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針對新冠疫情，許多國家果斷推出了靈活的大規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疫情暴發後，系統重要性國家的央行幾乎立即決定降息，同時啟動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方案，印製必要的貨幣，使政府得以維持較低的借貸成本。美聯儲承諾購買長期國債和機構抵押貸款證券；歐洲央行則承諾購買各國政府發行的任何工具，成功縮小了歐元區中經濟實力參差的成員國之間的借貸成本差額。
與此同時，多數政府都推出了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財政政策。危機期間，許多政府早早採取廣泛的應急措施，以期達成三個具體目標：第一，根據需要決定支出規模，（通過生產試劑、加強醫院能力、研發藥物和疫苗等）儘快控制疫情；第二，向處於破產和災難邊緣的企業與家庭提供應急資金；第三，支援總體需求，儘可能發揮經濟執行的潛力。sup/sup
這些措施將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富裕經濟體的債務與gdp之比可能上升30%。2020年全球政府支出中，總體刺激方案的規模可能超過全球gdp的20%，但各國之間差異明顯，預計德國將達到33%，而美國僅高於12%。
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財政支出擴大的影響差異巨大。在高收入國家，高額債務被認為可持續並能維持後代的福利成本，因而這些國傢俱有更大的財政空間，原因有二：第一，央行承諾購買維持低利率的所有必要債券；第二，由於不確定性會繼續抑制私人投資並刺激預防性儲蓄，各方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利率將保持低位。相比之下，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再明顯不過，它們絕大部分不具備應對危機所需的財政空間，已出現大量資本外流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現象。這意味著它們一旦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匯率必將遭受重創。在這種情況下，以撥款和債務減免的形式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宣佈延期還款sup/sup不僅十分必要，而且至關重要。
這些都是在非常形勢之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也表示，現在需要「不惜一切代價，採取大規模、非常規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sup/sup各國政府都在努力防止經濟衰退演變為災難性的大蕭條，在疫情發生前難以想象的措施很可能會成為全球通行的做法。未來將有越來越多聲音呼籲政府幹預，發揮「最後付款人」的作用sup/sup，防止或遏制疫情引發大規模裁員和商業經濟衰退。
這些變化無一不在改變經濟和貨幣政策的「遊戲」規則。隨著央行官員（從某種程度上）逐漸成為民選官員的附庸，旨在保持貨幣與財政當局各自獨立性的人為壁壘已被拆除。如今不難設想，今後政府將試圖對央行施加影響，為基礎設施或綠色投資基金等重大公共專案籌集資金。這些政策結束後，政府的某些干預措施（如維持勞動者的工作或收入，保護企業免於破產）可能將長期存在。即便情況有所好轉，公眾和政界仍可能要求保留這些計劃。最令人擔憂的問題之一在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隱性合流可能導致不可控制的通貨膨脹。它源於這樣一種觀點，即政策制定者將大規模推行完全貨幣化（不通過標準的政府債務來融資）的財政刺激措施。這就是現代貨幣理論（mmt）和「直升機撒錢」比喻的由來：因利率已趨近於零，央行無法通過傳統的貨幣工具（即降息）來刺激經濟，除非決定實施深度負利率政策，但這可能存在較高風險，多數央行反對使用。sup/sup因此，政府必須通過提高財政赤字（在稅收下降的同時增加公共支出）推出刺激措施。簡單來說，現代貨幣理論就是政府將發行債券供央行購買。如果永不回售，就如同貨幣融資，即財政赤字的貨幣化（通過央行購買政府發行的債券實現），政府可將這些貨幣投入適當用途，如直接給有需要的人發錢（即所謂的「直升機撒錢」）。這種理論確實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但它牽涉到一個重要的社會期望和政治控制問題：一旦公民意識到「神奇的搖錢樹」能生錢，將會強烈要求民選官員印發更多貨幣，這最終會導致通貨膨脹。
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
貨幣融資中有兩個技術要素涉及通貨膨脹風險。第一，推行無期限量化寬鬆（即貨幣融資）的決策不一定要在央行購買政府債券時做出，可留待日後，從而隱藏或避免滋生錢「長在樹上」的想法。第二，「直升機撒錢」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與財政赤字是否貨幣化無關，而與涉及的資金量成正比。央行發行的貨幣規模沒有名義限制，但要恢復通貨膨脹同時避免通貨膨脹率過高的風險，發行的貨幣存在合理上限。名義gdp的相應增長將分別來自真實產出效應以及價格水平效應的強化，這種平衡及通貨膨脹的性質將取決於供給制約的程度，最終取決於印發的貨幣量。央行官員可能認為2%～3%的通貨膨脹率不值得擔心，4%～5%的通貨膨脹率也問題不大，但他們必須界定上限，避免讓通貨膨脹產生真正的顛覆性。這裡面臨的挑戰就是要明確下列事項：通貨膨脹率達到怎樣的水平就會侵蝕經濟併成為消費者的焦慮之源。
目前，擔心通貨緊縮或憂慮通貨膨脹的人士均有之，他們分別出於怎樣的考慮？擔心通貨緊縮的人士指出，面對勞動力市場崩潰和商品價格大跌，通貨膨脹率回升遙遙無期。而憂慮通貨膨脹的人士注意到央行資產負債表和財政赤字大幅增加，質疑這種情況怎麼可能不導致通貨膨脹，而且可能導致高通貨膨脹甚至惡性通貨膨脹。他們以一戰後的德國或二戰後的英國為例：1923年德國試圖利用通貨膨脹減輕國內的戰爭債務負擔，結果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英國則依靠少量通貨膨脹逐漸償還二戰後的鉅額債務（佔gdp的250%）。擔憂人士認為短期內通貨緊縮的風險更高，但也同意，鑑於不可避免的大量刺激措施，最終還是會形成通貨膨脹。
在當前關頭，很難想象通貨膨脹會在近期內升溫。生產活動的迴流可能引發偶爾的通貨膨脹，但程度有限。老齡化和技術（兩者在本質上都將引發通貨緊縮）等明顯的長期結構化趨勢加上極高的失業率，將抑制未來多年的工資增長，給通貨膨脹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壓力。在後疫情時代，強勁的消費需求不太可能出現。大範圍的失業、大量人口的收入降低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都可能促使預防性儲蓄增加。當社交隔離措施最終放寬時，被壓抑的需求可能引發些許通貨膨脹，但這可能只是短期現象，不會影響長期的通貨膨脹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認為，只有同時具備以下三個要素才可能產生通貨膨脹：一是債務佔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升幅超過目前預測的20%～30%；二是中性利率（保持經濟潛力所需的安全實際利率）大幅上升；三是由財政主導貨幣政策。sup/sup其中每種情況單獨出現的機率已經很低，三者同時出現的機率則更低（但不是0）。債券投資者持同樣的觀點。情況固然會變化，但從目前來看，名義債券和通脹指數債券之間的低利差表明，最多會出現長期維持極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
未來幾年，高收入國家很可能面臨與過去幾十年的日本類似的情況：結構性需求疲軟，通貨膨脹率極低，利率超低。人們常把（富裕）世界可能出現的「日本化」現象描述為一種無望組合：無增長、無通貨膨脹、債務高企。這種看法實則具有誤導性。根據人口統計學特徵調整資料後，日本的人均gdp其實很高並保持增長，經濟表現優於大多數國家。2007年以來，日本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實際gdp增速在七國集團中位居第一。儘管其中有很多特殊原因（比如社會資本充足，信任度很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超過平均水平，老齡勞動者成功加入勞動力隊伍），但還是能表明人口萎縮並不一定導致經濟衰退。日本較高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指標提供了有益經驗，即面對經濟困難，仍存有希望。
美元的命運
幾十年來，美元一直享有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過度特權」，這一地位長久以來都是「帝國的特權和經濟的靈藥」。sup/sup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對美元的信心加上海外客戶持有美元（常以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的意願，構築並鞏固了美國強大和繁榮的根基。許多國家和外國機構願意持有美元，將其作為一種保值手段和（貿易）交易工具，這奠定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由此，美國得以在海外以低廉的成本借款，並受益於本土的低利率，使美國人能夠超前消費。有賴於此，美國政府近期出現鉅額財政赤字，得以維持大量貿易赤字、降低匯率風險並增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的核心在於一個關鍵的信任問題：持有美元的非美國人相信，美國既會（通過合理管理其經濟）保護自身利益，又會（通過合理管理其貨幣，例如高效、快速地為全球金融體系提供美元流動性）保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利益。
長期以來，不乏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考慮美元主導地位逐漸消失的可能性。現在，他們認為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成為催化劑，其依據來自兩個層面，涉及信任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合理管理經濟方面，懷疑美元主導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國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不可避免。他們認為，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最終會削弱外界對美元的信心。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的國防開支、聯邦債務的利息和每年的福利開支（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補助和社會保障）已達到聯邦稅收收入的112%（2017年這一佔比僅為95%）。這種做法顯然不可持續，當疫情得到控制、財政救助開始收縮時，政策後果將進一步惡化。為此，美國政府必須做出重大改變，要麼顯著淡化地緣政治的作用，要麼提高稅收，也可以兩者兼取。否則，美國的財政赤字必將上升到過高水平，導致非美國投資者不願持有美元。畢竟，如果外國不再信任該國的兌付能力，其貨幣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也將不復存在。
在為其他國家合理管理美元方面，懷疑美元主導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與其國內高漲的經濟民族主義無法並存。儘管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有效管理著美元及其全球影響網路，但懷疑者強調，美國政府出於地緣政治目的（如懲罰與伊朗或朝鮮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或企業）將美元武器化的意願，將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元持有者尋找其他選擇。
是否存在可行的替代貨幣？雖然美國仍是全球金融霸主（美元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作用遠大於其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儘管表現得沒有那麼明顯），許多國家想挑戰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也是事實，但短期內並沒有可行的替代貨幣。中國的人民幣可能是一個選擇，但前提是要取消嚴格的資本管制，讓人民幣成為市場化貨幣，而這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歐元也可能是一種選擇，但前提是人們對歐元區內部分裂的疑慮徹底消散，這在未來幾年內同樣不太可能發生。至於全球虛擬貨幣，目前尚未有能取代美元的跡象，但若干國家已開始試水數字貨幣，它或許最終能撼動美元的霸主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於2020年4月底在四座城市測試本土數字貨幣。sup/sup在開發數字貨幣並與電子支付平臺結合方面，中國領先其他國家數年之久。這種嘗試明確表明，一些貨幣系統正試圖繞開美元的中間作用，逐步實現更高程度的數字化。
歸根結底，美元的首要地位是否會終結，取決於美國自身的情況。正如美國財政部前部長亨利·保爾森所說：「美元的主導地位始於國內……美國經濟必須持續增強全球公信力和信心。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元的地位將岌岌可危。」sup/sup在很大程度上，美元的全球公信力還在於地緣政治及其社會模式的吸引力。「過度特權」與美國世界大國的地位、作為可靠夥伴的印象以及在多邊機構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巴里·艾肯格林和歐洲央行代表警告稱：「由於美國正脫離全球地緣政治，轉而採取更加獨立的內向型政策，如果人們認為美元作為主導貨幣的可靠性有所削弱，安全保障也不再無懈可擊，那麼美元所享有的安全溢價可能會逐漸降低。」sup/sup
圍繞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未來地位存在諸多質疑和懷疑，這提醒人們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並非孤立存在。這一事實對負債過高的新興國家和貧窮國家尤為殘酷，因為它們現在無力償還通常以美元計算的債務。對這些國家而言，應對新冠危機需要可觀的投入和數年時間，而鉅額的經濟損失會迅速轉化為社會和人道主義災難。新冠疫情很可能會使高度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戛然而止，導致社會和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凸顯經濟風險與社會及地緣政治問題之間的深度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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