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開始的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比任何人預計的都要長。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人們開始意識到，造成經濟問題的原因在於世界各國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都在下降。簡單來說，結果就是工人創造財富的速度沒有過去快了，能夠分享的經濟收益自然也就減少了。
經濟學家有很多衡量生產率的標準，其中最廣為應用的就是勞動生產率，即每個勞動力在一小時內的產出數量。1959—1973年，12個最富裕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年化增長速度高達4.6%，創造了足以提高全社會生活水平的財富，為福利國家的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1974年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生產率增速開始滑坡。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上述12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速僅有2%，比黃金時代下降了一半。日本的生產率平均增速從8.5%跌落到了3%，瑞典則從4.6%下降到了1.2%。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發展中國家。除了少數幾個例外（智利、馬耳他和韓國），全世界的經濟體都未能倖免。
其他的生產率衡量標準將更多因素納入了考量，其中包括工人技藝水平提高、先進生產裝置的配置、生產技術改良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但即便用這樣的眼光來看，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產率增速還是遠遠低於之前。分析美國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令人震驚的結論。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間，美國的多重要素生產率——一種綜合考慮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標準——增長了34%。而在1973年至1986年的13年間，該指標僅僅增長了7%，前後對比驚人。沒有效率的提高，企業收益的增長自然微乎其微。
生產率增長的萎靡導致工資降低和經濟的普遍不景氣，其因果聯絡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生產率的增速為什麼會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改善這種狀態，卻沒有明顯的答案。
相關的理論層出不窮。20世紀50年代，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向高生產率的工業轉移，大大促進了生產率的整體增長，但在70年代這一紅利已不再突出，因為留在農業中的勞動人口已經不多了。另一種解釋是，50年代生育高峰後，在70年代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年輕人尚不具備熟練的技能；隨著時間推移，年輕工人的能力提升，也許生產率也會同步改善。又或者，由於存在大量年輕、低薪的勞動力供給，企業對於投資於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的興趣減弱了。不斷上升的油價也有可能是罪魁禍首，因為生產率提升得最快的幾大產業都受到了油價衝擊，比如化工業和紡織業。如果企業適應了新的能源價格格局，安裝更加節能的生產裝置，生產率增長或許就會恢復。
隨之而來的還有商業利潤率的全球性衰減。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英國、美國以及聯邦德國都出現了利潤率的連續下降，尤其是在製造行業。日本公司也重蹈覆轍，主要原因是60年代投資造成的成本負擔越來越重。法國的商業利潤率在1973年後也有大幅下滑。由於利潤的降低，以及工人對於商業利潤的分配要求越來越高，企業能夠用於技術投資的資金更加短缺了。企業使用舊裝置的時間越長，生產率的提升速度越慢。
讓事情雪上加霜的是，關於環保的生產標準越來越多。在戰前，乾淨的水源和清潔的空氣不是人們優先考慮的東西。政府幾乎完全不約束汙染排放，如果工廠或發電站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對，企業往往只需將煙囪建得更高、把排水管修得更長，把汙染送到更遠的地方就能緩解本地矛盾。很多國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臺了一系列的環保法案，終結了慣常的做法，要求新工廠必須限制排汙，已經建成的工廠也要遵循。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環保政策減少了環境汙染帶來的疾病、不便和財產破壞，用生產率和國民收入的統計資料衡量不了的方式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原本可以用來提高生產率的商業資本，花在了安裝電廠洗滌器和汙水過濾系統上。排除通脹因素後，1972—1978年美國私人企業的環保支出翻了一番。在隨後針對環保新規的政治拉鋸戰中，經濟學家關於謹慎制定環保標準、減輕經濟損失的意見基本上被完全忽視了。
生產率增長的放緩不僅體現在工業領域，農業和服務業也未能倖免。發達國家的農業產出在20世紀60年代迅速提高。在大量購買化肥、殺蟲劑和雜交種子的情況下，小麥和大豆的平均畝產量每年都能提高約2%。到了70年代，畝產的增速明顯下降了，80年代中則幾乎沒有增長。那些曾經讓法國的甜菜種植和加拿大小麥農場欣欣向榮的技術進步已經無法重現了。與此同時，服務業卻在蓬勃發展，因為消費者已經購置了車輛、傢俱和各式電器，收入可以更多地用於購買服務而非商品了。不同於工廠，美甲沙龍、律師事務所和旅行社不能通過安裝新的生產裝置來提高生產率。一種解釋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湧入服務業，整個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速也就不可避免地減緩了。
然而上述解釋均不足以說明為什麼經濟形態和經濟政策千差萬別的國家都遭遇了生產率增速下降的瓶頸。學者們越是深入挖掘資料，就越是困惑。這些資料沒有顯示的是，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各國可以探索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基思·約瑟夫爵士，議員，衣著考究的商業主管，引導撒切爾夫人走上自由市場道路的男人，以言辭犀利聞名於世。他是在1974年6月的保守黨會議上得到這個名聲的。不到4個月前，因為經濟的嚴重下滑，哈羅德·威爾遜領導的工黨在大選中擊敗保守黨，贏得險勝。工黨的少數派政府並不穩定，重新投票似乎不可避免。大多數政客在這種場合下，都會抓住機會攻擊對手，爭取觀望中的選民，為大選造勢。約瑟夫卻出人意表，他不僅批評了對手的過失，同時也對保守黨自身的問題進行了反省。「30年間，我們始終致力於推動增長，」他斷言，「增長固然可喜，但事實是，我們無法知道如何才能加快增長的速度。」
約瑟夫爵士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導致黃金時代終結的那股力量，我們沒有明確的辦法與之對抗。發達國家不再像曾經那樣蓬勃發展了，這一點無可爭辯。貫穿整個70年代，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慣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調整短期利率、增減政府支出、提供補貼或減少稅收——都沒能成功地控制通脹、創造就業，或者提高生活水平。通貨膨脹在80年代終於得到了遏制，但失業率始終高居不下，收入增速也大大下降。排除通脹因素，1973年以後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還不到之前的一半。而日本在強勢政府的推動下指導製造業向境外出售成品，同時在國內實施進口保護，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工廠生產能力過剩，零售業和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日本進入了長達20年的滯脹時期，甚至比西歐和北美所經歷的更為嚴重。
1966年，肯尼迪總統的高階顧問、美國經濟學家沃爾特·海勒（walterheller）曾宣稱「新經濟學」可以保證充分就業、低通脹率和穩定的經濟增長。時間過去了還不到10年，他的理論看起來就很可笑了。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卡爾·席勒倍加推崇的「魔法四方」——保持經濟各方面均衡的理想狀態，已經完全脫離了實際——不僅在聯邦德國，而是在所有地方。無論政府和中央銀行做了多大的努力，削減或提高福利，嚴守貨幣規則或每月調一次利率，降低最高稅率或維持稅收穩定，就是沒辦法再次讓人們相信今天的生活很好，而且明天會更好。1991年，愛麗絲·裡夫林（alicerivlin），吉米·卡特擔任總統期間的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在接受採訪時說道：「幾乎不可能確知，如果過去採取哪一種經濟措施會得到更好的結果。批評過去很容易，但即便是後見之明，也很難說清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什麼。」這一說法幾乎在全世界都適用。
沒有政客願意承認，但真相就是，沒有什麼措施能夠幫助世界經濟恢復繁榮。政策性工具往往能夠起到短期效果：稅收返還和下調利率能夠迅速給衰頹的經濟注入活力。同樣，放鬆銀行貸款也能掀起消費熱潮，給人們帶來一時歡悅，正如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所經歷的那樣。
但是，經濟刺激的作用終將消退，經濟的長期增長與高生產率密切相關。在所有的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後期生產率的增速都明顯下降，原因與經濟政策關係不大。戰後初期那種勞動力向高生產率行業大批轉移的條件無法複製：農民和佃農早已搬到城市定居，婦女加入勞動隊伍的大潮也已終止。有些公共領域的支出能夠直接帶來生產率的提高，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和現代港口，但是該建的大多已經建成。儘管現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比他們的父輩接受過更多的教育，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長的年代也已經過去，發達國家幾乎掃除了文盲。未來的福祉和進步更多依賴於創新和新技術的應用。
在鼓勵創新方面，政府不僅僅是普通的旁觀者。科研資金提高了創新的可能。教育和移民政策讓更多的科技人才投入到拓展知識邊界的工作中。激勵競爭的政策讓創業企業更有發展的空間，也促進了新裝置、新軟體和新觀念的傳播。但是，創新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生產率產生影響，是政府無法控制的。將一個新發明應用到商業或服務中，可能要花費數年的嘗試，經歷多次失敗。比如，行動電話在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普及，但很多相關的核心技術早在20年前就已經存在了。有一些創新，只能在互補性的發明出現之後，才能發揮經濟上的效用。彩色電視機最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在美國銷售了，但是問津者寥寥，直到十年之後色彩程式設計得到了廣泛運用。即便是成熟的技術，也需要時間才能慢慢普及——高效鍋爐只有在舊鍋爐被替換後才能提高能源的效率。
生產率增長和科技創新的迴圈週期似乎都很長。以美國為例，科技對經濟的影響在20世紀初期很小，20世紀20年代到1973年之間則很強勁，1973—1995年聯絡減弱，1995—2003年較強，此後又開始變弱。在觸發某項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之前，昂貴的研究可能要在零收益的狀態下進行數年。微處理器的發明就是如此，1971年11月問世之後，這一小片矽在20年間沒對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直到經理人開始思考如何將產品強大又廉價的計算能力付諸應用，從而重塑商業模式。經歷多年醞釀，某項技術的突然出現很可能帶來難以預料的生產率激增。電信成本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開始大幅下降，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期網際網路的商業化，發達國家生產率才實現全面飆升——這種增長的態勢不到十年就又中止了。
二戰後世界經濟處在週期的上升階段，經歷了近四個之一個世紀的生產率強勁增長。此後的發展就有些乏善可陳了。有些發達國家似乎找到了對抗全球趨勢的公式——法國和義大利在70年代後期，日本在80年代後半葉——但是他們的經濟僅在生產率增長衰退前有過短暫的復甦，此後就是就業機會減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這些年的科技創新也有很多，但對經濟的貢獻相對有限。正如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指出的那樣：「自1970年以來，生產率進步的領域似乎越來越窄，總是集中在與娛樂、通訊和資訊處理等相關的人類活動上。對於人類所關心的其他方面——食物、住所、交通、健康，以及工作環境——改進的步伐明顯減慢。」戈登的研究僅關注美國，但他的結論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適用。
不同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些可以造福大眾的新發明，20世紀最後20年的發明創造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巨型工業園區越來越龐大，但此時已經沒有必要把數千工人安排在一處了。龐大的規模不可避免地導致軍事化管理，而且還要面臨為數千名員工提供餐飲和住宿的麻煩。隨著通訊和交通便利性的提升，電腦技術的進步能夠迅速傳遞資訊，將大生產單元分割成零散單位也成為可能，每個部分將根據不同地區在勞動力供給、交通、政策等方面的優勢進行選址佈局，也可以將一些工作外包給其他公司。無論是生產汽車還是審批貸款，工作都可以在更廣闊的領域內進行分配。研發部門設在工程師和科學家密集的城市，而流水線工作——比如屠宰肉牛或將航空公司的資料從紙質機票轉入電子系統中——都被轉移到了工資和租金更加低廉的小城鎮。
這種區域分工背後的經濟邏輯很容易理解。但這種變化往往會帶來傷害。工廠搬遷後，工人發現數年來積累的經驗在其他行業派不上用場，於是只能接受低薪工作或者乾脆失業。失去支柱產業的地區，經濟收入和稅收銳減，支援公共服務和設施的資金來源枯竭，這又讓該地陷入了衰退的迴圈。進行業務重組的企業發現，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術也絕非易事。很多公司高管都是付出了巨大代價才學到這一課的。週五在俄亥俄州關閉一家工廠，下週一在亞拉巴馬州重開一家，絕對會遇到無數麻煩，不論新計算機、通訊裝置和交通線路多麼有用，想要進行無縫銜接是不可能的。
到了20世紀80年代，產業轉移打破了國家的界限，後來所謂的全球化就此揭開序幕。確實，20世紀50年代以來曾有過一些跨國供給協議，那是歐洲六國全力打破鋼鐵和煤炭貿易壁壘時的嘗試。60年代，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簽訂了貿易協議，使得在一國生產汽車部件、另一國組裝整車成為可能，少數的日本電子企業在香港招工，以解決本土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問題。但是，僅在多式聯運和廉價通訊充分發展之後，生產商和零售商跨越大洋布局生產線和供應鏈、金融及航空企業將資料業務外包到國外才成為可能。很多問題得到了解決。全球化的發展是存在學習曲線的，而探索試錯則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損失。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東亞迅猛發展的「老虎」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他們似乎擺脫了困擾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生產率放緩問題，但他們也將發現，增長的勢頭無法永葆。在經歷了50年的爆炸性增長，人均收入達到與義大利和西班牙相當的水平之後，韓國和臺灣的生產率增長在21世紀初急劇減緩。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新增投資創造了數億個新的就業崗位，帶動了大量農民向城市高生產率產業遷移，但經過36年的繁榮，中國的生產力奇蹟在2012年趨於平淡。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企業在面臨日新月異的技術革新以及全球化的首次悸動的同時，還要應付艱難的經濟環境——通貨膨脹率和利率都很高，匯率和能源價格波動劇烈，利潤率遠低於過去的水平。對企業經理人來說，風險無處不在，他們的應對措施是推遲迴報不確定的長期投資。在發達國家中，曾經在1960—1973年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長的商業投資，在接下來的20年中增長速度還不到每年4%。投資增長緩慢的結果是，鋼廠繼續使用陳舊的高爐，保險公司用高速印表機打出各式表格，再由書記員整理好收在檔案櫃中，而不是直接使用電腦歸檔。技術創新往往通過新的裝置和工具融入商業世界。1973年之後的幾十年中，企業在每個技術拐點都推遲對新裝置的投資，所以工人生產率的提升速度還不到之前幾十年中的一半。而人們不再感受到生活在變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發生這種情況的每個國家，生產率的下降使得家庭收入停滯不前，或者以幾年前尚無法接受的緩慢速度增長。這是新常態，是一種令人不快的趨勢，無論是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還是政府的強硬手腕都無力改變。對於普通家庭來說，收入增長放緩就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放緩。當然，家庭規模有縮小的趨勢，所以人均收入比以往有所提升，而且每個人都能從普世的物質進步中受益：智慧手機和家用電腦隨處可見；高畫質晰度的寬屏彩電取代了盒子一樣的老式電視；曾經無法治癒的疾病現在能通過先進的裝置進行診斷和治療。然而，疲軟的經濟增長削弱了福利國家的財政能力，失業救濟金不再那麼慷慨，養老金被完全凍結或取消，學費也開始上漲。平息人們怒火的一種方法是放鬆信貸，好讓不再負擔得起奢侈品的人們可以借錢消費。在美國和歐洲，這種嘗試在2008年以失敗告終。
在大多數情況下，富裕國家本就不多的收入增長被少數人據為己有。收入不平等之所以加劇，一方面是因為技術更新對於某些領域的工人更為有利；另一方面在於資本可以在世界各地流動以尋求更高回報，而勞動力則不可避免地與特定職業和特定地區捆綁。然而，經濟執行的規律如此強大，那些對資本主義深有疑慮的政府也難以對其進行調節。西班牙和日本政府出手干預，確保有正規工作的全職工人的工資能夠上漲，但這掩蓋了一個事實：大量工人的工作既不正規，也不是全職，他們只能靠短期合同和臨時工作餬口，面對父輩從未經歷過的不安全感。
隨著各國生產率增長的放緩，普通公眾的憤怒情緒日積月累。因為政府沒能實現它所承諾的繁榮，最終這種憤怒通過令人不安的方式表現了出來：仇視移民，認為是他們導致了工作的稀缺；強烈反對稅收，哪怕是用於維修道路和公共設施；無情批判曾經引以為豪的公共服務，比如學校和健康計劃。更嚴重的是，生活水平難以改善，大量對實現不滿的選民轉而支援與主流觀念相左的極端政治派系，比如：支援魁北克和加泰羅尼亞獨立的政黨；法國、匈牙利和英國的極端民族主義運動；還有富有的非政治人士，比如美國計算機巨頭羅斯·佩羅（rossperot），他在1992年總統大選中贏得了近五分之一的民眾選票，以及媒體大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他統治著義大利的報紙和電視業，連續9年擔任義大利總理。20世紀70年代熱議的「不可治理性」在21世紀重新成為焦點，因為政客們在描繪美好未來時需要依靠它來提高觀點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