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角度來看，大流行病往往最能檢驗社會核心系統。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上一章分析了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下一章將介紹疫情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在本章中我們會看到，新冠疫情對社會的顛覆性影響也將持續多年，甚至影響數代人。其中，最為直接、最切實可見的影響在於，許多政府飽受批評，社會公眾對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認為他們未能做好應對新冠疫情的充分準備。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國家能團結和繁榮，是因為人們相信政府各部門能預見災難，阻止災難的影響，並讓國家恢復穩定。這次的新冠疫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公眾眼中就會變成失敗者」。sup/sup對於富裕國家來說尤為如此，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專業的醫療衛生體系和強大的科研與創新實力，但和其他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管理部門卻表現得如此糟糕，社會公眾自然會發出質疑。由於未能為絕大多數的公民帶來經濟紅利和社會福利，這些國家最核心的社會架構和社會經濟體系或許就會成為公眾心目中真正的「罪魁禍首」。在貧困國家，新冠疫情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不僅會加劇本已困擾它們多年的問題（尤其是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甚至會導致嚴重的社交和社會分化（這裡的「社交」是指公民個人之間或公民團體之間的互動交流；「社會」是一個形容詞，涵蓋社會整體）。
在應對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和難以奏效的辦法，能夠給我們提供系統性的經驗教訓呢？各國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特定社會或治理體系的優勢和劣勢？新加坡、韓國和丹麥等國似乎表現得很好，超過了大多數國家，而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和英國等國似乎在許多方面表現不佳：無論是在疫情預防、危機管理和公眾溝通領域，還是在確診病例或死亡人數等多項指標上，這些國家的表現都乏善可陳。一些相鄰國家（比如法國和德國）在許多社會體系上非常相似，它們的新冠疫情確診病例相差無幾，但死亡人數差距極大。除了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的差異外，是什麼導致了這樣大相徑庭的結果？截至目前，我們仍然面臨許多「未知」，仍然不瞭解這次新冠疫情為何暴發，且為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而不是其他國家或地區）尤為來勢洶洶。但是，總體來看，在疫情中表現較好的國家都擁有下列特徵。
•它們為即將到來的疫情做好了後勤和組織上的「準備」。
•它們快速果斷地做出了決策。
•它們的醫療衛生體系具有包容性和成本效益。
•它們的社會公信力較高，公民對領導者及其提供的資訊非常信任。
•它們展現出了真正的團結意識，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和需求之上。
除了第一項和第二項更具技術性外（雖然這種技術性中也嵌入了文化因素），其他幾點都可歸結為「有利的」社會特徵，證明了包容、團結和信任等核心價值理念是大流行病防控工作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當然，我們尚無法準確描述社會的重構在不同國家會有怎樣的表現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框架已初現端倪。首先，後疫情時代將迎來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實現財富在富人與窮人以及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轉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體上倡導競爭，忽視團結；強調創造性破壞，反對政府幹預；推崇經濟增長，抑制社會福利。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學說一直在衰落，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商業領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評它是「市場拜物教」，但給這種理論以致命一擊的是新冠疫情。過去幾年中，美國和英國最熱衷於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在這次疫情中，這兩個國家的死亡人數屬最多之列，這絕非巧合。財富的大規模再分配和被拋棄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相伴相生的兩大因素將對我們社會的組織產生決定性影響，具體表現為：不平等會加劇社會動盪，政府的作用會日益凸顯，社會契約將會被重新定義。
_不平等
人們經常將新冠疫情比作「強大的均衡器」，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誤導。sup/sup事實恰恰相反。無論何時，疫情所到之處，都會加劇本已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因此，無論是從醫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新冠疫情絕非一種「平衡力量」，而是會實實在在地「加劇收入、財富和機會的失衡」。sup/sup在世界範圍內，有大量人口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處於弱勢地位，並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一現象在缺乏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會聯絡較弱的國家尤為嚴重，而新冠疫情讓這一切暴露無遺。當然，這種情況在疫情暴發之前就存在，但根據我們對其他全球性問題的觀察，疫情放大了這些問題，迫使我們去認識和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嚴重性。在此之前，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它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社會差距以及社會不同階層面臨的風險，從而放大了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宏觀挑戰。疫情封禁期間，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了一種籠統但發人深省的論調。它描述了這樣一個二元世界：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人士能夠進行遠端辦公，並自行對孩子進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學教育，且住所越偏遠就被認為越安全）；工人階級卻不能待在家裡，也不能監督子女學業，而是要辛苦奮戰在第一線，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經濟——為醫院提供保潔服務，進行人工結賬，運輸必要物資，保障我們的安全，等等。在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服務經濟中，約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遠端完成，各行各業之間的收入存在較大差異。超過75%的美國金融和保險從業者可以遠端辦公，而在食品行業，只有不到3%的從業者能夠遠端辦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sup/sup在疫情強勢蔓延的時刻（2020年4月中旬），絕大多數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更加凸顯了以下事實：新冠病毒絕不像許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調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對人類展開了致命攻擊，而且毫無公平可言。
在美國，在新冠疫情中喪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國人、低收入群體以及無家可歸者等弱勢群體。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於新冠病毒併發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佔比高達40%左右。新冠疫情給黑人群體帶來的巨大影響正反映了背後的社會不公問題。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非裔公民更加貧困，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風險更高，住房和生活條件往往達不到標準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臟病或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困擾。對他們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
新冠疫情以及隨後的封禁狀態帶來的第二個影響是，它暴露了人類所從事的工作的本質和內在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換言之，社會最需要的人才獲得的經濟報酬卻最低。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護士、清潔工、物流駕駛員、食品廠工人、護理人員和倉儲工人等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抗疫、照顧病患和維持經濟運轉，但是他們的收入最低。實際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價值遠未得到認可。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尤為嚴重。在這些國家，貧困往往和失業問題相伴而生。上述群體不僅工作報酬最低，而且失業風險最高。比如，在英國，大多數（近60%）的護理人員簽署的是「零工時合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工時無法得到保證，因此收入也就難以得到保障。同樣，食品廠的工人通常都是臨時工，享受不到正常僱員的權益，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物流駕駛員則大多數情況下被歸類為自由職業者，他們都是按照送貨的次數獲得報酬，沒有病假津貼，也沒有帶薪休假——英國導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電影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描繪了這一令人心酸的社會現實。該影片闡述了這些工人非同尋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場不幸降臨，他們就會在身體層面、心理層面以及經濟層面徹底陷入崩潰，壓力和焦慮充斥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後疫情時代，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會加劇還是會得到緩解？至少從短期來看，許多觀察性證據告訴我們，這種社會不平等可能會繼續惡化。如前文所述，沒有收入或收入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他們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擾，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嚴重的感染症狀。在疫情暴發後的幾個月內，這一現象會持續。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發期間一樣，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們也不會獲得公平的治療機會和接種疫苗的機會，在美國尤其如此。與安妮·凱斯合著了《死於絕望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指出，「製藥企業和醫院會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和富有」sup/sup，這不利於社會上最為貧困的群體。另外，世界各國實行的超級融通性貨幣政策尤其會推高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資產價格，從而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
但是，如果從長遠來看，這一趨勢可能會逆轉，並引發相反的後果，即緩解社會不公。為什麼會這樣呢？當富人階層專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並激怒了足夠多的群體時，很可能就會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抵制。在美國，大多數群體或者影響力很大的少數群體會要求由國家或集體控制醫療體系。而在歐洲，醫療體系投資不足的問題可能在政治上再也無法被接受。當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終會促使我們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職業，並重新設計整個社會給予那些職業的從業者的報酬方式。當前，一個善於做空的明星對沖基金經理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值得懷疑，但他們的年收入高達數百萬美元；相比之下，護士對社會福利做出了無可置疑的貢獻，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將來，社會還能否接受這種狀況呢？在樂觀的情形下，隨著我們逐漸認識到許多報酬低、缺乏保障的從業者為整個社會福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就會調整相關政策，以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提高他們的薪酬水平。這樣一來，企業利潤會降低，物價也可能上漲，但工人的工資會提高。面對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壓力，毫無保障的僱傭合同和剝削性的政策漏洞就會被永久性職位和更優質的培訓取代，社會不平等狀況因而可以得到緩解。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上述樂觀的情景恐怕難以實現。
_社會動盪
後疫情時代面臨的重大危險之一是社會動盪，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引發社會解體和政權倒臺。無數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強調了這一特別的風險，它們都是基於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當人們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時，他們就會訴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這一問題的本質。這一引文是針對美國提出的，但其結論適用於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無業無產者很容易對抗富裕階層。目前，30%的美國人沒有任何資產，甚至還負債累累。當前這場危機過後，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無法享受醫療服務，他們就會變得絕望而憤怒。義大利最近爆發的越獄事件和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市在卡特里娜颶風期間發生的搶劫事件等場景就會變得司空見慣。當政府動用準軍事力量或軍事力量來鎮壓這些財產搶劫或攻擊事件時，社會很可能就會開始解體。sup/sup
早在新冠疫情席捲世界之前，全球範圍內的社會動盪已呈愈演愈烈之勢。由此可見，社會動盪並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風險。定義社會動盪的方式有許多種。在過去兩年中，世界上已經發生了100多起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示威活動sup/sup，窮國和富國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以及玻利維亞、伊朗和蘇丹等國爆發的針對強人政治的遊行示威活動。當然，其中絕大多數活動（尤其是後一種活動）遭到了殘酷鎮壓。隨著各國政府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強行禁止人口流動，這些抗議活動（就像全球經濟一樣）進入蟄伏期。然而，隨著人群聚集和街頭集會的相關禁令解除，民眾舊有的怨憤和臨時遭受壓制的社會不安情緒定會捲土重來，而且很可能會形成更為浩大的聲勢。在後疫情時代，失業者、焦慮者、悲慘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饑饉者的數量預計會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劇會頻繁發生，失業者、窮人、移民、囚犯、居無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會群體會滋生更多的氣憤、憎恨和惱怒情緒。所有這一切疊加起來，一場浩大的社會變革怎麼可能避免？社會現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樣的特徵。正如前文所述，兩者同樣會出現轉折點。當貧困、被剝奪感和失去權力的感覺達到一定的拐點，顛覆性的社會行動便會成為逼不得已的選擇。
在新冠疫情危機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並提醒世界注意防範日益上升的社會動盪風險。瑞典實業家雅各布·沃倫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機長期持續，失業率可能會高達20%～30%，而世界經濟預計會萎縮20%～30%。屆時迎接我們的不是經濟復甦，而是社會動盪和暴力事件。疫情會給社會經濟帶來嚴重後果，導致大量人口失業。民眾會深受其苦，有人會悲慘死去，還有人會生不如死。」sup/sup目前，失業率已經超過了沃倫伯格認為的「警戒線」：許多國家的失業率已經超過20%，直奔30%，大多數經濟體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縮程度超出預期。接下來，形勢將如何演變？社會動亂最有可能在哪裡首先爆發？會以什麼樣的規模爆發呢？
截至本書編撰之時，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輪社會動盪。2020年5月末，喬治·弗洛伊德慘遭殺害之後，一場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遊行示威活動首先在美國爆發，隨後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變成了一個決定性因素：喬治·弗洛伊德的死點燃了社會動亂這場大火，但是這場疫情造成的根本性問題，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種族不平等和失業率不斷攀升，才是讓抗議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過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國人死於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喬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觸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由此可見，憤怒之火在疫情期間燃起並非偶然，它已經給美國的非裔群體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國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國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與此同時，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國黑人的就業率。實際上，這實屬正常：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已經非常巨大，以至不管從哪項指標來衡量，和白人勞動者相比，黑人勞動者都屬於弱勢群體。sup/sup2020年5月，美國黑人的失業率高達16.8%（相比之下，全國的平均失業率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會學家稱為「閒暇餘度」（biographicalavailability）sup/sup的現象：全職勞動力的減少往往導致更多的人參加社會運動。我們還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場運動將如何演變，也不瞭解它會以何種形式持續下去。但是，目前的跡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種族問題的範疇，演變為一場更加廣泛的社會運動。針對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抗議活動已經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籲。這個問題和前一節探討的不平等問題一脈相承，同時也說明了各項風險之間能夠相互影響、相互放大。
必須要強調的是，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動盪也沒有「機械的」觸發裝置——社會動盪是一個群體人性動態和心態的外在表現，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按照萬物互聯和複雜性理論，社會動盪屬於典型的非線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和環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觸發的。這些因素既可能是極端天氣事件導致的經濟衝擊和困境，也可能是種族矛盾、糧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會不公的一種情緒。這些因素和其他各種因素可能還會相互影響，產生「瀑布效應」。因此，具體的動亂事件難以預見，卻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麼樣的國家最容易發生動亂呢？缺乏社會保障的貧窮國家和社會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國家最容易遭遇動亂風險，因為這樣的國家沒有或缺乏失業福利之類的政策工具來緩衝收入損失帶來的衝擊。正因如此，像美國這樣奉行個人主義的社會比歐洲國家或亞洲國家更容易面臨風險，因為後兩者要麼具有更強烈的團結意識（比如歐洲南部），要麼擁有能夠支援弱勢群體的強大社會體系（比如歐洲北部）。有時候，有的國家甚至兼具這兩種特性。比如，義大利等國家既擁有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又具有非常明顯的團結意識（尤其注重代際團結）。同樣，在許多亞洲國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責任感和代際團結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於集體的行為措施和社會規範。當然，這並不是說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就不會爆發社會動亂，絕對不是！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已經表明，如果社會期望不能得到滿足，即使是擁有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也仍有可能發生激烈而持久的社會動亂。
社會動亂會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但也必須指出，面對潛在的社會動亂，我們也並非無能為力，原因很簡單：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可以未雨綢繆，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來緩解風險。社會動亂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著相應的政策工具，能夠解決令人難以接受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_「大」政府的迴歸
米思偉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僅僅是再次強大，而且是再次變得至關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業已經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幫助）。真正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國家能否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是否擁有強大的政府機構和有效的財政體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決定人的生死。」sup/sup
過去500年，我們從歐洲和美國獲得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嚴重的危機會強化國家的力量。事實始終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歷史學家指出，自18世紀起，財政實力日益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有發動戰爭的需求，尤其要在遙遠的國家發動需要擴充海上力量的戰爭。比如，1756—1763年爆發的「七年戰爭」據稱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戰爭，當時歐洲的所有大國都參加了這場戰爭。自此，每當遇到重大危機，國家力量總能得到進一步強化，而徵稅往往是首先可以動用的手段：「徵稅是主權歸屬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徵，也是每一個獨立政府的權力。」sup/sup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這次疫情過後，稅率會提高。和以往一樣，提高稅率背後的社會邏輯和政治理由都是源於「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只是這次面對的是一個無形的敵人）這樣的論調。
法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戰結束一年後，這一稅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實行所得稅，作為一種臨時性措施為戰爭籌集資金。到二戰期間，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稅率，在企業之外，向所有所得稅納稅人統一徵收20%的附加稅，並引入了很高的邊際稅率（69%）。戰爭結束後，加拿大的稅率降了下來，但仍然遠遠高於戰爭之前的水平。同樣在二戰期間，美國的所得稅從「階級稅」轉變成了「大眾稅」，納稅人數量從1940年的700萬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萬。在美國曆史上，累進稅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針對超出20萬美元（相當於2009年的240萬美元）部分的收入徵收94%的稅率。處於徵收範圍的納稅人譴責這樣的高稅率簡直就是「沒收財產」的行為，但此後20年，這一稅率一直維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戰結束後，許多其他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甚至經常是極端的稅務措施。在二戰期間，英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甚至達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sup/sup
有時候，國家對稅收的主權權力會轉化成多個領域切實的社會收益，比如有助於打造社會福利體系。但是，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規模轉型基本都是為了應對來勢洶洶的外部衝擊或者潛在衝擊帶來的威脅。比如，二戰導致大多數歐洲國家設立了終身制的國家福利體系。冷戰也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非常擔心內部爆發共產主義起義，於是先發制人，制定了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著從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經濟部門，並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當前的形勢則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國家的作用在過去幾十年持續大幅下降。但是這次註定要有所改變，因為我們很難單純依靠市場化解決方案來應對新冠疫情這般規模的外來衝擊。幾乎是一夜之間，新冠病毒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私營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平衡關係，並且讓天平傾向了後者。它展示了社會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將醫療和教育這樣更加重大的責任推卸給個人和市場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有種觀點認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而缺乏監管的失控的經濟發展會極大地破壞社會福利。幾年前，這還是一個不太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轉變，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觀點。在衡量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錶盤上，指標已經明顯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瑪格麗特·撒切爾捕捉到了時代氣息、宣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以來，政府第一次佔了上風。後疫情時代的一切都促使我們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據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託的建議，政府不應只是簡單地修復失靈的市場機制，而應當「積極塑造和打造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政府還應當保證牽涉政府資金的商業合作關係是為了造福公眾利益，而不是為了追逐利潤」。sup/sup
政府將如何發揮其日益擴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項重要條件已經具備，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勢大大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公共部門對經濟執行的干預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4月，當新冠疫情開始席捲世界之時，各國政府就宣佈了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相當於同時實行八九個「馬歇爾計劃」，來支援貧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盡全力維持工作機會，幫助企業在疫情中生存下來。各國央行決定削減利率，並致力於提供足夠的流動性；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開始提高社會福利，直接發放現金，支付工資，暫停貸款和按揭貸款還款，還採取了許多其他對策。只有政府才有權力、能力和影響力來做出如此大規模的決策。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經濟災難和社會崩潰可能已經來臨。
展望未來，各國政府很有可能（儘管機率不同）得出如下結論：改革部分遊戲規則和永久性強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20世紀30年代，正是通過強化政府的職責，美國才逐步解決了大規模失業問題和經濟不安全問題。面對當前的形勢，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行動方針可能會再度成為現實。我們在本書其他部分會談到強化政府職能的形式（比如下一節要談到的新型社會契約），但我們可以在此簡要概述一些最顯著的要點。
制定和改善醫療和失業保險制度。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也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實施改善失業福利、延長病假等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來緩解衝擊帶來的影響，並在後續使之常態化。在許多國家，重新讓工會參與進來將能加速這一程式。如此一來，股東價值將成為一個次要的考量因素，讓位於利益相關者理念。多年來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趨勢很可能得到扭轉。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等受此趨勢影響最深的國家，政府將被迫重新思考這種「迷戀於金融」的情結的諸多特點。它們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廣泛措施，比如取締股份回購制度和禁止銀行鼓勵借貸消費。要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公共監督，尤其要（但不限於）監督那些從公共資金中獲益的企業。一些國家選擇對這些企業實行國有化，有些國家則選擇參股企業或為其提供貸款。總體來說，針對許多問題的監管都會加強，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從國內採購等問題。關於社會和環境問題，政府也會向企業追責，要求它們參與解決問題。此外，政府會鼓勵開展公私部門合作，推動企業更多地參與減緩全球風險。姑且不論細節如何，政府的作用會不斷強化，並因此對企業的經營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世界各國、各行業的企業管理者都必須適應不同程度的政府幹預。健康醫療和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等全球公共產品的研發會積極推進。稅率會增加，尤其是針對特權階層的稅率，因為政府需要增強抗風險能力，並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對此，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張：
首要任務是……為公共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尤其要為複雜社會中專門防控各類風險的公共部門提供資金支援，同時還要資助推進科學研究和優質教育，為未來繁榮奠定基礎。在這些領域，我們可以快速創造富有價值的工作機會，包括研究崗位、教師崗位以及相關機構的運營管理崗位等。即使我們能夠戰勝這場危機，我們也要意識到肯定有其他危機潛伏在周圍不遠處。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場危機是什麼樣子，但它肯定不同於上一場危機。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