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新冠疫情下的經濟
當今時代的經濟與前幾個世紀截然不同，不僅更錯綜複雜，互聯性也遠勝以往。世界人口呈指數級增長；乘坐飛機數小時即可抵達幾乎任何地方，每年跨境出行超過10億人次；人類侵入自然以及野生生物的棲息地；無序擴張的巨型城市無處不在，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擁擠聚居（通常缺乏足夠的衛生設施和醫療服務）。即使與幾十年前相比，當前經濟的變化也可謂翻天覆地，更不必說與幾個世紀前相比。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從以往大流行病中借鑑一些經濟層面的教訓，以把握未來形勢。如今，我們面臨著1945年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大災難，衰退速度之快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雖然這場災難無法與以往的重大災害和經濟上的絕對困境相提並論，但有一些顯著特徵驚人地相似。1665年，倫敦暴發鼠疫，在僅僅18個月內就使人口減少了1/4。對此，丹尼爾·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紀事》sup/sup中寫道：「百業俱廢，用工停止，勞作斷絕，窮人徹底失去了生計。起初，窮人的呼天喊地讓人痛心不已……成千上萬的窮人留在了倫敦，最終又滿心絕望地離開；無數人死在路上，又傳遞出新的死亡訊息。」笛福的書中有許多情節與今日情勢遙相呼應。例如，他講述了富人如何逃到鄉村，「隨身把死亡帶去鄉村」，闡述了為何窮人更容易受疫情的影響，也描述了「江湖騙子和江湖郎中」如何兜售假藥。sup/sup
以往的流行病已反覆證明，大流行病的傳播可以藉助貿易路線，並能利用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利益衝突（我們將在後面探討這種經濟「失常」問題）。如歷史學家西蒙·沙瑪所言：
在災難中，經濟總是處於公共衛生的對立面。在人們對細菌傳播疾病有所瞭解之前，瘟疫的起因大多被歸咎於「汙濁的空氣」，以及據稱是從死水或受汙染的沼澤地中散發出的有害氣體。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覺得曾孕育繁榮的商業幹道成了有毒物質的載體。但當提出或強制實施隔離時……那些因市場、集市和貿易停止而遭受最嚴重損失的人，即商人及部分地方的手工業者和工人，都發起強烈的抵制。經濟是否必須先衰退見底，才能以健康的狀態強勁復甦？是的，公共衛生的捍衛者如是回答，他們從15世紀開始就是歐洲城市生活的參與者。sup/sup
歷史表明，大流行病往往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結構復興的重大機遇。新冠疫情或許也不例外。有一篇開創性論文研究了歷史上主要流行病帶來的長期經濟後果，其研究結果表明：疫情對宏觀經濟的重大影響可能持續40年之久，從而大幅降低實際經濟效益。sup/sup這與戰爭的後果正好相反：戰爭會消滅資本，而大流行病不會——戰爭會促使實際利率升高，引發更多經濟活動，而大流行病會使實際利率降低，使經濟活動陷入低迷。此外，消費者往往會通過增加儲蓄來應對沖擊，無論是為了防範新危機，還是為了彌補在疫情期間損失的財富。勞動力方面，由於疫情過後實際工資水平往往會上升，最終勞動者的收益將增加，資本將付出一定的代價。早在1347—1351年黑死病席捲歐洲之時，工人第一次發現自己掌握了變革的力量。疫情平息不到一年時，法國北部小城聖奧梅爾的紡織工人就多次要求加薪並屢獲成功。兩年後，許多工人行會商議縮短工時並提高工資，有些地方的工資水平甚至比瘟疫暴發前高出1/3。其他與之類似但沒這麼極端的大流行病案例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勞工獲得了權力，資本利益卻受到損害。隨著全球（非洲和印度例外）人口的老齡化，這種現象可能會加劇，但也可能隨著自動化技術的發展而徹底改變，我們將在第六章再次討論這一問題。與以往大流行病不同的是，我們還遠遠無法確定新冠病毒危機會使勞資關係有利於勞方。如果只考慮政治和社會原因，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技術的加入增添了變數。
不確定性
新冠病毒具有高度的、持續的不確定性，因而精確評估相應風險異常困難。與任何引發恐懼的新風險一樣，新冠疫情造成大量影響經濟行為的社會焦慮。2020年4月，中國科學家金奇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和「非典」不一樣，它有可能會與人類長期共存，成為季節性的流行病。sup/sup全球科學界已普遍認同這種說法。
自大流行病暴發以來，我們每天都受到無休止的資料轟炸。但截至2020年6月，即疫情暴發約半年之後，我們掌握的有關該病毒的知識仍十分欠缺，仍未能真正瞭解新冠病毒的危險性。儘管已有大量有關冠狀病毒的論文陸續發表，但其感染致死率（即導致死亡的新冠病毒病例，無論是否接受檢測）仍有爭議（可能為0.4%~0.5%，也可能達1%）。關於未檢測人數與確診病例的比例、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染率、季節效應、潛伏期的長短、全國感染率，我們的認識都有所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問題和許多其他因素仍是「已知中的未知」。由於不確定性如此普遍，決策者和政府官員很難制定正確的公共衛生政策和相應的經濟策略。
這一點毫不奇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流行病學教授安妮·裡莫恩坦言：「這是一種新型病毒，人類從未見過，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sup/sup這種形勢下，我們需要保持足夠的謙卑，正如國際知名病毒學家彼得·皮奧特所言：「我們對新冠病毒瞭解得越多，就會看到越多問題。」sup/sup新冠病毒善於偽裝成多種症狀，干擾醫學專家的判斷。它首先是一種呼吸道疾病，但也有患者出現心臟炎症、消化系統問題、腎臟感染、血栓和腦膜炎等症狀，這些人雖所佔比例不高，但數量仍頗為驚人。此外，許多康復者還會留下慢性腎病和心臟疾病等後遺症，神經系統也受到長久影響。
面對不確定性，我們需考慮各種情境，以更好地瞭解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況。眾所周知，在不可預見事件和隨機事件的影響下，這場大流行病可能造成多種多樣的潛在後果。但有三種情境最有可能發生，其中每一種情境都有助於我們洞悉未來兩年的形勢。
這三種情境sup/sup都基於一個核心假設，即這場大流行病的影響可能持續到2022年，因此有助於我們思考未來趨勢。第一種情境是：始於2020年3月的第一波疫情高峰過後，2020年年中將迎來一系列小高峰並持續1～2年的時間，到2021年逐漸消退，類似「波峰與波谷」。波峰和波谷的頻率和振幅因地而異，取決於當局實施的防控措施。第二種情境是：在第一波疫情高峰過後，2020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會迎來更強烈的第二波，並在2021年出現一個或幾個較小波峰（類似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若出現這一情況，當局需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後重新實施防控措施，遏制疫情蔓延，防止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第三種情境在過去的大流行病中沒有出現過，但有可能在新冠疫情下產生：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過後出現「緩和跡象」，即病毒傳播和感染病例持續存在，但只有較小起伏，沒有明顯的波動。與其他情境一樣，這種模式存在地域差異，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具體國家或地區早期防控措施的性質。這種情境下，感染和死亡病例仍繼續存在，但不需要重新制定防控措施。
許多科學家似乎都同意這三種情境框架。筆者也認為，無論大流行病的走向符合哪一種情境，政策制定者都必須做好準備，應對「至少還將持續18～24個月的新冠疫情重大影響，疫情熱點在不同地域仍會週期性地出現」。我們在下文中將論述，在病毒被擊敗或消失之前，全面的經濟復甦不可能實現。
經濟謬論：犧牲生命保增長
在病毒肆虐期間，人們圍繞「拯救生命還是挽救經濟」（要生命還是要生計）爭論不休。這是一個錯誤的取捨命題。從經濟角度，很容易破除公共衛生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只能二選一的誤區。姑且不論犧牲一些人的生命來挽救經濟是否屬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並非無關緊要），放棄生命並不會改善經濟狀況。原因有如下兩點。
第一，供給方面。過早放寬限制和社交隔離要求將導致感染加快（幾乎所有科學家都一致認為這是必然結果），會有更多員工和工人受到感染，更多企業停工。2020年大流行病暴發後，這一觀點屢次得到證明。從因染病員工過多而被迫停止運營的工廠（這類工廠的工作環境往往使得工人之間必須近距離接觸，如肉類加工廠），到因感染船員過多而無法正常執行的海軍艦船，例子比比皆是。另一個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是員工因擔心被感染而拒絕重返工作崗位，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頻頻發生。在許多大公司，一些員工認為自己容易受到感染，因而發起包括罷工在內的激進活動。
第二，需求方面。這一點可歸結為經濟活動的根本性決定因素：情緒。因為消費者的情緒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唯有消費者的信心得到恢復，經濟才能恢復到某種形式的「常態」。個人對安全的感知驅動著消費者和企業的決策，這意味著經濟的持續好轉取決於兩點：對疫情消退的信心（否則人們就不會消費和投資），以及全球範圍內戰勝病毒的證明（否則人們就無法在本地及出行時感到安全）。
從上述兩點中可以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為了經濟可持續復甦，政府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不惜一切代價，保障我們的健康和共同財富。正如經濟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所言：「只有拯救生命才能挽救生計。」sup/sup他們還說，「如果政府放棄拯救生命，那麼擔心病毒的人就不會恢復購物、旅行或外出就餐，經濟復甦也就遙遙無期，無論封禁與否」，明確指出了政策措施必須以民眾健康為核心，才能實現經濟復甦。
事實上，唯有未來的資料和後續分析才能提供切實證據，證明在健康和經濟之間不存在權衡取捨。即便如此，美國一些州重新開放初期的資料顯示，人們的支出和工作甚至在封禁前就開始有所下降。sup/sup一旦開始擔心疫情，人們甚至會在政府正式要求「關停」經濟之前就採取這種做法。在美國一些州決定（部分）重新開放經濟活動之後，也出現了類似現象：消費依然低迷，未見好轉。這表明依靠法令的力量無法啟用經濟，同時也反映了大多數決策者圍繞是否重新開放經濟所面臨的決策困局。封禁對經濟和社會的破壞眾所周知，但在遏制疫情和預防死亡方面的成果（這是經濟重新開放的先決條件）往往鮮為人知。少一起新冠病毒感染或死亡病例，公眾並不會歡欣慶祝。這就導致了一種公共衛生政策悖論，那就是「當你做對了事，什麼都不會發生」。這也是為什麼推遲封禁或提早開放的政策總是誘惑難擋，但多項研究表明，這類政策伴隨著不可忽視的風險。有兩項研究模擬了不實施封禁可能發生的情況，採用的方法不同，卻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表明，11個歐洲國家（包括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和德國）在2020年3月實施的大規模嚴格封禁，避免了約310萬人死亡。sup/sup另一項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展的研究發現，6個國家（中國、韓國、義大利、伊朗、法國和美國）通過各自實施的隔離措施，總共避免了5.3億感染病例，相當於6200萬確診病例。sup/sup結論顯而易見：在疫情高峰期感染人數每兩天就翻一番的國家，政府除了實施嚴格封禁別無他法，否則就等於放任指數級的病例增長以及大流行病造成的巨大破壞。由於新冠病毒擴散速度極快，干預的時機與力度都十分重要。
_經濟增長和就業
2020年3月之前，世界經濟從未有過如此突然的急剎車，我們也從未經歷過如此劇烈的經濟震盪。
這場大流行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前所未見，不僅速度更快，而且後果更嚴重。即便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gdp下降10%以及失業率超過10%都用了數年時間。而這次疫情下，在2020年3月的短短三週內就出現了災難性的宏觀經濟結果，特別是失業率急劇增長，gdp增長率暴跌。新冠疫情使供需兩端均陷入危機，使全球經濟出現100多年來最嚴重的衰退。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警告稱：「一切都取決於疫情將持續多久，疫情如果長期存在，必將成為所有金融危機的根源。」sup/sup
經濟衰退的長度、劇烈程度以及對增長與就業的衝擊取決於三點：第一，疫情持續的時間和嚴重程度；第二，各國遏制疫情及緩解影響的成效；第三，各國應對封禁後的措施和各項開放策略的凝聚力。在本書撰寫期間，這三個方面的前景依然不甚明瞭。大大小小的新一輪疫情再度暴發，有的國家能保持防控成果，有的國家可能突然失守，社會凝聚力或將因經濟和社會再次受創而面臨挑戰。
經濟增長
2020年2—5月，多國政府為遏制疫情，相繼決定關停大部分經濟活動。這一連串史無前例的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轉形式，具體表現為：各國突然主動回到相對封閉的狀態，每個國家都設法實現某種形式的自給自足，國家和全球產出在減少。由於首當其衝的是一直以來（相對於建築業或製造業）不容易受到經濟週期影響的服務業，上述決定的影響似乎更加強烈。因此，在發達經濟體中，在經濟活動中佔比最大的服務業（在美國，服務業貢獻了70%的gdp，吸納了80%以上的就業人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的衝擊最大。服務業的另一個顯著特徵也很致命，那就是與製造業或農業相反，服務業的收入損失無法挽回，因為服務業企業沒有存貨，也不儲備原材料。
儘管大流行病已暴發數月之久，但只要新冠病毒仍威脅著我們的健康，大多數服務業企業恢復「照常經營」仍舊遙遙無期。這也表明在疫苗問世前，完全迴歸「常態」尚且無望。那麼疫苗何時才能問世？據大多數專家的說法，2021年第一季度之前都不太可能。截至2020年6月中旬，已有超過135項試驗正在進行。考慮到過去研發一種疫苗可能需要10年時間（埃博拉疫苗的研發耗時5年），現在的進展不可謂不快，但影響疫苗上市的不是科學水平，而是生產能力。數十億劑疫苗的生產才是真正的挑戰，需要大規模擴大和轉移現有產能。此外，疫苗的接種面臨著一項政治挑戰：在反疫苗人士聲勢高漲的背景下，如何為足夠多的全球人口接種疫苗（因為集體免疫力取決於最薄弱的一環）並確保足夠的接種依從率，這是個問題。在政府幹預的幾個月中，經濟不會開足馬力運轉，會形成因國家而異的「80%經濟」現象。旅遊、酒店、零售、體育和展會等行業的企業將面臨以下三重打擊：一是顧客減少（面對不確定性，人們更傾向於規避風險）；二是顧客的平均消費減少（更傾向於預防性儲蓄）；三是交易成本增加（為保持空間距離和採取衛生措施，服務顧客的成本將增加）。
鑑於服務業對gdp增長的重要性（越是富裕的國家，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越重要），「80%經濟」的新現實帶來一個問題：服務行業的商業活動可能接連關停，導致企業破產、就業下降，這是否會對整體經濟產生長期影響？這還會引出另一個問題：人們失去收入和對未來的信心後，這些可能發生的長期影響是否會使需求驟降？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企業投資暴跌和消費者預防性儲蓄激增幾乎不可避免，此外還可能伴有資本外逃（大量本國資金快速、無序外流），從而加劇經濟危機，殃及全球經濟。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經濟關停直接產生的影響在於，七國集團成員的年度gdp可能減少20%～30%。sup/sup當然，此等估計值也取決於各國疫情的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經濟關停會造成失業、企業破產和資本支出削減，給經濟造成永久性傷害，因此持續的時間越長，造成的結構性破壞就越大。一般來說，如果一個經濟體的大部分行業都停止活動，這種情況每延長一個月，該經濟體的年增長率就可能下降兩個百分點。但我們認為，關停措施持續的時間與其對gdp的影響並非存線上性關係。荷蘭中央規劃局發現，限制措施的實施每延長一個月，經濟活動就會產生更高程度的惡化。根據該局提供的模型，經濟「休眠」一個月將導致荷蘭2020年的經濟增長下降1.2%，而休眠三個月將使得經濟增長的跌幅達到5%。sup/sup
對於已經取消封禁的地區和國家，判斷其gdp增長的變化還為時過早。2020年6月底，一些「v形」資料（如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縮寫為pmi）和觀察性證據顯示反彈強於預期，但我們仍應保持謹慎樂觀，原因有二。
第一，歐元區和美國pmi的顯著上升並不意味著這些經濟體已走出衰退，只能表明商業活動較前幾個月有所改善。這一結果不難理解，因為在嚴格封禁導致的間歇期結束後，經濟活動必然顯著回升。
第二，就未來增長而言，最值得關注的指標之一是儲蓄率。2020年4月（還處於封禁期），美國的個人儲蓄率攀升至33%，而歐元區家庭儲蓄率（計算方式不同於前者）則上升至19%。隨著經濟重新開放，兩者將顯著回落，但仍可能維持歷史高位。
在2020年6月釋出的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和「不確定的復甦」。sup/sup在4月資料的基礎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預計2020年全球gdp增長率為–4.9%，比此前預測低了近兩個百分點。
就業
這場大流行病使全球經濟面臨廣泛的勞動力市場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沖擊，即便是經驗最豐富的政策制定者也一時語塞（甚至「束手無策」）。2020年5月19日，在出席國會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聽證會時，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坦言：「經濟活動的急劇下降造成了難以言喻的痛苦，因為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顛覆了人們的生活軌跡。」sup/sup僅在2020年3—4月，就有超過3600萬美國人失去工作，逆轉了10年來的就業增長態勢。美國的情況與其他地方一樣，初期關停造成的暫時休假可能會變成永久解僱，從而造成劇烈的社會創傷（只有穩健的社會保障才能緩解），對國家經濟造成嚴重的結構性破壞。
全球失業率最終取決於經濟活動衰退的程度，但從全球來看，失業率必將接近兩位數，甚至達到更高的水平。危機襲來時，美國往往首當其衝：2020年美國官方失業率預計或將達到25%的峰值，接近大蕭條時期；如果再計入隱性失業，這一比例會更高（例如，因氣餒而辭職或不再找工作的人，以及正在尋找全職工作的兼職工作者，均不在官方統計的失業人口之列）。服務業從業者的情況尤為嚴峻，非正式就業的勞動者處境也將更加艱難。
在gdp增長方面，失業的嚴重程度和人口規模取決於各國具體情況。根據經濟結構和社會契約的性質，每個國家受到的影響各不相同。但美國和歐洲為政策制定者如何解決問題及應對未來情況，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截至2020年6月，美國的失業率（疫情暴發前僅為3.5%）增長遠高於其他地方。2020年4月，美國的失業率比2月上升11.2個百分點，而同期德國的失業率僅上升不到一個百分點。造成這一巨大差別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國勞動力市場有一種「招聘/解聘」文化，而歐洲沒有這樣的文化，且法律通常禁止這種做法；二是疫情暴發之初，歐洲就出臺了旨在扶持就業的財政措施。
截至目前（即2020年6月），美國政府的支援力度強於歐洲國家政府，但兩者在性質上截然不同。美國為失業者發放救濟金，這種措施偶爾會產生這樣一種結果，即失業者的生活相比危機前全職工作時更加寬裕。歐洲國家政府則直接支援企業，使之維持原有的正式「僱傭」關係，即便員工不再全職工作或者根本不工作。
德國的「短時工作」計劃（kurzarbeit，許多國家都效仿這一做法）為1000萬僱員提供了高達60%的收入補償，以使他們免於失業。法國推出了類似的方案，為類似數量的員工提供補貼，最高可達先前工資的80%。還有很多歐洲國家也提出了相似的解決方案，緩解了原本可能出現的解僱和裁員的影響。除了扶持勞動力市場，政府還採取了其他緊急措施，比如為資不抵債的企業爭取喘息時間。在許多歐洲國家，如果企業能證明其流動性問題是由疫情引起，可延後申請破產（在一些國家最晚可延到2021年3月）。要實現平穩的經濟復甦，這項政策意義重大，但也有可能只是推遲了問題爆發的時間。在全球範圍內，勞動力市場全面復甦可能需要數十年，在歐洲和在其他地方一樣，人們越來越擔心大量企業破產後會出現大規模失業。
未來幾個月，失業狀況勢必將進一步惡化，原因很簡單：可持續的經濟復甦出現之前，失業形勢不可能明顯好轉。只要還沒研發出疫苗或還沒找到治療方法，經濟就不可能復甦，這意味著很多人會加倍擔心：擔心失業和失業後無法找到新工作（儲蓄率將因此急劇上升）。如果再看長遠一些（視線從未來幾個月轉向未來幾年），有兩類人的就業形勢將尤為嚴峻，分別是受疫情衝擊下的就業市場新人，以及容易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人。這些都是經濟、社會和技術相互作用下產生的基本問題，對未來的就業具有決定性影響。其中，自動化的作用尤其令人關注。從長遠來看，技術總是會產生積極的經濟效應，這一點眾所周知。自動化具有顛覆性，能夠提高生產率並增加財富，進而增加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催生新的工作型別來滿足需求。這一點沒有疑問，但在當下與未來之間會發生什麼呢？
很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使勞動力替代激增，體力勞動者被機器人和「智慧」機器取代，在勞動力市場引發長期結構性變化。我們將在第六章詳細分析大流行病對自動化的影響，但已有充分證據表明，自動化正在加快轉型程式，呼叫中心行業便是這一情況的縮影。
在疫情暴發之前，人們已逐漸採用基於人工智慧的新技術，實現部分人工勞動的自動化。新冠疫情危機及隨之而來的社交隔離措施，令創新和技術變革程式突然加速。聊天機器人（通常與亞馬遜的人工智慧語音助手alexa採用相同的語音識別技術）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勞動的軟體正在快速推行。這些因需要（比如實施衛生措施的需要）而引發的創新應用很快會導致成千上萬乃至數百萬的工作崗位流失。
未來一段時間，消費者可能更傾向於以自動化服務代替面對面互動。因此，目前呼叫中心的情況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其他行業。「自動化焦慮」將重新抬頭sup/sup，而經濟衰退將加劇這一情緒。自動化的發展程式從來都不是線性的，往往會有波動起伏，並且起伏通常出現在經濟形勢嚴峻之際，此時企業收入下降使得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這種時候，僱主就會採用自動化技術取代低技能工人，以提高勞動生產率。sup/sup最可能受影響的是（比如在製造業和餐飲、運輸等服務業中）從事常規性工作的低收入勞動者。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將日益加劇，一方面高薪工作不斷增加，另一方面許多低薪或乏味的工作不斷消失。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存在「青年膨脹」的國家），自動化會讓這些國家更難搭上經濟增長的「快車」，技術可能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口噩夢」。
相比構想未來可能出現的東西，人們更容易想到正在消失的東西，因此很容易沉溺於過度悲觀的情緒。我們知道並理解，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失業率必定會上升，但未來幾年以至幾十年後的情況難以預料。新的生產方法和工具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創新與創意浪潮。全球範圍內，成千上萬的小微企業可能會爆發式地湧現，有望創造數以億計的工作崗位。雖然我們無法確知未來將發生什麼，但我們知道這主要取決於未來經濟增長的軌跡。
未來增長圖景
根據目前的預測，後疫情時代的經濟新「常態」下，增長幅度可能遠低於過去幾十年。隨著復甦的開始，gdp的季度環比增長可能令人矚目（因疫情導致起點較低），但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總體經濟規模可能要數年之後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還要歸結於新冠病毒對經濟的嚴重衝擊將與一個長期趨勢融合，即許多國家出現的人口下降和老齡化（人口結構將決定「國運」，也是gdp增長的關鍵動力）。鑑於經濟增長放緩的高度確定性，很多人可能會懷疑「迷戀」增長是否仍然有用，並認為盲目追求gdp增長目標沒有意義。
全球新冠疫情造成深刻衝擊，強行按下社會活動的暫停鍵，這促使我們反思什麼才是真正的價值。隨著針對疫情的經濟應急措施逐步落實，相關方應把握制度變革和政策選擇的機遇，使經濟發展更公平、更環保。二戰之後，國際社會經過多年徹底反思，建立了佈雷頓森林體系、聯合國和歐盟，福利國家的陣容也得到擴大，顯示了變革的巨大潛力。
這提出了以下兩個問題：怎樣的新指標可用於追蹤發展情況？哪些新動力能夠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
關於第一個問題，世界各國領導人需要轉變思維，更加註重並優先考慮地球的健康狀況以及所有公民的福祉。歷史上，國家蒐集統計資料主要是為了充分掌握可用於徵稅和發動戰爭的資源。隨著民主國家日益強大，20世紀30年代，國家統計資料的目標範圍擴大到掌握人口的經濟福利sup/sup，並提煉為gdp的形式。經濟福利被視為當前生產和消費的等價物，但沒有考慮未來的資源可用性。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gdp來衡量經濟繁榮，導致了目前出現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枯竭狀況。
完善的發展指標應包括哪些要素？第一，gdp本身需要更新，以反映數字經濟創造的價值、無償工作創造的價值，以及某些型別的經濟活動可能破壞的價值。家務勞動創造的價值長期被忽視，需要加強相關研究，建立有效的價值衡量框架。此外，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經濟活動中未被衡量的部分越來越多。再者，某些型別的金融產品被納入gdp後即被視為創造價值，實則僅有價值的轉移，有時甚至會破壞價值創造。
第二，不光是經濟總體規模很重要，逐步改善收益分配以及機會獲取也很關鍵。在許多國家，收入不平等空前顯著，技術發展加劇了兩極分化。因此，gdp總量或人均gdp等平均值逐漸無法準確衡量個人生活質量。貧富差距是當今不平等現象的一個重要方面，應當更加系統地對其加以追蹤。
第三，需要更好地衡量和監測經濟的韌性，判斷真實的經濟健康程度，包括制度、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創新生態系統等生產力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系統的整體能力至關重要。此外，需要系統性追蹤國家在危機時期可動用的資本儲備，包括金融資本、實物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儘管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難以衡量，但它們對於社會凝聚力和環境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因此不應被低估。最近，學術界已開始整合公私機構的資料資源，解決在衡量資本時遇到的挑戰。
一些例項說明，決策者已開始改變政策重點。2019年，在《世界幸福報告》中名列前10的紐西蘭公佈了「福祉預算」。紐西蘭總理阿德恩決定撥出專款，處理心理健康、兒童貧困和家庭暴力等社會問題，讓福祉成為公共政策的明確目標。阿德恩通過此舉，將多年來人們熟知的觀點（即gdp增長未必能改善生活水平和社會福祉）納入公共政策。
此外，許多城市以及歐盟委員會等機構在考慮各種方案時，既要維持未來的經濟活動，滿足我們的物質需求，又不能超出地球的生態邊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首個正式承諾將這一框架作為後疫情時代公共決策起點的城市。這個框架猶如一個「甜甜圈」：內圈表示人們過上美好生活的最低需求（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外圈則是地球系統科學家定義的生態上限（即人類活動不可逾越的界限，避免對氣候、土壤、海洋、臭氧層、淡水和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環境影響）；內外圈之間的區域就是同時滿足人類與地球需求的甜蜜區。sup/sup
「gdp增長霸權」是否會消失，我們還無從得知，但各種跡象表明，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改變許多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如果我們都認同，除了人均gdp所代表的財富水平，幸福感更多取決於無形因素（如便利的醫療保健和健全的社會結構）而非物質消費，那麼尊重環境、負責任飲食、同理心或慷慨等多元價值觀就可能得到普及，並逐步成為新型社會規範的特徵。
除了當前這場持續的危機，近年來，經濟增長對於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也因地而異。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生產率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持續下降，有觀點認為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政策方針能恢復長期增長。sup/sup此外，經濟增長紅利向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個人嚴重傾斜。要改善政策效果，決策者應採取精準的干預措施，以增進社會福祉。sup/sup在中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讓大型新興市場受益匪淺，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得以擺脫貧困。儘管決策者已經掌握更多促進增長的政策方案（比如如何解決經濟發展中基本的扭曲問題），但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製造業主導的發展模式會迅速失去優勢，因此必須開始尋找新的發展方式。sup/sup
這便引出了關於未來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如果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比，增長的方向和質量同樣甚至更為重要，那麼對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而言，哪些因素能夠改善經濟發展的質量？我們認為，若干領域有望形成一種能夠提升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動態環境。
從綠色能源、生態旅遊到迴圈經濟，綠色經濟蘊含廣泛可能。例如，可以從「獲取—製造—丟棄」的生產和消費方式，轉變為「源頭設計注重可恢復性和可再生性」的模式sup/sup，在產品使用壽命結束後將其回收再利用，從而保護資源並儘可能減少廢棄物。這種模式能夠創造更多價值，通過推動創新、增加就業、促進增長，最終帶來經濟效益。越來越多的企業和戰略青睞使用壽命更長的可修復產品（從手機、汽車到時裝），甚至提供免費維修服務（如巴塔哥尼亞品牌的戶外服飾），二手產品交易平臺也在快速擴張。sup/sup
社會經濟還包括其他能夠創造就業的高增長領域，如護理和個人服務、教育、健康領域。一項對7個經濟體的研究發現，對兒童保育、老人護理和其他護理服務的投資，總共可創造2100萬個工作崗位（僅在美國就創造了1300萬個工作崗位），可為其gdp增長貢獻兩個百分點。sup/sup如果將中小學教育、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大學和成人培訓都考慮在內，教育領域也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此外，新冠疫情表明，健康領域急需加大基礎設施、創新和人力資本的投資。上述三個領域不僅本身具有創造就業的潛力，而且能在平等、社會流動和包容性增長方面創造長遠效益，並共同形成乘數效應。
生產、分銷和商業模式的創新能夠提高效率，催生和改善附加值更高的新產品，創造新就業，帶來經濟繁榮。因此，政府需要從根本上反思市場及其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將公共政策方向及激勵措施與商業創新能力結合，藉助多種工具實現更加包容、可持續的經濟繁榮。這就需要在上述前沿市場開展差異化的審慎投資，因為在這些領域，市場力量能對社會經濟產生變革性影響，但仍缺乏支援運轉的某些必要條件（例如，可持續、大規模製造產品或資產的技術能力仍然不足，標準尚不清晰，法律框架有待完善）。在這些新市場建立規則和機制，有望對經濟發展形成變革性影響。如果政府希望實現更高質量的新型增長模式，現在就應當把握機會，在上述領域採取激勵措施，以鼓勵創新、激發創意。
有人提出將gdp增長降至0甚至負值的「去增長」運動，也獲得了一些支援者（至少是在最富有的國家）。隨著對經濟增長的批評成為主流話題，消費主義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金融與文化主導地位將被徹底顛覆。sup/sup這一點明顯體現在部分利基市場中消費者所主導的去增長行動，如倡議少吃肉或少坐飛機。由於疫情造成了一段事實上的「去增長」時期，人們對這場旨在放緩經濟增速的運動重燃興趣。2020年5月，世界各地1100多名專家發表了一份宣言，主張利用去增長策略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和人道危機。sup/sup他們在公開宣言中呼籲，應當鼓勵民眾參與，進行「規劃合理、適應性強、可持續、公平的經濟規模縮減，用較少資源實現更具幸福感的生活」。
然而，我們要警惕像盲目地追求增長一樣貿然追求去增長！如果國家及政府放眼長遠，應優先考慮採取更加包容、可持續的方法來管理和衡量經濟，推動就業增長，改善生活水平並保護地球。一些既有技術已經能以較少資源實現更多產出。sup/sup如果我們採用這種更全面、更長遠的方法來評估發展成果，推動綠色投資與社會前沿市場投資，就能夠統籌協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而不會顧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