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制度優勢，實現穩步增長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也將面臨新機遇、新挑戰。
從國內來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十四五」規劃這五年裡，我國人民的收入水平應該會進一步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會有新的體現。同時，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我們的創新能力還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只有進一步加強這些方面的建設，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好基礎。
從國際環境來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也加速催化了這個不確定性。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在2000年之前，七國集團的經濟總量超過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現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分量則越來越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率先恢復快速增長，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30%左右。並且，從1978年到2019年，我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長。我國現在的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和美國的6.2萬美元，歐洲、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4萬多美元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代表我國的產業和技術的總體水平還處於追趕階段，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仍有「後來者優勢」。
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必須知道我們有多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發展潛力下，針對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按照新的理念來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擁有「後來者」和「彎道超車」雙優勢，到2030年之前，中國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長潛力。增長潛力是從供給側角度來說，能夠發揮出多少決定於需求側，在外部需求很可能長期處於疲軟的情況下，我國需要把握好國內需求。中國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市場，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們只要繼續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按照新發展理念，以國內迴圈為主，同時推動國際國內雙迴圈相互促進，依靠科技、人才兩個關鍵要素，發揮好我們的制度優勢，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穩步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不確定性環境中的確定性選擇
202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很不錯。可以說，比原來的預期要好。這裡有個特殊的前提，就是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大部分國家經濟都在下行。我國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到第二季度，我們很快取得了3.2%的增長，可以講，這是全球獨此一家。在我看來，我們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得來不易。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持續暴發以及反覆，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除此之外，美國等國家的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相關產業的惡意打壓，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對我們來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繼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們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挖掘出來，保持定力，像習近平強調的，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來源。
面對不確定性，中國如何用好政策工具箱？
我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來的負債所佔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0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超過100%，因此，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間比較充足。從貨幣政策來看，其他國家開始實行零利率、負利率，而我們的利率還是正的，我們的準備金率也比較高，因此，我們貨幣政策利用的空間也很充分。同時，我們的宏觀政策很有針對性和時效性，減稅降費、金融支援等一系列舉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增長空間依然廣闊，特別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在智慧製造、5g技術、人工智慧等方面，我們和發達國家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在技術創新上取得突破以後，規模經濟就能夠顯現出來。總體來講，只要看清楚我們有利的因素，保持我們的定力，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環境如何風雨飄搖，中國還是能夠乘風破浪地前進。
「六穩」「六保」的關鍵是保就業、穩增長
2018年7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六穩」方針。2020年4月，中央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務。「六穩」指的是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涵蓋了我國目前經濟生活的主要方面。「六保」指的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六穩」「六保」的關鍵是保就業、穩增長。有就業，社會就能夠穩定，家庭收入就能夠增加，消費就能夠活躍，我們的生產潛力就能夠發揮出來。而就業最大的來源是什麼？還是經濟增長。經濟有增長，有投資，就有就業機會的增加。同時，新的就業機會增加，伴隨著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勞動能力水平提升，就會推動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
當前，國內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這些有效的投資可以支撐我們的經濟升值，降低我們的交易費用。比如發展「新基建」就會進一步推動整個經濟的效率提升。就像有4g才能更好地實現行動通訊和網上支付，我相信隨著5g時代的到來，智慧互聯一定會開創出更多有高附加值的新業態，從而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隻手」一起用。而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我們有一個有為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也越來越重視市場的作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就充分體現出來。疫情防控對我國來說是一次「閉卷考試」，我們在這個答題過程中很快了解到問題的本質，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
改革紅利與人口紅利會永遠存在
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這是學界和媒體上流行的說法，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什麼叫改革的紅利呢？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就會出現，所以習近平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確實我們現在在體制上、機制上還有不少問題要改，改好了以後，生產力會解放，效率會提高，但是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改了那些問題不就有新的改革紅利了嗎？
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提出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每個國家都要做結構性改革，中國要做結構性改革，美國、歐洲也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能改革，就能夠釋放生產力。發達國家也有不少結構性問題要改革，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20世紀80年代，我國剛從計劃經濟轉型，確實有很多扭曲，並不是每個領域都具備改革條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話，就會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經濟就要崩潰。在那種狀況之下，要看哪些新東西改了以後，會釋放我們的生產力，會穩定我們的經濟，會促進我們的增長，所以，我國採取了漸進式改革。
現有的問題改了，一定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所以，改革的機會、改革的紅利永遠都在。只要我們不驕傲自滿，有決心和勇氣，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去發現新問題、面對新問題，不斷地深化改革，改革紅利就會永遠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紅利消失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為，我國過去發展這麼快，是因為有人口紅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勞動力從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村轉移到生產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業；二是原來計劃生育使出生率減少，提高了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覺得這隻說到中國經濟增長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多，年輕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國高，照上述理論，印度和非洲應該比中國發展快，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
首先，我認為人口紅利理論的重點在於，把勞動力從低生產力水平的行業轉移到高生產力水平的行業，比如把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到城市制造業，但是這種紅利不僅在農村勞動力變為城市制造業勞動力的過程中會產生，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製造業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的過程中也同樣會有。製造業裡有很多階梯，只要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把在低附加值就業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到勞動生產力水平高的製造行業，這方面的人口紅利就會一直存在。
其次，因為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事實。但是勞動力對生產的貢獻，一方面是數量，一方面是質量。如果純粹從數量來講，我們可以把退休年齡往後延一點。國內一般男性60歲退休，女性55歲退休，而外國普遍情況是65歲才退休。退休年齡往後延一些，勞動力不就增加了嗎？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國的教育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質量，補償勞動力數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紅利理論沒有分析清楚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現在人口紅利減少，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的說法也沒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發展以內迴圈為主體，但不能搞孤立經濟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外國經濟發展減慢，國際市場會減小，美國又對我國經濟進行封鎖打壓，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會提高。政府部門提出了新基建專案，包括5g、雲端計算、人工智慧等來增加國內需求。此外，也可以投資常規的基礎設施，通過建設高鐵、城市間軌道交通網，構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國這樣的大的經濟體裡，國內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和迴旋餘地，這些專案也確實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適應中國升級發展新需要。所以黨中央基於國內外形勢，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央的這個提法和我們過去一直主張的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並沒有矛盾，因為作為大國，我國曆來就是以國內市場為重。大國跟小國比較起來，國內市場的規模一直都比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進口兩項加起來，佔gdp的比重超過100%，但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9年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17%，進口只有gdp的14%，兩項加起來只有31%。
對我國來說，國內市場一向重要。一般來說，出口佔gdp的20%左右，80%的生產是在滿足國內的需求，如果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現在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下降為15%，而85%由國內消費，國內市場的比重確實會增加，但基本格局還是一樣的。
激勵企業實現綠色工業化sup/sup
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總共有17個目標，比如消除貧困、消除飢餓、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所有國家都要共同實現。我個人的理解是，如果想達到這17個目標，最重要的一點是給人民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實現綠色發展。要達到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需要有私營企業，它們應該有自己的社會價值以便驅動這一變革。
我們知道，如果要消除貧困及飢餓，讓人們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給人們有足夠收入的工作，這樣他們就不會貧困，也能自食其力，維持健康。
我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到訪過許多非洲國家，看到這些地區的人們非常貧困，但是他們不是沒有工作。他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力和收入水平非常低。
在兩三百年前，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都非常貧窮，因為它們都主要以農業生產為生。18世紀以後，有幾個國家比較幸運，擺脫了貧窮，實現了繁榮，這是因為它們從傳統農業轉型到附加值更高的工業化生產中，它們沿著工業化的階梯，從勞動密集的產業不斷升級到資本密集型產業，提高了生產力和收入水平，消除了貧困、飢餓，實現了健康。
但我們知道，如果要實現工業化，能源密度和碳排放會大幅度增加，導致全球變暖，影響到第13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實現。如果要實現工業化，提供收入水平高的就業，同時應對氣候變暖，就必須要有一種新型的、綠色的工業化。
要實現綠色工業化，前提是要有技術創新。技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必須要依靠企業來進行綠色創新，推動綠色工業化，才能確保所有國家到2030年時都可以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發展目標。
為了實現綠色工業化，首先必須提高人們的意識，讓企業樹立綠色發展觀，認識到沒有綠色工業化，就沒有辦法在窮國提供好的就業機會，確保那裡的社會政治穩定，就沒有生意可做。如果不能實現綠色發展，也許我們這一代有機會繼續從事商業活動，但到下一代人時氣候變暖，環境惡化，人類的生存將會受到威脅。
與此同時，只提高意識是不夠的，還要提供足夠的激勵機制，確保企業有動力去促進綠色技術發展。如果企業汙染環境，消費者應該拒絕購買他們的產品。
政府也應該確保有一個正確的激勵機制。如果一家企業使用老的生產技術，不斷汙染環境，應該對其徵收汙染稅。如果有一些企業使用新的綠色技術，推動綠色發展，應該給予獎勵。
實現綠色工業化，為每一個人創造好的工作機會是消除貧困、飢餓，確保健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這不僅對我們這一代人有利，而且會造福我們的子孫後代。
只有好點子不夠，必須要把這些好點子變成行動。要讓企業瞭解到這不僅僅是理想，也是切實可行的，不僅僅在技術上可行，在商業上也是可行的，可以贏利。同時，社會也要扮演相關角色，家庭、消費者、政府等都要參與其中，同舟共濟，共同努力。
對消費者來說，很多人不能像以往一樣，對那些汙染企業無動於衷，應該抵制和拒絕它們的產品。政府要運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創造社會價值，讓汙染企業變得無利可圖，引導企業做該做的事情。
本文原刊於2020年4月13日《北京日報》。
justinyifulin,demystifyingthechinese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justinyifulinandxinwang,「trumpeconomicsandchina–ustradeimbalances」,journalofpolicymodeling,2018,40(3):579-600.
1978—2008年中國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9.9%，美國則為2.9%，中國比美國高7個百分點。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2009年中國的增長速度是9.4%，美國則為-2.8%，中國比美國高12.2個百分點。2019年中國的增長速度是6.1%，美國的增長速度為2.2%，中國比美國高3.9個百分點。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20年美國的增長速度是-4.3%，中國的增長速度則是1.9%，中國比美國高6.2個百分點。
本文根據2020年7月28日人民網財經，2020年9月16日、17日《大公報》，以及2020年9月17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對作者進行的專訪整理。
本文原載於2020年6月22日《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