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也意味著我們在很多產業還不具備比較優勢。中國許多自然資源短缺，一些資本、技術很密集的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也還不具有比較優勢。另外，隨著經濟發展、工資水平上升，我國過去很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也會不斷消失。
在這種狀況下，經濟發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就應該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能夠提供的資源。對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產品，能進口當然要多進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在內的國際資源。只有少數關係到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高科技產品，我們可能會被某些國家卡脖子，才作為例外。對於哪些國家可能會卡我們的脖子，也要認真分析。歐洲在高科技產業有比較優勢，但並沒有積極性卡我們的脖子，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歐洲有積極性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賣給我們。卡我們脖子積極性相對高的是美國。我國發展很快，體量和影響力越來越逼近美國，美國為打壓中國發展才會對我們實施技術封鎖。然而美國這樣做也會犧牲掉利用我國市場來發展美國經濟的機會。
我們還要認識到，對那些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大多數高科技產品，並非僅僅美國有，歐洲、日本也有。我們要如華為任正非先生所講，只要買得到，而且買比自己生產更合算就要繼續買。這些國家為自身發展考慮，也樂意把這些產品賣給我們。只有美國獨有，歐洲、日本都沒有，我們實在買不到的產品才需要發揮舉國優勢自力更生，但我相信這種產品是極少數。
所以我們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的同時，一定要堅持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
怎樣才能真正迴圈起來
如何落實這個新論斷？怎樣才能真正迴圈起來？
第一，用結構性改革挖掘發展潛力，拉長長板，補足短板。
在我看來，要實現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最重要的是必須讓國民收入水平越來越高，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體量在世界的佔比以及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國內迴圈比重增高。怎樣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不斷實施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兩大優勢。
傳統產業方面，2019年我國人均gdp剛過1萬美元，跟美國6萬多美元、德國4.8萬美元、日本4.2萬美元相比還有差距。人均gdp差距的背後是平均勞動生產水平、產業技術、產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對差距，傳統產業作為成熟產業，意味著我們還有相當大的後來者優勢，還能追趕。那些有技術的國家也會樂意把裝置賣給中國，否則沒辦法實現其技術價值。所以，我國仍具有通過引進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後來者優勢。因為2010年我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19.2%，才相當於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國臺灣在1971年、韓國在1980年相對於美國的水平。利用這種後來者優勢，日本實現了20年每年9.3%的增長，新加坡20年每年增長8.4%，中國臺灣20年每年增長8.9%，韓國20年每年增長8.4%。這意味著，到2030年，我國還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
新產業方面，我國擁有前述東亞經濟體在追趕階段所沒有的，新經濟革命的彎道超車優勢。
新經濟革命的新型產業中，我們跟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有條件齊頭並進。新經濟產業有的涉及軟體，比如網際網路、人工智慧，有的涉及硬體，比如大疆的無人機、華為的手機。新經濟產業有一個特點，研發週期短，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多。這些新的產業如果屬於軟體方面，我們國內有最大的應用場景；如果屬於硬體方面，國內有全世界最大最齊全的產業部門和最好的供應鏈。所以，中國在新經濟革命上具有比較優勢。
一個最好的指標是所謂的「獨角獸」。獨角獸指的是，創業不到10年還未上市，市場估值已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根據胡潤研究院釋出的全球獨角獸榜，2019年全球494家獨角獸企業中中國有206家，美國有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獨角獸企業有586家，中國有227家，美國有233家。這意味著中國在新經濟方面具有和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優勢。
在供給側，可以利用我們的優勢拉長長板，補足短板。當然，一方面必須靠有效的市場來配置資源、提供激勵，另一方面要靠有為的政府來克服產業發展方面的一些市場失靈。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國內迴圈中的一些堵點。
中國的改革是雙軌制漸進式改革，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樣，現在產品市場基本放開，但要素市場還存在很多結構性的障礙或堵點。
在金融市場方面，實體經濟中的農戶和民營的中小微型企業，其稅收佔全國的50%，gdp佔70%，就業佔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國內以大銀行、股票市場、金融債券、風險資本等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得不到滿足。金融要實現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補上為農戶和中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短板。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要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以利於人才流動。要解決高房價問題，讓房價迴歸「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場方面，最大的堵點是怎樣落實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問題，增加土地供給，包括工業用地、商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經有了，就看怎麼推行。
在產權方面，要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同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援和引導民營經濟的發展。要讓民營企業在市場上不受因為產權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執行方面的障礙。
第三，需要擴大開放，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
在擴大開放方面，過去我們的開放也是雙軌制的，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開放，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開放，現在需要擴大開放來更充分地利用國際資源。
國內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關稅，另一方面要縮小負面清單的範圍，讓外國投資能夠更好地進入中國。這方面先要擴大自貿區的範圍，在自貿區試點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國推行。這樣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外國資源，包括技術資源和金融資源。
在國際上，中國應該更積極地推動世貿組織的改革，參加一些區域性的經濟合作協定，比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國跟歐洲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並且我們已經表示有意願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區域性貿易協定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
同時，中國的開放還有一個好處，即國際上其他國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國的市場和資源。中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能夠給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發展的機遇，這些國家就不會輕易加入美國封鎖中國的行動中。如果美國想孤立中國，被孤立的反而會是美國自己。所以，進一步擴大開放也有利於化解我國目前遭遇的不利國際局面。
總體來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保持定力，認清形勢，做好自己的事。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充分利用我們的發展潛力。那麼，不管國際上有多大的不確定性，中國都可以保持穩定和發展，實現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49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中國的發展不僅有利於中國，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
中國要理直氣壯地支援和引領新工業革命sup/sup
中國引領新工業革命的必要性
從必要性來講，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第二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是到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時，要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個現代化強國有很多標誌，其中一個標誌應該是人均gdp至少達到當時另外一個強國美國的一半。中國是個大國，國內有收入水平比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和收入水平比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總人口達3.5億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較發達省市的人均gdp和美國的人均gdp處於同一水平。只有產業技術處於同一個水平，勞動生產率才會處於同一個水平，人均gdp才會處於同一個水平，所以，在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時，在中國較發達的這3.5億人口地區的產業技術必須和美國處於同一個水平。
新工業革命現在已經開始了，2049年一定是新工業盛行的時代。在這3.5億人所在的地區，新工業需要跟美國並駕齊驅。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定位已經從改革開放以後的合作伙伴轉變為競爭對手。從美國在19世紀末發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對gdp規模達到美國60%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行打壓，以防這些國家威脅到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近期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當時日本的經濟規模為美國的60%以上，人均gdp超過美國，在新興的半導體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美國就利用其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霸權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打壓下去，日本現在的人均gdp降為美國的63%，gdp只剩美國的24%。
現在我國的經濟規模按市場匯率計算已經達到美國的70%，我國的5g技術在新工業革命中已經世界領先。這幾年美國故技重施，以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舉全國之力打壓中國企業。如果美國能在新工業革命上以封鎖手段成功壓制我國，那麼我國就不可能實現第二個百年的奮鬥目標。怎樣才能突破封鎖？只有致力於引領新工業革命才能不被封鎖，才有可能在2049年時讓發達省市人口規模和美國現在相當，在新工業革命的產業、技術上和美國處於同一個水平，才有可能讓全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所以，引領新工業革命是到2049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必要條件。
中國引領新工業革命的可能性
為實現我國民族復興的目標，引領新工業革命是必要的，但是，有沒有條件實現呢？在這一點上，我很同意趙昌文和許召元的判斷：引領工業革命的一定不是經濟和產業基礎薄弱的國家，但也不一定是經濟和產業水平最高的國家。例如，在19世紀末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是美國和德國，當時收入和技術水平最高的是英國，美國和德國在收入水平上處於追趕的階段。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870年時美國的人均gdp是英國的76.6%，德國是英國的57.6%。
《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中國產業升級》一書裡提到，我國現在的前五大創新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其人均gdp已經達到美國的72.9%，和1870年美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時美國人均gdp佔英國人均gdp的比重處於大致相同的水平。而且這五大城市的人口加起來達到8400萬，略高於德國現在的人口8200萬。另外，我國人均gdp最高的七個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總人口是3.5億，略大於美國現在3.3億的總人口。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七個省市的人均gdp已經達到美國的54.5%，和德國開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時德國的人均gdp佔英國人均gdp的比重也處於大致相同的水平。所以，我同意這本書的判斷：從人均gdp所代表的產業、技術水平等物質條件來看，我國已經有能力來引領這一次新的工業革命。
同時我想補充一點：引領新工業革命，我國不僅有物質條件，而且有比較優勢，並且，比現在作為最大最強經濟體的美國更有比較優勢。其原因有三：
第一個原因，如前所述，按照g20杭州峰會上的定義，新工業革命是以人、機器、資源間實現智慧互聯為特徵。這種智慧互聯的新工業革命產業是新結構經濟學五大產業劃分裡的「彎道超車型」產業。這種產業有一個特性，它的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週期特別短，由於研發週期短，人力資本就成了創新的最關鍵投入要素。人力資本由兩部分組成：後天的教育和與生俱來的天分。從教育水平來講，我們現在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研究生的教育和發達國家比已經沒有多少差距。在技術創新上，比教育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天分，天分在人口中是服從正態分佈的，從比例來講，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天才，這個比例在任何國家都一樣，但是，對創新的成功與否來說，關鍵不是天才占人口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絕對人數。我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我國天才的人數是美國的4倍，在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的短週期技術研發上，我國比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有優勢。
第二個原因，這種智慧互聯的新技術研發出來後在運用上需要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設定權的大小取決於新技術研發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大小，當兩個國家在競爭一項新技術時，研發出來後國內人口越多、市場規模越大，由於規模經濟的原因，按這個技術標準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就越低，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就越強，越有可能變成全世界的標準。我國有14億人口，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在2014年就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在和發達國家競爭新技術標準設定時，我國的人口和市場規模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
第三個原因，若這種新工業需要硬體，我國是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新技術從想法到產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會最短，成本會最低。
這三點讓我國在與美國競爭新工業革命的引領權時處於有利的地位，這種地位不僅表現為5g技術上的優勢，而且，根據投中研究院的報告，成立10年之內被私募或公開市場投資人或機構估值超過10億美元且暫未上市的創業「獨角獸」公司，2018年中國有150家，佔全世界「獨角獸」
公司的46%，美國為107家，佔全世界的33%。
政策建議
怎麼把可能性變成現實呢？趙昌文和許召元的書裡建議三點：要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要著力營造審慎包容的監管環境；要維持企業縱向流動性。這三點屬於現代經濟學裡強調的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對這三點建議，我完全贊成，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隻手都必須要用，我從有為政府的角度再做兩點補充。
一是要理直氣壯地利用產業政策來支援新工業革命。
一個國家在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上不管是處於追趕階段，還是處於引領階段，都需要政府積極有為的因勢利導來為創新型企業克服市場失靈。當然，處於追趕階段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和處於引領階段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是不一樣的，因此政府因勢利導的著力點是不一樣的。
在追趕階段，發生市場失靈的地方，可能是新產業的進入、新技術所需的人力資本的培養等有外部性，金融體制可能沒有辦法動員足夠的資本和分散可能出現的風險以支援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或是電力、交通、通訊等硬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等軟的制度安排不完善等，這些市場失靈難以由企業自己來克服，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來協調或進行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政府可動員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須以產業政策的方式戰略性地使用這些有限的資源，幫助給創造就業、促進增長能帶來最大貢獻的新產業企業克服遇到的市場失靈，助力其發展。
在新產業的引領階段也會有市場失靈，這是因為在引領階段，新產品、新技術的出現，需要靠基礎科研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企業在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上很有積極性，因為成功開發出來新產品、新技術可以得到專利，會獲得市場壟斷地位和利潤。基礎科研的產出則是論文，屬於公共產品，不能獲得專利，企業不會願意去做，但是，如果沒有基礎科研的突破，企業要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將會是無源之水。因此，在引領階段，政府因勢利導的主要著力點在於支援企業新產品、新技術研發所需的基礎科研。同樣，政府可以用來支援基礎科研的資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可以做的基礎科研是無窮的，政府也要以產業政策戰略性地使用可以用來支援基礎科研的資源和能力，以因勢利導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出現。這實際上是美國等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一直在做的事，這就是馬祖卡託（mazzucato）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政府稱為「企業家型政府」的原因。
所以從上述角度來看，除了市場環境的建立，我國政府也必須要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不要因為美國攻擊「中國製造2025」，以及國內一些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反對產業政策，就否定政府在新工業革命中的作用。我在許多場合和著作中一再提到，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用產業政策而能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也沒有看到一個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而能夠繼續引領新產業的發展。在當前新工業革命已現端倪的形勢下，德國推出了「工業4.0」，美國推出了「美國先進製造業領導戰略」的產業政策。我國要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理直氣壯地採用產業政策，發揮我國在新工業革命上的比較優勢來引領新工業革命。
二是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
開放對新工業革命非常重要。首先，這是因為新工業的規模經濟很大，國內市場即使是最大的單一市場，其規模也不能和全世界的市場比。其次，我國需要引領新工業革命來打破美國的封鎖，但是，也不可能每項技術都靠自己來發明。我國還是必須和過去一樣，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包括技術資源。美國可能會圍堵我國，壓制我國。對美國，如果美國繼續封鎖打壓我國的新工業革命的產業，我國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美國之所以這麼霸道，是想維持「世界老大」的霸權地位，但是，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無法支撐起這些國家爭霸世界的野心，它們首先考慮的會是如何更好地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使自己的人民過上好日子。它們要參與新工業革命甚至在新工業革命的某些領域取得領先，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取得突破後必須有巨大的市場才能收回投入的資金，並積累資金支援下一項技術突破。所以，對我國來說，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法寶，對其他國家來說同樣是重要法寶。
在美國以封鎖作為手段來打壓中國甚至其他國家以保持其霸權地位時，我國要繼續擴大開放，讓其他國家分享我國技術創新、經濟快速發展和巨大市場的好處。在開放的世界貿易中，小國得到的好處會大於大國，如果我國繼續擴大開放，美國之外其他對我國開放的國家在與我國貿易往來中得到的好處會比我國得到的更多。對它們的新工業革命而言，也不能失掉中國這個巨大且快速增長的市場。這些國家也就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去維護美國的霸權，美國想以圍堵來壓制我國實現新工業革命的企圖也就不會實現。
本文原刊於2020年10月22日《光明日報》，經作者修改。
本文根據作者2020年12月20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的閉幕演講整理。
本文根據作者在2020年6月趙昌文、許召元《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中國產業升級》學術研討暨新書釋出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