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新動向sup/sup
我參加達沃斯論壇不下10次，從天氣來講這是最好的一次，沒有雪，陽光明媚，氣溫也不太低。但從氣氛來講，可以說這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我也從大家的交談中感覺到，這是充滿了焦慮的一次。這是一個新的變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我想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發達國家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完全復甦過來。
從歷史資料來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在危機之前長期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3.5%。現在看來，美國的復甦是最好的，而美國去年的增長速度，即使在特朗普那麼大的減稅幅度之下，也只有2.9%，而且會持續乏力。按照現在的預測，美國明年的經濟增長可能降到2.5%，後年降到2%。歐洲國家從2008年以後就在1.5%上下增長，日本從1991年以後就在1%上下增長。
危機已經過去10年了，為什麼發達國家沒有復甦？因為發達國家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在過去的10年，發達國家普遍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到零或零以下來支撐經濟。本來實行這麼低的資金成本，是希望資本進入實體經濟，提高生產力，創造就業。但是現實並非這樣，發達國家把這些廉價的資金拿去做投機，投資到股票市場。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去當首席經濟學家、高階副行長。當時美國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為12000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其他從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的股票市場指數太高，泡沫太大。現在，10年的時間過去了，實體經濟沒有復甦，但是道瓊斯指數高的時候可以達到26000點，現在還剩下24000多點。為什麼呢？
就是我前面講的，那麼低的利率政策，只不過鼓勵把錢投到股票市場去。實體經濟沒有恢復，股票市場翻了一倍還多。如果說2008年的時候泡沫已經很大了，那現在泡沫是不是更大？
我想這是在市場裡面大家普遍的看法，因此一齣現風吹草動，市場就會像驚弓之鳥一樣，一下子跌幾百點，復甦一點，又跌幾百點。
我聽到很多人講股市可能要進行比較大的調整，用「調整」這個詞，不是危言聳聽，用另外的話講就是可能出現股市崩盤的危機，所以大家在情緒上比較低落。
第二個原因是逆全球化。
達沃斯論壇本來是推動全球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平臺，很多跨國大企業家、政府領導人都在倡導全球化，但是現在全球化受挫了。為什麼會這樣？當然有它的原因。過去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推動的，現在，反全球化的推力又是來自發達國家，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內部有不少問題。
一個問題是，在全球化的程式中，從真實工資來衡量的話，很多工人的工資30年、40年沒有增長，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本來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在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中產階級的比重在下降，並且收入分配急劇惡化。這些問題和全球化同時發生，不少人就認為發達國家出現這些問題是全球化造成的，把罪魁禍首歸結為全球化。
如果進行更深層的分析，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同意上述觀點。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工資長期不增長，並不是因為那些工作被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搶走，而是因為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賣到美國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發達國家早就不生產了。
現在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沒有上升，不是因為工作機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一些新興經濟體搶走了，而是因為它們的工人工資水平高，發達國家的企業就用自動化替代工人，這是主要原因。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對一般家庭是有好處的。因為工人的工資沒有增長，但是他買的消費品的價格是下降的，真實生活水平應該是提高的。
中產階級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惡化，這兩個問題相關，其原因主要是什麼？是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導致很多財富利潤集中到華爾街，以及80年代以後高科技發展，創造了很多科技神話，讓一些人轉眼之間變成億萬富翁。
一般人不在金融機構和高科技產業就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工資沒增長，但是華爾街的金融家及高科技產業的精英的財富急劇增加，就造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劇惡化這些讓人不滿的問題。
可是一般人不是經濟學家，他只看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也感受到了財富分配不均、工資不增長的壓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風點火，利用這種不滿情緒，造成了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反全球化逆流。它的結果大家也清楚，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新政、法國的黃馬甲抗議、中美之間出現貿易摩擦。中國有句話：春江水暖鴨先知。達沃斯是一個推動全球化的論壇，感受到這種全球化逆流的壓力也就特別大。
第三個原因我覺得跟中國有關，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全世界的經濟增長30%來自中國，中國是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而中國在2018年出現了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這個下行從2010年就開始了，2010年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下。2016年的時候經濟增長率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上半年的時候維持6.8%的增長，但第三季度只有6.6%，第四季度只有6.4%。
面對這種下行的壓力，有些學者就利用一些區域性資料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掉到4%以下了。這種觀點在媒體廣泛傳播，影響到人們的信心。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8年的增長率是6.6%，確實比2017年的6.8%有所下降。對這個6.6%的增長，我個人還是接受的，因為可以從其他指標來佐證。比如說，外貿增長14.2%，電力還在增長，交通運輸也還在增長，固然第四季度下滑的壓力比較大，但全年6.6%的增長是可信的。
大家對國際經濟、對發達國家經濟沒信心，如果中國這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減速，就更增加大家這種悲觀的情緒。
王岐山指出，中國的選擇是堅定不移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之舉，也是對世界做的最大貢獻。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須瞭解為什麼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以及為什麼2018年下半年經濟下滑的壓力突然增加。
對這個問題，學者有很多分析。有一派觀點認為，是因為中國體制的問題，比如國企的比重太高了，國企沒有效率；一派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人口數量達到頂點，現在開始往下走了。
這些問題都有，但我不認為這是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下滑的主要原因，因為那些都是老問題、長期的問題。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慢變數的問題，它不可能在短期內有那麼大的影響。
對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過不少分析，也在多個場合提到，主要是外部性和週期性的問題，在這裡不贅述。那201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為何加速下滑？我認為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主動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個國家都在講結構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國家很少，中國是提出並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結構性改革有什麼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過去這段時間，做得比較多的其實是前面三項：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而這些都是壓縮性的，都是把經濟增長往下壓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會感受到最大的壓力。
去產能的產業主要是屬於上游部門的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去產能之後，一個好的結果就是供給量減少，價格上升，所以上游部門的盈利狀況在2018年是增加的。上游部門國有企業佔多數，所以2018年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很好。但是，它的結果就是讓下游部門承受更大的成本壓力，而下游部門全部都是民營企業。
去槓桿則導致信貸資金減少，民營企業本來就規模比較小，在借貸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緊縮信貸，第一個感受到的就是民營企業。再加上現在銀行以盈利為主，下游的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了，獲利空間小了，那麼銀行給它的貸款就更少了。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討論是不是因為中國政府採取了國進民退的政策，對民營企業的前景感到悲觀。其實中國政府沒有這個政策。中國政府還是堅持發展國有和民營經濟毫不動搖，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民營企業承受巨大的壓力。
我們還是必須佩服中國政府有這個勇氣去推行收縮性的結構性改革，但是，附帶的效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而且民營企業承受巨大的壓力。
政策總是要調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覺得狀況會有所改變，也就像王岐山講的，做好中國的事情，對中國來講是重要的。做好中國的事情裡面，穩增長、穩就業是必要的。
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會繼續推行，但會有所調整，因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需要的是鞏固成果，不會繼續加強。
至於第四項降成本、第五項補短板，我覺得未來幾年中國會在這上面下更大的功夫。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稅收成本。其實政府已經在2018年年底給中小企業大幅度減稅，一年的營業收入在300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的所得稅率降到了10%，營業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企業的所得稅率已經降到5%。這是非常顯著的降稅，會有利於這些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
再者，補短板，中國還是有很多短板可以補的。我們有一些產業是產能過剩的，但是，這些產業是中低端產業，可以升級到中高階產業。基礎設施還可以繼續完善，尤其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是不足。環境綠色相關發展也要投資。中國還處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這一點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
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多投資，但發達國家的產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了，當它出現產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不像我們發展中國家，好的投資機會到處都是。發達國家的環境是好的，基礎設施也應該都有了，無非比較老舊，而且它的城鎮化也已經完成了。
所以在投資這一點上，中國的迴旋餘地大。有了迴旋餘地，還必須有錢。中國的情況相對來講是好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資平臺等的負債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隻佔gdp的60%，而且中國的財政赤字跟其他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國家的財政赤字一般是用來支援消費的，中國的財政赤字一般是用來支援投資的，有淨資產，所以，其實中國的淨財政赤字比gdp的60%低多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出了一份報告，指出過去在講政府的財政赤字時，只看它名義上的負債，但現在要看淨負債。如果政府的投資創造了資產，那資產應該把赤字抵扣掉。
所以，我想中國可以用的財政政策的空間還很大，貨幣政策還有寬鬆的餘地。除此之外，中國的民間儲蓄也高。有了投資，就會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長，消費也會增加。
我覺得未來幾年，要穩增長、穩就業，完全可以利用我們的迴旋空間、可用手段。我相信中國在2019年達到6.5%左右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於還是低於6.5%，要看國際，要看國內。但是，我相信不管國際形勢怎麼樣，做好自己的工作，實現這樣的增長，而且是高質量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能維持這樣一個增長目標，那麼就像2008年以後一樣，中國每年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該還是可以達到30%，中國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
新形勢下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sup/sup
在2018年6月中央召開「外事會議」的時候，習近平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更彰顯了世界的變局。我們知道全球治理體系是協調世界各國來處理公共事務、應對全球挑戰的體系。我想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到底有什麼成績，還有什麼問題，然後談談我個人認為全球治理改革主要的內容是什麼，方向是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30年又爆發了一次更大的世界大戰的教訓，形成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在聯合國中，各國是平等的，以投票的方式來形成應對全球問題的協議。聯合國下面設立佈雷頓森林體系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幫助各國維持宏觀穩定，世界銀行幫助各國推動戰後重建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消除貧困。還形成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推動工業化，聯合國糧農組織幫助各個發展中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世界衛生組織則幫助各國防治疾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幫助各國推動教育的現代化。關貿總協定，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推動自由貿易跟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這個全球治理體系，一個最大的貢獻是維持了世界的和平穩定。當然區域性地區的戰爭衝突是有的，但是回顧起來，從1945年到2020年的75年時間，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一段時間，並且在這樣的全球治理格局下，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大陸從原來全世界最貧困的地方變成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好的地方。亞洲四小龍在20世紀60年代就變成了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到現在多已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中國大陸從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取得了連續41年平均每年gdp增長9.4%的高速發展。可以講，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以這麼高速的增長持續這麼長的時間。
從統計資料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世界治理格局使絕大多數南亞、拉美、非洲國家一直停留在低收入階段，或者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全球有13億人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線之下，而且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除去，世界貧困人口經過75年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根據一些研究，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傳播，很可能會導致4億~6億人重返貧困。由於貧困問題沒有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因此就出現很多難民跟非法移民。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發達國家一直處於非常疲軟的增長狀況之下，一般居民收入沒有增加，中等階層的數量在減少。由於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發達國家出現了民粹主義。發展中國家由於發展不好，就出現了反全球化的浪潮。當今世界最大國美國退出了不少國際治理安排，比如聯合國國際法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此，可以這樣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出現了不少內訌，大家產生了很多疑惑，為什麼有一些國家、地區經濟蓬勃發展，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乏善可陳？我們要談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或者改革的重點，應該先了解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這樣才能對症下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富裕國家行列，它們有五個共同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們都是開放經濟，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第二個特徵是這13個經濟體都實現了宏觀穩定。第三個特徵是都有高投資、高儲蓄。第四個特徵是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者是像中國大陸1978年以後那樣轉向市場經濟。最後一個特徵是它們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普遍擺脫了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當時，關於它們的發展，主流的理論讓它們按照發達國家的方式去做。這一點我在前文詳細介紹過。在那樣的發展思路之下，即使它們能夠把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也非常沒有效率，所以經濟就停滯，貧困問題沒能解決。
而成功的東亞經濟體正好相反，在20世紀50—60年代，它們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有出口優勢，賺取外匯資本，然後逐漸進行產業升級。80—90年代各國都在轉型的時候，當時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可是中國、越南、柬埔寨這些轉型比較好的國家卻推行雙軌制漸進式改革維持穩定。這些成功的經濟體都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隻手同時用。
回顧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為什麼失敗，我認為主要失敗在思路上。我在前文多次強調過，任何理論，不管是過去經驗的總結還是現在問題的解決，必然是以提出這個理論的國家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為條件的，這些理論有適用的前提，單純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必然就會出現問題。我們看少數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先看自己有什麼，自己能做好什麼，那就在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作用下把能做好的做好做強。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國際治理體系的目標是崇高的，是要維持世界和平、穩定跟發展。其體系也是完備的，有聯合國，其下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農業發展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等，還有世界貿易組織，牽涉到整個國際治理的方方面面。我認為體系沒問題，問題在於這個體系執行的指導思路目前基本上都是基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然後發展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就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思路作為指導思想。但成功實現發展的國家或經濟體，正好都違背了當時的主流社會的理論和做法。
現在在新形勢下來討論全球治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必須總結自己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並且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來面對自己的問題，想出自己的解決辦法。如果能夠形成這樣的思路，目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是完備的。在這個反思過程當中，我認為中國義不容辭，因為中國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中國有責任總結自己的經驗，解決自己的問題，並且協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總結髮展中國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攜手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來完成發展。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讓我們有這樣的反思，然後在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之下繼續沿著全球化思路討論每個國家有什麼、能做好什麼，在政府跟市場兩隻手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我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追求的全球共同繁榮必然能夠實現。
疫情下的全球經濟及中國應對sup/sup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各國分享資訊，並採取了一系列防控和救治舉措，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為國際社會防範疫情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和有力支援。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3月做出了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大流行的評估決定，但當時很多國家並沒有足夠重視和採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國際上迅速傳播，多國進入暴發期。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中國的應對，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值得深入探討。
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挑戰
一種傳染性強的疾病在一國擴散並且還沒有疫苗可用之前，最好的應對辦法是採取社會隔離和封城、封國的措施。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義大利、西班牙、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以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這些措施不僅影響生活，也會對生產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自2019年下半年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已經多次下調世界各國的增長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價格的閃崩，導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在2020年3月出現4次熔斷，道瓊斯指數出現斷崖式下跌，在美國股市崩盤的帶動下，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股市也紛紛下跌。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隔離或封城措施，對已經在下滑通道的經濟而言可謂雪上加霜。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實行了零利率或負利率，雖然採用非常規的量化寬鬆甚至無限量量化寬鬆政策，以及高達gdp的10%甚至20%的財政援助計劃，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已經是必然。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4月份釋出的預測，2020年美國經濟可能下滑5.9%，比1月的預測下調7.9個百分點，歐元區經濟下滑7.5%，比1月的預測下調8.8個百分點，全球經濟下滑3.0%，比1月的預測下調6.3個百分點。
沒有症狀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大多具有傳染性，並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國家蔓延，就會產生輸入性風險，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世界各國不能通力合作、齊心協力進行防控而使疫情蔓延，甚至像1918年全球大流感那樣在許多國家出現更為嚴重的第二波暴發，那麼，發達國家及全球經濟陷入像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並非不可能。
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應對
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為了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2020年的增長率大約需要達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國的年增長潛力還有8%，在正常情況下這個目標不難達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我國採取了有效的封城、居家隔離的防控措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傳播，也不得不付出一些短暫的經濟代價。2月很多企業處於停工停產的狀態，3月陸續開始復工復產，然而全球跨境投資、貨物貿易和人員往來大幅減少，許多出口企業面臨訂單驟降或被取消的困境。為了防控輸入性病例和可能出現的第二波蔓延，防控工作常態化，生產生活仍受到一定影響。國家統計局4月17日釋出的資料顯示，我國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這是1992年有季度統計資料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貿易組織預測疫情可能導致2020年全球商品貿易下滑13%~32%，下跌幅度可能超過2008年至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貿易下滑幅度。我國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今年我國的增長將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和需求。考慮到為了防控輸入性病例和可能出現的第二波蔓延，防控工作需要常態化，第二季度即使全面復工，經濟增長也可能只是緩慢復甦，全年增長主要依靠第三、第四季度的反彈。
從我國的宏觀政策空間以及政府執行能力來說，要達到全年5%或更高的增長並非不可能，但那樣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長需要達到15%左右，考慮到全球經濟有許多不確定性，需要為未來一兩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間。其實，在全球經濟下降3.0%的預期下，我國若能達到3%~4%的增長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成績。況且2021年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經濟復甦是大機率事件，我國經濟恢復到正常6%左右增長的可能性很大。
過去金融危機對經濟的衝擊主要在需求面，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則同時衝擊了需求和供給。受到國內需求減少、國外訂單驟減的影響，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更為困難，就業面臨很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