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和文化的不同，這樣的政府幹預既會產生積極作用，又會帶來不利影響，但是它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莫過於重新定義社會契約。
_社會契約
幾乎難以避免的是，新冠疫情將迫使世界各國重新思考和界定社會契約的條款。本書前文已間接提到了下列事實：新冠疫情放大了此前已經存在的各種問題，凸顯了結構性弊病從未消除所帶來的根深蒂固的問題。面對這樣的社會失調和對現狀的最新質疑，人們強烈呼籲重新調整對每個人產生約束的社會契約。
從廣義來講，「社會契約」是指管理個人和制度之間關係的一整套（通常比較模糊的）安排和期望。簡而言之，它是社會的「黏合劑」。沒有它，社會結構就會瓦解。幾十年來，社會契約以非常緩慢甚至不易被察覺的方式，強迫個人對其生活和經濟發展成果承擔了更大責任，使大部分社會群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社會契約正在遭受破壞，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完全崩塌。人們對無通貨膨脹或低通貨膨脹的明顯錯覺就切實而生動地闡述了社會契約被破壞會如何影響現實生活。多年來，世界各地許多商品和服務的通貨膨脹率確已下降，但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為重要的三樣東西——住房、醫療和教育是例外。這三者的價格急劇攀升，佔用了越來越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在一些國家，人們不得不借債才能接受醫療。同樣，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許多國家的就業機會不斷增加，但與就業率提高相伴發生的是收入增長停滯和工作極化。這一趨勢的發展結果就是，絕大多數人口的經濟福利和社會福祉受損，他們的收入再也不足以承擔相對體面的生活（包括無法再位於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之列）。今天，導致人們不再信任社會契約的各種根本原因主要集中於不平等、大多數再分配政策失效、人們感到遭受排斥或被邊緣化，以及感到社會不公的普遍情緒等問題。在此情況下，許多公民已經開始譴責社會契約的崩塌，並日益普遍、有力地表達了對制度和領導者的不信任。sup/sup公眾普遍的憤怒在有些國家會演變成為和平或暴力的遊行示威，而在有些國家會導致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政黨上臺。無論是哪種形式，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下，現有政權的應對措施都是不力的，往往對叛亂準備不足，或者缺少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儘管這些問題錯綜複雜，但政策解決方案還是存在的，大體可以通過賦權人民和響應呼聲、締造更加公平的社會契約來改革整個社會福利制度，應對當今世界的最新變化。過去幾年中，多家國際組織和智庫已經順應這一新的現實，提出了改革社會制度的若干建議。sup/sup新冠疫情則是加速這一轉型的轉折點，它讓原有的社會弊端清晰可見，使得回到疫情之前的社會狀態變得不可能。
新的社會契約會以什麼形式呈現呢？實際上，並沒有現成可用的模式，因為每一項潛在的解決方案都取決於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對於中國和美國來說，「好的」社會契約必然各有不同。同樣，這兩國的社會契約肯定也區別於瑞典或奈及利亞的社會契約。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各國之間的社會契約存在一些共同的特點和原則，而且新冠疫情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凸顯了這些特點和原則的絕對必要性。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共同特點和原則如下。
第一，廣泛（雖然不一定是普遍）提供社會救助、社會保險、醫療和優質的基礎服務。
第二，致力於為工人和目前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比如那些在零工經濟部門工作或者推動零工經濟發展的人。在這些經濟部門，全職員工已被獨立的合同工和自由職業者取代）提供更強大的社會保障。
人們常說，一個國家對自然災害的應對措施集中反映了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尤其體現了社會契約的「質量」和穩健性。隨著最嚴峻的疫情時期逐步過去，我們應該開始通盤審視經驗教訓，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最終對社會契約的各項條款做出重新界定。在疫情防控措施低於正常水平的國家，許多公民開始提出嚴肅的問題。比如，在疫情肆虐的嚴峻時刻，我的國家為什麼總是缺乏口罩、呼吸機和呼吸器呢？國家為什麼沒有準備足夠的這些物資？這是因為長期追求短期利益導致的嗎？我們的gdp那麼高，但是為什麼不能有效地向急需救助的人群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呢？一名醫生往往要接受10多年的專業訓練，其年終「業績評估」往往取決於在救死扶傷方面的表現，但其薪資水平為什麼遠遠不及一名交易員或對沖基金經理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大多數國家醫療衛生體系的不足：醫護人員數量不足，病患醫療成本高昂。在富裕國家，出於對提高稅率的政治擔憂，靠稅收支撐的醫療服務體系長期面臨資源不足的情況（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就是一個極端的案例），而隨著人們日益意識到「有效的管理」並不能抵消投資不足的影響，他們對於提高醫療開支（因此提高稅收）的呼聲將會越來越高。
新冠疫情也揭示了大多數福利體系存在的巨大差距。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用最具包容性的方式來應對疫情的國家，往往也是精心規劃了福利體系的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比如，早在2020年3月，挪威就保障了自由職業者80%的平均收入（依據前三年的納稅申報情況），丹麥的這一比例為75%。市場化水平最高的經濟體則奮力追趕，但未能採取果斷措施來保護勞動力市場的弱勢群體，特別是零工經濟從業者、獨立合同工或臨時工，這部分勞動力從事的就業活動往往游離在傳統的僱傭關係之外。
對新的社會契約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可能是病假制度。經濟學家偏向於認為，如果沒有帶薪病假制度，會加大疫情防控的工作難度，原因就在於如果員工沒有帶薪病假，他們很可能在感染病毒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或被迫繼續工作，從而加重疫情的傳播。對於低收入者和服務行業的從業者（低收入者往往正來源於服務行業）來說，尤其如此。2009—2010年豬流感（hin1）暴發時，美國公共衛生協會預計感染人數約為700萬，死亡人數約為1500，因為已經感染的員工承擔不起不工作的代價。在發達經濟體中，只有美國的勞動法規定，僱主有權自行決定是否提供帶薪病假。2019年，約有1/4的美國勞動者（約有4000萬人，大多數為低收入者）沒有享受過帶薪病假。2020年3月，新冠疫情開始在美國肆虐，特朗普總統簽署新的法令，要求各行各業僱主為員工提供兩週帶有部分薪水的病假和家庭休假，但只針對需要看護孩子的員工。這一最新政策將如何重塑美國的社會契約尚待觀察。相比之下，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要求僱主提供長短不一的帶薪病假，且在此期間不得解僱員工。這些國家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頒發的新法律規定，對於居家隔離的員工，包括零工經濟從業者和自由職業者，國家將為其補償部分或全部薪水。在日本，所有員工每年最多可享受20天帶薪假期。在中國，所有員工都能享受帶薪病假，病假期間的日工資為平時的60%~100%，而病假的長度由僱傭合同規定或者由員工和僱主雙方商定。按此趨勢發展下去，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措施會越來越有助於重塑社會契約。
在西方民主社會，社會契約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自由。當前，人們日益擔憂的一個問題是，應對新冠疫情和未來其他流行病的各項對策會導致「長期監控型」社會的出現。本書下文中有關技術重構的章節將詳細分析這一問題，但毫無疑問，只有當一項威脅具有公共性、普遍性且關乎生死存亡時，國家才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此外，政治理論家經常強調，行使非常規的權力需要獲得人民的授權，且權力的行使必須有時間和範圍的限制。我們可能會贊成這一主張的前半部分（公共性、普遍性且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但後半部分呢？我們期待能夠引發關於這一重要問題的深入討論，共同暢想社會契約的未來圖景。
共同重塑社會契約的條款是一項劃時代的任務，它通過應對當前的艱鉅挑戰，為未來播下希望的種子。亨利·基辛格提醒我們：「領導者面臨的歷史性挑戰在於，要在管理危機的同時締造未來。如果失敗，世界將面目全非。」sup/sup在構思未來社會契約框架的過程中，忽視年青一代的觀點將會給我們帶來風險，因為畢竟他們才是未來社會契約的履行者。他們是否遵守社會契約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為了更好地瞭解他們的需求，我們必須傾聽他們的呼聲。一個更加重要的事實是，年青一代比年老一代更具革新精神，更願意改革我們的社會契約。新冠疫情已經顛覆了他們的生活：全球範圍內，整整一代人深受經濟和社會不穩定的影響，而在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刻，還將有數百萬年輕人加入勞動力隊伍。他們將永遠帶著新冠疫情給他們留下的傷痛。此外，在揹負債務的情況下開啟職業生涯（許多學生有教育貸款在身），有可能會對他們產生長期影響。從收入、資產和財富角度看，千禧一代（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不如父母一輩。和父母一輩相比，他們購置房產、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小。如今，又一代人（z世代）正在進入一個在他們看來十分失敗的社會體系，而新冠疫情揭示和加劇的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會繼續困擾這一社會體系。正如《紐約時報》引用的一名大三學生所言：「年輕人非常渴望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我們看到前方道路已經支離破碎。」sup/sup
這一代人將做出何種反應呢？或許他們會建議採取根本性解決方案（通常是較為激進的行動），來防範氣候變化或社會不平等問題可能引發的下一場災難。他們最有可能要求採取激進措施來改變現有的發展道路，因為支離破碎的現行制度讓人絕望，讓這一代人感到沮喪和痛苦。
青年激進主義正日益成為世界性思潮sup/sup，社交媒體通過以往難以實現的方式，大大加強了其動員社會的能力，推動這一思潮漸成革命之勢。sup/sup青年激進主義有多種形式，既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又有可能是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但都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經濟改革、性別平等和lgbtq群體（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心理性別不明者）權利等廣泛的社會問題。年青一代是致力於社會變革的先鋒力量。毫無疑問，他們將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和實現世界大重構的重要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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