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們應對危機衝擊，主要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支援投資，穩定經濟增長，但是這樣造成創造就業機會和消費需求會有延後期。這次除已經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時支援家庭消費，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對城市的貧困戶、中低收入家庭和失業人口發放消費券，在農村提高低保的標準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標準，這樣才有利於啟動消費需求，保住中小微企業、保住就業，保證脫貧目標在今年實現。同時，在保企業上可以延緩企業貸款本金和利息的償還、增加企業貸款、減免稅收和「五險一金」的繳納、減免租金等。
相信中國有能力在國際經濟的一片肅殺中維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衰退甚至蕭條時，仍可以像2008年以來一樣，未來每年仍為世界的經濟增長貢獻30%左右。
對完善全球治理的思考
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擴散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波及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貧窮國家，許多城鎮幾乎沒有任何測試裝置和呼吸機，政府的財政也捉襟見肘，難以投入大量資金來增加必要的防護。同時，經濟下滑也使許多高負債的低收入國家面臨債務到期難以償還的危機。
面對這種人道主義危機，我國可以和其他國家分享防疫的經驗，利用強大的口罩、防護服、測試盒、呼吸機等防疫必要物資的生產和供應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國家遏制疫情，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儘量助力其他國家，減少疫情對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時，倡導和支援二十國集團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國際機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緊急援助和延緩債務償還等，幫助發展中國家渡過難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發提醒人們，即便在21世紀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之時，面對致命的傳染病，人類生命和經濟、社會組織依然十分脆弱。未來，人類社會還會面對許多全球性自然災害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挑戰。在這些災害和挑戰面前，各國必須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災難的產生或是將危害降到最低水平。希望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訓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減緩或化解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危機的契機。
中國經濟與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sup/sup
2019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同時也是中美建交40週年，我想對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後的發展做一個回顧。瞭解了過去、現在，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
中國經濟70年：從貧窮到領先世界
70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49年後，為了實現民族復興、民富國強的願望，中國政府和百姓都付出了很多努力。20世紀60年代，中國試爆原子彈；70年代，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些科技工業取得的成果標誌著中國在一窮二白的農業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是，在1978年，中美發表建交公報的時候，中國還是非常貧窮的國家。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當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當時中國經濟的體量是2119億美元，在全世界當中排名第9，只有美國gdp的9%。當時中國對外貿易非常少，每年只有206億美元，對美國的貿易只有9.9億美元。而且當時中國外匯儲備非常少，僅有1.67億美元。
為了改變中國經濟落後的面貌，1978年，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這40年間，中國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9.4%。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中國對外貿易每年的增長速度達到14.5%。在gdp和貿易高速增長的基礎上，201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中國的出口超過了德國，變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當中，97%是工業製成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2013年，中國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變成第一大貿易國。2018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9750美元，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中國的經濟規模從1978年只有美國的9%增長到現在的65%。並且，中國有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7億多擺脫貧困的人口刨除，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在繼續增加。
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美建交、中美貿易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一般有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從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間的貿易基本平衡，中國從美國進口多，出口少。但是從1985年開始，中國對美出口開始增多，當年獲得了6000萬美元的順差。此後貿易順差一路上升，2018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32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985年只佔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0.3%增加到現在的大約45%。由於貿易順差、逆差的變化，中美兩國最近關係緊張，出現很多爭端，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為何能奇蹟式增長
要了解未來的發展，我想，必須要了解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中美建交以後，中國的經濟能夠取得這樣奇蹟式的增長，瞭解了其中原因才有辦法判斷未來中國經濟可能的發展態勢。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靠的是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離不開技術創新，技術的創新提升了生產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附加值更高的新產業不斷湧現，資源配置得到最佳化。這是勞動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兩個機制，適用於任何發展水平的國家。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技術處在世界前沿，只能靠自己研發新技術來獲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這種方式，19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取得了平均每年3%~3.5%的增長。但是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水平和技術水平有很大差距。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利用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差距來取得技術創新跟產業升級，成本和風險就會比發達國家自己發明低得多，這樣就有可能比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跟產業升級更快，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後來者優勢。利用這個可能性，發展中國家可以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
1978年底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能夠發展這麼快，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但是，過去40年中，每隔幾年就有一個聲音說中國的經濟即將崩潰，但實際上中國是這40年中唯一沒有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這是為什麼？原因跟另外一個問題相關。其實，後來者優勢1978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那時的中國主動放棄了後來者優勢。當時中國實行的發展戰略是超英趕美，要馬上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產業跟技術，才能夠快速趕超它們。發達國家的技術都有專利保護，並且許多跟國防軍工有關，即使想付專利費也買不來，所以中國只能自己發明，這意味著中國放棄了引進技術、引進產業的後發優勢。重工業資本密集，當時中國是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社會，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企業在這種環境下只有依賴國家保護補貼才能夠把產業建立起來。這種保護補貼就造成經濟的扭曲、資本的錯誤配置等問題。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走上一條新的道路，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主要是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如沿海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加工業。那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跟中國的比較優勢相同，所以就能夠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佔領國際國內市場，創造很多的利潤，迅速積累資本，產業升級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取得快速增長。
20世紀80—90年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發展中國家也在改革。大部分的國家是按照當時主流的「華盛頓共識」提倡的休克療法改革，結果是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中國是穩定快速地發展，不斷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這是因為休克療法忽視了一點，轉型前的政府幹預扭曲是為了讓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存在的必要制度安排，如果把那些保護補貼都取消，那些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就會全部垮臺，垮臺以後造成大量的社會失業、政局不穩定、社會不穩定，這樣怎麼發展經濟？而且，電力、電信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經濟執行所必需的，資本密集的國防軍工相關產業也有存在的必要。即使企業私有化，也要給它保護補貼，私有企業老闆跟政府尋租的積極性更大，因此腐敗現象會更普遍，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中國這種雙軌制漸進式改革是最好的改革方式，因為對那些老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補貼以保持穩定，對新的產業允許進入，使其利用後來者優勢快速發展，積累資本，慢慢就把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補貼對企業來講是好的，但可能造成腐敗、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因此中國在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作用，潛臺詞就是要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但是，由於中國沒有把市場有效執行需要的制度安排一次性建立到位，因此，只要經濟增長一慢下來，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就在國際上此起彼伏。
中美貿易格局為何發生鉅變
第二個必須理解的問題是為什麼中美兩國的貿易格局發生了變化，中國逐步佔據有利地位。
理解格局的變化，首先要知道中美巨大貿易逆差出現的原因。一些媒體分析認為是因為中國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中國強迫美國或外資企業進行技術轉讓，或者是中國人為操縱匯率造成的，我認為這些都不正確。真正造成中美貿易逆差巨大的原因是中國跟美國的比較優勢不同。美國從19世紀末以後成為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它的工資水平為全世界最高，所以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沒有比較優勢。東亞經濟相對落後，收入水平低，所以東亞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所需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是從日本進口的，美國對日本就有很大的貿易逆差。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收入水平也上漲了，當時亞洲四小龍剛剛開始發展，工資水平低，相較於日本，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所以日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就轉移到亞洲四小龍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因此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美國的貿易逆差以相同的原因轉移到中國。美國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貿易由逆差變成順差，逆差都集中在中國，這是比較優勢變化的結果。美國這種貿易的形態實際上在二戰以後就形成了，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美國對外貿易逆差80%以上來自東亞經濟，最高的年份還超過100%。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由0.3%變成45%，好像增加了很多，但是它對整個東亞的貿易逆差從原來的80%以上，甚至超過100%，降到現在的60%左右。這樣看來，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擴大並不是中國造成的。
中美兩國之間貿易逆差的產生，是因為兩國之間的比較優勢不同。美國在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有優勢，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優勢。這是長期以來中美存在貿易不平衡的原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它自己的結構性問題。美國的政府消費跟百姓消費非常多，儲蓄非常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消費多、儲蓄低，國內生產滿足不了國內需要，就要從國外進口，就會有逆差。
絕大多數國家的這種逆差兩三年就維持不下去，美國長期維持這種貿易逆差是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它可以印鈔票買東西。這些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絕對量不斷擴大，是因為它的消費越來越多，靠印美元買世界產品來維持，這當中從中國進口的比重比較大，無非是把亞洲那些原來對美國的逆差轉移到中國來，但是對整個東亞的逆差其實是在下降的。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產品增加關稅也於事無補，反而會加重貿易逆差。2018年，特朗普政府為了縮小貿易逆差，對中國、日本、歐盟、韓國都增收關稅。但是2018年美國的逆差跟2017年比總體增加了12.1%，對中國的逆差增加了11.7%。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美國的問題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找錯了原因，採取的措施不僅不利於中國，不利於世界，也不利於美國。
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為何仍能每年平均增長6%
在瞭解這些背景後，我們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中國過去依靠後來者優勢，經濟增長迅速，這種後來者優勢到底還有多大？有的人認為，經過了40年，這種優勢大概沒有了。我對這個看法不太同意。後來者優勢不在於已經用了多少年，而在於跟發達國家還有多少技術差距。怎樣衡量技術差距呢？最好的衡量指標是看人均gdp，人均gdp代表平均技術水平和平均的產業附加值水平。根據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統計的資料，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也相當於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都實現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長，它們是二戰以後利用後來者優勢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13個經濟體當中的幾個。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中國從2008年以後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20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節節下滑，2010年是10.6%，2018年是6.5%，2019年第一季度是6.4%，第二季度是6.2%，第三季度是6.0%，一路下滑。增速下滑的原因存在各種爭論，有的說是因為中國的雙軌制漸進式改革還留有很多扭曲，政府有很多幹預，國有企業太多，人口老齡化等造成的。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我認為它們不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主要原因。2010年之後所有金磚國家的經濟都在下滑，下滑的幅度比中國大。不僅金磚國家，連東亞的新興高收入經濟體，包括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同樣在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下滑的速度都比中國大。這些經濟體都沒有中國存在的那些問題，所以這種現象只能從一些共同的外部原因才能夠解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發達國家爆發，到現在發達國家還沒有完全復甦。前面談到發達國家長期的增長速度是3%~3.5%，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表現最好，2018年的增長速度也不過2.9%，2019年可能是2.3%。歐洲國家的增長率從2008年以後長期在2%上下波動，日本從1991年以後到現在增長率都在1%上下波動。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的gdp佔全世界的比重還能達到50%。它們的經濟增長疲軟，需求增長速度就慢，導致整個國際貿易增長速度下滑，現在國際的貿易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慢。
所以，發展中國家出口少了，三駕馬車少了一駕。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每個國家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基礎建設等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現在這些專案都建成了，可是國際經濟還沒有復甦，所以民間的投資就減少，除非政府再進行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
展望未來，我對發達國家的經濟比較悲觀。發達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做它應該做的結構性改革，所以結構性矛盾還存在，因此發達國家可能步日本的後塵，出現長期的增長疲軟，展望未來，它的發展速度會是慢的。對於中國，如果對外出口這駕馬車快不起來，經濟增長就必須靠內需增長，即依靠投資和消費增長。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體量大，旋轉的空間大，可用的手段多。
就投資而言，首先，中國還是一箇中等發達的國家，可以在中高階產業上進行升級，好的投資機會有很多。其次，投資基礎設施，中國這些年做的基礎設施大部分是城市之間的，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城市內部基礎設施還很不足。再次，在環保、城鎮化上也要投資。
投資要有錢，中國的政府財政赤字佔gdp比重不到60%，民間儲蓄達到45%左右，為全世界最高，可以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投資。另外，中國還有3.1萬億美元的儲備，投資要進口機器裝置，中國有錢。這三點又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加大投資，也有很多的機會，但是，可能因為政府的財政不好、儲蓄和外匯儲備不足而無法投資，中國沒有這種情況。
展望未來，中國可以維持一個合理的投資增長速度，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有就業，家庭收入就會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後消費就會增加。所以，中國到2028年或者寬鬆一點到2030年，還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我判斷實現6%左右的增長沒有問題。
在這段時間裡，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超過30%，也可以為緩解中美關係打下一個物質基礎。隨著中國的收入水平提高，當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以後，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會從中國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甚至非洲國家，像20世紀60年代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80年代從亞洲四小龍轉移到中國一樣。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也會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中美貿易之間美國可能會有順差，中美之間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就消除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出現中美關係的新局面。
總之，中美建交這40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這個成績跟中國推行漸進式的改革，並且充分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及後來者優勢有關。如果中國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在未來10年或者更長時間，每年有可能實現6%左右的增長，中國會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並且每年對世界增長的貢獻將超過30%。這樣的一個發展態勢，也會創造很多機會。很多產業要升級需要投資，中國現在有一些產業已經達到世界的前沿，需要創新，而且中國也有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來抓住新科技給予的機會，如人工智慧、數字經濟等會給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巨大的空間。
我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三點看法sup/sup
觀點一：貿易是互利雙贏的
美國跟中國買東西並不是美國給中國的恩惠，是這些東西美國自己不生產，而美國國內有需求，必須從國際上進口。美國可以從中國進口，也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從中國進口是因為價格比較低，產品質量比較好。
當然有些產品美國自己也可以生產，例如成衣、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們在國內生產，成本會非常高，老百姓要付出非常高的代價。所以，從中國進口是出於價格的考慮，這一點是貿易的基本原則。
美國每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那麼大，是不是美國吃虧了呢？在談國際貿易的時候，不能從兩國的貿易逆差或順差來看問題，要從一個國家跟整個世界的貿易逆差或順差來看。
有些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有順差，像中國2018年的順差是2.6%。有些國家有逆差，美國則是逆差非常大的國家。讀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一個國家如果有貿易逆差，是因為消費太多、儲蓄不足造成的。要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必須在國內採取措施來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如果不這樣做，會適得其反。例如，特朗普過去兩年對各個貿易國採取了不少舉措，但實際上，根據2018年的統計資料，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增加了12.1%，而沒有減少。
對中國也是一樣。201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11.7%，同樣並沒有解決問題，帶來的結果只是貿易狀況惡化，美國國內居民和使用中國出口產品作為投入品的生產商付出更高的代價。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口產品要付更高的價格，那麼一般家庭剩下可以用的錢就少了，可以用來買國內生產的產品或國內提供的服務的成本就上升了，其實這對美國的就業也是不利的。
剛開始美國從貿易逆差來說事，現在則從貿易不公平、中國強迫技術轉移等來說，雖然煞有其事地指摘了很多，可是沒有拿出具體的證據。美國固然利用國內法進行了301調查，出的報告非常厚，但如果仔細讀，會發現其大部分內容都是猜測。所以耶魯大學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roach）教授說，這個報告基本上是在潑髒水，沒有證據，根據這樣的報告制定政策對美國是不利的。
美國說中國強迫進行技術轉移，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自然是要帶著技術來的，其技術是我們強迫轉來的嗎？實際上不是。因為美國公司如果在中國生產產品，要進入中國市場，不用最好的技術，產品如何能夠競爭？
比如汽車產業。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也是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除了美國汽車在中國生產，德國、日本、韓國汽車也在中國生產。如果美國通用、福特不用最好的技術在中國生產，生產出來的汽車會有人買嗎？我們知道，通用和福特現在在中國生產的汽車比在美國生產的汽車多，它們的利潤主要來自中國。所以用最好的技術來中國生產，是它們自己的需要，並不是中國強迫的。
中國這些年的技術進步非常快，這是事實。中國的經濟不斷增長、資本不斷積累、產業不斷升級，當然技術會不斷創新，而這些創新其實主要是我們自己通過學習、研發來獲得的。
美國也有比較客觀的學者，像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說，中國這些年的技術進步只能由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努力來取得，不可能是強迫來的或偷來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為什麼總用貿易逆差和所謂的「不公平競爭」來指責中國呢？我個人認為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實際上他是看到中國發展得這麼快，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對華為的惡意封鎖、打壓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國打壓中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圖。
觀點二：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
我們希望貿易爭端能夠通過談判來解決，中美兩國能夠友好相處，中美貿易有利於兩國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假如事情不能按照我們的期望發展，貿易談判不能達成協議，美國對中國的所有出口產品都徵收25%的關稅，那到底對中國有多大的影響？
當然，貿易是要雙贏的，採取阻礙貿易的措施，中國會有損失，美國同樣也會有損失。中國的損失到底有多大？現在中國每年出口佔gdp的比重不到20%，出口美國佔中國出口的比重2018年是19%，對美貿易固然重要，但也只是我們貿易當中的一部分。25%的關稅，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
有人說影響大，有人說影響小。一般的看法是頂多影響0.5個百分點的增長，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更少一點，大約0.3個百分點。從絕對量來看，好像中國受的傷害多一點，美國受的傷害少一點。但我們必須考慮到，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19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2.5%，如果增長率下降0.3個百分點，它的增長率要損失12%。對中國來講，如果按照6%~6.5%的增長來算，即使減少0.5個百分點，我們還有6%的增長，我們增長率的損失只有8%。
即使如此，中國不僅在全世界擁有很高的增長率，中國還會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國。眾所周知，自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每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30%。2019年全世界的增長會有多少？按照世界銀行的預測，是2.9%。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是3.5%。這樣講的話，即使有貿易摩擦，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的增長也會有30%的貢獻率，中國還是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觀點三：絕不會犧牲中國的發展
貿易是雙贏，我們有最大的誠意，希望與美國坐下來談，希望提出一個能讓雙方都滿意的方案。如果美國不願意呢？我們絕對不會把中國發展作為代價來滿足美國單方面的需求。為什麼這麼講呢？即使發生最糟的狀況，中國還能維持6%的增長，中國還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美國的無理要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繼續堅持我們的既定方針，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按照習近平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追求高質量發展。這種發展成果不僅在國內的東中西部、城市與農村共享，還跟世界上與中國維持良好貿易關係的國家共享。
出口美國佔中國出口的比重不到20%，我們還有其他80%的貿易伙伴。如果對美國出口因為貿易摩擦而減少，我們從美國的進口也會減少，我們可以把中國每年進口2萬多億美元的市場機會，更好地讓歐洲、日本、韓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
現在對世界來說最重要的是發展，在大家對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悲觀、迷茫的時候，中國的開放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共享發展的機會。
其實美國很多企業家也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長都來自中國，要是美國這些企業退出中國市場，那它們就退出了《財富》世界500強的地圖。我相信，美國的企業家、美國人民，也希望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1月23日在2019騰訊冬季達沃斯論壇「全球化4.0與中國包容性增長」主題晚宴上的主旨發言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2020年9月8日在廈門2020國際投資論壇上的主旨發言整理。
本文原載於《經濟日報》2020年6月4日理論版。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在創新工場十週年投資者年會上的主旨發言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朗潤·格政」論壇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