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人類未來的決策……不能依賴嚴格的數學預測，因為不存在做這種計算的基礎……正是我們內在的行為驅策力推動了社會的運轉，我們的理性自我做出選擇……但在動機方面常常還是要依靠奇想、感情或運氣。」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35年
1940年代後期，經濟學脫離了它的同盟者（政治學、哲學和法律），尋求與應用數學和物理學這些硬科學的新同盟。有趣的是，經濟學與經典物理學的結盟，恰逢物理學家自己轉向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之時。在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立七十四年後，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創立，這一事實佐證了學術的變遷。經濟學家成為人類一大部分活動（財富、創造、工作、儲蓄和投資）的新祭司，方程、模型和計算機為他們履行祭司功能提供了良好的裝備。
自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經濟體系從未完全擺脫過動盪。泡沫、恐慌、崩潰和蕭條去而復還，有著像洪水和颶風一樣的規律性。這並不奇怪，因為根植於人性的潛在經濟的基本動力學總在起作用。然而，經濟學承諾會有更好的結果。經濟學家承諾，通過微調財政和貨幣政策、再平衡貿易條件以及衍生品分散風險，市場波動將變得平和，增長曲線則將超出過去可能的範圍。經濟學家還承諾，通過脫離金本位，他們可以根據需要提供資金以支援增長，而衍生品將會把風險轉嫁給那些最能承受風險的人。
然而，2008年的恐慌顯示，經濟所穿的其實只是「皇帝的新衣」。只是依靠涉及銀行資本、同業拆借、貨幣市場擔保、抵押擔保、存款保險和許多其他應急措施的大規模政府幹預，才阻止了資本市場和經濟的全面崩潰。除了少數例外，宏觀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和風險管理人員都未能預見崩潰，而且除了提供無限免費資金的原始方法，根本無力來終止這種恐慌。
要解釋這一切，需要把保羅·塞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出版的1947年，看成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舊時代和經濟學作為自然科學的新時代之間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表明，市場行為在這前後其實很相似。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倒閉，與尼克伯克信託公司的崩潰和1907年的恐慌，在傳染蔓延的動力學和蒙受最大損失的銀行同儕們聯手實施救助方面十分相似。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盤，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單日下跌22.61%，這使人回想起該指數在1929年10月28日～29日兩天內下跌了23.05%。2011年的失業率堪與大蕭條的水平相比，在這兩個時期都採用了一以貫之的心理療法來關懷垂頭喪氣的工人。總之，1947年以後所謂的經濟學硬科學，並未在解決繁榮和蕭條的經典問題上顯示任何成就。事實上，有許多證據表明，在政府赤字、債務過剩、收入增加不均和長期失業大軍方面，經濟學的現代實踐只會使社會變得更糟。
新近的失敗使得經濟學家不再有資格免受普通公民的質疑。當4400萬美國人依靠食品券生活時，經濟學中什么有用什么無用，不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經濟理論中關於乘數、理性、效率，相關性和正態分佈風險的陳述不僅僅是抽象的。它們與國家的福祉息息相關。經濟學的訊號失靈在美聯儲政策、凱恩斯主義、貨幣和金融經濟學中反覆出現。理解導致失靈的原因將使我們懂得，為什么增長停滯和貨幣戰爭迫在眉睫。
美聯儲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是歷史上最強大的中央銀行和今日美國經濟的主導力量。美聯儲經常被描述為具有雙重使命，穩定價格和減少失業。美聯儲也被期望充當金融恐慌時的最後貸款來源，它需要管理銀行，特別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銀行。此外，在多邊央行會議場所，如二十國集團和國際結算銀行，美聯儲代表美國並使用財政部的黃金儲備進行交易。根據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美聯儲被授予新的使命。「雙重」使命變得更像是一個多頭怪物。
自1913年建立以來，美聯儲最重要的使命，一直是維持美元的購買力；然而，從1913年至今，美元貶值了95%以上。換句話說，今天要花20美元才能買到的東西，1913年花1美元就能買到。想象一下一名投資經理把客戶的錢虧損了95%，你就能明白美聯儲如何履行了它的首要使命。
可以把美聯儲在保持美元價值穩定性的紀錄，與羅馬共和國相比較，後者的銀便士保持其100%的原始購買力達兩百多年，直到西元前1世紀晚期，才開始被奧古斯丁皇帝貶值。拜占庭帝國的金幣有一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紀錄，其購買力從西元498年的貨幣改革開始維持五百年基本不變，直到1030年的另一波貶值。
美聯儲的辯護者提出，美元可能喪失了95%的購買力，但工資的增加超過了二十倍，因此，工資的增加抵消了購買力的下降。價格和工資一同變化從而沒有傷害的論點，被稱為貨幣中性。然而，這個理論忽略了以下事實：雖然工資和物價同步上漲，但對各領域的影響並不完全一致。這一過程會產生不該有的贏家和輸家。輸家通常是謹慎的儲蓄者和靠養老金生活的美國人，他們的固定收入因通貨膨脹而貶值。贏家則是那些使用槓桿、對於通脹有更清醒的認識並且利用黃金、土地和藝術品等資源進行對沖的人。最後的結果是投資決策扭曲、資本配置不當，造成了資產泡沫和收入不均。物價無法維持穩定的真正代價是，效率低下和不公。
美聯儲的另一項任務是充當最後的借貸人。按照19世紀經濟學家瓦爾特·白芝浩的經典處方，這意味著在金融恐慌中，當所有銀行儲戶要同時取出他們的存款時，央行應當向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收取優質的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貸，使銀行得以履行對儲戶的義務。這種貸款通常不被稱為救市，而是指在沒有其他合適的資產市場時將優質的資產轉換成現金。一旦恐慌消退且信心恢復後，貸款將還給央行，而抵押品則歸還給銀行。
在大蕭條的深淵中，當最需要最後借貸人發揮作用時，美聯儲卻徹底失敗了。有超過一萬家美國銀行倒閉或被收購，銀行系統的資產幾乎減少了30%。貨幣供應如此短缺，以至於許多美國人求助於以貨易貨，例如在某些情況下，用雞蛋換取糖或咖啡。那是一個木質硬幣的時代，由家庭製造的替代貨幣，會被一名當地商人用來給顧客找零，隨後被附近的其他商人接受以換取商品和服務。
跟大蕭條時期一樣，在2008年的恐慌中，最後借貸人再一次顯得十分關鍵。美聯儲在2008年採取行動，表面上應對的是流動性危機，但實際上是償付能力和信用危機。短期貸款可以作為橋樑貸款緩解流動性危機，但當抵押品真的貶值時，它無法消除償付能力危機。解決償付能力危機的辦法是，利用應急權力關閉或國有化已喪失償付能力的銀行，將不良資產移交給政府管制並將新的有償付能力的銀行重新私有化，公開招股，向新股東發行股票。隨後新銀行得以發放新的貸款。將不良資產交由政府控制的優點是，它們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資助，無須資本也無需對虧損按市值計價。破產銀行的股東們持有的股票和債券，以及fdic保險的資產，將抵償不良資產的虧損，而納稅人只需承擔超出部分的虧損。
但美聯儲又一次誤判了形勢。美聯儲和財政部沒有關閉已喪失償付能力的銀行，而是用tarp基金和其他手段保住了它們，這就使得債券持有人和銀行管理層能夠以納稅人的錢為代價，繼續享有利息、利潤和獎金。這與美聯儲最初傑基爾島確立的實際使命相一致——拯救銀行家。美聯儲幾乎完全忽略了白芝浩的核心原則。就像白芝浩推薦的那樣，它自由放貸，但收取的抵押品沒什么價值，其中大部分至今仍在美聯儲的賬冊上。不同於對危機中的借款人收取高額利息的典型做法，美聯儲幾乎不收利息。除了向有償付能力值得救助的銀行放貸之外，美聯儲也向喪失償付能力的銀行放貸。上述做法的經濟後果是，直到現在，系統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良資產，銀行貸款由於需要資本重組而受到高度限制，經濟很難迴歸可持續增長。
在最需要它發揮最後借貸人作用的情況下，美聯儲搞砸了兩次。先是在1929年～1933年，當時它應該提供流動性，但卻沒有。之後是在2007年～2009年，它本應關閉喪失償付能力的銀行，但卻提供了流動性。這兩個難以令人置信結局，表明美聯儲對銀行業的典型運作知之甚少。
1978年，吉米·卡特總統簽署了《漢弗萊－霍金斯充分就業法案》，賦予美聯儲失業管理的使命。該法案明確採納了凱恩斯主義，授權美聯儲和行政部門合作來實現充分就業、增長、物價穩定和預算平衡。該法案規定了具體的數字目標，到1983年時失業率下降為3%，之後維持這一數字。事實上，失業率在1983年達到10.4%的週期峰值，之後在1992年為7.8%，2003年為6.3%，2009年為10.1%。指望美聯儲同時實現所有這些目標是不切實際的，雖然美聯儲官員們在國會聽證中仍然這么口頭應承著。事實上，美聯儲並沒有履行其使命以實現充分就業。據美聯儲自己估計，在2011年，實現按慣例定義的充分就業還需要五年時間。
除了美聯儲在穩定物價、最後借貸人和降低失業率上的失敗，還有一個最大的敗筆：監管銀行。2009年，國會成立了核查美國金融和經濟危機成因的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聽取了700多名證人的證詞，審查了數百萬頁的檔案，並舉行了廣泛的聽證會，以便得出有關始於2007年金融危機責任的結論。委員會的結論是，監管失靈是危機的主要原因，並明確地把失敗歸咎於美聯儲。官方報告指出：
我們的結論是，這次危機是可以避免的。這次危機是由於人的行為和不作為……主要是美聯儲未能阻止不良抵押貸款流動的關鍵失誤，而它本可以通過設定審慎的按揭貸款標準來避免。美聯儲是有權做這件事的機構，但它卻沒有做……我們的結論是，金融調控和監管方面的普遍失敗，被證明對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毀滅性的。監管者未盡其職……我們不接受監管機構所謂的缺乏保護金融體系力量的觀點。他們在許多領域擁有足夠的權力，但他們選擇不使用這些權力……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其他監管機構原本可以阻止花旗集團導致危機的過度行為，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在這樣的案例接二連三地發生之後，監管機構繼續將其負責監管的物件視為安全可靠的，即使面對越來越多的麻煩也還是這樣認為。
這份500多頁的報告詳細地說明了美聯儲在監管細節上的失當。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美聯儲的這一切失敗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對美聯儲能力的最後一個考驗涉及其如何控制自有的資產負債表。美聯儲就像一箇中央銀行，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具有資產負債表和淨值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有兩部分：資產，所擁有的東西，負債，虧欠別人的東西。所謂淨值，也稱為資本淨值，就是資產減去負債。美聯儲的資產主要是它購買的政府證券，其負債則是它購買證券所印製的鈔票。
2011年4月，美聯儲的淨值約為60億美元，而其資產接近3萬億美元。如果美聯儲的資產價值減少2%，其實在動盪的市場中是個相當小的數目，2%的下降對於3萬億美元的資產而言意味著600億美元的損失——這足夠令美聯儲的資本淨值徹底消失。然後美聯儲將會破產。這種情況會發生嗎？其實已經發生了，但美聯儲不會公佈，因為它不需要根據市場價值來重估其資產。當美聯儲通過出售債券來削弱量化寬鬆計劃時，這種情況就會出現。美聯儲可以在短期內無視市值虧損，但當它出售債券時，那些虧損將不得不在報表中顯現。
美聯儲很清楚這個問題。2008年，美聯儲派官員去國會，商討是否可以像財政部那樣，發行自己的債券以支撐其資產負債表。2009年，珍妮特·耶倫，當時的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在紐約的演講中公開了這一要求。關於發行美聯儲新債券的權力，耶倫表示，「我會感到高興，如果我們現在就擁有這種權力」以及「這當然是人人想要的好東西」。耶倫看起來渴望推動該方案實施，並且有著很好的理由。美聯儲蹣跚朝向破產的趨勢日益明顯，因為它在其資本基礎上加了太多的槓桿。通過獲得國會許可發行新的債券，美聯儲可以削弱量化寬鬆而不必出售賬冊中現有的債券。新的美聯儲債券將替代舊的國債券，以減少貨幣的供應量。通過這種替換，舊債券的虧損將被繼續隱藏。
這出債券騙局已被美國國會山所拒絕，它的失敗使得美聯儲急需另一種解決方案。在量化寬鬆需要扭轉之前，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解決辦法是在財政部和美聯儲之間達成協議，這並不需要國會的批准。
美聯儲每年因其擁有國債的利息賺取了鉅額利潤。美聯儲需要將這些利潤返回國庫。2010年，美聯儲與財政部達成協議，它可以無限期暫停這種支付。美聯儲保留現金，同時根據美聯儲通常支付給財政部的金額設立一個負債賬戶，基本上就是一張借條。這一協議前所未有，標誌著形勢變得多么令人絕望。
如今，即便未來債券銷售出現虧損，美聯儲也不會像通常那樣減少資本。相反，美聯儲只是增加了向美國國庫用白條借款的金額。事實上，美聯儲正在簽署私人白條給國庫並使用現金，以避免顯得喪失了償付能力。只要美聯儲可以繼續簽署這些白條，其資本就不會因其債券虧損而消失。紙面上的美聯儲資本問題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美聯儲正在增加槓桿並把其虧損轉嫁給國庫。玩弄這種會計遊戲的企業高管會被送進監獄。我們不應該忘了，財政部是一個公共機構，而美聯儲是銀行們所擁有的私人機構，因此這種做假是剝奪納稅人的財富為銀行輸送利益的另一個例子。
美國現在是這樣一個系統。財政部製造不可持續的赤字，同時出售債券以避免破產。美聯儲則印製鈔票購買這些債券，並因此而遭受虧損。然後，財政部讓美聯儲打白條以避免後者破產。這是相當危險的舉動，令旁觀者觸目驚心。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像兩個醉漢，彼此攙扶，誰也沒有跌倒。今天，就其50:1的槓桿率和波動混亂的中期證券而言，美聯儲看起來更像是一家經營不善的對沖基金，而不是中央銀行。
埃德·科克是1980年代頗受歡迎的紐約市市長。眾所周知，他常常在城市裡走動，用獨特的紐約口音詢問路人「我做得怎么樣」，以作為對其管理獲得反饋的一種方式。如果是美聯儲詢問「我做得怎么樣」，答案是自1913年建立以來，它未能維持價格穩定，未能充當最後借貸人，未能維持充分就業，未能監管銀行，也未能保持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美聯儲的一個顯著成就，是在它的監管下，國庫的黃金儲備增加了，從1971年尼克松衝擊時約110億美元，增加到今天4000多億美元。當然，這種黃金價值的增加，只是美聯儲摧毀美元的另一面。總的說來，很難想象有另一家政府機構在執行其關鍵任務中，會比美聯儲失敗得更多更久。
貨幣主義
貨幣主義是一種經濟理論，創始人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其基本原則是，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是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用美元度量時，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產生實際增長的「真實」部分和虛幻的「通貨膨脹」部分。兩者相加，得到以美元總額度量的名義增長。
弗裡德曼的貢獻在於說明，增加貨幣供應對於增加產出只在一定範圍內起作用；超出這一範圍的任何名義增長都是通脹的而不是真實的。事實上，美聯儲可以印製貨幣以獲得名義增長，但相應的實際增長卻有一個限度。弗裡德曼還推測，貨幣供應量增加的通脹效應可能會滯後，使得短期內印製的貨幣可以增加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但之後通脹出現，抵消了之前的增長。
弗裡德曼的想法體現在貨幣量化理論的一個公式中。變數是m=貨幣供應量，v=貨幣週轉率，p=物價水平，y=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公式為：
mv=py
這說明：貨幣供應量（m）乘以週轉率（v）等於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它可以被分解為價格變動部分（p）和實際增長部分（y）。
貨幣供應量（m）由美聯儲控制。美聯儲通過印製貨幣購買政府債券來增加貨幣供應量，又通過出售債券回收貨幣來減少貨幣供應量。週轉率（v）用來度量貨幣週轉的快慢。如果有人花了1美元，同時收款人也把它花了，這1美元的週轉率就是2，因為它被花了兩次。如果把這1美元存入銀行，那么它的週轉率就是0，因為它根本沒有被花掉。在方程的另一邊，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有其真實部分（y）和通貨膨脹部分（p）。
幾十年來，由這個方程引出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摻入通脹前的真實的經濟增長量，是否有一個自然極限？真正的經濟增長受制於勞動力總量及其生產率。美國人口增長率每年約1.5%。生產率的增加有所不同，但每年2%～2.5%是一個合理的估計。把勞動力與生產率相加，美國經濟每年實際能增長3.5%～4%左右。這是長期的實際產出，或是等式中y的增長上限。
對此貨幣主義者會說，如果y只能每年增長4%，那么理想的政策是將貨幣供應量增加4%，週轉率和價格水平保持不變。這將是一個接近最大實際增長和零通脹的世界。
如果適度增加貨幣供應就是全部，那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將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事實上，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建議，只要一臺正確程式設計的計算機就可以調整貨幣供應，無需美聯儲。從對經濟的自然真實增長率的合理預估出發，以相同的水平提升貨幣供應量，就可以得到沒有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當然可能需要一點變通，考慮到時間滯後以及對增長的預估因生產率而有所變化，但一切還是簡單明瞭，只要貨幣流通週轉率保持不變。
但如果週轉率不是常數呢？
事實證明，貨幣流通週轉率是一個最大的變數，是不能人為控制的因素，是不能微調的變數。週轉率是心理性的：完全取決於個人對經濟前景的感覺，或是全體消費者的集體感知。週轉率不能為美聯儲的印鈔或生產率的提高所控制。這是一種人類行為現象，並且是一種強大的行為現象。
假設經濟是一輛十擋變速的腳踏車，以貨幣供應為齒輪，週轉率是剎車，騎手是消費者。通過向上或向下變擋，美聯儲可以幫助騎手加速或爬坡。然而，如果騎手使勁剎車，無論在哪一擋腳踏車都將減速。如果腳踏車跑得太快，同時騎手使勁剎車，車子就可能打滑或翻倒。
一言以蔽之，這象徵了美國經濟十多年來的動力變化。在1997年達到峰值2.12後，美元週轉率一直在急劇下降。週轉率因2008年的恐慌加速下滑，從2008年的1.80下降到2009年的1.67，一年內下降了7%。這是消費者踩「剎車」的一個例項。到2010年，週轉率穩定在1.71。當消費者支付債務且增加儲蓄而不是支出時，週轉率下降，從而國內生產總值也隨之下降，除非美聯儲能增加貨幣供應量。因此，美聯儲一直瘋狂印鈔，只是為了在週轉率下降的情況下維持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除了不易控制的週轉率，美聯儲還有另外一個問題。美聯儲通過印鈔控制的貨幣供應量，被稱為基礎貨幣，它只是貨幣供應總量的一小部分，根據近期的資料約佔20%。其餘的80%由銀行通過發放貸款或其他形式的資產（如貨幣市場基金和商業票據）所創造。從2008年1月到2011年1月，基礎貨幣增加了242%，而廣義貨幣供應量僅增加了34%。這是因為銀行不太願意發放新的貸款，它們還在同之前的壞賬作鬥爭。此外，消費者和企業也不太敢申請新的貸款，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槓桿化已經過高，也許是因為對經濟的不確定以及償還能力的疑慮。從基礎貨幣到貨幣供應總量的傳動機制早已崩壞。
mv=py方程對於我們理解經濟中的動力學是關鍵的。如果貨幣（m）的放大機制因銀行不放貸而受損，同時週轉率（v）因消費者的擔心而持平或下降，那么就很難看到經濟（py）將如何增長。
這將我們帶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美聯儲的可控要素，比如基礎貨幣，無法足夠快速地振興經濟並減少失業。美聯儲需要用以加速的要素，是可以導致更多支出和投資的銀行貸款和週轉率。然而，消費是由貸款人、借款人和消費者的心理因素驅動的，本質上是一種行為現象。因此，為了重振經濟，美聯儲需要改變大眾的行為，而這必然會涉及欺騙、操縱和宣傳技巧。
為了提高週轉率，美聯儲必須向公眾灌輸對財富效應的愉悅，或是對通貨膨脹的恐懼。財富效應指的是，如果消費者感覺前景將更加繁榮，那么他們就更願意消費。造成財富效應的途徑是增加資產價值。為此，美聯儲的優先資產類別是股票和房子，因為它們眾所周知且備受關注。（美國的）房價從2006年中期的峰值大幅下跌後，在2009年後期穩定下來，並於2010年前期由於對首次購房者提供稅收抵免的政策而小幅回升。到2010年後期，政策停止，房價又開始下跌。到2011年初，全國房價回跌到2003年中期水平，並似乎處於進一步下跌中。看起來這段時間內房市是不會產生財富效應了。
但美聯儲在支援股市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成功。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2009年3月到2011年4月上漲了近90%。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使投資者很少能從別處得到0以上的收益。然而股市的反彈也未能產生預期的財富效應。一些投資者賺了錢，但更多人遠離股市，因為他們在2008年以後對市場失去了信心。
由於無力產生財富效應，美聯儲轉向其僅剩的另一個手段——向消費者灌輸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為了使這種做法增加借貸和週轉率，美聯儲必須同時運作三件事：名義利率、實際利率和通脹預期，也就是保持低的名義利率和高的通脹預期。目標是造成實際利率為負數——名義利率減去預期通脹率。例如，如果預期通脹率為4%，名義利率為2%，那么實際利率為-2%。當實際利率為負數時，借貸變得頗具吸引力，支出和投資都會相應增長。根據貨幣主義的公式，更多借貸、貨幣供應量擴大、支出增加和週轉率增加這一組合會使經濟增長。負實際利率和對通脹恐懼，是美聯儲促成可持續復甦的最後希望。
負利率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美元被借入，歸還時則因為通貨膨脹而使實際支出減少。這就像使用者租一輛裝滿汽油的汽車，然後將油箱用到半空而無須付費。消費者和企業很少會放棄這種機會。
美聯儲的計劃是通過負利率鼓勵借貸，然後通過對通貨膨脹的恐懼而鼓勵消費。這樣造成舉債經營和通脹預期的組合，也許可以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和週轉率，從而提高國內生產總值。這可能會起作用，但需要用什么來增強對通脹的預期呢？
作為對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中類似經歷的研究，本·伯南克和保羅·克魯格曼在1990年代後期做了大量的理論工作。對這項研究的明確總結由經濟學家拉爾斯·斯文森在2003年完成。斯文森是伯南克和克魯格曼在普林斯頓的同事，後來他在瑞典成為重要的銀行家。斯文森的論文是貨幣戰爭的羅塞塔石碑，因為它揭示了貨幣貶值和負實際利率之間的結合，是以其他國家為代價刺激經濟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