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技術的重構

我在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指出:「技術和數字化將會改變一切……‘這次不同了’是一個被濫用甚至經常錯用的金句,但基於本書,這句話卻是非常恰當的。簡而言之,各項重大技術創新即將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波瀾壯闊、勢不可當的鉅變。」sup/sup該書出版後的4年來,科技發展可謂日新月異。從無人機到語音識別,從虛擬助手到翻譯軟體,人工智慧已經走入我們的生活。移動裝置已經成為我們個人和職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許多方面給我們提供幫助,預判我們的需求,傾聽我們的聲音,鎖定我們的位置,甚至在未收到指令的情況下也會這麼做……自動化和機器人正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企業的經營方式,產生的收入回報是幾年前難以想象的。隨著合成生物學前景在望,基因學的創新發展也令人十分振奮,為醫學的突破性發展奠定了基礎。生物科技雖然還不能遏制(更談不上預防)傳染病的發生,但最新的發展成果已經大大提高了人類對新冠病毒基因組的識別和測序速度,也進一步提高了醫學診斷的準確性。此外,採用rna(核糖核酸)和dna(脫氧核糖核酸)平臺的最新生物技術讓疫苗研發的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同時也推動了新型生物工程治療方法的發展。

總結來說,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並將繼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對廣泛的社會領域產生影響。本章內容認為,新冠疫情將繼續加快創新步伐,推動如火如荼的科技變革(它同樣會對其他根本性全球問題和國內問題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併為任何一家數字化企業或者任何企業的數字化業務帶來「渦輪效應」。疫情還會加劇科技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的一項重大挑戰,即隱私問題。我們看到接觸者追蹤技術擁有無比強大的能力,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武器庫中佔據了近乎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時還成為大規模監控工作的強大助手。

_加快數字化轉型

多年來,許多分析人士反覆提到「數字化轉型」,只是一直無法確定它的準確含義。如今面對新冠疫情,「數字化轉型」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人們禁閉在家帶來的一個主要影響是,數字世界實現了決定性甚至是永久性的拓展和發展。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它最為普通的日常功能上(線上聊天、更多的娛樂節目流播和更豐富的數字化內容),而且體現在它進一步改變了企業經營方式。關於後一點,本書第二部分將進行詳述。2020年4月,幾位科技領袖指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以迅速而徹底的方式,使得一系列廣泛的技術應用成為必需。短短一個月內,許多科技應用企業就實現了跨越多年的發展。對於精通數字技術的企業來說,這是好事。但對於其他企業來說,則前景非常堪憂(甚至可能面臨災難性後果)。微軟公司執行長薩提亞·納德拉表示,社交隔離的相關要求讓「萬事萬物實現遠端化」,讓大量技術的應用提前了兩年。谷歌公司執行長桑達爾·皮查伊對數字活動的跨越式發展表示了驚歎,並預測這將對線上辦公、教育、購物、醫藥和娛樂等各行各業產生「重大且持久」的影響。sup/sup

消費者

疫情封禁期間,許多原本不想太依賴電子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習慣:去不了電影院,只能線上觀看電影;去不了餐廳,只能點外賣吃;見不了朋友,只能和朋友網上聊天;無法在咖啡機旁和同事閒聊,只能對著螢幕和他們溝通;去不了健身房,只能線上進行一些鍛鍊。幾乎在轉瞬之間,大多數事物都實現了「電子化」:電子學習、電子商務、電子遊戲、電子書籍、電子考勤等。一些老習慣自然會迴歸。(人際交流帶來的樂趣當然無與倫比——我們畢竟是社會動物!)但與此同時,對於疫情期間被迫採取的許多科技行為,我們會越來越熟悉,越來越得心應手。如果社交隔離持續下去,我們就需要更多地依賴數字平臺來溝通、工作、尋求建議、訂購商品或服務,然後原本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慣就會被慢慢取代。此外,我們也會通過多個角度,經常性地對比線上生活和線下生活的利弊。比如,我們可能會覺得,面對計算機螢幕參加一個腳踏車課程不如現場和大家一起上課那麼歡樂有趣,但是當健康問題成為優先考量,我們就會覺得在家安全得多(也便宜得多)。這同樣適用於很多其他領域,比如乘飛機去開會(網路會議平臺zoom更安全、更便宜、更環保且更便捷)、週末長途駕車去參加一個家庭聚會(社交軟體whatsapp上的家庭小組不是那麼好玩,但更安全、更便宜、更環保),甚至報名參加一個學術課程(線上課程雖然效果可能要打點折扣,但是更便宜、更便捷)。

監管者

在我們的個人和職業生活中,「萬事萬物」轉向數字化也會得到監管機構的支援和推動。長期以來,政府部門一直傾向於延緩新技術的應用步伐,它們花費了過多的精力來構思最佳監管框架,但是正如目前遠端醫療和無人機送貨所展示的那樣,生活所需會加速推動這一轉型。在有些領域,相關技術已存在多年,但一直受制於監管政策,因而未能取得快速進步。但此次疫情期間,幾乎世界各國突然之間都放鬆了這些監管,這主要是因為它們別無選擇或者沒有更好的對策。此前不久還難以想象的事情轉瞬之間就成為可能。我們相信,無論是體驗到了遠端醫療的便捷性的患者,還是使這一切得以發生的監管部門,都不願意回到過去的模式。新的監管制度將會繼續有效。類似的故事正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上演,比如,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正在快速制定針對無人機送貨的監管規則。無論如何,當務之急是推動發展「無接觸經濟」,而監管部門現在也在有意加快發展這一經濟模式,這就消除了發展障礙。無論是此前不久還很敏感的領域(比如遠端醫療和無人機配送),還是更加常見、保護更充分的監管領域(比如移動支付),都將從這一趨勢中受益。這裡略舉一例:2020年4月,面對疫情的肆虐,歐洲銀行監管部門決定提高消費者使用移動裝置進行支付的額度,同時降低了相關的驗證要求(此前,根據這些驗證要求,要使用paypal或venmo這些平臺進行支付非常困難)。由此可見,監管態度的變化有助於數字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當然,這也有可能會帶來網路安全問題。

企業

新冠疫情消退之後,社交隔離措施可能會以某種形式長期存在,因此各行各業的企業都有理由加快發展自動化。一段時間以後,人們對於技術性失業的擔憂會得到緩解,因為各國會注重改革勞動力隊伍,儘量避免密切的人為接觸。誠然,在當今世界,人類不能太靠近彼此,也願意減少彼此之間的互動交流,這就給自動化技術創造了很好的生存土壤。新冠病毒或其他傳染病帶來的威脅可能會始終縈繞我們的心頭,讓我們心懷恐懼,這也會推動自動化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在最適合實行自動化的領域。2016年,牛津大學的兩位學者得出結論:到2035年,86%的餐廳工作崗位、75%的零售業工作崗位和59%的娛樂業工作崗位都將實現自動化。sup/sup這三大行業是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為了滿足清潔衛生的需要,它們需要實行自動化,這會進一步推動向科技化和數字化的轉型。另外,還有一種現象也一定會促進自動化的發展:社交隔離之後,可能會產生「經濟隔離」。當各國轉向內生性發展,全球性企業縮短其超級高效卻脆弱異常的供應鏈時,就會對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產生巨大需求,因為這類技術不僅能夠降低成本,而且有利於本地化生產。

自動化程式已發展多年,但加快變革和轉型的步伐仍然是關鍵所在:新冠疫情會加快促進自動化在職場的應用,也會讓更多的機器人走入我們的個人和職場生活。從疫情一開始,人們就很容易發現,在人力不可用的情況下,機器人和人工智慧「自然而然」替補上陣。此外,為了減少員工面臨的健康風險,機器人和人工智慧隨時要派上用場。在強制實行社交隔離措施的情形下,機器人被用於倉庫、超市和醫院等各種場合,完成貨架掃描(人工智慧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很多應用)、保潔和配送(機器人配送很快會成為醫療供應鏈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並會促進食品雜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無接觸配送」)等各類活動。其他許多技術(比如遠端醫療)原來離實際應用還有很遠的距離,但企業、消費者和公共機構現在正在發力,快速推動這些技術的應用。在杭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特拉維夫等各大城市,各項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致力於完成從試點專案到規模化運營的升級,讓大量機器人參與空中送貨和道路運輸。阿里巴巴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相信,未來12~18個月,無人機配送在中國將會變得非常普遍——這比疫情之前預想的要快得多。

人們往往更多地關注工業機器人,因為它們最能體現自動化技術。但是,得益於軟體和機器學習的進步,職場自動化也開始加速發展。所謂的「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技術讓企業經營更加高效,安裝的計算機軟體完全能夠匹敵甚至取代人為操作。這種技術有多種應用形式,比如微軟公司的財務團隊對原本分散的報告、工具和內容進行整合和精簡,然後將其納入一個基於工作崗位的個性化、自動化門戶。一家石油公司通過安裝相關軟體,將輸油管道的圖片傳送給一個人工智慧引擎,然後將這些圖片與現有的資料庫進行比對,就能提醒相關員工注意潛在問題。在所用的應用場景中,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技術都能減少資料編制和驗證時間,因而能夠節約運營成本(當然,這也有可能導致失業率的上升,這一點將在本書第二部分談及)。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這一技術展現了工作效率,有效應對了工作量激增的問題,贏得了各方支援;後疫情時代,如果這一技術得到批准,將會全面鋪開、加速發展。有兩個案例可以證明這一點。一個案例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解決方案幫助一些醫院釋出新冠病毒檢測結果,每天為醫院護士減少了三個小時的工作。另一個類似的案例是,平常用於線上客服的一臺人工智慧數字化裝置被進行了改造,用來幫助數字化醫療平臺線上篩選有新冠病毒症狀的患者。基於上述原因,諮詢公司貝恩公司預測,未來兩年,採用這個業務流程自動化技術的企業將增加一倍,而新冠疫情很可能進一步縮短這個週期。sup/sup

_接觸者追溯、接觸者追蹤和接觸者監測

疫情防控更有成效的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經驗:技術,尤其是數字化技術,能夠助力抗疫。實踐表明,對接觸者進行有效追溯是疫情防控戰略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封禁措施確實能夠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但不能消除疫情帶來的威脅。此外,這些措施會產生高昂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如果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就很難真正戰勝新冠病毒。此前,減少或阻止病毒傳播的最有效方法是開展大規模的醫學檢測,然後進行病例隔離、接觸者追溯和對已感染人群接觸者進行隔離。而我們在下文將看到,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可以發揮強大力量,大大縮短工作流程,能夠幫助公共衛生官員快速地鎖定感染者,從而在病毒開始傳播之前就將其遏制。

因此,接觸者追溯和追蹤成為公共衛生系統應對新冠疫情的必要手段。這兩個詞經常可以通用,但是略有區別。比如,一款追蹤應用程式通過gps(全球定位系統)座標或無線蜂窩定位提供的地理資料,確定某個人的當前位置,從而獲得即時資訊。而追溯軟體使用藍牙技術,識別出人與人之間的物理接觸情況,然後回溯獲得相關資訊。這兩種技術都不能提供奇蹟般的解決方案,徹底阻止病毒的傳播,但是它們可以近乎即時地發出警報,助力相關部門儘早採取干預措施,限制或控制疫情傳播。如果疫情在超級傳播的環境(如住宅小區或家庭聚會)下暴發,這兩種技術就更能發揮作用。為了便於閱讀,我們將其合二為一,互動使用(媒體文章也經常這樣做)。

最有效的接觸者追蹤顯然需要技術的支援:它不僅要能追溯到與一名手機使用者有接觸的所有人,還要能追蹤到該使用者的即時移動情況,從而創造有利條件,幫助實施更加有效的隔離措施,並警告附近的其他手機使用者:他們附近出現了一名感染者。

數字追蹤已經成為公共衛生領域最敏感的話題之一,這並不奇怪,因為它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關於隱私問題的嚴重擔憂。在疫情暴發初期階段,許多國家(大多為東亞國家,也包括以色列等其他國家)決定採取各種形式的數字追蹤技術。它們不是對病毒傳播鏈條進行回溯性追蹤,而是對人群的移動情況進行即時追蹤,旨在限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活動,並隨後採取充分隔離或部分隔離措施。疫情暴發伊始,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韓國就強制採取數字追蹤措施,它們採集移動和信用卡資料,追蹤他們的行跡,甚至使用了影片監控技術(韓國)。此外,有些經濟體還強制要求入境旅客和處於隔離期的人佩戴電子手環(香港特別行政區),旨在向那些容易感染的人群發出警報。其他一些國家則採取了「折中」的解決方案,為隔離物件配備手機,以監測他們的位置,以便他們在違反隔離規定的情形下,向公眾發出通報。

最熱門、最受讚譽的數字追蹤解決方案是新加坡衛生部運營的tracetogether應用程式。這款應用似乎「完美」地平衡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民隱私保護,它將使用者資料保留在手機上而不是伺服器上,並設定匿名登入。只有配備了最新版本的藍牙技術(在許多數字技術欠發達的國家,這款應用的使用會受到明顯限制,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手機的藍牙能力不足,難以開展有效探測),才能有效捕捉到接觸情況。藍牙技術能準確識別出兩米範圍內兩名藍牙使用者的物理接觸情況,而且一旦出現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這款應用就能向接觸者發出警報,同時就必須(在繼續保持接觸者匿名身份的情形下)將儲存的資料傳送給衛生部。由此可見,tracetogether應用有效保護了使用者隱私,且由於使用了開原始碼,因此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使用。然而,隱私權倡導者認為這款應用仍然存在風險: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公民都下載安裝這款應用,那麼在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這款應用就能識別出大多數公民的身份。網路入侵、對系統運營商的信任問題以及資料儲存的時間點等問題會造成額外的隱私風險。

除此之外,還存在其他的方案,主要是要擁有可驗證的開原始碼,並要能為資料監管和資料儲存時間提供保證。各國可以實施共同的標準和規範,在歐盟尤其如此:許多公民擔心新冠疫情會迫使他們在隱私和健康之間進行兩難選擇。但歐盟競爭委員會委員瑪格麗特·維斯塔格認為:

這是一種虛假的兩難困境,因為你可以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下,用技術來做很多事情。在我看來,當人們說這件事只有一種方法的時候,他們通常只是想利用資料為自己服務。我們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南,我們和成員國共同開發了工具箱,所以你可以開發一款自願式應用,利用藍牙技術來集中儲存資料。你可以利用這一技術追蹤病毒,但同時你也可以為人們提供選擇的權利。只有這樣,人們才能相信這項技術只是用來追蹤病毒,而非用於其他目的。當我們告訴公眾,你們可以信任這項技術,可以使用這項技術的時候,我們應該表明我們的嚴肅態度。我們要讓公眾知道,這並非是為了開啟公眾監控的新時代,而是為了追蹤病毒,是為了維護社會的重新開放。sup/sup

這裡要再次強調一下,我們正面臨一種快速變化、劇烈動盪的形勢。蘋果和谷歌在2020年4月發表宣告稱,它們正在攜手合作,共同開發一款應用程式,幫助公共衛生官員逆向追蹤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移動軌跡和接觸人群,這為最擔心資料隱私和害怕資料監控至上的各國社會指明瞭一條出路。移動裝置攜帶者可以自願下載這款應用,然後同意分享資料。這兩家公司也明確表明,它們的技術不會提供給公共衛生機構,除非這些機構能夠遵守它們的隱私保護指引。但是,自願式追蹤應用面臨一個問題:它們的確注重保護使用者隱私,但只有使用者參與度足夠高的情況下才有效——這一集體行動問題再次凸顯了現代生活在倡導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個人主義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聯的特徵。如果人們不願意向監管系統的政府機構提供個人資訊,任何自願式追蹤應用都不會發揮作用;如果人人都拒絕下載這一應用(並因此隱藏有關潛在感染、行蹤和接觸人群的資訊),那麼每個人都會深受其害。最終,公民只會使用他們認為可靠的應用程式,而這取決於他們對政府和公共機構的信任。2020年6月底,使用者對追蹤應用的使用體驗感排名結果可謂喜憂參半。採用了這些應用程式的國家不足30個。sup/sup在歐洲,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基於蘋果和谷歌開發的系統廣泛推出了應用程式,法國等國決定自行開發應用程式,但遭遇了互操作性問題。總體來看,技術問題和對隱私問題的擔憂似乎影響了應用程式的使用比例。這裡僅舉幾例:在經歷了技術故障並且招致隱私保護活動家的批評後,英國徹底改變了態度,決定用蘋果和谷歌開發的模式取代其自行開發的追蹤應用程式;挪威因隱私保護問題,暫停了應用程式的使用;在法國,stopcovid應用僅僅上線三週就直接宣佈失敗,其利用率非常低(只有190萬使用者),並且發生了使用者頻繁解除安裝的問題。

今天,世界範圍內約有52億部智慧手機,每一部都可以用來追蹤感染物件、感染地點和感染源。這一前所未有的機會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疫情期間在美國和歐洲開展的多項調查都表明,越來越多的公民似乎贊成公共機構(在特定界限內)對他們的智慧手機進行追蹤。但和以往一樣,政策的具體細節和執行才是關鍵。數字追蹤是該強制實施還是自願實施?資料的採集應該以個人名義還是採取匿名形式?資訊是應該私下采集還是應該公開披露?這些問題牽涉很多方面,並非那麼黑白分明,因此要想各方認可一種統一的數字追蹤模式異常困難。在多國重新開放後不久,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追蹤員工的健康狀況,這種現象更是加劇了上述所有問題及其引起的不安情緒。隨著新冠疫情的影響持續存在,以及人們擔憂會暴發其他的大流行病,這些問題將變得越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