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樂倒了兩趟地鐵，下了車，頂著北京初夏的太陽，穿過一條曲折的小徑和兩個破敗的橋洞，一邊走一邊問路，終於找到了幸福裡小區的一個側門。入口處有一個黑色鋁合金搭建起的拱梁，上面鑲嵌著金色的大字「幸福裡二社群」。「區」字裡的那個「ㄨ」已經不知去向。拱梁右側的陰涼下，有三個大媽，一邊擇韭菜，一邊鬼鬼祟祟地抱怨兒媳婦。不遠處的報刊亭旁邊，有四個大爺，面紅耳赤地大聲爭論地緣政治和國際局勢問題。「要我說，就直接打丫的！」一個大爺抬起胳膊，揮斥方遒地說。「你可別鬧了。打丫的？現在都做買賣，誰打仗呢？」另一個大爺理性地駁斥他。民間鷹派和鴿派，楊天樂想。
當時正好是上班時間，小區裡的人不多，挺安靜，偶爾有寵物狗不知好歹地叫上幾聲，然後對著自己的回聲再吠幾聲。水果攤子的老闆小心翼翼地碼放著香蕉，又給一半西瓜包上保鮮膜。旁邊一個彩票投注站裡站著四五個無所事事的中年男人，挺著肚子，攥著佈滿汗漬和油脂的文玩核桃，一臉嚴肅地研究牆上的k線圖，看得出來，他們對此寄予厚望。
當時，楊天樂還不知道這個小區具體在北京的什麼方位，只知道它位於朝陽區、應該從哪站下地鐵。幸福裡是個龐大的住宅區，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建造，一點點蔓延成現在的樣子，像一攤水一樣成了毫無規則的形狀。這個小區分成一區二區三區，霸道地橫跨了數個路口。
幾年之後，幸福裡周邊變得非常熱門，已成為房地產中介眼中朝陽東部最重要的板塊之一。周圍的配套越來越成熟，不遠處的高檔社群也開始林立。有一段時間，在朝陽群眾的持續舉報下，警察從幸福裡對面的那個涉外小區中抓獲了一個又一個吸毒的明星。有一次，楊天樂在附近跑步，親眼看著那個靠唱哥哥妹妹之類通俗民歌成名的胖子被警察按在地上，他穿著一條大短褲，t恤被蹭到胸口，露出腰部肥碩的脂肪。他趴在地上拼命蠕動，標誌性的大框眼鏡被甩出三米開外。
這些都是後話了。當時，第一次站在幸福裡，楊天樂只是覺得這個小區還挺有生活氣息。他向那幾個抱怨兒媳婦的大媽問了問自己要去的那棟樓的位置，然後向小區深處走去。站在那棟樓下，抬頭望望四周模樣雷同的六層磚混居民樓，他想，終於開始真的在北京落腳了。
對於未來，他只有一個模糊的預判，將從這裡奔赴，可奔赴哪裡呢？他不知道。應該是奔赴更好的生活吧，就如同每個人所幻想的那樣，可更好的生活到底長什麼樣子，他說不清，至少應該有一個穩定的住處吧。他抬頭看見馬路對面不遠處的一個新小區正在開盤，高層樓房的頂端懸掛著巨大的廣告牌——「青年嘉園盛大開盤，每平米僅售11000元，北京新青年的精神地標。」這些大字旁邊有一對喜形於色的年輕男女，微笑著望向遠方，表現出一種所謂的憧憬。
楊天樂看著那個價格，深吸了一口氣，又長長地撥出去。其實，他沒什麼感覺，或者說，根本沒什麼概念。剛剛到北京，連工作都還沒開始，買房子這件事距離自己過於遙遠。很多事都是有步驟的，所以沒覺得那個數字是一個不可承受的重負，更沒意識到是值得投資的機會。他只想慢慢開始工作，慢慢熟悉北京，慢慢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他覺得這裡有無限的可能性，因此一切都不必著急。但他不知道，這座城市的房價也有無限的可能性。他不知道幸福裡的房租會在接下來的數年內上漲五倍，更不知道幸福裡的房價會上漲七倍，而三環內的房價會上漲十倍……
楊天樂剛到北京時，人們對於這座城市的房子好像還沒有發展出那種宗教式的狂熱。那時候買房子的要求很簡單，沒有限購政策，沒有對戶口的要求，不需要開具納稅滿五年的證明，錢是唯一的硬通貨，不像後來，購房資格比錢還值錢。仔細想想，當年那個只認錢的時代，簡單又明朗。
那時，白領們都表現得很正常，沒有人像比賽一樣叫嚷著自己患上了拖延症和憂鬱症；廣場舞大媽還沒徹底攻佔所有的空地；人們還沒開始爭論到底是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北京地鐵花兩塊錢可以隨便坐；買車不用絕望地搖號，出門也不用迷惑於今天是否要限號；聯絡一個人還只能發簡訊，一條一毛錢，也不需要焦慮於要不要給上司的朋友圈點贊；手機是一種需要翻蓋的裝置，竟然還有一堆按鍵；吃飯必須乖乖出門，打車只能站路邊招手；轉賬必須去銀行；紅包意味著真的要把現金裝進一個紅色的紙包；pm2.5還沒有被命名……
那一陣，北京還在以一種放鬆的面貌對待所有人，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來者不拒，去者不留。多年之後，它被悄悄地重置了原始碼，設定出各種隱秘關卡，到處都是審視的目光。表面上還是一副稀鬆平常，暗地裡到處滋生出異樣。它下定決心驅逐一些已經留下的人，再想盡辦法嚇退一些即將奔赴而來的人。但越是如此，人們越想入局。北京像一個盛大的謎面，所有人都想來到這裡參透謎底。
那天，楊天樂第一次站在幸福裡的樓群中央，他覺得自己想了很多，但其實沒想到的更多。除了沒想到日後變得狂躁的房價，他還沒能想到，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都沒有離開幸福裡。這裡接納了他，收容了他，溫暖了他，也困住了他。
他站在樓下，默默抽完一根菸，在旁邊的水果攤買了幾個橙子，上了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