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和新冠疫情呈雙向互動關係。一方面，多邊主義在混亂中終結，全球治理格局出現真空，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不斷興起sup/sup，這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難上加難。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內快速傳播，影響到了每一個人，而與此同時，地緣政治斷層導致各國社會相互割裂，促使許多領導人關注國家層面的疫情防控——這樣的局面限制了集體行動的效果，降低了消除疫情的能力。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明顯加劇和加速了疫情暴發之前就已經出現的地緣政治趨勢。那麼，地緣政治事務以往有何特點，現狀又如何？
已故經濟學家、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教授讓—皮埃爾·雷曼非常敏銳地總結了當今形勢：「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到來，我們正走向一種混亂的不確定性。」最近，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他明確表示擔憂「後疫情時代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並且指出：「各類猖獗的國家主義代替了秩序和合作。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抗疫行動十分混亂，預示著可能會產生更加廣泛的疫情後果。」sup/sup這一趨勢已醞釀多年，箇中原因相互交織，但導致地緣政治形勢不穩的根本因素是權力由西向東的漸進式轉移。這一轉型帶來了壓力，導致全球格局陷入無序狀態。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準確描繪了這一趨勢——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挑戰美國這樣一個現存的大國，會給全球地緣政治系統帶來結構性壓力。未來數年，這種力量衝突會導致混亂、無序和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格局。不管你是否「喜歡」美國，它逐步退出國際事務（相當於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稱的「錐形地緣政治格局」）註定會讓國際形勢動盪不安。曾經依賴美國「霸主」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如海上航線安全、國際反恐鬥爭等）的那些國家越來越發現，它們將不得不照料自己的後院。21世紀最有可能出現的世界格局是，單一霸權統領世界的時代離我們而去，權力和勢力範圍在混亂甚至是相互憎恨的狀態下進行重新分配。
在混亂的新世界中，力量格局向多極化轉變，各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各類衝突和矛盾將不再受意識形態支配，而是由國家主義和資源競爭所激發。如果沒有一個國家來強制恢復秩序，世界就會進入「全球秩序缺失」的狀態。如果各個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不能找到更有效的全球合作之道，我們很可能就會進入「熵時代」，力量收縮、分化、憤怒和狹隘主義將逐漸成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點，使其變得更加難以理解、更加混亂。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且加劇了這一可悲的現狀，它所帶來的衝擊和後果是如此嚴重，我們不能排除任何一種極端場景發生的可能。一些失敗國家或石油國家從內部開始分裂，歐盟解體，中美關係崩塌進而引發兩國戰爭：所有這些以及其他場景現在都已變得可能發生（雖然我們希望這一切不可能發生）。
接下來，我們將考察後疫情時代會更加普遍出現且相互關聯的四大問題：全球化的衰退、全球治理的缺失、中美對抗的加劇以及脆弱國家和失敗國家的命運。
_全球化和國家主義
全球化是一個萬能詞語，它是一個寬泛而模糊的概念，指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甚至是資料在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交換。全球化幫助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但多年來也飽受質疑，甚至已經開始衰退。如前文所強調的那樣，當今世界的互聯互通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過去10多年來，催生了全球化並推動了全球化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動力不斷減弱。全球貿易談判早在21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但迄今尚未達成協議。而與此同時，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卻在持續增強。隨著全球化非對稱效應導致的社會成本不斷增加（尤其是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工人的失業率越來越高），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金融全球化風險也日益提高。上述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導致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會）民粹主義和右翼政黨的崛起。這些政黨上臺執政後，往往會迴歸國家主義，推行孤立主義議程，而這兩大理念與全球化恰好相反。
全球經濟已經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因此想終結全球化不太可能。但是，減緩全球化甚至逆轉全球化趨勢還是有可能的。我們預計，新冠疫情就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它引發了報復心理，讓國與國之間重新樹立了邊界，並不斷演變成為極端的趨勢，最終於2020年3月全面爆發，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大流行病，影響到了每一個國家。在此期間，許多國家採取了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措施（主要是擔心移民問題）和貿易保護主義舉措（主要是擔心全球化）。為了控制疫情傳播而加強邊境管控當然無可厚非，但是民族國家的復興也確實可能會逐步導致國家主義的興起。丹尼·羅德里克提出的「全球化三難選擇」框架就描述了這一現實。剛進入21世紀，全球化就開始變成一個敏感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根據這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的解釋，這是國家主義興起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全球化三難選擇」框架認為，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和民族國家是不可調和的三個概念，其中只有兩個能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有效共存。sup/sup只有全球化得到控制，民主和國家主權才能和諧共存。相比之下，如果民族國家和全球化繁榮發展，那麼民主就會難以實現。如果民主和全球化持續發展，那麼民族國家就會失去生存空間。因此，我們只能三選二——這就是三難選擇框架的核心所在。歐盟經常被用作案例，來闡述這一概念性框架的相關性。如果要把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代稱）和民主結合起來，就意味著必須在超國家層面做出重要決策，這或多或少就會弱化民族國家的主權。在當前環境下，「政治上的三難選擇」框架是指如果不想放棄一些國家主權或民主，我們就必須要遏制全球化的發展。因此，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國家主義的興起就決定了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倒退——這一趨勢在西方國家尤為明顯。英國通過全民公投實現「脫歐」以及保護主義傾向比較明顯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就是西方世界反對全球化浪潮的兩大標誌性事件。後續的研究不僅驗證了羅德里克的理論框架，還證明了在經濟表現強勁、社會不平等嚴重的情況下，選民對全球化的抵制完全是一種理性的反應。sup/sup
漸進式去全球化的最顯著特徵表現在其核心領域：代表全球化的全球供應鏈。全球供應鏈為何會呈現這樣的特點呢？供應鏈的縮短或再次本地化有兩大動力：第一，企業認為它是一項風險減緩措施，能夠防範供應鏈中斷（在供應鏈韌性和效率之間進行權衡取捨）；第二，來自左右黨派的政治壓力。自2008年以來，擴大產業本地化一直是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議題，在後疫情時代這一趨勢會加劇。從右翼政治勢力來看，抵制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保護主義者和倡導國家安全的鷹派分子，他們早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已經在積蓄力量。如今，他們會聯合起來，甚至攜手其他擁抱反全球化浪潮的政治力量。從左翼政治勢力來看，激進主義者和環保團體此前就一直在詆譭航空旅行並要求抵制全球化，而本次新冠疫情對環境的積極影響（大大降低了碳排放量、空氣汙染和水汙染水平）更是堅定了他們的態度。即使沒有極右派和環保激進派的政治壓力，許多政府也將意識到貿易依賴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失去了政治可行性。比如，美國政府如何能接受國內市場供應的97%的抗生素都產自中國呢？sup/sup
逆全球化程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縮短供應鏈不僅極具挑戰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全面徹底地和中國脫鉤，美國企業就必須投入數千億美元來建設新的工廠，政府也必須要投入同樣鉅額的資金來建設基礎設施，包括機場、交通樞紐和房產，來為新建的供應鏈提供服務。雖然在有些情況下，脫鉤的政治意願超過了實際的能力，但長遠的趨勢無疑非常明確。日本政府採取的行動就體現了這一點，它從10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拿出2430億日元來幫助日本企業將經營活動遷出中國。美國政府也曾在多個場合暗示要採取類似措施。
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一個比較折中的解決方案：區域化。歐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功以及亞洲地區新設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因東盟十國發起的自由貿易協議）就是非常重要的案例，說明了區域化可以成為全球化的緩和版本。如今，北美自由貿易區三國內部的貿易量已超過其與中國或歐洲的貿易量。帕拉格·康納指出：「在新冠疫情暴露出基於遠距離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區域主義已經開始明確地代替全球主義」。sup/sup多年來，除了中美之間的部分直接貿易外，全球化（按商品貿易衡量）越來越以區域內部的貿易為主，而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不斷弱化。20世紀90年代早期，北美地區吸收了東亞地區35%的出口，而這一比例今天已經下降至20%，這主要是因為東亞內部的貿易份額在逐年上升——隨著亞洲國家不斷提升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它們需要消費更多自己生產的產品，這一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的。2019年，隨著中美髮生貿易爭端，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的貿易不斷增加，而與中國的貿易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首次超過3000億美元。簡言之，去全球化的趨勢已經發生，主要表現為區域化不斷發展。
新冠疫情會加速這一全球分化趨勢，北美洲、歐洲和亞洲將把重點逐漸轉向區域內部的自給自足上，而不是依賴此前作為全球化代表的遙遠且錯綜複雜的全球供應鏈。那麼全球分化會以何種方式呈現呢？有可能是提前終結全球化但又催生區域化的一系列事件。從1914年之前一直到1918年，逆全球化的浪潮風起雲湧，到20世紀20年代有所緩和，但是到了30年代由於經濟大蕭條而再次抬頭，導致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增加，摧毀了大量企業，讓當時的大型經濟體苦不堪言。歷史很有可能再次重演。當前，關於推動實現產業迴流的呼聲很高，不僅包括醫療服務業和農業，還應包括大宗非戰略性產品。極右和極左政治勢力將利用這次疫情危機，積極推進貿易保護主義議程，設定更高的壁壘，阻止資本商品和人員的自由流動。2020年前幾個月開展的幾項調查顯示，跨國企業害怕美國國內保護主義的迴歸和加劇，因為這不僅涉及貿易，而且涉及跨境企業併購和政府採購。sup/sup美國採取的行動措施勢必會波及其他地區，促使其他發達經濟體忽略專家和國際組織關於避免保護主義的呼籲，採取強化貿易和投資壁壘的舉措。
這種令人沮喪的場景並非不可避免，但在未來幾年，我們預計國家主義和開放主義之間的矛盾將在以下三大關鍵領域愈演愈烈：全球機構、貿易和資本流動。最近，全球機構和國際組織要麼被削弱，比如世界貿易組織或世界衛生組織，要麼沒能完成工作職責，後者更多是因為「投資不足且管理過度」sup/sup，而不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隨著企業紛紛縮短供應鏈，確保其不再依賴某一個國家或海外企業來供應關鍵零部件，全球貿易幾乎肯定會萎縮。對於一些特別敏感的行業（比如製藥或醫用材料）和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領域（比如電信或能源生產），這種產業分散化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在美國，這已經成為一項要求。如果這種態度不會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其他行業，那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地緣政治也會通過所謂的「貿易武器化」給經濟帶來一些損害，從而引發全球化企業的擔憂，它們擔心再也不能根據國際法，按照有序的、可預測的方式解決貿易爭端。
至於國際資本流動，國家當權者和公眾的反對將會對其形成限制，這似乎是一目瞭然的事情。澳大利亞、印度和歐盟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採取的措施已經表明，在後疫情時代，保護主義因素將變得極其普遍。相關措施可能會包括：國家政府購買「戰略性」企業的股份，防止其被外資企業收購；針對外資企業的收購，設定形式多樣的限制性規定；外商直接投資要獲得政府批准。比如，在2020年4月，美國政府決定阻止一隻公共養老基金對中國進行投資。
未來數年，由於國家主義的抬頭和國際分化進一步加劇，部分程度的去全球化似乎難以避免。試圖恢復原狀毫無意義（「超級全球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和社會資本，維護它不再具有政治可行性），但必須預防自由落體式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其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倉促地退出全球化將會導致貿易和貨幣戰爭，損害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引發社會浩劫，並觸發民族國家主義或宗派國家主義。要管理全球化倒退的問題，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實現更加包容、公平的全球化，使之具備社會層面和環境層面的可持續性。為此，就必須實行政策解決方案（後文將提及）並開展有效的全球治理。那些傳統上受益於國際合作的全球化領域，比如環境協定、公共衛生和避稅港，是有可能取得切實進展的。
但這些只有通過改善全球治理才能實現——它是對抗保護主義傾向最「自然而然」、最有效的緩解因素。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尚不清楚這一框架會如何變化。目前出現的不祥預兆表明，它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如果我們不能改善國際機構的功能性和正當性，世界很快就會變得難以管理，從而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性、戰略性的治理框架，世界就不可能迎來持久的復甦。
_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通常是指跨國行為主體之間為了解決全球化問題（影響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問題）而建立的合作機制，它包括指導民族國家以更加穩定、更可預見的方式來應對跨國挑戰的各類機構、政策、準則、程式和倡議。該定義明確了下列事實：如果沒有國家政府之間的合作，如果國家政府沒有開展行動和制定法律的能力來支援其目標，那麼針對任何全球性問題的全球行動都註定是無力的。民族國家讓全球治理成為可能（由一個國家領導其他國家），因此聯合國認為「有效的全球治理離不開有效的國際合作」。sup/sup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這兩個概念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致在各國力量不斷收縮、分化的四分五裂的世界，全球治理不可能興盛。國家主義和孤立主義越是影響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就越有可能失去意義和效果。令人難過的是，我們此刻就處於這樣的關鍵時刻。坦白來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無人掌舵的世界。
新冠疫情提醒我們，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實際上是全球性問題。無論是大流行病、氣候變化，還是恐怖主義或國際貿易，都是全球性問題，唯有通過合作才能解決這些問題並緩解它們帶來的風險。但是，世界已經變成伊恩·布雷默筆下的「g0」（零國集團）世界，或者更糟糕——已經變成了印度經濟學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sup/sup所稱的「g-2」世界（指相對於由7個最富裕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或者由七國集團加上另外13個重要國家和組織構成的二十國集團，由中美兩大巨頭髮揮世界領導力。但如今，這樣的領導力已缺位）。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困擾我們的許多大問題往往超出了最強大國家的控制；其風險和需要應對的問題日益全球化、相互依存和相互關聯，而相應的全球治理能力受國家主義興起的影響正面臨失敗的危險。這樣的脫節導致最重大的全球問題只能通過高度分散和力度不足的方式來解決，而且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以恰當解決就會進一步加劇。因此，它們不僅不會恆定不變（針對其造成的風險而言），而且會不斷膨脹，最終讓系統更加脆弱。前文中的圖已經顯示了這樣的關係。全球治理的失敗、氣候行動的失敗、國家政府的失敗（會產生自我強化效應）、社會不穩定以及能否有效應對大流行病等因素之間，存在強大的相互關聯性。總而言之，全球治理是解決所有其他問題的關鍵。因此，問題就在於，沒有恰當的全球治理，我們可能就會無力應對全球挑戰，在短期的國內緊急任務和長期的全球性挑戰相互衝突的情況下尤為如此。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當今世界，我們缺乏一個「拯救世界委員會」（這個表述出現在20多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如果進一步探究這個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中提出的「整體制度性衰敗」sup/sup充分闡述了在全球治理缺失的情況下世介面臨的種種問題。「制度性衰敗」觸發了一個惡性迴圈，讓民族國家拙劣地處理困擾它們的重大挑戰，導致公眾失去對國家的信任，進而導致國家失去權威和資源，最終導致國家更加糟糕的表現，既無力也不願處理全球治理的各項問題。
新冠疫情只是提供了全球治理失敗的一個案例而已。中美關係緊張進一步強化了全球治理領域本已存在的真空局面，影響了應對新冠疫情的國際努力。疫情暴發之初，國際合作根本不存在或者非常有限。即使到了最需國際合作的階段（2020年第二季度是疫情防控的決定性階段），國際合作仍然嚴重缺失。新冠疫情未能觸發全球範圍內的一系列協調行動，而是引發了恰好相反的局面：各國紛紛關閉邊境；幾乎在未經任何協調的情形下限制國際旅行和貿易；醫療物資供應頻頻中斷；各國競相爭奪資源，尤其是有幾個國家通過各種途徑竭盡所能地採購急需的醫療裝置，更是凸顯了這一點。即使在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一開始也是各自為政，不過它們後來改變了行動策略，為彼此提供切實支援，修改歐盟預算以支援醫療系統建設，並籌集資金來研發治療方法和疫苗。（目前，歐盟已經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疫情防控措施，尤其是歐盟委員會提出建立規模達7500億歐元的疫後復甦基金，這在疫情暴發前是難以想象的。這些行動措施有望推進歐盟一體化程式。）在一個運轉有序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各國應當齊心協力，共同發起一場協調有序的全球疫情防控「戰」。但現實情況是，「本國優先」的策略大行其道，嚴重影響了旨在控制第一波疫情的國際行動，同時也限制了防護裝備和治療手段的可用性，這反過來降低了國家醫療衛生體系的韌性。此外，這種各自為政的策略進一步危及了協調各國「退出」政策的國際行動，不利於「重啟」全球經濟引擎。和「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近年來的其他全球性危機相比，全球治理體系在本次新冠疫情面前失靈了，可以說毫無存在感或者說出現了功能失調。美國單方面決定從世界衛生組織撤資，但實際上，無論這一決定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世界衛生組織依然是能夠協調國際行動、共同應對疫情的唯一組織。雖然它還遠遠不夠完美，但是它的存在畢竟好過根本沒有這樣一個組織。比爾·蓋茨在一條推文中就簡潔而有力地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世界衛生組織開展的工作延緩了新冠病毒的傳播，如果它的工作停掉，則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夠取而代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世界衛生組織。」
疫情防控的失敗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過錯。這一聯合國專門機構只是全球治理失敗的症狀，而非根源。世界衛生組織對資金捐贈國的畢恭畢敬反映了它對成員國的完全依賴，因為只有成員國同意合作，它才能順利運轉。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強制要求成員國共享資訊或實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權力。和其他聯合國專門機構（比如專門協調人權事務或氣候行動的專門機構）一樣，世界衛生組織擁有的資源非常有限而且還在不斷減少：2018年，它的年度預算為42億美元，和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衛生預算相比都不值一提。另外，它長期受成員國支配，缺乏有效的工具，無法直接監測疫情，無法開展疫情防控規劃，無法確保相關措施在國家層面被有效落實，更無法為那些急需幫助的國家提供資源。這樣的功能失調充分體現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支離破碎，但人們尚未針對下列問題形成共識：能否對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等現行的全球治理機構進行改革，使之更好地應對當今世界的全球性風險。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如此缺失的情況下，只有民族國家擁有足夠的社會凝聚力，能夠進行集體決策，但是當全球性風險來臨、需要協調一致的全球性決策時，這套模式就發揮不了作用了。
如果我們不能修復多邊機構，世界將危機四伏。在大流行病危機過後，全球協調的必要性將更加突出，因為如果沒有持續的國際合作，全球經濟根本無法「重啟」；如果沒有國際合作，我們將面臨一個「更加貧窮、平庸和狹窄的世界」。sup/sup
_中美對抗的加劇
後疫情時代，人們會認為新冠疫情是一個轉折點，它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新型冷戰」（「新型」兩個字特別重要：和蘇聯不同，中國並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強行灌輸其意識形態）。sup/sup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這兩個大國已經在多個領域（如貿易、智慧財產權、中國南海軍事基地，特別是戰略性行業的科技投資等領域）積聚了越來越多的矛盾，經過40年的戰略接觸，美國和中國似乎仍然無法填補雙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和政治鴻溝。疫情不僅沒有把這兩個巨大的地緣政治力量團結在一起，反而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對抗和競爭。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在新冠疫情危機期間，中美兩大巨頭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裂痕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原院長王緝思認為，新冠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導致中美關係處於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以來的最低谷。根據他的觀點，兩國的經濟和技術脫鉤「已經不可逆轉」。sup/sup北京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則警告稱，如果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導致「全球系統一分為二」。sup/sup甚至多國政要也公開表達了他們的憂慮。在2020年6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提醒國際社會防範中美對抗帶來的嚴重危險，他表示「中美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並補充指出：「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感到擔憂，因為它們處於各個大國利益的交匯點上，必須避免被夾在中間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選擇。」sup/sup
至於哪個國家是「正確的」，或者哪一個國家能夠利用對方的弱點和漏洞，最終「壓制對方」，各方觀點存在巨大差異。但是，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實際上，觀點沒有「對」與「錯」之分。對中美競爭格局的解讀之所以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徑庭，通常與觀點持有者的背景、文化和個人經歷有關。如果深入剖析前文提過的「量子世界」這一比喻，量子物理學就會告訴我們，並不存在客觀現實。我們認為觀察和測量能夠確定一個「客觀」的意見，但是由原子和粒子組成的微觀世界（而地緣政治是一個宏觀世界）受制於各種奇怪的量子力學規則。在此規則下，兩名不同的觀察者有權形成各自不同的觀點（這就是所謂的「疊加原理」：「質子可以同時分佈在多個不同的地方，並呈現出不同的狀態」）。sup/sup在國際事務領域，如果兩名觀察者有權表達不同的見解，則他們的主觀性難以避免，但這並不影響見解的真實性和合理性。如果一名觀察者能夠通過多個特殊鏡頭掌握「真實情況」，就會迫使我們反思「客觀性」這一概念。顯而易見的是，觀察者的立場決定了其對現實的描述。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觀點和「美國」觀點可以共存，兩者之間也可能會存在別的觀點——它們都是真實的觀點！可以理解的是，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讓中國遭受了屈辱，西方八國聯軍在1900年對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進行掠奪，並要求中國進行了賠款，這些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對世界的看法，也影響了它對自身在世界上所處地位的看法。sup/sup而與此相反的是，美國對世界及其自身地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系列價值觀和原則，這些價值觀和原則自美國建國以來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公共生活。sup/sup250年來，這些價值觀和原則既奠定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又形成了對大量移民人口的獨特吸引力。美國視角植根於過去幾十年它對世界事務無可匹敵的統治力，也源於它的絕對領導力相對下降所引發的不可避免的懷疑感和不安全感。馬凱碩觀察指出，中美兩國都對自身的歷史（中國更是擁有5000年的歷史）深感自豪，這完全可以理解，但這也會讓兩國高估自己、低估對方。
研究中國、美國或中美兩國的分析人士和預言家能夠獲得的資料和資訊相差無幾（畢竟這些現已成為全球化商品），所見、所聞和所閱也無甚差別，但有時候還是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有人認為美國最終會勝出，有人認為中國已經贏得競爭，還有人認為最終這場競爭中沒有贏家。接下來，我們依次簡要介紹這三種觀點。
中國勝出
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新冠疫情讓中國受益，但暴露了美國的弱點，其主要論據如下。
第一，面對微觀世界的無形敵人，美國雖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無任何用武之地。
第二，用美國學者的話來說，新冠疫情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因為「美國的疫情防控措施軟弱無力」。sup/sup（重要宣告：至於公共體系對新冠疫情的反應是「有力的」還是「軟弱無力的」，這一問題引發了各式觀點，並導致各方爭論不休。然而，要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還為時尚早。比如在美國，政策響應很大程度上是每個州甚至每個城市的職責。因此可以說，美國並沒有統一的國家對策。因此我們這裡討論的物件是深刻影響了公眾態度的各種主觀意見。）
第三，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社會中令人震驚的一面，包括嚴重不平等、全民醫療覆蓋不足，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所展現的系統性種族問題。
馬凱碩是研究中美兩國對抗的有影響力的專家。上述因素促使他認為sup/sup，新冠疫情顛倒了兩個國家在應對自然災害和提供國際援助方面的角色。以往，美國總是率先為急需援助的地區提供援助（比如2004年12月26日，特大規模的海嘯襲擊印度尼西亞時），而如今這一角色屬於中國。2020年3月，在歐盟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中國向義大利提供了31噸的醫療物資（包括呼吸機、口罩和防護服）。在馬凱碩看來，有60億人口分別住在191個國家，組成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這些人已經開始準備迎接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他認為，這些人的選擇決定了誰將贏得這場競爭，而他們的選擇將取決於「按照冷冰冰的理性演算，對中國和美國能為其提供的益處進行成本效益分析」。sup/sup情感因素髮揮的作用可能不大，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選擇是基於中美兩國最終誰能幫助它們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但是大多數國家並不想陷入一場地緣政治的零和遊戲，而是希望保持開放式的選擇（比如避免被迫在中美之間進行選擇）。但是，華為事件已經表明，美國正在給法國、德國和英國這些傳統盟友施加壓力，迫使它們進行選邊站隊。在中美對抗不斷加劇的背景下，面對如此艱難的局面，各國最終的選擇將決定中美之間誰將勝出。
美國勝出
在認為美國最終將勝出的陣營中，主要觀點都是圍繞美國內在的優勢以及中國的結構性硬傷。
支援「美國勝出」的人士認為，目前還難以確定後疫情時代美國的領導地位是否會突然終結。他們提出如下觀點：從相對層面來看，美國的地位可能正在下降，但從絕對層面來講，美國仍然是不可戰勝的霸主，並將繼續擁有難以撼動的軟實力；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吸引力或許有所下降，但美國大學國際戰略的成功和美國文化產業的魅力表明，美國依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此外，作為一項全球性貨幣，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統治地位和安全性目前基本沒有遭受挑戰。所有這些都能轉化為強大的地緣政治實力，幫助美國政府將一些企業甚至是國家（比如伊朗或委內瑞拉）從美元體系中排擠出去。正如前文所述，美元在世界上的領先優勢將來或許會有所改變，但在未來幾年中還沒有哪種貨幣能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認為美國具有「不可約性」的人會挑戰魯奇爾·夏爾馬的觀點，認為「美國的經濟霸權反覆證明了衰落主義者的錯誤」。sup/sup他們也會同意溫斯頓·丘吉爾的看法，後者認為美國擁有一種天生的能力，能夠從歷史錯誤中學習，當所有替代性手段用完之時，美國定能做出正確的舉動。
拋開劍拔弩張的政治爭論不談，那些相信美國在未來數年仍將「勝出」的人同時指出，中國自身在成為超級大國的路途上還面臨許多挑戰。經常被提及的主要挑戰包括：第一，隨著人口快速老齡化和勞動適齡人口在2015年達到峰值，中國將面臨人口結構劣勢；第二，中國與汶萊、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存在領土爭端，這限制了中國在亞洲發揮影響力；第三，中國經濟高度依賴能源。
無人勝出
為何有人會認為「新冠疫情對中美兩國以及全球秩序都十分不利」呢？sup/sup他們認為，和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中美兩國的經濟必定在疫情中嚴重受損，這會限制兩國拓展影響力和勢力範圍。中國的對外貿易佔其gdp的1/3以上，因此在最大的貿易伙伴（包括美國）急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也很難維持經濟的持續復甦。對於美國來說，過高的債務水平遲早將限制疫後復甦開支，而其始終存在的風險在於：當前的經濟危機會轉化成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
在提及兩國受到的經濟打擊和國內政治困境時，持懷疑態度的人堅稱中美兩國都會在這場危機中受到極大削弱。「無論是中國創造的世界格局，還是美國重新領導的世界秩序，都難以從廢墟中重新崛起。實際上，中美兩國的內外實力均將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