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目的……不是打壓美元。這不應當被看成是貨幣戰爭中的某種橋段。」
美聯儲副主席珍妮特·耶倫對量化寬鬆的評論
2010年1月6日
「量化寬鬆政策也可以通過匯率起作用……美聯儲可以採取更激進的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削弱……美元。」
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克里斯蒂娜·d·羅默對量化寬鬆的評論
2011年2月27日
由世界三大經濟體，美國、歐盟和中國發行的三大超級貨幣，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代表了新一輪貨幣戰爭（第三次貨幣戰爭）中的超級大國。第三次貨幣戰爭始於2010年，起因是2007年的經濟蕭條，其維度和後果人們才剛剛開始關注。
沒有人否認其他主要貨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比如日元、英鎊、瑞士法郎，金磚四國發行的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印度盧比和南非蘭特。這些貨幣的重要性取決於發行國的經濟體量及其涉及的貿易和金融交易量的規模。按照這一標準，澳元、紐西蘭元、加元、新加坡元、挪威克朗、韓元和阿聯酋迪拉姆，都佔有一席之地。但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差不多佔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60%，這就構成了一個核心，而其他的經濟體和貨幣在某種程度上都處於核心外圍。
每一場戰爭都有它的主戰場，它的曲折離奇和鮮血淋漓的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上最重大最昂貴的軍事對決。美國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劃分為歐洲和太平洋兩大戰區，日本由其帝國擴張預期驅使，從緬甸發端，直到偷襲珍珠港。而英國人，看起來則是同時在世界各地開戰。
貨幣戰爭也是如此。其主戰場是跨太平洋的美元－人民幣戰場，跨大西洋的美元－歐元戰場和歐亞大陸的歐元－人民幣戰場。戰事是真實的，但戰地劃分是隱喻性的。事實上在主要的金融領域，貨幣戰爭在全球範圍內所有的金融中心同時展開，由銀行家、交易員、政治家和自動化系統全天候進行，經濟和民眾的命運則隨之瞬息萬變、安危未定。
如今，貨幣戰爭的參與者不再侷限於發行貨幣的國家和中央銀行，也擴充套件到多邊和全球性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和聯合國，以及私人實體如對沖基金、跨國企業和超級富豪的私人家庭辦公室。無論是作為投機者、套期保值者或操縱者，這些私人機構對貨幣命運的影響與貨幣發行國一樣大。要明白為什么戰場不僅僅侷限於個別國家和地區而是全球性的，只需要回顧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1992年喬治·索羅斯的基金在一場貨幣豪賭中「擊敗了英國銀行」。今天則有著更多的對沖基金，萬億美元量級的槓桿，遠遠超過二十年前索羅斯所能想象的。
在太平洋、大西洋和歐亞大陸戰場的第三次貨幣戰爭已經打響，戰事波及了巴西、俄羅斯、中東和整個亞洲。第三次貨幣戰爭不是為雷亞爾或盧布的命運而戰；它將為歐元、美元和人民幣的相對價值而戰，這將影響其發行國和它們貿易伙伴的命運。
現在，還不到一百年，世界再一次進入貨幣戰爭。它會像第一次貨幣戰爭那樣以悲劇結束，還是像第二次貨幣戰爭那樣軟著陸，這有待觀察。考慮到1980年代以來各國經濟的增長、鈔票印製和金融衍生品的槓桿效應，比較清楚的是，這場貨幣戰爭將是全球性的，其規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第三次貨幣戰爭將由政府和私人參與。這種規模、地域和參與者的擴張，會指數級地增加崩潰的風險。今天的風險，不僅是一種貨幣相對於另一種貨幣的貶值或金價上漲。今天的風險，是金融系統本身的崩潰——對紙幣喪失信心以及對硬資產的大規模爭奪。鑑於這些災難性失敗的風險，第三次貨幣戰爭有可能是最後一場貨幣戰爭，或是套用伍德羅·威爾遜的一句話，是終結所有貨幣戰爭的戰爭。
太平洋戰場
中國和美國之間，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戰爭，是今天全球金融的核心，並構成了貨幣戰爭的主戰場。這場戰爭的演變，始於中國經濟從四分之一世紀的隔絕、動盪中脫身，轉向自由市場的那一時刻。
中國的現代經濟奇蹟，發端於1975年1月周恩來總理宣佈的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四個現代化計劃，1976年1月，因周恩來逝世，該計劃的實施工作被迫延遲。隨後，毛澤東於同年9月逝世。一個月後，「四人幫」被正式逮捕。
1978年12月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華國鋒繼承了周恩來的遠見卓識，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上來。在這方面，華國鋒得到了剛剛平反並即將起主導作用的鄧小平的幫助。真正的變化始於次年。在經過了一段時間旨在提高農場和工廠決策自主性的實驗和試點後，1979年，中國作出了里程碑式的決定，打造四個經濟特區以提供優惠條件、簡化審批和稅收方面的好處，從而吸引外商特別是在製造、裝配和紡織業進行投資。這是1984年啟動的更龐大的經濟開發區計劃的前奏，後者涉及中國東部大多數沿海大城市。雖然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增長就百分比而言十分迅速，但由於其基數低，無論是貨幣還是它與美國和西德等主要國家間的雙邊貿易關係，都未引起多少注意。
今天的貨幣戰爭的標誌，是指責中國人為地低估了人民幣幣值。然而，遲至1983年年底，人民幣還是被大大高估的，匯率為2.8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當時的出口，只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相對很小的一部分，領導層更注重用廉價的進口來發展基礎設施。隨著出口份額的增長，在十年裡中國進行了六次貶值，到1993年，降低至5.32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水平。然後，在1994年1月1日，中國宣佈改革外匯兌換系統，並將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為8.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這一衝擊導致美國財政部將中國貼上了「人為操縱」貨幣的標籤，依據是1988年的《貿易法案》，該法案要求財政部揪出利用匯率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不公平優勢的國家。這也是美國財政部最後一次給中國貼上「人為操縱」的標籤，自此之後，它只是明裡暗裡威脅著要這么做。作為回應，人民幣估值有過一系列小幅回撥，1997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為8.28元，直到2004年實際上一直維持不變。
1980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引發了民眾的不滿和黨內部分保守派的反彈，後者反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開放計劃。種種原因，最後促成了1989年的政治動亂。之後，中國經濟放緩，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另一部分原因是海外對於1989年動亂的反應。然而，這次經濟放緩被證明是短暫的。
1990年代，中國打破了「鐵飯碗」，該政策以增長緩慢和效率低下為代價，滿足了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類似於市場經濟的事物開始出現，這意味著中國的勞工有機會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就業不成功，他們的生活也會失去保障。這一新的社會契約的關鍵，是為新的求職者穩定創造千百萬個就業機會，而快速創造大規模就業機會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成為出口大國。貨幣掛鉤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對中國政府而言，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也是應對1989年動亂後時期的一份經濟保障。
1992年，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再次活躍起來。作為回應，鄧小平啟動了著名的新年南方之旅，對包括上海在內的一些主要工業城市進行了訪問，這對持續的經濟發展是一種正面支援，並且在政治上瓦解了反對派。1992年的南方談話標誌著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二階段，從1992年到2000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翻了一番。然而，1990年代的飛速經濟增長對美中經濟關係的影響，由於美國對1989年動亂的政治性反應而被削弱，其中包括經濟制裁和美國企業在中國直接投資的總體降溫。一系列的疏忽和失誤，包括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在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加劇了局勢的惡化，使兩國的經濟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最終，2001年基地組織的「9·11」襲擊，以及中國對於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的堅定支援，打破了這一僵局並幫助美中關係迴歸正常。儘管從1976年開始，中國經濟在約二十五年的時間裡取得了重大進步，但直到2002年，美中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相互依賴才開始高速發展。
2002年，也是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開始實驗持續超低利率的一年。格林斯潘在2000年夏季的科技泡沫破裂後開始削減利率。2000年7月到2002年7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下降了超過4.75%，這可以看作是一種常規的週期性寬鬆，旨在幫助經濟走出困境。接下來是兩年多額外的非常規期，期間聯邦基金有效利率從未上升超過1.8%，2003年12月更低至1%以下。遲至2004年10月下旬，聯邦基金有效利率為1.76%，幾乎與2002年7月時完全一樣。
這種低利率政策最初的緣由是回應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滅，2001年的經濟衰退，「9·11」恐怖襲擊和格林斯潘對於通貨緊縮恐懼的挑戰。然而主要是出於對通貨緊縮的恐懼，導致格林斯潘保持低利率的實際時間，遠比針對經濟溫和衰退通常需要的時間更長。現在，中國部分地藉助其穩定的廉價勞動力供應，將通貨緊縮出口到了全世界。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部分是為了抵消中國的通貨緊縮對於美國的影響，但它為十年後的全面貨幣戰爭播下了種子。
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不僅是對潛在通貨緊縮的政策反應，也是給華爾街注射的某種興奮劑。設定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像是華爾街交易癮君子們的一個毒品實驗室。低利率意味著不同型別的可疑交易或風險交易都開始被看成是有吸引力的，因為表面上看，資質不足的借款人很容易負擔融資成本。低利率也引發了機構投資者對收益率的追求，他們需要獲得比無風險的政府證券或高評級債券所能提供的更高收益。由於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次級房貸市場和商業房地產市場在貸款發放、處理流程、證券化和作為基礎的資產價格方面爆炸性地擴張。2002年～2007年間，房地產的巨大泡沫正在孕育中。
2002年9月，正當低利率政策開始實行時，格林斯潘收穫了一位盟友，新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的本·伯南克。伯南克對通貨緊縮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同格林斯潘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恰好在宣誓就任美聯儲委員會委員的兩個月後，伯南克用他在華盛頓特區全國經濟學傢俱樂部的講演，快速提交了與通貨緊縮戰鬥的投名狀。他發表了題為「通貨緊縮，確保其不會在此發生」的講演，受到了廣泛注意，因為他引用了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觀點：必要時可以用直升機灑下剛剛印好的貨幣以防止通貨緊縮。伯南克還因此獲得了一個綽號——「直升機‘本’」。
伯南克2002年的演講為2008年的救市和2009年的量化寬鬆政策繪製了藍圖。關於美聯儲將如何通過印鈔來彌補政府赤字，是通過減稅還是通過增加消費，伯南克說得直截了當：
普遍的減稅……配合開放市場採購的安排……幾乎肯定是對消費的有效刺激。……貨幣資助的減稅基本上等同於米爾頓·弗裡德曼著名的「直升機灑錢」……
當然……政府可以……甚至攫取現有的實物或金融資產。如果……美聯儲以後用新印製的貨幣購買相同數量的國債，這一整套運作，在經濟上相當於在公開市場直接作用於私人資產。
伯南克解釋了財政部如何通過發行國債來購買私人股票，以及美聯儲如何通過印鈔來償還債務。這實際上就是美國財政部接管aig、通用汽車和花旗銀行，以及保釋高盛時所發生的事情。伯南克在許多年前就講出來了。
伯南克加入委員會，使得格林斯潘在其反通縮征途中，有了一個完美的知己和繼承者。格林斯潘－伯南克對通貨緊縮的恐懼，在2002年～2011年間是一種常態。在他們看來，通貨緊縮是敵人，而中國，由於其低工資和低成本，是通貨緊縮的重要來源。
儘管經歷了經濟奇蹟，直到2004年後期中國仍有對外貿易赤字。這在發展中經濟體的早期階段並不罕見，因為要實現出口，就需要進口基礎設施元件、工業裝置、原材料和技術來推動。中國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中確實有順差；然而這並非是最初引起關注的原因。199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低於500億美元。此後赤字穩步增長，並在2003年～2006年三年間，爆炸性地從1240億美元增加到2340億美元。開始於2003年的這個時期，標誌著對中美雙邊貿易和美元－人民幣匯率所起作用關注的加強。2006年，紐約州參議員查理斯·e·舒默稱，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經濟動脈的慢出血」，並認為中國是一個主因。
中國內部的通縮，通過貨幣匯率輸出到美國，最終在美國成為有威脅的通貨緊縮。這始於中國決定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掛鉤的政策。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並不能自由交易，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其他可兌換貨幣不同。人民幣的使用及其是否可用於交易結算受中國人民銀行的嚴格控制。
中國的出口商向國外出口貨物賺取的美元或歐元，必須交給中國人民銀行，以銀行規定的匯率換取人民幣。當出口商需要美元或歐元購買外國材料或其他進口商品時，可以按實際數額向中國人民銀行申請換匯，其餘的則繼續由銀行保管。
吸收盈餘美元的過程，尤其在2002年後，產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人民銀行並非只是收下盈餘的美元，而是用新印製的人民幣來購買它們。這意味著當美聯儲印製的美元最終在中國購買商品時，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印製相應的人民幣來吸納盈餘。實際上，中國將其貨幣政策外包給了美聯儲，因而當美聯儲加大印鈔時，中國人民銀行也必須印更多的鈔票，以維持匯率掛鉤。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盈餘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需要將其外匯儲備做一定的投資，以賺取合理的收益。央行的投資政策傳統上是極其保守的，中國人民銀行也不例外，它偏愛美國財政部發行的高流動性的政府債券。結果是，隨著與美國的貿易順差繼續增長，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2011年初，據路透社估計，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額約為2.85萬億美元，其中約0.95萬億美元被用於購買美國政府的各種債券。於是美國和中國被鎖定在一個萬億美元級別的金融巨網之中，其本質是一個貨幣火藥桶，一旦貨幣戰爭失控，將被任何一方所引爆。
美國竭盡全力敦促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以減少日益增長的美中貿易赤字，並減緩中國人民銀行以美元計價的大量資產的積累。但這些要求收效甚微。從2004年到2005年，人民幣仍維持在約8.28元兌換1美元，與1997以來的水平大致相仿。突然，在2005年7月下旬的兩天內，人民幣從8.28元兌換1美元升值為8.11元兌換1美元，增加了近3%。始於這一突然的升值，人民幣開啟了此後三年中逐步升值的漫長過程，最終在2008年7月中期達到約6.82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
接著中國人民銀行再次踩剎車，使得人民幣在之後兩年中穩定在約6.83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2010年6月，第二輪升值開始，直到2011年8月，人民幣緩慢但穩步地升高至6.40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人民幣幣值的上升很難說平穩，且從來不乏爭執。2004年～2011年間，中國和美國有關匯率的口頭上和政治上的爭執，主導著美中經濟關係，儘管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雙邊問題，包括伊朗和朝鮮問題。
設想一下，美國對中國的雙邊貿易赤字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所造成的不平衡，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會怎樣演化。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中國會以同樣的方式開始購買美國債券，基於分散風險和流動性管理的考量，中國總有意願持有一定數量的美國國債。但在某個時間點上，如佈雷頓森林體系所允許的，中國可以要求將其持有的部分國債用美國的黃金儲備來贖回。一筆相對較小的贖回，例如1000億美元的國債，在2008年初當金價為每盎司1000美元時，相當於1億盎司的黃金，約合2840噸。這相當於美國官方黃金儲備量的35%。事實上，如果中國要求全額贖回其美國國債，美國的黃金儲備將消耗殆盡。於是，美國將沒有黃金儲備，而中國則自豪地擁有超過9000噸黃金。請設想以下情景：中國的海軍艦艇抵達紐約港，一支全副武裝的美軍車隊從西點軍校沿著帕利塞茲州際公路向南移動與艦艇匯合，黃金被裝運上船並最終到達在上海新建的金庫。毫無疑問，這樣的場景會令美國人民震驚，然而，這一假想的衝擊證明了一個更重要的觀點。事實上，在舊的遊戲規則下美國的貿易赤字已經大到足以抹去其全部黃金儲備的地步。不過，金本位的目的不是要耗盡各國的黃金儲備，而是要迫使它們遠在黃金耗盡前將其金融財政狀況管理得井井有條。由於沒有金本位及其相關的即時調整，美國人民似乎並不知道，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究竟惡化到了何種地步。
雖然上述例子看起來有點極端，但一直到四十年前，大部分世界貨幣體系就是這樣運作的。1950年，美國的官方黃金儲備超過了20000噸。由於持續的鉅額貿易赤字（當時是與歐洲和日本而不是中國），當美國的黃金儲備下降到9000噸左右時，尼克松於1971年關閉了黃金視窗。在1950年～1971年這二十年間，有11000噸黃金流失，大部分去了幾個出口大國。同期，德國的黃金儲備從0噸上升到超過3600噸。義大利的黃金儲備從227噸上升到超過了2500噸。法國從588噸上升到3100噸。另一個新興的黃金大國荷蘭，從280噸上升到將近1700噸。並非所有的這些黃金儲備都來自美國。另一個黃金大國英國，其黃金儲備從1950年的2500噸下降到1971年的690噸。但一般說來，美國的黃金儲備從美國轉移到其貿易合作伙伴，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自動再平衡的一部分。
中國崛起為新興的出口大國，不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時代，而主要發生在21世紀早期，其債權一般用票據或電子等價物結算。這意味著，中國並未因其成功的出口而獲得海外的黃金儲備。這也意味著，中國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核驗美國的印鈔、借款和保持超前支出的能力。這種借貸消費的熱潮是由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超低利率政策鼓動起來的。沒有金本位或其他對貨幣的約束，中美雙方正在逼近第三次貨幣戰爭，在這規模空前的紙面債權中，既沒有指南針，也沒有地圖用來指引方向。
美國對中國提出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操縱匯率以使其出口商品保持對外國買家的低價，該指控在媒體中一再被反覆討論，但是自1994年以來，卻從未由白宮正式提出過。中國的出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以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中國的真正目的是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們都熟悉的——就業機會。中國沿海地區的裝配工廠和交通樞紐，是來自中國中部和西南部農業地區人流的接收端，數以百萬計年輕的勞動力來這裡尋找穩定的工作，其工資水平只有美國同類工作工資的十分之一。
這些新進的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裡，每週工作七十小時，乘坐公共交通，吃麵條和米飯，幾乎沒有什么消費或休閒。他們得以結存的少量儲蓄都被寄回農村老家，以撫養年邁的父母或幫助其他沒有被社會保障系統惠及的親屬。不過，從中國農村的角度來看，這種生活就是21世紀的中國夢，堪與更為昂貴的20世紀的美國夢（房子、汽車、好學校和一份穩定的工作）相映照。當然，那些身在城市的農村移民，只需看看周圍中國新貴們的賓士、凱迪拉克和高層豪華公寓，就會知道世界上有著遠比職工宿舍和城市公交更好的東西。
沒有人比中國政府更清楚，如果沒有這些就業機會將會發生什么。研究中國歷史，就是研究週期性的崩潰。特別是1839年～1979年的一百四十年間，幾乎是持續的動盪。始於鴉片戰爭（1839年～1860年），歷經太平天國（1850年～1864年）、義和團運動（1899年～1901年）、1912年的清王朝覆滅、1920年代的軍閥割據時期、1930年代初期的國共內戰、日本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年～1945年）、1949年共產黨執政、「大躍進」（1958年～1961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最後是毛澤東的逝世和1976年「四人幫」的覆滅。
當然，美國也關心創造就業機會。從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的統計數字來看，2001年的經濟衰退是溫和的，但失業人數大幅飆升，從2000年底的560萬人增加到2001年底的820多萬人。儘管2002年科技行業復甦，失業人數卻持續增長並在2002年底達到860多萬人。從那時起，失業率的下降非常慢，到2005年底仍有720多萬失業者。2007年經濟衰退開始時，美國仍處在失業率高峰，總失業人數在2009年10月暴漲至1560多萬人。如果包括那些打短工但仍尋求更長工作時間的，和那些還沒有正式失業但渴望有一份工作的人在內，2009年底美國失業和就業不足的總人數超過了2500萬。這2500萬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副面孔、一個名字和一個家庭。在我們這個注重統計的時代，經濟學家傾向於用百分比來表示這種現象，例如2002年末的失業率為6.0%，2009年為9.9%，但指出實際人數超過2500萬，更能使人們明白就業問題的深度。美國急需創造就業機會。
有一段時間，這種悲劇被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由此引發的信用卡支出、房價上漲、股價上漲和對所有人的大額無首付貸款的快感掩蓋了。雖然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一些關於中國操縱匯率和美國喪失就業機會的抱怨，但在借錢容易、繁榮高度可見但最終不可持續的歲月裡，這些抱怨聲被淹沒了。當2007年狂歡突然停止並於2008年陷入恐慌時，美國把矛頭指向了中國的決策者。
現在，以叫得最響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為首的美國政治家們，公開攻擊人民幣－美元匯率的掛鉤，並指責中國使美國失去了就業機會。2008年，一個美國兩黨的參議員小組，包括舒默本人，寫了一封信給小布什執掌的白宮，指出「被低估的（中國貨幣）給予中國企業不公平的價格優勢，迫使許多美國公司宣佈破產和倒閉，傷害了我們的工人、家庭和中產階級」。參議員舒默們對於就業機會與匯率之間的聯絡缺乏證據支援視而不見。北卡羅來納州的傢俱製造工人，不會願意以中國同行每月118美元的工資來做同樣的工作。即使人民幣升值一倍，中國的傢俱製造工人也只能賺取每月236美元，仍然沒有提高到他的美國同行們能與之競爭的水平。對此，美元高估論的煽動者們無動於衷。在他們看來，人民幣顯然難辭其咎，中國人必須回應他們對匯率重估的要求。
小布什的行政部門非常清楚這種抱怨的大合唱，同時也意識到與中國保持密切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的重要性。中國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買主，因此對於伊朗就發展核武器與美國對抗的立場具有影響力。而對於朝鮮，中國是不可或缺的經濟生命線，兩國還共享著一條邊界，所以中國也可以幫助美國實現其在朝鮮半島的戰略目標。美國的大公司們對中國市場垂涎欲滴，試圖通過擴張、併購以及與中國合夥人的合資企業，尋求直接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而所有這些都需要中國政府的批准。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被迫撤回了對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的收購，因為當時美國眾議院以398—15的投票數，呼籲布什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審查此次投標。然而，這種做法很容易導致中國政府對於美國收購中國企業的運作以牙還牙。簡而言之，中美之間的任何對抗都會得失相當，持續的高階別的專家對話才是更富成效的一種做法。
小布什總統通過在2006年啟動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滿足了保持中美貨幣得到控制的需求。這一對話由歐巴馬政府繼續並擴大，更名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其中包括了美國國務卿和中國負責外交政策的國務委員。將外交政策官員加入經濟官員之中，是對21世紀的地緣政治和國家政策的財政關聯性的一種明確認知。
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其中幾個雙邊和多邊平臺的一部分，設計目的之一是為了應對新的貨幣戰爭。它有助於避免匯率操縱指責帶來的緊張局勢的升級，卻無助於解決問題。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歐巴馬之間也進行了一系列雙邊峰會，但無論是s&ed還是雙邊首腦會議，都沒有取得重大進展。
美國現在選擇二十國集團（g20）作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平臺，因為它可以吸引盟友們加入其中，同時與美國的單方面意見相比，中國對全球性意見會更為重視。近期人民幣升值的重大進展往往跟s&ed會議無關，而是常常出現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之前。例如，一次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升值，人民幣從2010年6月15日的6.83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2010年6月25日的6.79元兌換1美元，恰巧發生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多倫多召開之前。人民幣的另一次升值，從2010年11月1日的6.69元兌換1美元，到2010年11月11日的6.62元兌換1美元，則與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首爾峰會的時間點相吻合。這表明了中國對於二十國集團的關注，遠不是其他平臺可企及的。
2011年春季，貨幣戰爭中的太平洋中美戰場平靜無戰事。但核心問題仍未解決。中國和美國都有就業壓力，這意味著緊張局面隨時可能爆發。2012年中國領導層的更替和同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使人不禁遐想，國內的政治力量會否成為進一步國際對抗的催化劑。
大西洋戰場
大西洋戰場，美元和歐元之間的關係，最好被認為是相互依賴的而不是相互對抗的。這是因為與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對金融關係相比，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市場和銀行系統之間相互聯絡的規模和程度都要大得多。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破產的直接後果，是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從未有過的活生生的展現。雖然破產案是美國財政部牽頭的救市失敗後在美國的聯邦法院遞交的，但最大的金融受害者和當事人中的一部分，是歐洲的一些對沖基金，它們在雷曼的倫敦分支機構有場外掉期業務或持有結算賬戶。這一當時被大量報道的跨大西洋的慘案，在2010年12月又熱了一陣，因為美聯儲按照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要求，公佈了2008年恐慌期間它在歐洲實施緊急貸款和救助的具體細節。
2011年初歐元兌美元的匯率，幾乎與2007年時完全一樣。2007年1月初1歐元兌換1.30美元，四年後仍以大約1.30美元的匯率交易，但這種等價性不應被誤認為穩定性。事實上，歐元與美元的比價曾高度波動，2008年7月，1歐元最高可以兌換1.59美元，2010年6月則低至1.1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