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後中國新發展理念解讀sup/sup
中共十九大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會議，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新時代的內涵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按照我的理解，新時代有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中國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的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第二，中國從過去的站起來、富起來進入現在強起來的時代，並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十九大報告把中國從現在到2050年的發展分成幾個階段：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了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個方面，主要體現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論述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以及「五大發展理念」。
五大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們從新的「五大發展理念」來分析在十九大以後中國的發展。首先，發展要以人為本，最主要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夠滿足這個需要？總體來講，要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則必須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主要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五個方面：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主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產能不平衡表現在各產業的供給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間的不平衡，必須根據需求的水平來調整供給側的生產能力，這是去產能方面。去庫存方面，主要表現在生產出來的產品跟市場的需求之間不平衡，產品生產過多，市場需求不足，就產生了庫存，會造成浪費，所以要去庫存。去槓桿主要表現在金融跟實體經濟之間的不平衡，造成了槓桿率太高，積累了金融風險，所以要去槓桿。降成本主要是企業經營跟行政管理之間的不平衡，造成了企業的經營費用太高，所以要降低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補短板，要解決的則是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把短板補齊，以滿足需求並提高生產力水平。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解決不平衡問題的主要方式是進行深化改革，補短板則需要進一步發展。發展的過程應該按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講的五大發展理念，即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來推進。這五個方面，又可分成手段跟目標。從手段來講是創新，以提高生產力水平。從目標來講，創新之後要生產，供給和需求之間要協調，以避免過高的產能和庫存，同時，必須符合綠色標準才能夠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市場和兩種資源在開放經濟下來實現，最後，發展的成果需要讓所有的國民共享。
五大型別的產業和創新
從經濟學家的視角來看，創新包括在未來生產中所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或者是進入的產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高，即產業升級。前者有兩種方式可以實現：如果現有的技術已經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等於技術發明；如果現有技術跟世界技術前沿有差距，創新除了自己發明之外，還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來實現。就後者而言，如果現有的產業已經處在世界最前沿，產業升級必須通過發明新產品、新產業來實現。但如果現有的產業附加價值跟世界前沿的產業附加價值還有差距，在產業升級的時候，也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的方式來實現。
新結構經濟學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國的產業分成五種型別。
第一種為追趕型產業，不僅中國自己有，比中國發達的國家也有，比如裝備製造業。中國是世界裝備製造業大國，德國也是世界裝備製造業大國。同樣功能的裝備，中國製造的價值100萬美元，但由德國來生產的話，可能達500萬美元。所以，中國還處於追趕階段。
第二種為領先型產業，是指中國在該產業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包括家電產業（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及高鐵等。中國已經處於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第三種為轉進型產業，是指過去中國領先，但由於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而領先地位不復存在的產業。
第四種是彎道超車型產業。這類產業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主要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產品和技術的研發週期短。中國作為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人力資本目前跟發達國家比差距並不大。中國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在於金融、物質資本的積累，發達國家已經進行了兩三百年，中國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快速積累，存在差距。如果一個產業新產品、新技術的發明創造主要是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從要素稟賦的結構來看的話，中國跟發達國家並沒有明顯的比較劣勢。對這類短週期、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金融投入相對少的產業來說，中國可以跟發達國家直接競爭，進行彎道超車，而且中國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優勢。中國人多，人才多，並且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新發明、新創造出來的產品或技術在國內可以馬上獲得很大的市場。如果這個產品有硬體的需要，中國又是各種部件配套最齊全的國家，所以中國在彎道超車型產業上的創新也具備比較優勢。
最後一個型別是國防安全和戰略型新興產業，這類產業的創新方式跟彎道超車型產業的方式正好相反，它雖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資本，但研發週期特別長，需要10年甚至20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跟物質資本投入。如果單純從當前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在這方面還不具有比較優勢，但是有些國防安全產品無法從國外購入，沒有它就沒有國防安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要支援它的發展。
對於有些戰略型新興產業，雖然不見得跟國防安全有關，研發的時間也相當長，金融物質資本的投入也相當多，照理說中國還不具備比較優勢，但是如果一個新的產業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中國因不具備比較優勢而放棄這方面的研發，會導致戰略制高點被髮達國家佔領，中國未來想進入這個產業，很多技術都無法引進或需要很高的成本來引進。所以，這些產業即使現在不具有比較優勢，從長期來看，現在不投入，未來再進入的成本跟風險也會太大。
把中國現有的產業分成這五類，創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趕型的創新主要是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領先型、彎道超車型跟國防安全及戰略新興產業的創新主要靠自主研發。轉進型產業的創新方式，可以是進入附加價值高的微笑曲線兩端，包括經營品牌、產品設計、營銷渠道管理等，需要產品研發或管理方式的創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較優勢的生產部分轉移到國內或者海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去，這則需要根據產地的情況進行管理創新。不同的產業應該用不同的創新方式，這樣才能夠得到最高的效率。
在創新的過程當中，還要考慮到一些新的平臺技術，例如智慧的生產方式以及網際網路提供的機會，綠色的技術必須貫穿整個過程。這樣才能實現五大發展理念所要求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目標。
創新和金融
創新需要資本的投入，因此創新需與金融結合。追趕型產業的創新方式是以引進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援以銀行貸款或者發債方式為主，銀行還分大小銀行，取決於產業裡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的大小。如果是大企業，追趕的時候首先由銀行來支援，包括併購等手段。如果是小企業，一些中小銀行即可滿足。
對必須以自主研發為主要創新方式的領先型、彎道超車型產業創新來說，資金的來源也不一樣。領先型產業裡的企業通常相當成熟，資金需求主要靠股票市場的融資方式。對轉進型企業來說，開發新產品或者渠道管理、質量管理，資金需求主要是以銀行支援為主。彎道超車型產業需要自主創新，此類產業會更多依靠天使資本、風險資本等能夠分散風險的金融方式。
至於國防安全跟戰略型新興產業，由於還不具備比較優勢，研發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援，支援的方式主要是財政直接補貼，國家可以設立基金以補貼研發或者通過財政進行採購。
總體來講，進入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為了讓中國強大起來，並且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須進行各種方式的創新。在創新過程當中，必須根據不同型別產業的特性來採取不同方式。金融要服務於實體經濟，也必須根據不同產業的發展跟創新的方式，以合適的金融安排來支援。在創新的過程中，還要關注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若能如此，相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讓中國強起來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從70年發展看經濟學理論創新sup/sup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我想從過去70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反思現代經濟學理論，並且對現代經濟學理論自主創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中國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和國際主流思路
過去這70年，我國經濟發展從大的方面來講，可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從1949年到1978年，當時我們推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二是從1978年年底實行改革開放到現在，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學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著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參考的經驗主要是蘇聯的經驗，它的目的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
當時我們所學的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跟那時世界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有不少不謀而合的地方。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後，凱恩斯主義成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強調市場失靈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必須靠政府克服市場配置資源的侷限性。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應這個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分出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現在稱為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要民富國強，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其理由是：要「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要跟發達國家有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技術和產業；要「國強」，就必須有先進的軍事裝備，那些裝備也是由先進的技術和產業生產的。然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產業都是傳統的農業或依靠自然資源的產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國家也不強。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發展現代、先進的產業作為發展的目標，這個目標其實跟我國20世紀50—60年代的「超英趕美」一樣。但是，那些現代化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靠市場發展不起來，於是就被認為是市場失靈，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的方式發展現代化的產業。
這種發展方式可以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尤其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就可以試爆原子彈，70年代衛星就可以上天，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不過推行這種發展方式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成績相當不好。從國內的情形來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到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我國的產業結構水平看起來非常高，非常先進，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非常低。經過新中國成立以後30年的努力，我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連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都沒有達到。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跟我們的情形一樣，如果從工業體系來看都很先進，從生活水平來看都相當滯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亞、非洲國家，在當時主流理論思潮的影響下，也是工業建設有成績，但是生活水平沒改善，並且經濟出現了停滯，各種危機不斷湧現。
我國1978年年底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進行從計劃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東歐國家則先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開始轉型，其他非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發展中國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從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
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經濟發展不好是由政府失靈造成的。從經驗實證來看，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效率不如發達國家那樣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轉型的目標是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當時的主流思潮認為，要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體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場的好處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怎麼樣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在轉型前各種價格主要由政府決定，因此，第一個建議就是這些國家必須價格市場化，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價格，由價格來引導資源的配置。一個產品的價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資源就多配置到這個產品去增加生產以滿足需求。反之，價格降低，就減少資源在這個產品上的配置。這個邏輯非常清晰。
不僅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當時中國和其他轉型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當時的看法是，即使價格由市場決定，如果企業是國有的，價格也會失掉配置資源的功能，因為國有企業如果虧了本，國家會給補貼，如果賺了錢，要上交給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各種資源和要素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本來在市場經濟中一個要素的價格上漲，企業應該節約使用，這樣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對國有企業來說，要素價格上漲，虧損增加也沒關係，反正政府會補貼，所以就不會隨著要素價格上漲費心費力去節約。同樣的道理，如果生產的產品價格增加，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應該努力多生產，多賺利潤。但是國有企業賺的利潤都要上交給國家，因此，即使產品價格上漲，它們也不見得會努力多生產。所以，當時的看法是，要讓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必須私有化，這個邏輯也非常清晰。
價格要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還有一個前提，即價格必須穩定，如果出現了高通貨膨脹，行為會被扭曲。假如一個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不斷上漲，消費者就會去搶購，在價格低的時候就想多買一些，搶購的結果就是需求會大量增加。從生產者的角度來說，看到價格不斷上漲，企業就會惜售，等三個月甚至半年以後再來賣，價格會更高。結果是價格上漲時需求大量增加，供給大量減少，價格就會陷入一個不斷上漲的惡性迴圈中，所以，市場要有效配置資源，必須有穩定的價格。怎麼樣才有穩定價格？前提是政府的預算必須平衡。因為如果政府預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後這些赤字會貨幣化，也就是會增發貨幣。一增發貨幣就會出現通貨膨脹，一齣現通貨膨脹，行為就會被扭曲。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根據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後來的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個共識就認為，轉型要成功，必須在這些國家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而且這三化的改革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如果市場放開了，產權不改革，結果會更糟。或者市場放開了，產權改革了，但宏觀上不穩定，結果會更糟。
我國的轉型經驗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