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研究新結構經濟學sup/sup
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研究？怎麼做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這些都是我老生常談的問題。我經常提出要「強本固元」，上述問題是「強本固元」需要弄清楚的問題，也是抓住新結構經濟學這座理論創新金礦給予的時代機遇的關鍵性問題。我相信如果弄清楚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去做研究，就會有很多原創性或開創性研究。
而且，經濟學理論和任何科學理論一樣，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應該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研究經濟學理論的初心。目前，我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現在國際上盛行的理論去制定政策而成功實現向發達國家追趕的例子，少數幾個成功實現追趕夢想的國家和經濟體在追趕時期推行的主要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錯誤的。分析起來不難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自發達國家，自覺不自覺地把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政治、文化條件等作為理論的前提或暗含前提，忽視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前提條件方面的差異，把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運用於發展中國家，自然難於實現改造好世界的目標。
如果新結構經濟研究也是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來看中國存在的問題，或是用中國的資料來檢驗主流經濟學已經存在的理論，我個人認為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難以真正抓住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奇蹟帶來的理論創新機遇，從而對經濟學的發展做出開創性的貢獻。而且，這類研究還可能強化看似邏輯嚴謹卻未觸及根本原因，甚至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經濟決策和社會輿論，這樣的工作有愧於社會給予我們的優厚待遇。
也許有人會說，不沿著主流理論做研究很難發表，但是，任何理論創新一開始都很難被學界接受，都只有在和舊的理論衝突與鬥爭中披荊斬棘才能前進並得以建立，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不比任何理論的創新難。即便很難發表，為了讓我們的理論研究能夠實現「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功能統一，我們也要迎難而上，做正確的事。
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的定義
從定義來說，新結構經濟學是用現代經濟學通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中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的方法sup/sup，來研究一個經濟體（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和其轉型的決定因素及影響的一個學科。這裡所指的經濟結構，包括決定一個經濟體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決定交易費用、影響一個經濟體正在生產和使用的產業、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發揮的各種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結構。結構的內涵是指具有異質性的因素的組合，例如在單一部門的宏觀模型中，就沒有產業結構的概念。所以，技術結構是指各種不同技術的組合，產業結構是指各種不同產業的組合，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結構也是指各種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組合，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是各種子結構層層疊加、相互交錯組成的結構。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現代經濟學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經濟學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金融的供給、需求和金融市場的執行等，勞動經濟學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勞動的供給、需求和勞動市場的執行等，新制度經濟學是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和制度變化的決定因素及影響。從定義來說，新結構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不同的是研究物件，使用的研究方法則是相同的。
新結構經濟學的定義，除了表明所用的研究方法之外，核心是認為一個經濟體的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的結構是內生的，不是外生給定的，一個經濟體結構的轉型也是內生的，因為如果不是內生的就不會有研究其決定因素的說法。同時，經濟結構和結構變遷既然是內生的，在研究如何改變經濟結構和其影響時，也必須把結構的內生性考慮進去，例如，低勞動生產力水平的結構的影響之一是收入水平低，要提高收入水平，自然有賴於從低勞動生產力水平結構往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結構升級，但這種升級要成功必須從改變更根本的決定產業和技術結構的因素著手。同時，不同產業和技術結構的規模與風險等特性可能不同，可以為其生產和交換降低交易費用、減少風險，讓產業和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水平得到最大釋放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會有不同。
為何要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
為何要為研究結構和結構轉型，併為其內生化高調地鼓與呼？因為這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本質，也是現代經濟學要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亞當·斯密於1776年發表了開山之作，經濟學才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學科，研究的就是什麼是財富，以及一個國家財富水平高低的決定因素的問題，本質上就是研究經濟發展的問題。亞當·斯密的開山之作現在被簡稱為《國富論》，全稱則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根據安格斯·麥迪森以及許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在18世紀之前，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西歐國家人均gdp的增長每年只有0.05%，要1400年才會翻一番。從18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西歐這些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增長突然加速了20倍，增加到每年1%，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減少為70年。19世紀中葉到現在，西歐和北美髮達國家的人均gdp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為每年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時間進一步降為35年。sup/sup庫茲涅茨將西歐等發達國家從18世紀以後出現的經濟加速增長稱為現代經濟增長。sup/sup
其實，在18世紀之前，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世界是平的」。當時，國家之間人均gdp的差異，像最富的荷蘭和最窮的非洲以及亞洲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四五倍，國家之間經濟規模的差距主要取決於人口規模的差距，這就是為何根據麥迪森的估計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規模之和在18世紀之前的將近兩千年裡長期佔世界經濟規模的50%左右，而中國一國的經濟規模在1820年時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在那之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人口的增長，人均gdp水平基本不變，從18世紀開始才出現人均gdp的持續增加。這種人類經濟史上鉅變產生的原因是18世紀中葉起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勞動生產力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得以不斷提高。但是，工業革命的影響不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社會分工和社會結構也開始出現新的分化，同時，由於生產規模擴大、生產流程細化、資本投入增加，也加大了技術、市場和經濟的風險，對硬的基礎設施的要求越來越高，金融、法律、教育、政府的作用等經濟社會政治制度安排也相應有了新的需求，只有各種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適應於不斷升級的產業和技術的需要，才能使交易費用足夠低、風險可以被承受，產業和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得以最大程度地釋放。所以，現代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個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等各種結構不斷轉型，不斷在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上調整和相互適應的過程。
把結構內生化的重要性
起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逐步在西歐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北美、澳大利亞等國家傳播開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地區未能發生同樣深度和全面的工業革命，於是出現了引領工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滯後的國家之間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迅速擴大，出現了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和落後的依賴傳統手工業和農業的國家之間的「大分流」。sup/sup經濟是基礎，落後就要捱打，人均收入低的地方成了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紛紛取得政治獨立，開始啟動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程式，以趕超發達國家。
在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時，工業革命還處於星星之火的階段，從亞當·斯密討論的針工廠是傳統的法國手工作坊而不是當時在英國已經出現的更為先進的現代針工廠，可以瞭解到他並沒有觀察到工業革命的發生。sup/sup《國富論》中提出的許多理論論斷都是總結自工業革命之前英國或歐洲的經濟發展經驗。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一直到1912年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的概念和理論，才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和研究。sup/sup
從亞當·斯密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轉移到美國，由於近水樓臺先得月，也由於英美是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發生在經濟中心的經濟現象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所以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研究的主要是發生在英國和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的問題，提出的理論也主要是根據這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現象總結而來。他們的研究通常以發達國家的各種結構為前提，探討這些結構如何作用和執行，例如財政理論、貨幣理論、金融學、產業組織理論、勞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或其中一個變數發生變化的原因和影響，例如內生增長理論。
對發展中國家如何加快發展以追趕發達國家的問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出於指導發展中國家在它們自己政府的領導下開啟工業化的需要，發展經濟學這門新的子學科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看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巨大收入差距，以及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製造業與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農業和自然資源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之間的差距，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就需要建立現代化的先進製造業。不過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是，這些先進的製造業無法在市場中自發發展起來，於是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就認為這是由於落後的文化、價值觀等深層結構因素造成市場失靈的結果，從而主張由政府發揮作用，克服市場失靈，採取進口替代戰略，由政府直接動員、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先進的產業。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家關注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差異給收入水平帶來的影響，在政府的直接干預下，發展中國家確實建立起了一些現代化的製造業，但是，這些製造業建立起來以後效率非常低下，出現了萊賓斯坦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x效率問題sup/sup。發展中國家建立了這些產業以後發展速度慢，不僅未能趕上發達國家，而且危機不斷。現在回過頭來看，第一代發展經濟學之所以失敗，在於未能認識到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其實是內生的，在未具備改變內生現象的條件下去拔苗助長，用意很好，卻只能以失敗告終。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發展經濟學式微，經濟學界盛行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者看到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市場干預程度的巨大差異，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之所以搞不好是由於政府過度干預扭曲市場，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等政府失靈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要改善經濟績效必須建立起像（理想化的）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制度，所以，提出了以休克療法推行「華盛頓共識」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以財政平衡達到宏觀穩定化」。從邏輯上來說，新自由主義的分析和結構主義的分析一樣是很嚴謹的，但是，推行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經濟增長速度低於結構主義盛行的60年代、70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則相反，究其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忽視了政府的干預扭曲是內生於保護補貼在結構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的需要。
上述兩個例子說明，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不僅要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等各種結構的差異性，要使理論能夠實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目標的統一，還需弄清楚各種「落後」的、「扭曲」的結構的內生性，只有著手改變造成內生現象的外生原因，現象的改變才能水到渠成，獲得預期的效果，否則很可能好心幹壞事。
為何新結構經濟學將要素稟賦作為內生化結構分析的核心自變數
既然結構是內生的，那麼是什麼因素決定結構和結構轉型呢？目前主流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何出現農業比重下降、製造業比重呈現駝峰形、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的庫茲涅茨曲線，並提供了兩種解釋。一是謝丹陽等人提出的需求的收入彈性說，農產品、製造業產品和服務業產品的收入彈性不一樣，隨著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結構發生變化，產業發生此消彼長的結構變化。sup/sup另外一種是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提出的不同的技術進步率，隨著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最慢的產業的就業比重會變大，技術進步快的產業的比重會變小，服務業的技術進步最慢，所以其比重隨著經濟發展變為最高。sup/sup
這兩種假說的主要目的在於解釋發達國家庫茲涅茨曲線產生的機制，並且其理論模型推導的結果也能符合卡爾多事實。這樣的理論假說對於研究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財富如何隨著結構的轉型不斷增加而言，則有明顯的缺陷：第一種收入彈性假說，把收入增長的機制外生化，然而收入持續增長的機制卻是現代經濟學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最關心的問題；第二種假說把技術進步的方式外生化，但是，技術進步的方式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機制，同樣，這樣的假說也放棄了我們最想研究的問題。
對於我們想研究的一系列問題，比庫茲涅茨曲線和卡爾多事實更重要的是：第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不一樣，發達國家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勞動生產率水平高的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低的自然資源產業（如農業），以及勞動相對密集的製造業；第二，在發展的過程中，各種型別的產業所使用的技術資本密集度越來越高，同時製造業內部，如著名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的雁陣模型所描述的，不斷生生滅滅朝資本密集度更高的產業升級；sup/sup第三，在發展過程中，硬的基礎設施如電力、道路、港口，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社會組織、價值觀等結構也不斷演變。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把這些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和一個國家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所發生的各種結構轉型都內生化，並統一在一個理論框架裡給予自洽解釋的理論體系。要有這樣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則需要找到在一個經濟體中屬於最根本的、可以作為第一推動力的自變數。
經過30多年的探索，我認為在成千上萬的社會經濟變數中唯一能夠把上述各種環環相扣的內生現象如抽絲剝繭般層層深入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樣一刀下去迎刃而解的自變數，就是一個經濟體在任意一個時點上給定的、隨著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
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包括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自然資源，是給定的，sup/sup是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上整個社會的總預算。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各種要素稟賦的相對量不同，越發達的國家資本稟賦相對越多，越不發達的國家資本稟賦相對越少，所以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的結構不同。要素稟賦可以隨著時間的遷移而變化，資本的增加取決於每一期生產所創造的剩餘以及剩餘中用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勞動的增加則取決於人口增長率，土地等自然資源在現代社會可以假設為不變。要素稟賦增長的速度不一樣會導致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可以假定存在一個可供各個經濟體中的生產者選擇的、給定的、外生的、資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產業和技術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由於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在不同的產業上會有不同的要素生產成本，採用不同技術的成本也不一樣，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的經濟體會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發達國家由於資本相對豐富，其產業會集中在資本相對密集的區段，並且採用資本相對密集的技術來生產；反之，資本相對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則會集中在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並採用資本使用相對少的技術來生產。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技術結構不一樣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sup/sup
同時，對一個經濟體來說，從任何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出發，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比較優勢的變化，這個經濟體就會像赤松要所描述的那樣，不斷進入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並且採用資本更為密集的技術來生產。sup/sup並且，隨著資本的積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資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術也會資本越來越密集，規模經濟變得越來越大，市場範圍不斷擴大，投資需求和風險不斷增加，對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會越來越高。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勞動者抵抗風險的能力也會發生變化，社會組織、價值觀等也會有相應的改變，只有這些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能夠隨著產業和技術升級的需要不斷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費用，使產業和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得到最大釋放。所以，各種硬的基礎設施和各種軟的制度安排是內生於產業和技術結構，而產業和技術結構則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sup/sup
上述分析框架不僅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一脈相承，而且，擴充套件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現代經濟中的運用。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是由生產力以及和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組成，但是，生產力是由何決定？在馬克思主義中沒有討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實際上是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和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也就低。靠勞動獲取生活資料的勞動者在生存線邊緣掙扎，有工作就能生存，沒有工作就活不了。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遠離生存線，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處於有利的地位，勞動者除了在偶爾團結起來發生革命時之外，與資本家討價還價來維護權利的能力弱，就容易處於被剝削的地位。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生產力水平高，這樣的產業勞動生產率和工人的工資水平也會高，勞動者會有積蓄，一年半載不工作也能活命，資本家不僱用工人則無法獲利，因此，在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談判中，天平往勞動者傾斜，勞動者的權益和地位上升。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要素稟賦結構。同時，資本密集度不同的產業，其規模經濟、分工程度和風險特性不一樣，和其相適應的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也如前面所述會有差異。因此，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只有上層建築的制度安排滿足經濟基礎的需要，交易費用才會低，產業和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才能得到最大的釋放，所以，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除了要素稟賦，一個經濟體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稟賦。因為稟賦的定義是，一個當前給定的、對決策者的決策有影響的變數。按這樣的定義，一個經濟體的勞動者在目前的生產、生活、社會互動中會形成一定的技術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社會網路，一個經濟體所擁有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文化、風俗等，以及其地理位置、氣候等也都是稟賦。
既然這麼多變數都是稟賦，為什麼我認為要素稟賦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稟賦呢？這不僅是因為其他型別的稟賦已經被很多人研究過了，再從這些因素入手做研究，只是印證現有理論的觀點，更重要的是，現有的研究忽略了要素稟賦結構對產業、技術結構和軟硬基礎設施的決定性作用。
以廣為研究的社會資本為例，社會資本對發展有沒有貢獻？什麼時候社會資本才有貢獻？我認為社會資本有貢獻是因為某種制度安排缺失，這時社會資本可以替代那些制度安排來使生產活動得以實現。舉例來說，由於資訊不充分、不對稱，擁有社會資本的社會群體可以通過比較好的互信，克服資訊不充分、不對稱的問題。在金融不發達或者金融扭曲的地方，某一地區的金融可得性不足，這時社會資本所增加的人的互相信任就可以通過相互賒欠來彌補金融供給的不足；另外，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合同的權利和義務無法依靠法律來保障時，社會資本可以使市場交易得以進行。但是，社會資本支援發展起來的產業並不會違反當地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比如，溫州以擁有高社會資本聞名，早期發展的產業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一個地方即使缺乏社會資本，例如廣東，在政府的招商引資、築巢引鳳下同樣也可以把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因此，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是第一位的。其他稟賦的作用也一樣，具有某種特殊稟賦的地方有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快或更容易地把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起來。
由於要素稟賦結構在結構分析中的關鍵地位，將來如果有「中國學派」或是「北大學派」，我認為這個學派的特點就是在思考問題時都有一個共同的切入點，那就是以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來內生化產業、技術和軟硬基礎設施等其他結構，並研究這些結構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再討論其他稟賦或因素的作用和影響。
要素稟賦和其結構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具有這麼重要的地位，想清楚了也不奇怪，這是因為一個經濟學的理論不管多複雜，分析一個現象時，不是用收入或預算效應，就是用相對價格或替代效應來解釋。要素稟賦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點上的總預算，而其結構則決定了在那個時點的要素的相對價格，也就是要素稟賦和其結構同時包括瞭解釋社會經濟現象時的兩個最重要的引數。
以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作為一個經濟體內生化結構分析的第一要素，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它們在每個時點上是給定的，隨著時間變化是可變化的，把它們作為結構分析的起始自變數，不會像德隆·阿西莫格魯那樣陷入歷史命定主義之中，認為500年前白種殖民者在拉丁美洲不適應當地氣候及地理條件導致死亡率高讓拉丁美洲國家形成攫取性制度安排，進而經濟發展不好。sup/sup
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強調一個經濟體只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在市場經濟中為企業家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變成國內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這個經濟體就能快速發展起來，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變成一個高收入經濟體。
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研究
從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內生化及其影響來研究該經濟體的發展、轉型，以及從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結構的內生差異性的視角來探討與經濟執行有關的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的研究，都屬於新結構經濟學研究。
經濟發展
發展的問題主要是研究一個經濟體如何從生產力水平低的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的結構，升級到生產力水平高的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升級帶來的對就業、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軟硬基礎設施的影響。由於各種結構環環相扣又是內生的，是由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來驅動的，那麼就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提高人均資本的擁有量。
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是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幫助企業家將根據要素稟賦結構而言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產業。首先，在發展上可以研究政府如何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如何甄別和克服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政府如何給創新企業家提供激勵，要素稟賦以外的其他稟賦如何發揮作用，比如原有產業所形成的技術資本如何造成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其次，研究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推動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以後，如何進一步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推動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在現有基礎上的內生變動；再者，也可以研究上述各種結構變動對分工、收入、分配、家庭、社會、政治、規範、價值、理念等一系列要素的影響；最後，研究在這些結構的變遷中，市場、政府、企業家、社會組織等的作用。上述幾個層次的問題都可以建立數理模型，提煉出可驗證的假說，然後收集國別、地區、企業和家庭的資料來驗證假說。
研究經濟發展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就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處於全世界的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只能依靠自己的發明，而發展中國家多數產業技術與世界前沿有差距，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時有後來者優勢，這種後來者優勢也存在於各種制度安排的創新上。當然在利用後來者優勢時，選定升級的產業、技術、制度安排也必須符合比較優勢的原則，否則，可能就變成了趕超，結果要發展的產業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sup/sup，或引進的制度安排不能提高效率、公平、社會和諧等，欲速則不達。這方面也可以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和實證資料來檢驗。
經濟轉型
轉型的問題主要是研究一個結構有扭曲的經濟體如何消除扭曲變成一個各種結構環環相扣且都沒有扭曲的經濟體。扭曲可以發生在產業、技術、硬的基礎設施和各種制度安排的層面上，可以用理論模型和經驗實證來研究扭曲產生的原因、扭曲的後果和如何有效消除扭曲。
在轉型研究上，新結構經濟學和主流的研究有兩點不同。
首先，由於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等的最優結構是內生於各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因此，扭曲與否是跟自己的「最優」狀態比較而言，而非像現在主流文獻上的流行做法那樣把凡是和發達國家有差異的都當作扭曲來對待。並且，轉型的目標不是發達國家的制度，而是適應於自己發展階段的產業和技術所需要的制度。這方面可以做的題目很多，我們可以把那些發表在重要的雜誌上、有影響的文章拿來，比較我們定義的「扭曲」和他們定義的「扭曲」的差異，用他們所用資料重新驗證計算，比較其結果。
其次，既然扭曲是內生的，那麼，消除扭曲要達到預期的效果，就不能像把扭曲當作外生的主流文獻那樣，認為去掉扭曲就可以，而是必須針對扭曲產生的原因，創造合適的條件以消除那些原因，然後才能水到渠成地去掉扭曲使結構恢復到最優。
仔細瞭解新結構經濟學對「休克療法」和「雙軌制漸進式改革」的論述，就可以瞭解把扭曲當作內生和外生導致的轉型結果為何不同。這方面可以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題目也非常多，例如：為何「休克療法」導致經濟崩潰而「雙軌制漸進式改革」卻帶來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華盛頓共識」把取消預算軟約束、消除財政赤字以實現「宏觀穩定化」作為轉型的三大改革內容之一，但是，在多數國家實行「休克療法」的結果卻是預算軟約束越來越嚴重，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而繼續維持預算軟約束的國家反而宏觀經濟穩定，在轉型期避免了高通貨膨脹，這是為什麼？私有化的改革在中小國有企業一般效果好，在大型國有企業一般效果差，為何會有這種差異？多數發展中國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響，金融結構模仿發達國家而不是「最優的」，金融扭曲如何影響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金融結構有扭曲，如何消除才能維持穩定並改善經濟績效，包括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
經濟執行
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包括貨幣、財政、金融、勞動、產業組織、制度、區域、環境、國際發展等，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如何執行。從亞當·斯密以來，對這些子領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於發達國家的問題和現象，在總結其背後的道理成為理論時，由於理論越簡單越好，人們通常從眾多的社會經濟變數中「抽象」出幾個能夠解釋所觀察現象的變數，用這幾個變數來構建一個具有因果關係的模型，舍象了其他和這個現象沒有直接關係的變數，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理論模型其實都內嵌於被舍象的諸多變數之中，這些沒有直接關係的變數就成了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當這些被舍象的變數發生變化，適用的理論也就可能發生變化。
例如，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時，內嵌於產能過剩和不充分就業的結構環境之中，到了60年代，產能過剩和不充分就業的情形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基本已經不存在，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也就不能帶來就業和經濟增長率的增加，得到的結果只是滯脹，因此，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到了70年代就被反對政府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理性預期學派宏觀經濟學取代。
因為暗含的結構有差異，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在發展中、轉型中國家不適用的情形可以說比比皆是。例如，宏觀經濟學的新古典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提高利率是治理通貨膨脹的最優政策選擇，其暗含前提是這個經濟體不像社會主義國家或轉型國家那樣，存在大量需要低息補貼才能生存又不能倒閉的戰略性企業；又比如，新增長理論認為創新等於新知識的產生，只能從自主研發或自己的工作經驗中獲得，並研究其成功的條件和影響，暗含前提則是這個經濟體的產業、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產業、技術的前沿，但對有後來者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好的創新機制可能是引進、消化、吸收，不能因為新增長理論只研究自主創新或從幹中學來獲得新知識，發展中國家也就只能依樣畫葫蘆。
總而言之，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來，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自發達國家現象的總結，是內嵌於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文化的結構之中，所以，實際上研究的是生產力水平一直處於世界前沿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執行原理。受到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由於缺乏對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結構差異和差異內生性的認識，以為適用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執行理論也適用於發展中國家，才會有那麼多美國頂級大學的經濟學家拿著經濟學的教科書到處指點江山，卻不知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的前提條件，在發達國家構建理論時被舍象的許許多多社會經濟變數在發展中國家不見得相同。然而，這些不同的社會經濟變數使理論成立的前提發生了變化，把發達國家的經濟執行原理運用在發展中國家，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執行，在一些根本原則上會有「共性」，例如，經濟發展有賴於創新，金融應該服務於實體經濟，財政政策有反週期的功能，等等。但是，在具體的措施上，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等有內生的差異，其規模、風險特徵以及和世界產業、技術前沿的差距有差別，對各項硬的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和需求，以及合適的軟的制度安排的要求也有差異，因此，在經濟執行上也會有「殊性」。例如，同樣以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發達國家主要靠自主研發來獲得新技術，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從發達國家購買新的嵌入了更好技術的裝置來獲得新技術，前者在增長核算中會表現為剩餘項或全要素生產率，後者則由於資本的增加而不表現為經濟的剩餘，但並不代表沒有技術創新，而且，其實是以更低的成本和風險獲得了技術創新。發達國家在運用財政政策做反週期的基建時，由於基礎設施已經存在，大多時候是挖個洞補個洞，對提高增長潛力作用有限，可能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運用反週期財政政策來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提高增長潛力，破除「李嘉圖等價」對財政政策運用的限制。這樣的案例不勝列舉。挖掘、探索清楚這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差異導致的經濟執行的「殊性」是使經濟學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運用時，實現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的必要前提，也是新結構經濟學要致力的方向。
在研究任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象和問題時，我希望不要像現在學界慣常做的那樣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異都看成可以也應該消除的扭曲。而是要先問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要素稟賦、產業、技術到各種制度安排層面的結構有什麼不同，這些不同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如何從要素稟賦結構這個根本的自變數出發推匯出內生的產業、技術、軟硬基礎設施，以及從不同層面結構變遷自發協調的滯後性和政府過去好心幹壞事導致的許多內生扭曲等視角來看，對照現在主流的觀點，有什麼新的認識。凡是以這種方式來研究經濟問題的，都屬於新結構經濟學研究。
其實，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的差異性和內生性引進現代經濟學以後，等於將現代經濟學從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暗含結構的二維經濟學變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結構的三維經濟學，系統研究的結果會在各個子領域有許多新的重要理論見解，產生新結構貨幣經濟學、新結構財政經濟學、新結構金融學、新結構勞動經濟學、新結構產業組織學、新結構環境經濟學、新結構區域經濟學、新結構制度經濟學、新結構政治經濟學，這也是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也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場革命爆發的前夕。sup/sup我很高興看到新結構金融學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並逐漸成形。我期盼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者在自己所屬的子領域裡都能按照上述建議，在做研究時都自覺把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性和內生性，以及存在扭曲時扭曲的內生性等，放在理論模型的構建和實證檢驗中，這樣才有可能成為各新結構經濟學子領域的開創者。
怎麼做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
做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應該把結構的內生性引進理論分析，使二維的主流經濟學變成三維的經濟學，來推動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革命。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則。
從現象出發，而非從理論模型或流行的研究方法出發
理論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重要的理論揭示了重要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使得人們能夠了解這個現象，進而能夠對症下藥改造這個現象。任何現有理論的運用都是「刻舟求劍」，因為這些理論都是過去的經濟學家總結他所觀察到的現象構建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要從現象出發，而不能從現有的理論模型或流行的研究方法出發，不能因為對某個理論比較熟悉，就拿這個理論去套新觀察到的現象，或是在這個理論模型上加個變數、減個變數，將之改寫成一個新的模型，也不能因為某種研究方法用起來比較得心應手或比較流行，就找能使用這個研究方法的問題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