄總管；有一扇像我們在機場看到的那種電子安檢門，用來檢測犯人是否帶有金屬物；有兩個用於搜身的小隔間；還有一把專門用來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獄警解開我們的鐐銬，我們再次把自己脫光。自被捕以來，這已經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從新加坡出發後，已經兩天沒有洗澡，身上難免會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竟一點兒也不感覺害臊。48個小時已經足夠讓我把最基本的羞恥心拋諸腦後。一切都變得模糊起來，我飄啊飄，彷彿飄移到了另一個空間……
獄警遞過來一個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懷亞特看守所，新來的犯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國聯邦監獄一樣，除非被關到黑牢裡，那裡的囚服是橘色的。我們還分到四條內褲、四雙襪子、四件t恤、兩條長褲、一雙繩底帆布鞋、一雙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餘的衣物都是舊的，被人穿過且有破損。獄警還遞給我一張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是他們剛剛在一扇標明我身高的鐵柵欄前面拍攝的，那場景就和電影《非常嫌疑犯》裡的一樣。胸卡上寫著我的編號：21613。
現在要填寫一張入獄調查表，其中包括一張聯絡人清單，要把他們的電話號碼都寫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來任何一個我周圍人的電話，甚至想不起來克拉拉在新加坡剛換的電話號碼。我再也沒有辦法聯絡上我的律師了，恐懼感突然湧上心頭。那個不專業的辯護律師莉茲也沒給我留聯絡方式。我能電話聯絡上的唯一的美國「官員」就是布盧姆，那個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接待過我的探員，因為他當時很聰明地給我留了張名片。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應該和他聯絡，告訴他我的情況，讓他知道我在哪兒。「堅決不行！」獄警很生氣，他是個尖嘴猴腮的拉美裔。我執意如此。我試著跟他解釋清楚情況，但這讓他更生氣。他把我和車上另外兩個人一起關在一間牢房裡。一個小時之後，他又回來了。不知道為什麼，他改變主意了。他允許我打電話，但只能打一個，而且要長話短說。我祈禱布盧姆接電話，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運也到此為止。他說他正在從紐約回華盛頓的火車上，還沒來得及給我莉茲的聯絡方式，電話就斷了。布盧姆給我的時間只夠我跟他說清楚我的問題！因此，我要求獄警讓我再打一次電話。
「這裡不是賓館，你這個蠢貨！我說過只能打一次，不能打兩次！滾開！」
我匆忙跟他解釋，差點兒就去哀求他，但都沒有用。
「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這裡廢話，我就把你扔到黑牢裡去！」獄警吼道。
我幾乎忍無可忍。但是這個獄警說話的神情凶神惡煞，不容反駁，我只好作罷。
在離開那個「報到室」到達指定區域之前，每個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塊肥皂、一小瓶洗髮液、兩塊毛巾、一張5釐米厚的塑膠床墊、兩條床單和一條栗色的毯子。我被關在d區，監獄裡最破爛的監區之一。在懷亞特，監區都被安排在一個公共大廳周圍，大廳四周被牢房環繞著。d區有20多間牢房，每間牢房能容納4名犯人。我和同坐一輛車來的那兩個人一起住在19號牢房。我們三個要和睦相處，因為看守所裡的規定是，在我們被關押的前72個小時裡，我們不許走出牢房，除非是吃早飯、午飯和晚飯，時間分別是7點50分、12點20分和17點20分。在被關押的第一站裡，除去往返於食堂公共大廳的時間，我們三個都得在這11平方米的空間裡，每天一起被關上將近22個小時。
牢房裡配備了一張小鐵桌子、一個洗手盆、一間廁所、兩把固定在地上的凳子和兩張雙層床。牢房建造時是按照每間容納兩個人準備的，但是因為收監人數過多，現在只好每間牢房裡住4個人。廁所沒有裝隔門，上廁所時唯一能夠保護隱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飯的時候，獄警啟動牢房門的自動開啟模式。這樣，獄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幾分鐘，給裡面留一片暫時的清靜……
那個亞洲人的鋪位在我上面，那個大塊頭黑人的鋪位則在我對面。幸運的是，我的獄友都很有教養。他們發現我對他們講的事情一言不發，就放慢了語速，注意用詞。他們分別叫趙和梅森。我們靠互相講述自己的遭遇打發時間。趙的命運十分傳奇，他是一名來自越南的政治難民，從馬來西亞地獄般的臨時難民營裡逃出後，最終在1991年流亡到美國舊金山。他用微薄的積蓄開了一家飯館，繼而開了第二家，後來在餐飲業發了大財。
「我最後攢了200萬美元！」他說道，「之後我便為所欲為，在賭場裡狂賭。我把所有東西都輸光了，為了挽回局面，我開始製造假信用卡。」
趙第一次被捕後，被判了兩年監禁，在加利福尼亞州服刑。出來以後，他又墮落了，直到在賭桌上輸了個天文數字——1200萬美元！他又一次因鉅額詐騙罪被捕，現在可能要面臨10年刑期。
梅森的個人經歷則「傳統」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個黑人社群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個無名小卒，他的母親是一個「癮君子」。梅森加入黑幫的時候才14歲，在得克薩斯州開始沾染可卡因交易。他的第一段鐵窗生涯長達6年，出去之後就成了「666」的一員，那是個專門面向黑人發展信徒的所謂「伊斯蘭教分支機構」，對白人公開推行種族主義，甚至表示在監獄裡都得實行戒律。後來他又被判了8年。但是在這兩次服刑期間，他完成了兩年之內使4個女人生了4個小孩的「壯舉」。他向我們講述那是4個「絕佳」女人的時候，神情十分自豪。
「第一個是監獄的女獄警，第二個是博物館安全部的女職員，第三個是麥當勞的女服務生，第四個是哈特福德一個俱樂部裡的脫衣舞娘。聽好了，下面才是重點，」他興奮地接著說，「沒有一個人管我要撫養費！」
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獄友還向我傳授了監獄守則。當我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裡吐口水的時候，梅森開始對我大喊大叫，甚至罵我：
「你不許吐口水，你沒權利這麼做。要吐你到廁所裡吐去。你不能在我們洗臉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這些犯人在衛生問題上嚴格照章辦事。
「你小便的時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樣坐著小便，」梅森教導我，「你懂嗎？你不能尿得到處都是，你不能站著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樣，你得去廁所，並用水衝了，讓水把臭味吸走。你聽明白了嗎？」
話到意到。他說的這些規則也有道理，我會一步步學習的。根據他們的經驗，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人病了，那麼傳染的風險非常高。懷亞特看守所的醫療救助手段基本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點，而且還是我自己交的「學費」。飛來紐約之前，我在參加最後一場網球賽的時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腳踝內外側韌帶嚴重撕裂，所以上飛機的時候，我幾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當我戴著鐐銬不得不蹦著往前移動的時候是什麼感受）。到達懷亞特看守所的時候，儘管我反覆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療。
就算趙和梅森易於相處，但是剛開始的幾個小時對我而言依舊度日如年。沒有音樂，沒有電視，沒有本子，沒有鋼筆，沒有書，我唯一能看的資料就是莉茲在法院給我的起訴書摘要。讀著讀著，我的思緒又回到了21世紀初，那時候，這個可惡的印度尼西亞的專案合同還在談判之中。就是那一紙合同，給我惹來了這場被囚禁於11平方米房間的牢獄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