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新冠疫情和環境似乎是一對遠房表親，但實際上兩者比我們預想得更加親近、關聯更加密切。它們已經並將繼續以不可預測的獨特方式相互影響，比如生物多樣性喪失會加劇傳染病的暴發、新冠疫情將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等，凸顯人類與自然之間危險而又微妙的平衡以及錯綜複雜的關係。
此外，從全球風險的角度看，新冠疫情與氣候變化和生態系統崩潰（兩大關鍵的環境風險）之間存在最直接的關聯。這三者天生會在不同程度上給人類帶來實實在在的威脅，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新冠疫情讓我們窺見或提前體驗了全面暴發的氣候危機和生態系統崩潰將如何影響經濟：同時衝擊供需兩端，顛覆貿易和供應鏈，並能產生連鎖反應，擴大地緣政治、社會和技術等其他宏觀領域的風險（有些情況下是機遇）。如果說氣候變化、生態系統崩潰和大流行病是如此類似的全球風險，那麼它們之間有何異同呢？可以說，它們之間既有許多共同特徵，又有許多明顯的差異。
它們之間存在以下五大共同特徵：第一，它們都是已知的系統性風險（即白天鵝事件），在高度互聯的世界中快速傳播，並且在此過程中放大其他各類風險；第二，它們都呈現非線性特徵，在超過一定界限或臨界點後，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比如像新冠疫情那樣，先在特定地區出現「超級傳播」現象，然後迅速摧毀該地區的醫療衛生系統）；第三，它們暴發的機率和影響力分佈情況難以測量——它們總是在快速變化當中，因此相關的假設必須不斷調整，這讓政策管理變得極為困難；第四，它們都具有全球性，因此只能通過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才能有效應對；第五，它們都能給最脆弱的國家和最弱勢的群體帶來巨大影響。
那麼，它們之間又存在哪些差異呢？它們之間存在的幾點差異大多數屬於概念和研究方法層面的（比如新冠疫情是一項傳染性風險，而氣候變化和生態系統崩潰屬於累積的風險），但還是有兩點顯著的差異：時間範圍的差異（這會對政策和風險減緩行動產生重大影響）和因果關係問題的差異（這會讓公眾難以接受風險減緩策略）。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大流行病是一種近乎瞬時的風險，其突發性和危險性為人所共知。疫情暴發威脅到我們作為個人或一個生物物種的生存。當面臨風險，我們會迅速、堅定地做出反應。相比之下，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是不斷發展、長期積累的，其影響大多要中長期才能顯現（儘管與氣候相關的事件和「非同尋常」的自然損失事件日益頻繁，但許多人並不相信氣候危機正在逼近）。由此可見，大流行病與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的時間範圍存在巨大差異，這就決定了應對大流行病的風險需要即刻行動，並且很快就要產生效果；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雖然也要求立刻採取行動，但其效果（經濟學家稱之為「來自未來的獎勵」）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顯現。英國央行前行長、現任聯合國氣候行動和融資特使馬克·卡尼指出，這種時間上的不同步性會帶來一場「地平線上的悲劇」：和即刻產生的、容易觀察的風險不同，氣候變化的風險看起來非常遙遠（從時間和空間層面來看），因此應對這種風險的力度往往不足。比如，全球變暖和海平面上升會給某一實體資產（比如海邊度假區）或一家公司（比如一個酒店集團）帶來實質性風險，但投資者可能不一定認為這屬於實質性風險，因此就不會將其算入市場價格。
第二，因果關係的問題很容易理解，相關政策難以實施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本次大流行病中，病毒和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非常清楚：新型冠狀病毒引起了新冠肺炎。除了一小撮陰謀論者，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而在環境風險中，很難將結果直接歸因於一個具體事件。科學家通常無法指出氣候變化和某一具體天氣事件（比如干旱或嚴重的颶風）之間存在直接關聯。同樣，他們通常也無法就人類的一個具體活動會如何影響到瀕臨滅絕的某物種問題達成共識。這使得減緩氣候變化和自然損失風險變得異常困難。當一場大流行病來襲時，絕大多數民眾會認為有必要採取強制措施，但當面臨證據仍然值得商榷的環境風險，他們傾向於抵制強制性政策。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防控一場大流行病無須徹底改變基本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和日常消費習慣，而應對環境風險則需要改變這一切。
_新冠病毒和環境
自然和動物源性疾病
動物源性疾病是指由動物向人類傳播的疾病。大多數專家和自然環境保護主義者都認為，近年來這類疾病急劇增加，主要原因在於森林砍伐問題（這個現象也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關）增加了人類與動物親密接觸和傳染疾病的風險。多年來，研究者一直認為熱帶雨林等自然環境及其豐富的野生生物對人類造成了威脅，因為這些地方聚集的病原體和病毒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新的疾病，比如登革熱、埃博拉和艾滋病。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因為實際上的因果關係恰恰相反。《溢位效應：動物感染與下一次大流行病》的作者戴維·奎曼認為：「在熱帶雨林和其他野生生物環境中，生活著豐富多樣的動植物，同時也隱藏著許多不知名的病毒。但是我們入侵了這些環境：我們砍伐樹木；掠殺動物或者將其裝入籠中，然後送往市場。我們破壞了生態系統，我們讓病毒離開了其天然的宿主。這些病毒需要一個新的宿主，於是就找到了我們。」sup/sup目前，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已經表示，實際上正是因為人類活動破壞了生物多樣性，才導致產生了新冠病毒這類新的病毒。這些研究人員共同開啟了新的研究學科——「地球健康」，專門研究人類健康與其他生物物種和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他們通過研究發現，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會增加大流行病的數量。
在近期致美國國會的一封信中，100個野生生物和環保組織估計，動物源性疾病在過去50年中增加了三倍。sup/sup自1970年以來，相對而言，土地用途的變化對自然產生了最大的負面影響（並且大約造成了1/4的人為排放）。僅農業就佔據了1/3以上的陸地面積，這也是最影響自然的經濟活動。最新的學術研究發現，推動農業發展的各項因素與半數以上的動物源性疾病相關。sup/sup隨著農業（以及礦業、伐木業和旅遊業）等人類活動入侵了自然生態系統，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被打破，為傳染病從動物向人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自然界中動物棲息地的喪失和野生生物貿易產生了尤為重大的影響，因為已知和某種特定疾病相關的動物（比如攜帶新冠病毒的蝙蝠和穿山甲）一旦被帶離自然環境並進入城市，就相當於向人口密集的區域植入了一個野生動物疾病的集散中心。今天的大多數科學家都會認為，人口增長越快，我們對環境的破壞就越多，損害生態安全的農業活動就越密集，暴發新流行病的風險就越大。目前，我們為了遏制動物源性疾病傳播而可以採取的主要對策就是：尊重和保護自然環境，並積極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了有效採取行動，我們所有人均應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並問問自己：人類為什麼會與自然疏遠到了如此地步？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們提供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希望有助於實現「自然友好型」社會經濟復甦。
空氣汙染和大流行病風險
多年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主要由各類排放引起的空氣汙染是一個沉默的殺手，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健康問題，從糖尿病、癌症到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不一而足。各類排放問題還導致了全球變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資料，世界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氣都未能達到安全標準，這導致每年有700萬人過早死亡，並促使世界衛生組織將空氣汙染列為一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我們現在知道，空氣汙染加劇了任何一種冠狀病毒（不僅是當前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早在2003年，在「非典」疫情肆虐期間釋出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空氣汙染的狀況能夠解釋這種病毒致死率的差異。sup/sup該報告首次指明瞭下列規律：空氣汙染越嚴重，冠狀病毒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就越高。此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長期呼吸骯髒的空氣讓人更容易感染冠狀病毒。在美國，近期發表的一份醫學論文認為，在空氣汙染更加嚴重的地區，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率更高，因此在一些空氣汙染更嚴重的美國郡縣，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療的人數和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也會更多。sup/sup醫學界和社會公眾已經達成的共識是，空氣汙染暴露水平和新冠病毒感染機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而當病毒真正來襲的時候，結果就會更加糟糕。這項研究還處於早期階段，但進展非常快，目前雖無法證明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明確展示了空氣汙染和新冠病毒的傳播性、嚴重性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空氣汙染，尤其是具體的顆粒物濃度，會損害呼吸道——肺的第一道防線。因此，生活在高汙染城市的居民（無論什麼年紀）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更高，死亡率也更高。這或許可以解釋，倫巴第（歐洲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市民在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率幾乎相當於義大利其他任何地區的兩倍。
疫情封禁和碳排放
要確定202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減排量，目前還為時尚早，但國際能源署在《全球能源論評報告2020》中預測，今年的碳排放量將降低8%。sup/sup雖然這一資料可能代表著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年度降幅，但相對於二氧化碳減排問題的嚴峻性來說，這仍屬杯水車薪。此外，聯合國認為，要想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需要在未來10年每年減排7.6%，因此和這一目標相比，今年的減排成就仍然不值一提。sup/sup
鑑於各國採取的嚴格封禁措施，8%的減排數字看起來非常令人失望。這似乎也表明，相比電力、農業和工業（除了部分行業，這些排放「大戶」在疫情封禁期間仍然執行）的大量排放，個人開展的微小行動（大幅減少消費，不開汽車，不坐飛機）似乎微不足道。這一資料還揭示了一個事實：碳排放方面最大的「出格者」並不一定是那些顯而易見的罪魁禍首。近期釋出的一份可持續發展報告顯示，為了給電子裝置提供電力並維持其資料傳輸功能，電力生產行業的碳排放總量約相當於全球航空業的排放總量。sup/sup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我們雖然殘酷地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封禁措施，將世界1/3的人口限制在家長達一個多月，但對於實施有效的去碳化戰略幾乎沒有什麼作用，因為即便如此，世界經濟仍然源源不斷地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那麼，真正的去碳化戰略應該是什麼樣的呢？要想解決這項牽涉廣泛的艱鉅挑戰，唯有綜合採取下列措施：第一，對能源生產方式進行徹底的、系統性的變革；第二，對我們的消費行為進行結構性變革。後疫情時代，如果我們還是遵循以往的消費方式（開同樣的汽車，飛往同樣的目的地，吃同樣的食物，以同樣的方式為我們的房子供暖，等等），我們就浪費掉了利用這次新冠疫情來實施氣候政策的大好機會。相反，如果我們能將在疫情期間被迫摒棄的一些習慣轉化為消費行為的結構性改變，就有可能對氣候產生積極影響。減少一些通勤，增加一些遠端辦公，用騎腳踏車或步行來代替駕車出行，讓城市空氣和疫情封禁期間一樣清潔，去離家更近的地方度假，等等。所有這些行為如果能匯聚起來，就能聚沙成塔，實現持續減排的效果。這也促使我們思考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新冠疫情最終是會推動還是會抑制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政策？
_大流行病對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政策的影響
新冠疫情必定會深刻影響未來多年的政策環境，其帶來的重大危險在於它會遮掩環境問題。據可靠訊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原定於2020年11月在葛拉斯哥會議中心舉行，但該會議中心在4月份被改成了醫院，專門收納新冠肺炎患者。許多氣候談判被延緩，許多政策計劃被延期，這就傳遞出一個資訊：在相當長時期內，政府領導者會只關注新冠疫情給各領域帶來的直接問題。但與此同時，另一種說法也開始浮出水面，一些國家領導人、企業高管和意見領袖也對此加以詳述：決不能浪費新冠疫情帶來的大好機會，現在正是制定可持續環境政策的絕佳機會。
實際上，後疫情時代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可能會走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第一個方向正如上文所述：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後果如此嚴重、錯綜複雜和難以解決，以致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政府可能會決定「暫時」擱置全球變暖的問題，專心推動經濟復甦。如果情況是這樣，相關決策制定者將會通過提供補貼的形式，支援和刺激嚴重依賴化石燃料和碳排放的行業。他們會逐步降低嚴格的環境標準，消除經濟快速復甦會面臨的這塊絆腳石，並會鼓勵企業和消費者儘可能生產和消費更多的「東西」。第二個方向則源於完全不同的願景：大多數社會公眾會重新意識到，生活可以有所不同，這樣的社會責任感會為企業和政府提供動力。同時，環境激進主義者也會助力這一轉變：必須抓住當前時刻，充分利用這一獨特的機遇期，重新設計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好地造福整個社會。
接下來，我們來詳細展望上述兩個方向會帶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當然，最終的結果會因國家和地區而異。沒有哪兩個國家會採取同樣的政策，也沒有哪兩個國家能同樣快速地展開行動，但歸根結底，它們會邁向更加低碳的未來。
有三大原因解釋了為什麼這一切不會自動實現，以及為什麼當新冠疫情開始消退時，人們對環境的關注可能會減弱。
第一，政府可能會認定，不計任何「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以緩和疫情對就業問題的影響，最符合集體的利益。
第二，企業可能會在這種壓力之下努力提高收入，而可持續發展，尤其是氣候問題的考量，可能會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低油價（這一狀況可能會持續）有可能鼓勵消費者和企業更加依賴碳密集型能源。
這三大原因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但也有其他因素能成功推動趨勢走向另一個方向。具體來說，有四大因素能讓世界變得更加清潔、更可持續。
一是開明的領導。一些領導者和決策者已經身處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一線，他們希望利用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推行長期、廣泛的環境變革。實際上，他們會「利用」這次疫情，不浪費疫情帶來的良機。從威爾士親王到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各界領袖發出「重建美好未來」的勸告，就是這種方式的例證。同樣，國際能源署與丹麥氣候、能源和公用設施大臣丹·約根森均發表宣告，指出向清潔能源轉型有助於重啟經濟：「在世界範圍內，領袖們已做好準備，制訂了大規模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有些計劃能為經濟發展提供短期推動力，而有些計劃能塑造未來幾十年的基礎設施。我們相信，如果清潔能源能成為這些計劃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政府就能在創造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確保建立更加現代化、更具韌性和汙染更少的能源體系。」sup/sup在開明領袖的領導下，政府能夠將刺激計劃和綠色發展承諾繫結。比如，他們可以為實行低碳商業模式的企業提供更加優惠的融資條件。
二是風險意識。新冠疫情發揮了「喚醒意識」的巨大作用，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我們共同面臨的風險，並提醒我們當今世界已緊密相連。新冠疫情表明了忽視科學和專業會給我們帶來風險，也證明了開展集體行動將能產生巨大影響。我們從疫情中獲得了一些教訓，從而更好地瞭解了什麼是生死攸關的風險。現在，希望我們能借鑑這些經驗，重新認識我們面臨的氣候風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所有這一切告訴我們，我們能夠做出改變……我們必須意識到，將來還會有別的大流行病，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但是）我們同樣必須意識到，氣候變化是一項更加嚴峻的威脅，它從未走開，它同樣緊急。」sup/sup幾個月來，我們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及其對我們肺部的影響而殫精竭慮。不久之後，我們將開始對清潔的空氣念念不忘。疫情封禁期間，許多人親身體驗了空氣汙染減少後的舒適，這可能會讓我們共同認識到，我們只有幾年時間來應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壞後果。如果情況是這樣，社會（包括集體和個人）變革就會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