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把事情說得簡單些……金融世界的利益和政治世界的利益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我們不能總是對我們的選民和公民解釋，為什么是納稅人，而不是在這些風險中賺了一大筆錢的那些人，應該承擔一定的風險成本。」
德國總理安傑拉·默克爾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的講話
2010年11月
二十國集團，簡稱g20，是一個沒有具體責任但強有力的組織，以應對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條件下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需求。g20這個名稱指其有二十個實體成員。它是一個混合體，包括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七個經濟體（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和日本）組成的七國集團（g7），以及一些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中國、韓國、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同時，它還包括了其他一些國家，更多是基於其自然資源或地緣政治，而不是經濟活力，例如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此外，又基於地理上的平衡加入了一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g20額外邀約歐盟，雖然它不是一個國家，但其央行發行的貨幣是世界儲備貨幣之一。其他一些經濟大國，如西班牙、荷蘭和挪威並未正式列入，但因其經濟重要性，有時也會被邀請參加二十國集團會議。因此，二十國集團及其朋友們可能是一個更貼切的稱呼。
二十國集團會議是多層次運作的。每年有幾次，各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開會討論技術問題，並試圖在具體目標及實施上達成共識。當然，最重要的會議是首腦峰會，出席者有各國的總統、總理和國王，他們定期會晤，討論全球金融問題，重點在於國際貨幣體系結構以及防止貨幣戰爭的需求。正是在這些首腦峰會中，既在正式會議上，又在酒店套房的非正式會晤中，達成了塑造全球金融體系的實際交易。在這些總統和總理會議上穿梭的是獨一無二的國際官僚——首腦幕僚，也稱為夏爾巴人。夏爾巴人是國際金融技術專家，他們協助領導人制訂議程、進行研究並起草會談後晦澀難懂的公報。所有可能解決隱約逼近的貨幣戰爭的方法，都會在二十國集團會議這個主要平臺上進行討論。
對二十國集團而言，中國的加入顯然好處多多。中國在雙邊會談中經常拒絕妥協，因為它會把索求優惠看成是欺凌，從而一口回絕。但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上，這不再是個問題，因為有多個議程同時議決。參會的較小國家對有機會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上發聲尤其感到高興，因為它們缺乏自行推動市場的影響力。美國則受益於它的盟友們同在，從而避免了受到採取單方面行動的指責。所以，二十國集團對各方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1999年開始時，二十國集團會議只是一個財長會議，但是自2008年以來，演變為首腦峰會，對此，美國的小布什總統和法國的尼古拉·薩科齊總統作出了貢獻。在雷曼兄弟和aig於2008年9月崩潰之後，世界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此前預定在11月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2008年的恐慌是歷史上最大的金融災難之一，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投資者和潛在救援資金來源之一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當時，七國集團會議是引領經濟協調的平臺，但中國卻不在其列。薩科齊和小布什實際上重演了電影《大白鯊》中的場景，片中羅伊·施奈德在首次看到鯊魚後對羅伯特·肖說，「我們需要一艘更大的船」，而二十國集團，就是一艘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比七國集團大得多的船。
2008年11月，小布什總統發起召開二十國集團金融市場與世界經濟峰會，所有成員國的總統、總理、首相或國王都出席了會議。二十國集團會議瞬間從一個金融集團部長級的技術會議，演變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領導人峰會。不同於各種地區性的峰會，g20在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它的代表，也不像聯合國大會，每個成員都會在同一時間同一個會場上出現。
基於金融危機的緊迫性和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11月制訂的雄心勃勃的議程，峰會在2009年和2010年又繼續舉行了四次。2011年，二十國集團首腦決定於11月在法國戛納只舉行一次會議。這一系列的首腦會議，在世界上從未有過，它最接近於全球董事會，並且看起來會繼續存在下去。
二十國集團完美地與美國財政部部長蒂莫西·蓋特納的習慣方法相契合，他稱之為「召集權」。作家大衛·洛特科普夫為了寫作關於全球權力精英慣習的《超級階級》，對蓋特納進行了採訪，其中有一段揭示了這一概念。2006年蓋特納是紐約聯儲的主席，當時他告訴洛特科普夫：
我們有一種與本機構的正式權威相分離的召集權……我認為向前推進的前提是，你必須有一個無國界的合作過程。這不意味著它必須是萬能的……它只需要臨界數量合適的參與者。這是一個集中得多的世界。如果你專注於數量有限的十至二十個有一定全球接觸範圍的大型機構，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蓋特納的召集權概念指出，在危機中，一種合適參與者的組合可以在臨時通知下聚集在一起開會應對問題。他們設定議程、分配任務和工作人員，並經過一段合適的時間（視情況的緊迫性而定，可以是一天或一個月）後重新召開會議，報告進展並設定新的目標，避免已然成習的官僚主義或剛性治理等常見的官場毛病。
這個過程是蓋特納於1997年亞洲深陷金融危機時學到的。他再次看到它是1998年，對於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市成功。在那次危機中，「十四大家族」（當時的主要銀行）的負責人，聚集一堂，在七十二小時內籌集了36億美元現金救市，使得資金市場免於崩潰。2008年3月到7月，時任紐約聯儲主席的蓋特納，在美國政府採取臨時救助手段以挽救貝爾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時，有效地使用了召集權。當2008年的恐慌於9月全力施虐時，主要參與者們都在實踐著召集權。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可以被看成是蓋特納刺激下行使的召集權。
正是在二十國集團中，美國選擇推動其對全球大貿易的願景，蓋特納則以之「再平衡」的名義。要理解再平衡以及為什么它一直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只需回顧一下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2011年初，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至約14.9萬億美元。其構成分解如下：消費佔71%；投資佔12%；政府支出佔20%；淨出口-3%。這僅僅略高於美國經濟在2007年衰退前達到的水平，經濟增長並未足夠快速到能顯著減少2009年初非常高的失業水平。
美國對經濟疲軟的傳統療法總是消費。政府支出和企業投資可能起作用，但佔有70%或更多國內生產總值份額的美國消費者，一直是復甦的關鍵。低利率，更容易的借貸條款，不斷上升的股市和信用卡債務的財富效應的某種組合，總是足以讓消費者脫離恐懼而使經濟再次復甦。
但是這次傳統療法不起作用了。消費者過度舉債。資產淨值蒸發，事實上，許多美國人所欠的抵押貸款高於他們房屋的價值。隨著失業率提高，退休迫在眉睫和子女的大學賬單待付，消費者捉襟見肘。這種情況看起來將會持續很多年。
理論上，企業投資可以自行擴張，但若沒有消費者購買所產生的商品和服務，超過一定程度的廠房和裝置投資是沒有意義的。此外，美國的高額公司所得稅導致許多公司維持其收入離岸，這使它們的新投資發生在美國境外，並沒有對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作出貢獻。投資低迷，並將繼續保持，直到消費者從冬眠狀態中甦醒過來。
因為消費者沒有行動和投資低迷，布什和歐巴馬政府中的凱恩斯主義者轉向政府支出以刺激經濟。然而，2008年至2010年的四輪刺激計劃都未能創造新的淨就業機會，反而引起了對政府大量支出的反感。這種反感因茶黨運動、評級機構降級美國信用的威脅和共和黨於2010年中期選舉的勝利而加深。很明顯，美國人民希望有人把蓋子放回山姆大叔的餅乾罐上。在削減支出方面能走多遠，尚有待觀察，但很明顯，大大增加政府支出已無可能。
於是，根據排他法歐巴馬政府認為，如果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都不起作用，那么除了增加出口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振興經濟了。在2010年1月27日的國情諮文中，歐巴馬總統釋出國家出口計劃，擬將美國出口在五年內翻一番。這一目標的實現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出口翻一番意味著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3%，將增長率從乏力的2.6%增加到健康的3.9%或更高，足以拉昇已經開始下降的失業率曲線。如果可以達到的話，出口翻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是有可能嗎？如果可能，美國的貿易伙伴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微妙平衡，將會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在這一點上，美國的經濟政策一頭撞入了貨幣戰爭。增加出口的傳統捷徑向來是貨幣貶值，這正是1931年蒙塔古·諾爾曼在英國和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在美國所做的。美國和世界之前都走過這條捷徑，其全球后果是災難性的。廉價美元再次成為首選政策，世界再次目睹一場災難正在醞釀中。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構成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構成的某種映象。中國經濟中的消費比例不像美國的70%那么高，只有38%。同時，貿易逆差拖累了美國經濟-3%，相對中國的總值實際增加了3.6%。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8%，而美國只有12%。鑑於這樣的映象經濟，下一個簡單的再平衡似乎順理成章。如果中國能夠增加消費，部分地從美國購買商品和服務，包括軟體、影片遊戲和好萊塢電影，那么兩國經濟都能增長。所需要的只是改變消費和出口商品結構。中國增加消費並減少出口，而美國則相反。去向中國的新的出口銷售，將為美國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這不是僅僅通過匯率就能完成的，但蓋特納一再表示，人民幣升值是整體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沒有更多消費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網路薄弱，個人必須多多儲蓄以支付自己的退休和保健費用。另一個阻礙中國人消費的因素，是兩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它反對個人炫耀財富。不過美國的政策設計者並未就此尋找促進消費的文化革命；某種較為適度的消費文化其實就足夠了。僅僅幾個百分點的中國消費增長，就有可能使美國激發出自我的復甦。
這會是一種奇怪的再平衡：增加的中國消費和增加的美國淨出口的代價將完全由中國來支付。中國將完成所有的調整，貨幣、社會保障網路和兩千多年來的儒家文化，而美國什么也不用做，就能得到向快速增長的中國國內市場增加淨出口的好處。這對於美國是一個特別輕鬆的選項。它不需要美國做出實實在在的努力來改善商業環境，例如降低公司所得稅，減少監管，提供健全的資金或促進儲蓄和投資等。有些美國希望的東西很可能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但中國會覺得自己被美國脅迫了，為此我們不能責備中國。按照二十國集團的說法，「再平衡」成了做美國想要做的事情的代號。
國際金融專家無須等待2010年1月的國情諮文來看美國如何實施其再平衡計劃。美國增加出口以及與此相關的人民幣升值的想法，早已在2009年9月匹茲堡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被審視過。在華盛頓和倫敦的前兩次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上，人們專注於立即應對2008年的恐慌以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造新的流動性的需要。早期的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一直忙於計劃控制銀行及其基於貪婪的薪酬結構，這種結構提供了短期的豐厚收益，但其長期效果是數萬億美元的全球財富受損。在2009年後期的匹茲堡峰會上，首腦們認為，雖然漏洞依然存在，恢復的穩定已經足夠，他們可以跨越之前的直接危機開始考慮如何使全球經濟復甦。匹茲堡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是2010年美國國情諮文前的最後一次峰會。如果美國打算將其出口導向的再平衡計劃植入國際共識，這是最好的機會。
匹茲堡的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在蓋特納想要的經濟再平衡計劃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該計劃包含在官方領導人的宣告中，被稱為是「一個可用於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框架」。大眾並不清楚這一再平衡將如何實現。如同所有大型多邊機構的技術宣告一樣，它以某種全球精英的口吻說話，缺乏明白易懂的語言。然而，深埋在這個框架的第20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對危機的集體反應凸顯了……對更合法和有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需要。該組織必須在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和再平衡增長中發揮關鍵作用。
對於部分參會者，再平衡無疑意味著中國增加消費和美國增加出口。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二十國集團委派為警察，以確保成員國履行它們在這方面可能承擔的任何義務。因此，匹茲堡會議為歐巴馬總統兩個月後宣佈的國家出口計劃奠定了國際基礎。
二十國集團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它外包的秘書處、研究部門、統計機構和政策裁判，這對兩個組織而言是各投所好。二十國集團有了巨大的專業知識來源，無須自行建立一支專業隊伍。而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提供了它繼續存在的理由。直到2006年，許多國際貨幣專家還在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和繼續存在的必要。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它向暫時遇到國際收支平衡困難的國家提供了貸款，使它們能夠保持其貨幣與美元掛鉤。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它通過根據緊縮措施提供的財政援助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匯率危機，旨在保護外國銀行家和債券持有人。然而隨著黃金的退場、浮動匯率的崛起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鉅額外匯盈餘的累積，國際貨幣基金在21世紀失去了明確的使命。二十國集團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將其定位為某種型別的二十國集團銀行或世界中央銀行的原型。時任該組織領導人的雄心勃勃的多米尼克·史特勞斯－卡恩對此喜出望外，他急切地準備根據二十國集團可能設定的任何規則充當全球裁判。
儘管有全球經濟再平衡和歐巴馬總統的個人認可這一令人興奮的開始，就匹茲堡峰會的目標而言，2010年的兩屆二十國集團峰會，在成員國的承諾上都沒有重大進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相互評估」的標題下，對每個國家的實踐以及對二十國集團公報框架的繼續遵循作了詳細評估，但再平衡的目標基本上被忽略了，尤其是被中國忽略了。
蓋特納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不允許人民幣升值更多。當《華爾街日報》於2010年9月問他中國是否做得足夠時，他說：「當然不是……他們做得遠遠不夠。」2010年美國的出口確實改善了，但這主要是因為新興市場相對較高的增長以及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需求，而不是匯率變化。中國確實容許人民幣稍稍升值，主要是防止其被美國財政部列為匯率操縱者，因為這可能導致美國國會實施貿易制裁。但所有這些發展遠遠沒有滿足蓋特納的要求。甚至是2011年胡錦濤主席和歐巴馬總統的雙邊峰會，即所謂的g2，也只是產生了更多相互讚譽的話語和麵帶微笑的照片而已。看起來，如果美國想要更廉價的美元，必須自己採取措施。迄今為止，依賴二十國集團的世界被證明是一條死衚衕。
到2011年6月，美國正在成為貨幣戰爭的贏家。像歷史上許多戰爭中的勝利者一樣，美國擁有秘密武器。金融武器有一個不太好懂的名字，「量化寬鬆」或qe，基本上就是指增加貨幣供應量以膨脹資產價格。正如1971年美國單方面行動，通過通貨膨脹削弱美元。量化寬鬆是2009年投向全球經濟的一顆政策炸彈，其後繼者，被稱為量化寬鬆2.0，於2010年底投下。這對世界貨幣制度的影響是迅速而有效的。通過採用量化寬鬆在國外產生通貨膨脹，美國幾乎一下子增加了每個主要出口國和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的成本構成。
量化寬鬆最簡單的形式是印鈔。為了憑空製造貨幣，美聯儲從一批被稱為「一級交易商」的銀行手中購買國庫證券。這些一級交易商有一個全球性的客戶群，包括主權財富基金、其他的中央銀行、養老基金和機構投資者，以及高淨值富人。交易商充當美聯儲與新國債拍賣市場之間的中介機構，也承接現有的市場債券。
當美聯儲想要降低貨幣供應量時，他們就出售證券給一級交易商。交易商拿到證券，那么支付給美聯儲的貨幣就在交易中消失了。相反，當美聯儲想要增加貨幣供應量時，就從交易商那裡購買證券。對於收到的證券，美聯儲支付給交易商新印製的貨幣。貨幣進入交易商的銀行賬戶，在那裡它可以支援銀行系統創造更多的貨幣。美聯儲和一級交易商之間買賣證券是公開市場主要的運作方式。公開市場運作的通常目的是控制短期利率，一般由美聯儲通過購買或銷售最短期限（三十天到期）的短期國庫券來實現。但當最短期限的利率為零，且美聯儲想要提供額外的貨幣「寬鬆」時，會發生什么呢？不同於購買短期的國庫券，美聯儲可以購買五到七年或十年期的中期國庫票據。十年國庫票據特別被用於確定抵押貸款和企業債務的基準利率。通過購買中期債券，美聯儲可以向購房者和企業借款人提供較低的利率，希冀刺激更多的經濟活動。至少，傳統理論是這樣的。
然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匯率就像水滑梯一樣將利率變化的效應快速轉移。量化寬鬆不僅可以被美聯儲用來寬鬆美國的財政狀況，也可以作用於中國。這是完美的貨幣戰爭武器，美聯儲知道這一點。量化寬鬆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中國人民銀行保持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掛鉤。由於美聯儲在其量化寬鬆計劃中印製了更多的貨幣，其中有很多以貿易順差或尋求比在美國更高利潤的熱錢的形式流入了中國。一旦美元湧入中國，它們會被中央銀行吸收以換取新印製的人民幣。美聯儲印製的美元越多，中國就必須印製更多的人民幣以保持匯率掛鉤。中國的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政策，是基於錯誤的信念和錯誤的希望，即美聯儲不會濫用其貨幣印製特權。但現在，美聯儲正帶著復仇的心態濫印美元。
美國與中國有一個重要的區別。美國的經濟是蕭條的，短期內幾乎沒有機會通貨膨脹。中國的經濟是蓬勃發展的，並且已經從2008年的恐慌中良好復甦。中國很少有多餘的能力吸收新增貨幣而不引起通貨膨脹。在中國，快速印製的貨幣導致了更高的價格。現在中國通過匯率掛鉤從美國進口通脹，與此前向美國出口通縮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