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象出發，一定要把現象的來龍去脈、誰是這個現象的主要決策者、所要達到的目標、可動員的資源、不可繞過的限制條件等了解清楚，不能只看到表層，比如看到了國有企業效率低、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在未深入瞭解現象的內生性時，就去寫模型、做實證了。
從現象出發首先必須對觀察的現象有興趣，因為理論都是在解釋現象背後的因果機制，如果兩耳不聞窗外事，即使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在我們的身邊發生，我們也不會發現。
其次，要吃透現象，把複雜的現象背後的因果機制用最簡單的、最根本的經濟學邏輯來解釋。我在芝加哥大學時參加研討會，那些老師總是先問論文的發表者對研究的問題的經濟學直覺是什麼。所謂經濟學直覺，就是要一眼看穿是收入效應還是相對價格效應影響了決策者的選擇，而不是一開始就談理論模型。理論模型固然重要，但是理論模型是根據經濟學直覺來構建的，只有把經濟學直覺搞對，理論模型才有意義。而要搞對經濟學直覺，就要把要研究的現象是收入效應還是相對價格效應影響了決策者的選擇弄清楚。一個好的研究者要對現象感興趣，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要不斷興高采烈地講故事，通過講故事，把現象背後誰是決策者、影響他做決策的到底是收入效應還是相對價格效應、這個效應如何導致了這個現象的邏輯弄清楚。
養成討論真實世界現象的氛圍，碰到同行或對這個現象可能有所瞭解的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講給他們聽，和他們討論，直到自己的經濟學直覺很清晰，所講的故事別人挑不出邏輯的漏洞，根據自己構建的因果邏輯進行各種推論也和各種已知的事實不矛盾，才開始看文獻，構建理論模型。在觀察現象時多找人討論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每位學者做研究都是盲人摸象、霧裡看花，只有多討論，才能儘可能吃透現象，摸清背後誰是真正決策者，他面臨的限制條件是什麼，導致他的選擇的收入/預算效應或相對價格/替代效應是什麼。
秉持「常無」心態
面對現象，秉持「常無」心態就是不以任何現有的理論和經驗來看現象，要自己吃透現象，自己把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想通。發現一個現象時，在自己想通前不去看現有的文獻是保持「常無」心態的一個重要法門，否則容易對號入座，認為這個現象是某個現有理論所揭示的因果機制造成的。以「常無」的心態來研究現象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提出的解釋和現有文獻裡的解釋不同，那就是提出了一個有原創性貢獻的理論；另外一種是提出的解釋在現有文獻裡已經有了，這也無礙，既然已經對這個現象的因果邏輯有所瞭解，應該也清楚有哪些資料可用，那麼，就不難寫出檢驗現有理論的實證文章。
對我們這些一開始就學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尤其在國外受到嚴格訓練後回國的人來說，尤其要警惕「對號入座」的傾向。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確實存在很多問題，用在國外學習到的理論似乎能把導致問題的原因講得很清楚，於是我們不知不覺就「對號入座」了。例如，看到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就認為是產權的問題，認為私有化就能把問題解決了，但是，這種流行的看法是不是抓到了國企效率低這個現象背後真正的原因？對於大型國有企業效率低的問題，不難從現有的產權理論邏輯構建一個模型，說明在國有體制下，所有者不是經營者，沒有剩餘索取權，經營者的積極性和企業的效率就會低，虧損了，國家只好承擔下來而有了預算軟約束。這樣的解釋邏輯一環扣一環，似乎很有說服力，然後有人看到國企的經理積極性果然不高，效率果然低，有虧損時國家不會讓企業破產而是給它兜底，就對號入座，認為國企效率低和預算軟約束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問題。這樣的文章因為和主流的理論觀點一致，在學術期刊上容易發表。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一個理論無非講的是幾個社會經濟變數之間的邏輯關係，存在於真實世界的社會經濟變數很多，一個現象如果能用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也必然能夠選取不同的社會經濟變數構建其他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例如，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內生於該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而大型國有企業一般是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這樣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國家之所以會投資這樣產業中的企業並讓其繼續經營下去，是因為這些產業關係到國防安全或國計民生，因此，這些企業承擔了國家賦予的「戰略性政策性負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虧損，政府必須為政策性虧損負起責任，就會有政策性補貼。由於政府不參加經營，在實際政策負擔造成的虧損上資訊不對稱，只能把所有的虧損，包括經理道德風險或是無能、不積極所造成的虧損，都承擔下來，導致了預算軟約束現象和國有企業經理人員改善經營的積極性不高等現象。
這兩種解釋的邏輯都是自洽的，但是政策的含義完全不一樣。如果國企的問題是產權造成的，那麼，將其私有化就解決了。sup/sup但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政策性負擔不消除的情況下，私有化反而會造成尋租腐敗等更為嚴重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在蘇聯、東歐國家開始轉型時，勞倫斯·薩默斯和傑弗裡·薩克斯等都支援私有化，是因為他們確信國有企業的問題是國有產權引起的。但是，結果怎樣呢？各種實證研究發現，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如新結構經濟學的預測，普遍拿的補貼比過去更多，被利益集團捕獲的問題比原來更嚴重。所以，看問題的時候，要避免從現有的理論來看世界，包括自己過去提出的理論。一定要用「常無」的心態直面現象，從真實世界的現象去探索背後的邏輯，不然很容易「對號入座」。
我有一次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發現國內和俄羅斯的經濟學界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國內的經濟學界基本上還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當道，俄羅斯學界則對新自由主義有很多反思。我想原因在於俄羅斯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深受其害。我國因為沒有推行新自由主義，存在的許多問題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大多可以提出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在缺乏「常無」思維的訓練時，很容易「對號入座」地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不從現有的理論來看真實世界，是成為一位有具有原創性理論的經濟學家的前提條件，也是抓住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會的必要條件。而且，反過來講，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研究還可能強化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想法和錯誤的政策思路，以及輿論環境，對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來說，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
迴歸對現象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探索
我常說的迴歸到亞當·斯密，不是迴歸到《國富論》裡提出的各種理論論斷，而是迴歸到亞當·斯密得到那些論斷的方法。這是「魚」與「漁」的區別。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一清二楚地寫在他的書的全稱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對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探索。亞當·斯密想研究的是國民財富如何增加，整本書討論的是國民財富的本質是什麼，他所處時代、所在社會的財富水平由什麼因素決定，並由此得出他的論斷。我們想成為有原創的經濟學家，要研究任何現象，同樣要先弄清楚這個現象的本質是什麼，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1988年，我從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鐐銬中解放出來，之後一直堅持這種思考問題的方法。1988年有兩件事讓我頓悟。1987年我從芝加哥大學回到國內工作，1988年國內出現前所未有的高通貨膨脹，國外理論都認為應該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貨膨脹，但是，國內推行的是治理整頓，不調整利率，而是用行政辦法砍投資、砍專案來壓需求、降通脹。另外一件事是，我在國內當研究生時學到的理論都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性決定的，那年我到印度去參加會議，印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以私有產權和民主憲政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是也有計委，而且印度計委和我國的計委討論的是同樣的問題。這兩件事情讓我突然明白，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的前提條件，以及一個現象可以用一個理論來解釋，也可以用其他理論來解釋，不是任意一個自洽的、能夠解釋某個現象的理論就是揭示這個現象真正原因的理論。慢慢地我把當年頓悟後思考問題的方式總結為以「一分析、三歸納」的方式來探索「問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方法。
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什麼？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放手讓市場來配置資源對政府來說不是更省事嗎？為什麼政府要自找麻煩，勞心勞力地去配置資源？政府需要直接配置資源到某些產業，造成政府對價格有許多幹預扭曲，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但為什麼要扭曲？是現在主流文獻上說的政府被利益集團捕獲所致嗎？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集團和印度那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利益集團顯然不同，怎麼會有同樣的制度安排？仔細思索不難發現，是因為在二戰後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以後的印度和中國都想快速追趕發達國家，以致超越階段去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中的企業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扭曲各種要素和投入品的價格給予補貼，價格扭曲導致供需不平衡，就只能用行政手段根據計劃來配置資源，保證廉價的資源要素會被配置到政府所要優先發展的產業。因此我想通了，產業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不管是什麼社會性質，若想拔苗助長，只能依靠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扭曲和直接配置才能實現。
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所暗含的前提條件是否存在，也是我在1988年想通的，根據我在芝加哥大學受過的理論訓練來說，解決通貨膨脹，應該提高利率：提高貸款利率，投資成本增加，就會減少投資需求；提高利率也會增加儲蓄意願，減少當前消費。投資和消費減少，總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率就下來了。而且這樣做很好，好的專案能付得起高的利率，會被保留下來，壞的專案就會被淘汰掉，有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國當時不這麼做，好像很不理性。但後來我認識到這是因為限制條件不一樣，當時中國有許多資本密集、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沒有廉價資金的支援，這些企業根本活不了。如果提高利率，它們全部都會嚴重虧損，如果它們破產垮臺，那社會穩定怎麼辦？國防安全怎麼辦？不讓它們破產就只能由財政給予補貼，財政赤字就會增加，當時財政和貨幣是互通的，財政赤字增加只能靠增發貨幣來彌補，貨幣供給增加，通貨膨脹就又來了。所以，瞭解決策者所面臨的限制條件以後就會發現，看似不理性的選擇，其實是理性的選擇。
在那之後，我就放棄了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的做法。碰到一個現象，自己想清楚誰在做決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可動用的資源有哪些，限制條件又是什麼，有哪些可供選擇的方案。也就是抱著「常無」的心態，根據經濟學的「本體」，自己來分析所觀察到的現象。如果，決策者的選擇從現有的理論來看好像「不理性」，那一定是我們自己對決策者的限制條件不夠了解，此時要站在決策者的立場來看問題，進一步下功夫去看決策者有哪些可動員的資源，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條件。所以，碰到看似「不理性」的現象時要感到很興奮，因為這正是提出新的原創性理論的機會。
在《本體與常無》那本方法論對話集裡，對如何秉持理性人的「本體」以「常無」的方式來觀察現象，我歸納成「一分析，三歸納」。所謂「一分析」就是根據事物的本質，以演繹的方式分析所要研究的現象誰是決策者，要達到什麼目標，有什麼可動員的資源，又面對什麼不可逾越的限制條件，存在哪些可行的選擇。「三歸納」則是歷史縱向歸納法、當代橫向歸納法和多現象綜合歸納法。
以計劃經濟的形成為例，從「一分析」來說，其本質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那誰是這個體制的決策者？是政府。想達成什麼目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可動員的資源是什麼？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限制條件為何？資本極端短缺。可選擇方案為何？市場配置或政府直接配置。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種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有沒有自生能力，企業家不會自發去投資，即使因為資訊或決策失誤而投資建了工廠，也不會有意願繼續經營下去，所以，顯然靠市場配置資源無法把這種產業建立起來。因此，只能靠政府直接動員資源來投資，並給予保護補貼來維持其經營。如果這套產業的規模佔gdp的比重很低，像發達國家的軍工產業那樣，政府可以採用財政直接補貼的方式來實現其目標。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相對於全國的gdp而言，要發展的產業的規模非常大，財政直接補貼受到稅收能力的限制，就只能用扭曲價格的方式來暗補。價格扭曲以後，凡是價格被壓低的那些要素和產品都會出現短缺，有短缺就要有計劃，用行政手段根據計劃來配置資源，才能保證有限的資源會被配置於要優先發展的產業，於是形成了《中國的奇蹟》那本書裡所描述的宏觀價格扭曲、資源計劃配置、微觀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體制。
用歷史縱向歸納法來理解，過去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然而，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從1929年才開始的，1918年到1929年是市場性質的新經濟，並沒有計劃經濟，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就一定要推行計劃經濟。在1929年發生了什麼變化？斯大林開始推動發展重工業，過去沒有優先發展重工業，現在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那麼，計劃經濟體制必然和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有關。當時，蘇聯也是一個資本短缺的農業經濟國家，因此，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樣，只能用計劃體制來實現這個目標。在中國也是這樣，革命戰爭期間的宣傳說社會主義會是民族資本家的天堂，為什麼新中國成立後卻開展了公私合營運動？因為發展目標變了，從1953年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需要扭曲價格才能把重工業建立起來。民族資本家拿了低價的物資去從事生產，利潤歸民族資本家，沒有辦法保證那些利潤會優先投資於要發展的重工業，所以，就只能將民族資本家逐步取締。這是歷史縱向歸納法的理解。
第二個方法是當代橫向歸納。中國和印度有不同的政治體制，怎麼會都有計劃經濟體制？再往遠一點看，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經濟管理體制跟社會主義國家也很相似，比如都有金融抑制，對投資、金融、外匯都要管制和配給。這些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有什麼共同的地方？蘇聯和中國的斯大林模式、印度的重工業優先發展，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進口替代戰略，名稱不同，目的其實都是相同的，都是為了在資本相對稀缺的條件下優先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所以，可以用這種跨國的大視角來分析思考，這是當代橫向歸納法。
第三個方法是多現象綜合歸納。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有政府幹預，有金融抑制，有匯率扭曲，等等，這些干預扭曲是各自獨立的，還是相互關聯的？背後有無共同的原因？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mackinnon）和肖（shaw）觀察到了金融抑制sup/sup，但是沒有做綜合分析，他們把金融抑制當作獨立的、外生的，認為金融抑制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於是建議進行金融自由化。發展中國家按照他們的建議推行金融自由化，結果經濟危機不斷，為什麼？因為有大量資本很密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存在。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是那些產業活不了，同時，金融自由化以後外國資本進來，也不會進入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本國資本反而外逃，金融危機也就不可避免。在觀察現象時，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要把一個經濟體同時存在的現象放在一起分析，看這些現象有無共同的決定因素。例如，計劃經濟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幹預、扭曲同時存在？歸納起來都是為了在資本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就如前述「三位一體」分析的那樣，一個扭曲成為另外一個扭曲的因，這個扭曲又會造成其他扭曲，如此迴圈反覆。把同時存在的多現象放在一起綜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最根本的因，這個起始點通常會和問題本質的分析相關。所以，「一分析、三歸納」是分開講的，在運用時則需綜合運用，相互印證，以找到現象背後最根本的決定因素。
從特殊到一般
從現象觀察出發，經常會停留在現象的表層，把現象的存在歸於特殊原因。尤其在研究中國問題時，能不能從特殊性看到更底層的一般性，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停留在特殊性，那是中國經濟學，沒有一般意義。
新結構經濟學固然總結於中國的經驗但不是中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是關於經濟發展、轉型和執行的一般理論，是對主流經濟學的結構革命。我鼓勵諸位從現象出發來研究問題，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們一般觀察的是中國現象，中國作為一個由堅強的共產黨領導的發展中、轉型中大國，有太多特殊性，不難從特殊性構建理論模型來解釋中國的現象。例如，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很成功，可以寫個模型強調黨的堅強領導是成功的關鍵。黨的堅強領導確實十分重要，但如果以此來解釋中國的成功，那就沒有一般意義，因為其他國家很難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具有堅強領導力的政黨。還有，在改革開放前同樣有黨的堅強領導，為何那時經濟發展績效欠佳？所以，這樣的論斷通不過歷史縱向歸納。模里西斯是一個多黨制國家，沒有一個堅強的黨領導，經濟發展績效也很好，所以這個論斷也通不過當代橫向歸納。改革前和改革後最大的改變是從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向符合比較優勢的因勢利導戰略轉變，模里西斯發展成功也是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從進口替代戰略轉而開始根據比較優勢發展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所以，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取得成功歸因於遵循了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就有了一般意義。
另外，二戰以後東亞發展成功，學界一個流行的解釋是東亞有儒家文化下的權威型政府。同樣可以寫理論模型，把東亞的成功歸因於此。這種觀點和馬克斯·韋伯的文化決定論如出一轍。只不過把韋伯強調的基督新教換成了儒家文化。但從歷史縱向來看，東亞經濟體一直有儒家文化，但是過去發展不成功；從當代橫向來看，模里西斯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印度人，沒有儒家文化，也沒權威型政府，但其經濟發展同樣成功。所以，儒家文化對東亞的成功也許有貢獻，但不是東亞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根本的原因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新結構經濟學要從現象出發，但要超越特殊性去了解背後更根本的、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總結經濟發展成功的經濟體，固然各有特殊性，那些特殊性對其成功也許創造了一些有利條件，例如中國所擁有的堅強的黨的領導、東亞的儒家文化下所形成的權威型政府，但這些都是有利因素而非全部因素，就像在談稟賦時指出的社會資本、地理條件等給一個地區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成功與否更根本的原因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經濟發展、經濟執行要成功，發展的產業要符合比較優勢，才能在企業家的努力和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形成競爭優勢，是否符合比較優勢跟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相關，發展的產業可能不一樣，例如，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加工出口產業，有成衣，有製鞋，有玩具，這些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符合東部沿海地區在發展早期勞動力多、資本相對短缺的比較優勢。所以，符合比較優勢就是歸納總結出來的具有一般意義的決定性因素。
在做研究時，首先觀察到的通常是現象的特殊性，如果不上升到一般性，它的貢獻就會小得多。只有從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才會對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有真正的貢獻。要從特殊性現象的觀察飛躍到一般性原因的總結，其方法是在觀察一個現象時，對此現象提出一個暫時的假說，不要有一個假說對此現象能夠解釋就接受了，要反覆用歷史縱向、當代橫向和多現象綜合的歸納法來檢驗這個假說，只有通過這三個歸納法檢驗的假說，才有可能揭示這個現象背後真正的因果邏輯。要運用上述三個歸納法，必須對古今中外的歷史有足夠的認識，隨手拈來各種歷史的、跨國的現象經驗來做比較分析，而不僅是就事論事。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胸懷，平常多看、多想、多積累，不能坐井觀天，不能雙耳不聞窗外事，也不能臨時抱佛腳。
附帶說一點，做學術研究和做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完全一樣。做學術研究要從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做智庫、政策研究則正好相反，要從一般性原理結合所研究的經濟體當地的特殊條件來提建議。每個地方總是有一些當地特殊的有利條件，如要素以外的稟賦，以及特殊的限制條件，如過去的趕超所遺留下來的扭曲等。要充分利用當地的有利條件，也要充分考慮當地的特殊限制條件，把有利條件動員起來，繞開不利條件，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推動結構的轉型升級。
把二維經濟學變為三維經濟學
做新結構經濟學研究要把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給定結構的二維主流經濟學變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內生不同結構的三維經濟學。前面談到的四點對任何想要有原創性貢獻的學科或任何理論流派而言，都是必須遵守的。中國經濟學家，尤其是要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的結構革命的經濟學家，則還需要有認識理論創新金礦的能力。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所謂奇蹟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現象，但是，任何現象的產生必然有其道理，把這個道理揭示出來就是一個新的重要的理論。新結構經濟學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試圖把主流的、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給定的暗含結構的二維經濟學變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內生不同結構的三維經濟學，涉及現代經濟學的各個領域。這場革命現在還只是星星之火，尚未燎原，到處是做出具有原創性貢獻研究的機會。我常說「不要坐在金礦上挖煤礦」。什麼是挖煤礦？就是隻會蕭規曹隨，跟著國外的熱門問題和方法去做研究，不會自己找出新的問題、採用新的方法來做研究，或是根據主流文獻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的現象，不會提出新的、更到位的視角來分析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樣的研究不會有原創性的貢獻，是在挖煤礦，也許會有不少可以發表的成果，但不會對人類知識的增長，尤其不能對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識增長做出貢獻。
我想，作為經濟學家，都會有挖金礦做出原創性貢獻的意願。之所以做不到，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沒有新的現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沒有認識新現象的眼光。在發達國家，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者，因為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已經接近穩態，新的、大的社會經濟現象，如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70年代的滯脹，不經常發生，因此，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只能在一個有原創能力的經濟學家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或方法以後，跟著去做一些腳註性的研究。在我國，更多的原因則是後者，我國的經濟學者從本科開始就學習、接受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不自覺地就會帶著主流理論的有色眼鏡來看中國的現象，容易「對號入座」，難於提出不同於主流理論的新的觀點看法。
如何挖金礦而不是挖煤礦？需要知道「金」為何物，以及「金」與「煤」有何不同。首先，從分析中國的經濟現象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須瞭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種結構和發達國家有內生性的差異，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也存在各種內生性的扭曲。瞭解了這兩點，就不會簡單地以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以及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暗含前提的理論作為參照系，來分析中國的問題，上述兩點正好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精髓所在。所以，挖金礦就要先熟悉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其次，要認識到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自對發達國家經驗現象的總結，是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給定結構的二維經濟學，可以在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引入發展中國家的內生結構不同於發達國家這個前提條件，使現有的二維主流理論變為新結構經濟學的三維理論，以數學建模深挖理論擴維以後的新視角、新見解，並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資料來檢驗這些新視角和新見解。上述兩點說來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能開悟，知道了「各種結構是內生於稟賦結構，扭曲是內生於對上述內生結構的偏離所致」，就能做出許多不同於主流而有新觀點的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來。但是，真要把上述觀點運用自如也不容易，因為主流理論的影響容易如影隨形，揮之不去，讓人在思考問題、觀察現象時一不小心就對號入座。
禪宗講「頓悟」和「漸修」，絕大多數人是經由「漸修」而達到「開悟」，難以像六祖慧能那樣只是偶爾聽人唸了《金剛經》中「無所住而生其心」的一句就開悟了。對於有心認識和挖掘中國經濟和新結構經濟學的金礦的人，我有兩點建議：首先要下功夫好好學習新結構經濟學的有關論著，尤其是《新結構經濟學導論》，這本書全面介紹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框架，必須有這樣的一個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不會看到金子卻不認識，而把煤當作寶貝；其次要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不斷探索深挖結構的內生性和扭曲的內生性在這個領域的意義和影響，並用中國和跨國的經驗資料來檢驗由此得出的認識。
總的來講，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生活在這個可以有大作為的時代，讓我們有底氣放棄「西天取經」的做學問取向，總結我國的經驗進行自主理論創新。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知識界、學界一般崇尚「西天取經」，魯迅這麼偉大的學者也倡導拿來主義，主張外國有的、好的拿來用就是。五四運動的那代知識分子，倡導的是全盤西化，無非有全部照搬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和照搬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這樣的情形還是比較普遍。到習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提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這代人才有這個文化自信，自己去總結中國的經驗，形成一個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
要引領時代的新思潮，必須有敏銳的眼光，也要有敢為人先的勇氣。在一個引進國外先進理論還處於主流的時代，沿著主流理論做研究容易發表，而且，沿著主流理論做批判家也容易獲得社會的掌聲。因為作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總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拿發達國家的理論作為武器來批判政府、批判社會的黑暗面會讓人覺得是有勇氣的，而總結自己國家成功的道理，在掌握理論和話語權的主流學界不容易被接受，在國內也容易被人誤解為「歌德派」。但是，根據中國的現象進行理論創新是我們的機遇，也是我們的責任。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推行休克療法，格拉傑夫是當時的執行者之一，他今天已經承認當時的做法是錯誤的。但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用休克療法來進行經濟轉型是主流的社會思潮，這個思潮的形成固然與傑弗裡·薩克斯等美國經濟學家的鼓吹有一定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本國的學者接受了這個想法，並大力鼓動宣傳才使之成了社會上大多數人接受的思潮。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休克療法的失敗是直接照搬西方的主流理論，對結構的內生性和扭曲的內生性缺乏認識的結果。休克療法方案的主要制定者是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主任蓋達爾，後來我和他見過多次面，和其他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一位愛國的、充滿民族自豪感的學者，當時他確實對休克療法深信不疑。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侷限性，如果還去推波助瀾，不僅辜負了時代給予我們的理論創新的機會，而且還沒有承擔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推動國家社會進步的責任，我們應該要有「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道德擔當。
從亞當·斯密以來，世界的經濟中心就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隨著中國的發展，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必然會逐漸轉移到中國來。作為在中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學家，我們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機，因此，不應該把這個推動理論創新、引領時代思潮的機會，讓給在外國工作的經濟學家。
理論創新從被提出到被學界和社會接受的每一步都是一個艱難的歷程，但最難的是第一步，發現有趣的現象，真正吃透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不要對號入座，拿現成的、自己熟悉的理論來解釋，而要秉持「常無」的心態，根據「一分析、三歸納」的方法，從特殊性深入到一般性，去了解背後的道理。在思考發展中國家的現象時，要謹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性和內生性，在分析扭曲的影響以及做改革建議時，也要考慮扭曲的內生性。我相信掌握好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上述的方式來做研究，可以做出很好、很有創見的新結構經濟學學術成果來，不僅能夠推動學術進步，也能使理論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統一起來，貢獻於社會的進步，達到「知成一體」的目標。
本文及本章之後內容為作者2019年2月17日在新結構經濟學學術團隊內部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略有改動。
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的研究方法，請參考《本體與常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中的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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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matsu,k.,「ahistoricalpatternofeconomic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thedevelopingeconomies(tokyo),1962,1:3–25.
雖然要素可以流動，但是，相對於存量稟賦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且，要素所有者是逐利的，流動到一個地方，只有利用了當地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才能使其要素有最高的回報。所以，要素的流動並不改變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一個地方的比較優勢和最優產業技術結構是內生決定於該地的要素稟賦結構的論斷。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可用的產業和技術集是外生給定的，但是，一個經濟體實際上進入哪種產業和採用何種技術來生產則是內生決定於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在簡化的模型中可以把技術的學習成本簡化掉，必要的話也可以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強調的那樣把學習成本和學習能力的問題引進模型中，不過要學習哪種產業和技術才是合適的仍然取決於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另外，產業和技術集是外生給定的設定，對於處於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是合適的，但對於產業和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產業和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或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放在同一個框架來分析，則必須將處於世界前沿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按內生增長理論的方式內生化。
akamatsu,k.,「ahistoricalpatternofeconomic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thedevelopingeconomies(tokyo),1962,1:3–25.
上述論述側重於供給側，強調了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對其產業、技術和軟硬基礎設施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否意味著需求側和其他因素對產業、技術和其他結構沒有影響呢？當然不是，例如，在一個一般均衡的模型中，除了要素稟賦結構之外，偏好對產業結構也會有影響，不同產業有不同的技術進步速度也會有影響，只不過收入水平是內生於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而且，像加里·貝克爾主張的那樣，人的偏好特性是外生的給定的，技術進步的有偏性也是外生的、給定的。只有要素稟賦結構能夠給予前述的三個經驗事實一以貫之的解釋。
acemoglu,d.,johnson,drobinson,,「thecolonialoriginsofcomparativedevelopment:anempiricalinvestigat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1369-1401.
林毅夫，《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新古典經濟學通過邊際革命解決了古典經濟學解決不了的價格決定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則在邊際革命的基礎上通過結構革命解決新古典經濟學解決不了的生產方式如何決定的問題。
linjy,tangf,「policyburdens,accountability,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2)：42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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