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1978年開始的這一次轉型，沒有按照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看法。我們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雙軌制漸進式改革。在轉型時，給原來優先發展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放開了一些過去被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產業的准入，並積極因勢利導其發展。開始的時候，我國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不好，就設立了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等，在園區裡改善基礎設施，實行一站式服務，創造區域性有利條件來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國際上除了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把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療法」一次性建立到位轉型才能成功的共識，還有一個共識，就是像中國推行的這種雙軌制漸進式轉型，同時有市場和政府在配置資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導致的結果是經濟效率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低，問題還多。為什麼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為同時有計劃和市場，政府的計劃價格低，市場的價格高，就會產生套利的空間，滋生腐敗，並且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些現象在我國轉型後確實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最時興的一個行業叫作「倒爺」，1978年以前沒有，1978年開始漸進式雙軌改革以後，出現了靠倒賣政府計劃物資、賺取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價差的行業。而且，倒爺為了得到這些低價的計劃物資，就要利用各種關係去尋租，就會導致腐敗，同時，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問題。
80年代時，主流學界反對中國雙軌制漸進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確實存在的問題，所以，只要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一放緩，所謂「中國崩潰論」的聲音就會湧現。但是，我國過去40年不僅經濟發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其他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根據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轉型，結果則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我國出現的腐敗、貧富差距問題，其他國家也有，且普遍比我國嚴重。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在蘇聯、東歐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這一點。研究發現，在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後，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比轉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像腐敗、收入差距擴大之類的問題，也比中國還嚴重。
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何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上蒼白無力
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國的經濟學界思考。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為什麼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認識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問題時很有力，但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是條件不同的內生結果。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的產業集中在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因素決定的。發達國家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經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上面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性是什麼？資本極端短缺，因此，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面沒有比較優勢。
一個國家若發展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離開了保護補貼就活不了，例如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是這種情形。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主流發展理論沒有認識到各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因素決定的，只看到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水平低，在沒有改變導致內生結果的外生原因時，就去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這樣拔苗助長的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在轉型時，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聽起來也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預扭曲，必然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等，但是，為什麼按照那樣的理論指導去進行轉型，結果導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原來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忽視了原來在轉型之前的各種扭曲也是內生的。那些扭曲、干預、保護補貼為什麼存在？因為轉型前要優先發展的產業資本太密集，這種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要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效的市場，必須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宏觀穩定化，政府財政預算必須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種保護補貼一次性取消。取消的結果是，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活不了，因此就會出現大量的企業破產，導致大量的失業，就會有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的問題，經濟也就會崩潰。同時，資本密集型產業有不少跟國防安全有關係，如果不給予保護補貼，那些產業活不了，國防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烏克蘭就是這樣，它原來可以生產核子彈、航空母艦、全世界最大的飛機，在20世紀90年代轉型的時候，為了財政平衡，不給予保護補貼，只能把這些產業全都放棄了，結果怎麼樣？前幾年俄羅斯把克里米亞拿回去，烏克蘭一點辦法也沒有，東邊和俄羅斯接壤的地方老是鬧獨立運動，它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當然，大部分的國家不會天真到把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都放棄，因此即使把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中跟國防安全有關的企業私有化，政府同樣要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且，仔細分析，政府必然會給這些企業補貼，因為這些企業承擔著國防安全的需要，我把它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種政策性負擔到底是在產業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在產業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20世紀90年代我跟國內和國際上的許多經濟學家爭論，當時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之所以給這些企業補貼，是因為它們是國有的。我則認為是這些企業承擔著國防安全的戰略性負擔，只要這個戰略性負擔還存在，就必須繼續給補貼，不管它是國有還是私有。而且，從激勵機制來分析，企業國有時廠長經理會說沒有補貼企業活不了，廠長經理拿了補貼以後，中飽私囊很難避免，可是直接把錢放在自己口袋裡是貪汙，被抓到了會被判刑甚至會被槍斃，所以，他們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鬧，不敢明目張膽地做。但是企業變成私有以後，老闆不會補貼國家，卻會用同樣的理由跟國家要保護補貼，國家也不能不給。但是跟國有企業不同的是什麼？這些私有企業的老闆從國家拿到的補貼越多，放在自己口袋裡面的錢就越多。因此，他們會有更大的積極性去尋租，而且尋租的時候會怎麼跟政府官員說呢？「反正你給我的錢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國家的錢，為什麼不多給一點？我們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馬設個銀行賬戶，我們兩個人共享。」
在20世紀90年代，我這些看法只是理論推論。現在則已經有大量的資料證明這一點，除了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許多蘇聯及東歐、拉美國家學者的實證研究，兩三年前在國際媒體上非常有名的「巴拿馬檔案」裡面有大量記載，蘇聯、東歐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中，企業私有化以後，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主流的轉型理論由於忽視了這種扭曲的內生性，雖然理論模型的邏輯很嚴謹，根據理論給出的建議很清楚，可是，按這些建議來轉型的結果卻比原來更糟。我國推行的雙軌制漸進式轉型，確實如主流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出現了「倒爺」、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由於對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身能力的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所以維持了穩定，對於符合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放開准入，並且政府還積極因勢利導，所以經濟取得快速發展。這個快速發展帶來了資本的快速積累，逐漸地，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得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的性質就從原來的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錦上添花對維持穩定沒幫助，卻會導致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政治問題，所以，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把雙軌制時期遺留下來的保護措施都取消掉。
未來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一般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為了理論模型的簡化和易於處理，經常採用單部門模型，整個經濟只有一個部門，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這種理論模型中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或者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於是，這些理論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作為最優的結構，任何和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都被認為是扭曲。由於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也就不會有扭曲內生性的想法。
這種只看一個部門以及忽視結構差異內生性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除了在上述發展和轉型問題的討論上，也在經濟執行上經常會誤導發展中國家，例如2018年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默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發達國家的技術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術創新就必須自主發明。自主發明導致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因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的是自己發明的技術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改進。自己要發明技術，通常有兩個要素投入，一個是資本，一個是人力資本。發達國家的資本是相對豐富的，沒有瓶頸限制，因此，內生增長理論模型通常不僅是某一個部門的模型，而且，部門中只有一個生產要素，即人力資本。按照內生增長理論，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重要、最根本的決定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不斷提高，並且是全要素生產率越高越好。
這種理論在發達國家也許適用，但是如果拿到發展中國家來，並不適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跟世界前沿的技術還有很大的差距，技術創新可以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自己發明技術，一個是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到底哪種技術創新的方式比較好，就要看哪種方式成本較低，風險較小。從實證經驗知道可以引進技術時，引進技術的成本比較低，風險也比較小，技術一般是內化在裝置上，引進技術一般需要購買新裝置，會計入資本投入，在增長核算時技術進步就不會在剩餘項出現，但是，它的成本比較低，經濟增長可以更快。到底是經濟增長快好，還是剩餘項大好？當然是經濟增長快好。引進技術也需要人力資本，卻跟自己發明技術時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不完全一樣，因此，教育的內容和水平也不應該完全一樣，但是在單部門的增長模型裡面就很難討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促進經濟的機制和條件有什麼不同，因為這樣很容易讓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府決策者去追求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在物質資本有限的條件下單方面追求人力資本的提高。
上述情形在現有的主流理論裡比比皆是，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執行至關重要，教科書裡討論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發達國家適用的制度安排，如股票市場、大銀行、風險資本、公司債。這種制度安排適合於發達國家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生產活動和技術創新需要大量資本投入，風險非常大。可是，發展中國家70%~80%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小型的農戶和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用的技術一般是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的產品也是相對成熟的產品，需要的資本規模非常小，風險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問題，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經濟學的教科書引進所謂現代的股市、風險資本、大銀行、公司債務等，就會使實體經濟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沒有辦法服務於實體經濟。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外生的、給定的最優結構，導致的結果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要發展的目標。八九十年代轉型的時候，許多發展中國家把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結構當作最優結構，忽視了扭曲的內生性，直接把轉型的目標作為轉型的手段，導致的結果就是前面講的，出發點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作為經濟執行方方面面的指導原則，也同樣會忽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特性的差異而不適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性差異和扭曲的內生性，並瞭解這些內生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執行的影響。
新理論需立足於認清內生現象
新的理論來自新的現象，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比較而言，前30年中國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差異，走的道路也是當時的主流道路，但是過去這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奇蹟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現有的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慢一點，在國際學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是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一直維持著穩定、快速發展。
以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必須瞭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差異是什麼因素造成的。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有很多扭曲，這些扭曲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也就是說，這些差異和扭曲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內生的。經濟學家知道，要成功改變一個內生現象，就必須先改變這些內生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住一個現象內生性的理論才能幫助人們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兩個目標的統一。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我在北大推動新結構經濟學研究，倡導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及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推動我國的自主理論創新。在總結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經驗以進行理論創新上，我國的經濟學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我非常期盼大家一起抓住這個機遇，把結構和其內生性引進現代經濟學，對理論的發展做出創新性的貢獻，讓我們的理論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改造世界。
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sup/sup
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我國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年前，我國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還是低收入國家。2017年我國的人均gdp約8836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亮眼的成績，主要是靠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推動改革開放，靠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但在此過程中，經濟學家也貢獻了智慧。
過去40年的成績很亮眼，不過當前經濟執行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等等。在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的過程中，怎樣克服體制性問題，抓住時代提供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這還需要經濟學家深入研究問題，出謀劃策。
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
在我們的改革過程當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即有些出發點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從理論上講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結果卻常常跟原來的願望相左，甚至把問題搞得更復雜。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我們總是以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和經驗來看問題，希望用那些理論和經驗作為本國改革發展的參照。
但是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是有前提條件的，經驗的適用性也是有前提條件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作為參照，就可能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經濟學家需要深入瞭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中國的經濟現象中瞭解問題存在的原因、解決問題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何在等，提出新的理論。這樣的理論能夠更好地讓我們瞭解，過去40年的轉型為什麼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還存在這麼多問題，怎麼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使我們的理論能夠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上得到統一。
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運用普遍出現的現象是，在認識世界方面好像很有力量，但在改造世界方面蒼白無力。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我們所經歷的這場改革開放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難得的社會實驗，從這場實驗當中，我們要自己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習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講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中國經濟學家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政策研究的過程中，也要進行理論創新。
中國經濟學家不僅要關心中國的事，也要關心世界的事
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也要會說，要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將成為高收入國家，那時，我們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就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根據我的統計，二戰以來，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超過了3萬億美元，但是這些被援助的國家真正能從低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非常少，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進入高收入水平的就更少。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因為發達國家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時候，通常是根據發達國家自己的理論、思路、經驗來做的，儘管出發點可能非常好，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中國成為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後，就要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我認為應該提出自己的理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農業到製造業到服務業，從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從二戰以來的經驗看，少數幾個發展成功的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抓住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視窗機遇期，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工業社會。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多年來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強調產能合作，確實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期。但是，它們要怎麼抓住這個機遇期，我們的經濟學家可以提供一些理論指導，改變它們的發展思路。
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應開展「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研究。一方面，我們要繼續貢獻自己的智慧，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持續深化，讓我國經濟能夠繼續乘風破浪往前進；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提出新的理論，讓改革發展更順利地進行，並且以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思路以及我們的發展來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後，也同樣能為發達國家創造機會，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
本文根據作者2017年11月17日在廣州國際金融論壇年會「十九大後中國新發展理論解讀」全體會上的發言整理，經作者審訂。
本文為作者2019年3月2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成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年演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原標題為「從我國70年發展談現代經濟學理論自主創新的必要和方向」，經整理與審訂。
本文原載於2018年10月29日《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