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森討論了貨幣戰爭的好處：
即使……利率為零，貨幣貶值仍然是刺激經濟的強有力方法……貨幣貶值將通過促進出口……部門直接刺激經濟。更重要的是……貨幣的貶值和貶值後的匯率掛鉤，是對未來更高價格水平的一個明顯預兆。
斯文森還敘述了推行政策過程中操縱公眾的困難：
如果央行能夠操縱私人部門的信念，它讓私人部門相信，未來將會有通貨膨脹，實際利率將會下降，經濟將很快擺脫衰退……問題是私人部門的信念並不容易受影響。
這就是伯南克的整個指令碼——保持零利率、通過量化寬鬆使美元貶值和操縱輿論以製造對通貨膨脹的恐懼。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鬆為通脹提供了燃料。諷刺的是，對伯南克的激烈批評因為不斷警示通脹反而幫助了他的計劃；批評家引發通脹擔憂的那些煽風點火的言辭，沒有哪一位美聯儲主席敢於說出口。
這是卸下面具的央行業務。這不是冷靜、理性、無私的經濟學家坐在華盛頓美聯儲的象牙塔裡追求公正無私的科學。相反，這只是一個騙局。當原油、白銀、黃金和其他商品的價格在2011年開始急劇上升時，伯南克在公開場合依舊泰然自若，並明確表示實際利率將保持在低水平。事實上，來自世界各地的通脹焦慮加劇的報告和持續的低利率的組合，正是伯南克、克魯格曼和斯文森所推動的。美國已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培養皿中進行大規模貨幣政策試驗的一隻小白鼠。
伯南克－克魯格曼－斯文森理論清楚地表明，美聯儲把貨幣政策與貨幣戰爭分開的嘗試是虛偽的。借貸容易和美元貶值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貨幣戰爭是計劃的一部分。借貸容易和美元貶值被設計協同運作以導致真實的通貨膨脹，並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時提高對通脹的預期，使貸款和消費機器重新執行。對於這一點，中國、阿拉伯和其他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心知肚明，因此，他們對美聯儲的美元管理頗有微詞。問題是美國人民是否清楚意識到，美元崩潰的危險。
從根本上講，貨幣主義不足以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不是因為它採用了錯誤的變數，而是因為變數太難以控制。週轉率是消費者信心或恐懼的鏡子，是可以高度波動的。從基礎貨幣到銀行貸款的貨幣供應傳動機制，可能因為貸款人和借款人缺乏確定和信心而失效。危險在於美聯儲不接受這些限制，仍試圖通過欺騙和宣傳來控制它們。更糟糕的是，當公眾意識到受了欺騙，一種反饋迴路便被建立起來，其中不再有信任，即使找到真相，人們也不再相信。美國已經十分接近這種危險的境地。
凱恩斯主義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死於1946年，沒有活著看到打著他的旗號所犯的各種錯誤。他恰巧在薩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出版前一年去世，該書為所謂的新凱恩斯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凱恩斯自己在寫作中幾乎不使用方程，而是以明白的行文做出廣泛的分析。只是在1940年代後期和1950年代，才出現了許多與凱恩斯經濟學相聯絡的模型和圖表。這是套用「凱恩斯」名號所嵌入的概念性錯誤；如果凱恩斯活著，他對那些錯誤會怎么想？
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時，凱恩斯提倡被稱為班科（凱恩斯國際貨幣單位）的一種新貨幣，其價值與一組商品（包括黃金）掛鉤。當然他對1920年代的金匯兌本位有過激烈的批評，但他十分務實並且意識到貨幣必須與什么東西掛鉤。出於這個原因，他傾向於全球商品本位而不是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美元－金本位。
在這裡我們的目的不是詳細回顧凱恩斯經濟學，而是專注與貨幣戰爭最有關係的缺點。在貨幣主義中，缺點是消費者的選擇導致了週轉率反覆無常。而在凱恩斯理論中，缺點是著名的「乘數」。
凱恩斯乘數理論的前提是，考慮到所有二級效應，假設1美元政府赤字會產生超過1美元的總經濟產出。乘數是經濟學中的大腳怪——很多人都會假設它存在，但極少有人（如果真有的話）見過它。凱恩斯主義公共政策的基礎被稱為集體需求，或是國內經濟中所有支出和投資的總和，不包括庫存。例如，一個工人被解僱，他不僅失去收入，也停止了消費，從而導致其他人也失去收入。失去的收入和消費導致了總需求下降，它會自我反饋，導致更多的企業解僱更多的員工，然後消費更少，如此這般地惡性迴圈下去。凱恩斯理論認為，政府可以介入，花費個人不能或不會花費的錢財，從而增加總需求。政府支出可以阻止下滑，推動經濟重新增長。
依靠政府支出以促進總需求的理論的問題在於，政府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錢。政府必須靠印製貨幣、徵稅，或是從其公民或國外處借錢。印製貨幣可以導致名義增長，但也會引起通貨膨脹，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增長其實沒有變。徵稅和借貸可能使政府花費更多，但這意味著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較少，因此仍不清楚總需求將如何增加。在這裡，乘數這一說法就發揮作用了。關於乘數的想法是，政府的1美元支出將刺激其他人消費更多，並導致產出的增加超過1美元，這就是當初從私人部門取出美元的理由。
1美元的政府支出能造成多少產出呢？換句話說，乘數的大小是多少呢？恰好在歐巴馬總統執政之前，他的兩位顧問，克里斯蒂娜·羅默和賈裡德·伯恩斯坦，發表了一項著名的研究，其中就同建議的2009年刺激計劃的關係，研究了這一乘數。據羅默和伯恩斯坦估計，一旦新的支出開始和執行，乘數值約為1.54。這意味著對於1000億美元的歐巴馬支出計劃，羅默和伯恩斯坦預計產出將增加1540億美元。因為整個歐巴馬計劃的總數為7870億美元，只是實施刺激計劃導致的「額外」產出就將達到4250億美元——歷史上最大的免費午餐。這一刺激的目的是為了抵消2007年後期開始的蕭條的影響，並保持就業機會。
歐巴馬政府治下的美國財政赤字，2009年為1.4萬億美元，2010年為1.2萬億美元。政府預計2011年和2012年的赤字分別為1.6萬億美元和1.1萬億美元——短短四年的總額為令人震驚的5.4萬億美元。為了證明2009年以這種規模的赤字實施的7870億美元額外刺激計劃的合理性，關鍵是要說明，若沒有這些支出美國會變得更糟糕。對凱恩斯乘數的論證必須堅如磐石。
沒隔多久證據來了。在羅默和伯恩斯坦研究後的一個月，對同樣的開支計劃的另一項更嚴謹的研究，由斯坦福大學的約翰·b·泰勒和約翰·f·科根提出。泰勒和科根的結論核心是，所有乘數都小於1。這意味著相應於支出的每一塊「刺激性」美元，私人部門的商品和服務減少了。泰勒和科根採用了經濟學家們廣泛支援的最新乘數模型，並對有關利率和消費者面對未來更高稅收的預計路徑採取了更現實的假設。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得出，歐巴馬刺激計劃的乘數效初期為0.96，2009年底則迅速下降為0.67，而到2010年底將下降到0.48。他們的研究表明，到2011年，對應每1美元的刺激花費，私人部門的產出將下跌60美分。歐巴馬的刺激計劃傷害了私人部門，並因此妨礙了私人部門創造工作機會的能力。
泰勒和科根的研究並不是唯一得出凱恩斯乘數小於1，並且刺激計劃妨害了私人部門產出的結論的。約翰·泰勒於1993年在另一項研究中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哥倫比亞大學的邁克爾·伍德福特，哈佛的羅伯特·巴羅，斯坦福的邁克爾·庫姆霍夫和其他研究者，分別在各自的研究報告中給出了在一定條件下凱恩斯乘數小於1的驗證。通過對經濟文獻的回顧表明，羅默和伯恩斯坦用來支援歐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方法，是非主流的經濟思想，難以得到除開意識形態之外任何其他原因的支援。
凱恩斯的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的理論，最後被證明只在有限的條件下成立，這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理論，而不是他聲稱的普遍理論。刺激計劃短期比長期更有效，對付流動性危機比對付償付能力危機更有效，對於經濟的溫和衰退比嚴重衰退更有效。刺激也對一開始相對債務水平較低的陷入衰退的經濟體更有效。卡爾·f·克萊斯特教授在1960年代奠基性的但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計量經濟學中推斷，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工具，對於那些以平衡預算為開始的經濟體最有效。克萊斯特第一個界定了所謂的「政府預算約束」概念，這個概念似乎已經被人遺忘。克萊斯特寫道：「結果有力地表明，極端的財政倡導者和極端的貨幣倡導者都是錯誤的：財政變數強烈地影響著……貨幣存量中一個給定變化的效果，而公開市場的運作強烈地影響著政府在開支和稅收中給定變化的效果。」克萊斯特說，凱恩斯刺激的影響無法獨立於赤字起點來評估。
對於凱恩斯刺激有利的條件，在2009年初的美國都不存在。這個國家揹負著沉重的債務、巨大的赤字和嚴重的肯定將持續多年的償付能力危機——正好是對於凱恩斯刺激不利的環境。這種刺激開支除了增加赤字和浪費寶貴資源外，沒有其他用處。
在羅默和伯恩斯坦的研究發表兩年後，出現了對其論點毀滅性的經濟結果。據羅默和伯恩斯坦估計，2010年底總就業人數將超過1.37億。實際數量只有1.3億。他們估計到2010年底，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3.7%，但幾乎沒有增加。他們還估計，衰退期的失業率峰值為8%，不幸的是，2009年10月的峰值達到10.1%。以每一項指標來看，相對於羅默和伯恩斯坦所預期的，經濟的表現明顯要差得多。從一開始，歐巴馬的刺激計劃就是一張披著凱恩斯學術長袍的偏愛計劃和意識形態的願望表。
羅默－伯恩斯坦計劃幾乎肯定會保住有工會的政府部門人員的就業機會。當然，幾乎沒有人認為刺激不會創造就業機會，只是隱性成本太高。赤字支出、貨幣寬鬆和銀行救助計劃在短期內提升了經濟。問題在於，復甦是人為的且不可持續，因為它來自政府開支和寬鬆貨幣，而不是來自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這導致了反對進一步赤字和量化寬鬆的政治反彈。
失敗的凱恩斯刺激造成的債務增加，成為貨幣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類戰爭主要圍繞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即是某種形式的爽約。一個國家因貨幣貶值而使債務要求突然毫無價值，便是對其外國債權人爽約。一個國家也可以通過通貨膨脹和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對其人民爽約。隨著債務在外國投資者手中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貨幣貶值的國際影響無比巨大，因此貨幣戰爭也將更加艱難。
由於債務和赤字如此之大，美國已經用盡其緊急救援資源。如果美國遭遇另一場金融危機或是像卡特里娜颶風那樣的自然災害，其赤字開支的能力必將受損。如果美國在中東或東亞面臨重大戰事，就無法像它在二戰中那樣，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支援戰爭。美國面對外國債權人時的脆弱已經十分嚴重。一旦面臨金融、自然界或軍事的任何一場危機，美國都將被迫採取應急措施，就像羅斯福在1933年和尼克松在1971年做過的那樣。銀行倒閉、沒收黃金、施加進口關稅和資本控制將成為備選項。美國迷戀於凱恩斯的幻覺已經導致美國的實力成為一種幻覺。美國只能希望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然而，鑑於世界上的種種事件，這似乎只是一根難以依靠的救命稻草。
金融經濟學
在保羅·塞繆爾森和其他人發展凱恩斯理論的同一時期，另一批經濟學家發展了資本市場理論。來自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發表了一系列經過縝密推理的學術論文，其作者是未來諾貝爾獎得主，比如哈里·馬科維茨、默頓·米勒、威廉姆·夏普和詹姆士·託賓。他們的論文發表於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們認為投資者無法在市場中持續保持完勝，因此廣泛跟蹤市場的多元化投資組合將產生最好的長期結果。十年後，年輕一代的學者，包括麥倫·舒爾斯、羅伯特·c·默頓（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之子）和費舍爾·布蘭克，又對期權定價提出新的理論，引發了金融期貨和其他衍生品合約的爆炸性增長。這些學者和其他人的工作，在五十多年裡積累並持續至今，構成了被稱為金融經濟學的經濟科學分支。
大學裡研究傳染性病毒的生物學家，通常會有氣密設施以確保其研究物件不會逃離實驗室並傷害一般大眾。不幸的是，經濟學部門沒有這樣的保護措施。對於每一個高明的見解，都會有一些危險的誤解，去感染世界金融血液並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被稱為金融經濟學雙胞胎的「有效市場」和「風險正態分佈」，所造成的危害最大。
有效市場背後的理念，是投資者只感興趣於最大化他們的財富，並會對價格訊號和新資訊做出理性的回應。該理論假定，當重要的新資訊來臨時，它會被立即反映到價格中，從而使價格根據新資訊平穩地從一個水平過渡到另一個水平。由於市場立即將所有的新資訊有效地反映到價格中，除了純粹運氣，沒有一個投資者可以擊敗市場，因為任何投資者打算用來決策投資的資訊，已經體現在市場價格中了。而因為下一個資訊是不可能事先知道的，未來的價格走勢就是不可預測和隨機的。
風險正態分佈的想法是，因為未來的價格變動是隨機的，價格波動的嚴重程度和頻率也將是隨機的，就像是擲硬幣或骰子。溫和事件經常發生，極端事件不常發生。把經常發生的溫和事件和不常發生的極端事件按其嚴重程度（橫座標）和發生頻率（縱座標）畫圖，得到著名的鐘形曲線。絕大多數事件都發生在嚴重性低的區域，只有少得多的事件發生在嚴重性高的區域。由於曲線陡峭，高度嚴重的事件是如此罕見，幾乎不可能發生。
在下面的圖1中，縱座標記錄了事件的頻率，橫座標顯示記錄事件的嚴重程度，或正或負。以0為中心的區域記錄那些經常發生的溫和事件。曲線在-3和3以外的區域則代表了更嚴重的極端事件，例如股市崩盤或房地產泡沫破裂。然而，根據鐘形曲線，它們幾乎不會發生。這可以用曲線幾乎觸及橫軸這個事實來說明，如果有接觸點，那么它代表了永遠不會發生的極端事件。
b圖1：顯示風險正態分佈的鐘形曲線/b
基於鐘形曲線的諾獎理論的問題在於，經驗證據表明，這並不對應真實世界的市場和人類行為。根據大量的統計和社會科學研究，很明顯，市場不是有效的，價格變動不是隨機的，風險也不是正態分佈的。
對金融經濟學以上信條的學術反擊來自兩個方面。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生物學領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至少從財富最大化的角度而言，投資者歸根結底不是理性的。來自打破常規的數學天才伯努瓦·曼德爾布羅特的洞見說明，未來的價格並不獨立於過去的價格，市場有一種「記憶」，可能導致它以破壞性的方式反應或過度反應，從而產生繁榮與蕭條的交替迴圈。
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在一系列簡單而精闢的實驗中顯示，個人充滿了非理性的偏見。他們的實驗物件更關心規避損失而不是獲得收益，雖然經濟學家會說這兩種結果具有完全相同的價值。這種特質被稱為風險厭惡，有助於解釋為什么投資者在恐慌中會拋售股票，但當市場轉向時其迴歸卻十分緩慢。
當經濟學家開始搜尋資本市場資料以尋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展示的非理性時，他們毫不費力就找到了。在被發現的異常中存在這樣的趨勢，一旦開始行動，就趨向於繼續而不是逆轉——「動量投資」的基礎。小盤股似乎比大盤股表現得更好。還有人發現了所謂的1月效應，即股票在1月份的表現要比其他月份更好。所有這些發現沒有一樣同有效市場或價格隨機變動相一致。
有效市場理論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爭論，可以是另一場晦澀難解的學術爭論。然而一個關鍵的事實是，有效市場理論及其推論（價格隨機變動和風險的鐘形曲線分佈）逸出實驗室，感染了整個華爾街的交易機制和現代銀行制度。這些有缺陷的理論在實際資本市場活動中的應用，對於1987年的股市崩盤、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內爆以及所有金融災難中最大的一個（2008年的恐慌），都產生了影響。使金融經濟學疾病蔓延的另一種傳染性病毒，被稱為風險價值法（var）。
風險價值法是華爾街幾十年來用以管理風險的方法，它導致了2008年的恐慌，但今天仍被廣泛使用。這是整體投資組合中衡量風險的一種方法——某些風險倉位被其他倉位抵消從而降低了風險，據稱風險價值法可以度量這一抵消額。例如，根據風險價值法的說法，長期倉位如十年國庫票據可以用五年國庫票據的短期倉位來抵消，從而使淨風險比起兩者的單獨風險要低得多。可以建構的複雜的抵消組合的數量不受限制。很快各種數學計算就會讓人望而生畏，因為同一債券長線和短線間的清晰關係，讓位於對沖組合中多品種間的多重關係。
風險價值法是金融經濟學五十年來的數學上的頂峰。重要的是，它假定了未來的價格間的關係會與過去相似。風險價值法假設價格波動是隨機的，而風險嵌入在淨倉位（長線減去短線）而不是總倉位之中。風險價值法把有效市場和風險正態分佈這些認知錯誤帶入了風險管理的世界之中。
風險價值法對造成2008年的恐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這一點從未被徹底探究過。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幾乎沒有考慮過交易風險模型。按揭經紀人、投資銀行家和評級機構備受爭議的欺詐性作用已受到廣泛審視，然而，風險價值法的作用卻一直未被揭露。在許多方面，風險價值法是貫穿所有導致崩潰的過度行為的無形線索。是什么使得銀行、評級機構和投資者認為他們的倉位是安全的？又是什么使得美聯儲和證監會（sec）放心地認為銀行和經紀人有著足夠的資本？為什么銀行的風險管理者會不斷向執行長和董事會保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答案都與風險價值法及其相關模型有關。正是風險價值模型給更高的槓桿化和大量失衡的資產負債表開了綠燈。
由於監管機構對風險價值法的瞭解不如銀行那么深，因此他們無從質疑風險評估。對風險和槓桿化，監管者允許銀行自我監管。這就像假設美國核監管委員會允許核電廠的建造者自己設定安全規範，而沒有外來的獨立審查一樣。
許多學者和實踐者已經意識到風險價值法的這些缺點和限制。事實上，缺點是眾所周知的，十多年來在學術界和華爾街廣泛討論過。銀行繼續採用風險價值法不是因為它真的有效，而是因為它貌似安全，可以讓他們過度使用槓桿以獲得更大的利潤，並且當事情搞砸時轉嫁給納稅人承擔。利用風險價值法進行管理，就像駕駛一輛汽車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行駛，而速度計則被人為操控顯示為每小時50英里。監管機構坐在車的後座，看到表顯為時速50，於是放心地繼續睡覺。實際上，汽車狂亂傾側，就像《瘋狂的麥克斯》中的電影場景。
金融經濟學的破壞性遺產，其有關隨機性、效率和風險正態分佈的錯誤假設很難量化，但2008年恐慌後的幾個月裡，據估計，有60萬億美元的財富被摧毀了。衍生品合約並沒有把風險轉移到真正強有力的人士手中，而是把風險集中於那些大而不倒的傢伙手中。風險價值法未能準確估測風險，而是把風險隱藏在方程構成的一堵大牆之後，嚇跑了那些本應更瞭解實情的監管者。人性及其一切癖好都被銀行和監管者有意地忽略了。如果金融經濟覆滅，那么它扶持商業的能力也就被徹底摧毀了，經濟增長引擎將進入低速區，並且一直會留在那個擋位。
華盛頓和華爾街——欺騙的雙子塔
2010年新一輪的貨幣戰爭開始，美國央行並非出於健全貨幣的原則，而是基於中央銀行家們利用宣傳誤導公民意圖的能力。貨幣主義基於週轉率和貨幣間的不穩定關係，這使它事實上無法作為政策工具。凱恩斯主義採用魯莽的神秘的「乘數」，假設會由此創造收入，但實際上消滅了收入。金融經濟學彷彿是一座高聳於有效市場和風險正態分佈流沙地基上的摩天大樓，它與資本市場的行為沒有真正的關係。整個財政政策體系、貨幣政策、銀行和風險管理系統，是認知錯誤和不誠實的結合體，並且這些缺點一直延續至今。
最近出現了新的更好的經濟範例。然而，華盛頓和華爾街在過去的模型上佔有既得利益。凱恩斯主義是華盛頓增加開支的藉口，而貨幣主義是美聯儲集中權力的藉口。對於華爾街，金融經濟理論為高槓杆和失衡的資產負債表衍生品的欺騙性銷售提供了掩護。在華爾街，利潤第一，科學第二。一種理論，不管有多少缺點或如何過時，只要它可以用適當的學術門面包裝並提供承擔風險的理由，那就是好的。如果政治家和監管者在學習曲線上比華爾街更落後，那也沒有問題。只要利潤繼續留在華爾街，就不會有人認真提問，更不用說給出答案。
fdic（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簡稱）是美國國會建立的獨立的聯邦政府機構，通過為存款提供保險、檢查和監督金融機構以及當其倒閉時接管，來維持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公眾信心。——譯者
tarp（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me，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譯者
p是一個大於1的因子，標識通脹程度，例如通脹為10%，則p=1.1。這裡對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長量有時並未明確區分，閱讀時請注意。——譯者
羅塞塔石碑（rosettastone，也譯作羅塞塔碑），高1.14米，寬0.73米，製作於西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石碑上用古希臘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當時的通俗文字刻寫了同樣的內容，這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意義與結構，於是成為古埃及歷史研究中的重要里程碑。——譯者
譯者對與鐘形曲線有關的數學描述部分做了一些字面上的修改，以方便中國讀者理解。特別需要指出，鐘形曲線雖然在-3和3以外的區域十分靠近橫軸，但卻永遠不會觸及橫軸（理論上，這一區間包含了所有可能事件的97.74%），也就是不存在不可能發生的極端事件，只是其發生機率非常之低。——譯者
《瘋狂的麥克斯》（imadmax/i），美國／澳大利亞科幻／動作片。從1971年到2015年共拍了四集。——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