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是富裕國家的艱苦歲月，那麼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廣大貧困國家其實更加積極樂觀。得益於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很多「發展中國家」用了遠比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預想的短得多的時間就步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數以千萬計的半文盲農民得以逃離赤貧的農村，奔赴城市開始新的生活，雖然他們要從擺攤販賣糖果、弓著背搬磚開始打拼。但只要他們堅持，就有將草棚換成磚房，甚至安上電燈的希望。在新興的世界工業中心聖保羅，保利斯塔大街兩側的舊式宅邸繁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從雅加達到開羅，這些首都城市將雄偉的林蔭大道改造成了高速公路，以滿足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的用車需求。但是第三世界仍然無法擺脫拖住了富裕國家的那股力量。後石油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最後遺產就是20世紀80年代所謂「失去的十年」，在發展中國家，數百萬人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
就世界經濟而言，在黃金時代，第三世界根本入不了主流的法眼。1973年，也就是危機逐步向西歐、美國、加拿大和日本蔓延之時，第三世界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商品和服務的產出卻僅佔到了三分之一。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而推動其後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也尚未啟動。東南亞還遠談不上是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經濟因戰爭和內亂而陷入癱瘓。第三世界與世界經濟的主要連線點在於原料出口，其製成品出口僅佔到全世界的7%。
第三世界在20世紀70年代的爆炸式增長是由石油美元推動的，這些石油美元曾給戈登·理查德森和阿瑟·伯恩斯等央行官員帶來了極大煩惱。隨著石油輸出國將其快速增長的收入注入銀行體系，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的銀行家開始為這些低息存款尋找高收益的用途。他們的母國對資金的需求非常有限：滯脹經濟之下，居民對汽車貸款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需求疲軟，企業則越來越傾向於利用債券而非銀行貸款融資。另一方面，來自第三世界的貸款需求卻相當旺盛。
銀行家們興致高昂。所在政府也大力支援，希望這筆錢能夠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進而樹立起反對共產主義的壁壘。1972年，銀行和債券投資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未償還貸款總額僅為170億美元。到1978年，這一數字增長至1280億美元，1981年則達到了2090億美元。世界銀行和發達國家的境外援助機構提供的官方貸款也大幅提升。到1982年，發展中國家的境外債務達到4620億美元，是1972年的5倍。儘管有一小部分貸款是提供給私人的，但近五分之四都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借款。
處於收入金字塔底層的那些最貧窮的國家，比如印度和獅子山，並不能享受來自商業銀行的貸款，因為他們的主權信貸評級無法滿足商業銀行的要求。這些國家只能依賴發達國家政府所支援的貸款方，比如非洲開發銀行和日本境外經濟合作基金。商業銀行的貸款主要流向了墨西哥、巴西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有著強大的政府規劃部門——按照普雷維什的理論，由政府主導工業化程式能夠加速提高社會生產率。政府規劃部門被認為具有專業知識，能夠對貸款用途做出最優決策。出於償債方面的考量，部分貸款投入到了能夠產生確定現金流的領域，比如國有紡織公司的新機器、國有航空公司的飛機、為新的工業園區服務的公路和配套設施等。但也有很多貸款對用途沒有限制，可以用於購買軍事裝備、修建政府大樓或者滿足借款國領導人的任何其他需要。
20世紀70年代中期，歐洲、北美和日本的銀行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為了取得競爭優勢，他們爭相提供優厚的貸款條件，貸款利率一降再降。長達數年的期限給了借款人從容騰挪的時間，他們大可以先大膽地使用貸款，在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並提高稅收後，再考慮償還問題。銀行在放貸之初就會收取高額費用，以便迅速提高利潤，並且每次貸款延期或轉增新貸款時都會收取額外費用。這一切乍看起來非常安全：拿錢的國家外債相對較少，經濟增長迅速，而且有政府為債務背書，違約風險看似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像花旗集團董事長沃爾特·里斯頓（walterwriston）在有人對他們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激進貸款策略表示擔憂時所說的：「國家不會破產。」
銀行監管機構對事態存有疑慮。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於1977年4月發聲警告：「目前貸款機構在審批額度時更傾向於積極，而不是審慎。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都應當加強對境外貸款的管控，更需要警惕貸款過度集中在單一國家。」銀行的應對方法是聘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組建新的風險管理部門。他們認為，更好地瞭解阿根廷政治或韓國央行就能夠降低貸款風險。他們沒有選擇削減貸款。
事實是，削減貸款這件事他們承受不起。1977—1979年，美國最大的銀行利潤增長了50%，這主要得益於發展中國家的業務，該領域的貸款佔貸款總額的六分之一以上。日本銀行的國內業務利潤下降，境外貸款是他們的治病良方。英國的大銀行情況相仿，到了1978年，其利潤有三分之一都來自境外。之前沒有國際借貸經驗的機構也在蠢蠢欲動：紐約、東京和倫敦的大銀行劃撥貸款，然後讓亞特蘭大、烏得勒支或米蘭的銀行拆分之後投到境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度聯席會議——通常每年秋天在華盛頓舉行——已經從技術官員的專業研討會變成了喧鬧的交際場，銀行家們競相向財政部長提供更多的貸款機會。免費的香檳、裝滿蟹爪和羊排的盤子，以及穿梭在人群中演奏的小提琴手，都為交易做好了準備。
貸款在一些國家被用到了正途，但在另一些國家並非如此。關於貸款如何運用最能促進經濟發展，政府官員的決策很難像普雷維什理論中顯示的那樣無私。這些國家多數沒有有效的民主制度，由強勢領導人統治，國庫被當作個人的存錢罐，司法或媒體的批評皆被禁止，更不用說調查了。漂亮的經濟統計資料——1973—1980年發展中國家每年4.6%的強勁經濟增長率——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很多境外貸款專供特權階層享樂，而非用於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或改善農民的生產狀態。也有些貸款支援的專案出發點很好，但受援國政府缺乏達成最終目標的能力，比如建造了學校卻沒有足夠的師資，建造了診所卻缺少藥品等醫療資源。
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境外資金的流入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免於經濟緊縮。即使直接拿到貸款的是關係戶，但是資金總會外溢，為司機、服務員和建築工人等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自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貸款幫助這些國家降低了嬰兒死亡率，提高了識字率，普及了小學教育。1979年，第三世界的壽命預期已達到58歲，比1960年時增加了10歲。城市貧民也能買得起收音機了，更富裕的家庭則添置了電視機，非洲的首都城市街道上汽車擁擠，車主被稱作citewabenzi/cite——這是肯亞人發明的新詞，專指那些善於經營關係、喜歡炫耀進口德國轎車的社會精英。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甜蜜期突然終結。隨著70年代後期通貨膨脹率的飆升，倫敦和紐約的銀行不再發放固定利率貸款，轉而採用浮動利率制，貸款利率根據金融市場情況進行調整。1979年10月之後，美聯儲的新貨幣規則持續推高利率——美國財政部發行的一年期債券利率在1978年為8%，到了1981年則飆升至17%——借款人的利息支出不斷上升。本國知情人士比外國銀行家更能發現危險的訊號，他們將大量資金換成外幣，存進了邁阿密或日內瓦的銀行。這些本該用於投資的資金，逃離本國之後大部分流入了富裕國家的銀行——正是為他們國家提供貸款的那些。結果借款國政府不斷償還本金、支付利息，卻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收益。
1981年，伴隨著美元的不斷升值，借款國壓力與日俱增。借款國需要出口更多的咖啡、小麥或棕櫚油，才能賺到與以前相同數量的美元。秘魯是最極端的案例之一，該國1970年出口收入中有九分之一用於償還貸款本息。到1981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接近二分之一，能夠用於進口機器、發電裝置和其他可能有助於經濟增長的原材料的外匯少之又少。就是此時，如同沃爾克後來寫道的那樣：「債務危機乘著加速列車駛來。」
1981年，包括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在內的八個最貧窮的國家需要推遲償還世界銀行和其他官方組織的貸款，還有三個國家——玻利維亞、牙買加和蘇丹——無法按期償還商業銀行的貸款，不得不重新協商還款進度。此時，世界各地銀行的應對方式是收緊貸款條件，並要求還款，而不是用新的貸款續接到期貸款。借款國此時無力償還。「國際資本的組合變化和高利率，讓部分發展中國家處於流動性緊縮的狀態。」世界銀行輕描淡寫地宣佈。然而，在1982年8月12日，形勢急轉直下。
噩耗是一通電話傳來的。墨西哥財政部長傑西斯·席爾瓦·赫爾佐格（jesussilvaherzog）致電美國財政部長唐納德·里根，告訴他墨西哥無法按期在下週一償還3億美元的借款。而且，對下一年度裡每月20億美元的還款額，他的國家也將無力支付。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雅克·德·拉羅西埃（jacquesdelarosière），也收到了同樣的告急通知。
席爾瓦·赫爾佐格對這三個人都很瞭解。他畢業於耶魯大學經濟學系，長期擔任政府官員，多年來一直在墨西哥城從事重要的經濟工作。他在1982年3月剛剛成為財政部長，就職時就已經看到危機迫在眉睫。墨西哥的主要外匯來源是國有石油公司的出口，其當年的收入遠遠低於去年預測的水平，與此同時累積的外債卻增長到了800多億美元。2月，墨西哥比索在匯率穩定多年後急劇貶值，於是在國內市場上賺取比索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償還以美元為主的境外債務。沒過幾周，墨西哥國內最大的私人公司正式宣佈無力按時償還23億美元的境外貸款。6月，根據兩國間的一項長期協議，席爾瓦·赫爾佐格要求美聯儲提供一筆7億美元的貸款。這筆錢是為了表明美國對墨西哥的支援，但它幾乎不夠支撐墨西哥一週的需求。沃爾克對美聯儲的人說：「這只是裝點門面的資金，用來表明國際金融市場仍與墨西哥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席爾瓦·赫爾佐格在8月12日再次打來電話，得知銀行拒絕給現有貸款延期或提供新的貸款。付款日逐步逼近。
這些電話觸發了一輪動盪的交涉。數百家銀行向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貸款尚未結清。而且人人皆知，墨西哥只是第一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世界銀行評論道，第三世界「發展前景不容樂觀」。截至1982年底，拉丁美洲國家共有外國債務3270億美元，其他大型經濟體，比如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波蘭，也欠下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儘管巴西政府的官員開玩笑說，「巴西不是墨西哥」，但對於國際金融市場來說，發展中國家看起來差別並不太大。同樣的借款人，幾個月前還備受銀行家們追捧，現在卻人人避而遠之。無論給出怎樣的利率，他們都無法借到商業貸款，哪怕期限只有幾個月；相反，銀行要求他們立刻還款。延期還款是處理過度負債最為常見的方式，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條路已經被堵死了，他們的財務狀況捉襟見肘。截至1982年底，約有40個國家拖欠了貸款。
儘管沃爾特·沃斯頓說的沒錯，國家不會破產，但許多國家在未來的許多年裡都未能付清外債。暫停償付外債在19世紀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都很常見。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方都不願再走上這條老路。對於借款國來說，一旦貸款違約，就意味著在經濟上被迫與世界隔絕。外國投資將會停止，想要進口食品和原材料也會相當困難。如果債務人是國有企業，其他國家的法院可能會沒收其在境外的資產，包括辦公大樓和港口船隻。國民生活水平將大幅下降，失業率也將飆升。最後，除了再次借款政府別無選擇，只能與銀行家們坐下來討價還價。
發展中國家的大批違約對銀行來說同樣難堪。還款一旦出現延遲，銀行就不得不將這部分資金計入「呆賬」或者「壞賬」，正式確認資金的損失。美國九大銀行持有的發展中國家貸款金額高達其資本金的3倍之多，德國的銀行也在東歐各國投入了大量資金。哪怕這些貸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計入壞賬，銀行都將面臨破產危機。為了避免這樣的風險，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本該通過分散投資組合來保護自己。但即便銀行監管機構要求他們保持審慎，還是有一批政府官員敦促他們擴大境外信貸，以支援外交目標。一項研究結果稱：「有證據表明，銀行監管機構受到了政治壓力，要求他們不去幹涉對第三世界的貸款。」許多機構的貸款過度擴張，以至於即使只有一國出現還款危機，都會引發致命的後果。
發達國家的政府也難逃劫數。很多政府通過存款保險來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如果大銀行倒閉，他們就不得不動用財政收入來償付存款。但大銀行倒閉引發的潛在風險遠不止於償付存款。1982年，世界經濟尚處於脆弱之中；通貨膨脹終於得到遏制，但在許多發達國家，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如果銀行無力向希望擴大生產的企業提供貸款，以及為打算買房、換車的家庭提供信貸，經濟就很難復甦。而且，由於銀行之間不斷進行拆借，一家銀行的倒閉很可能會拖垮其他銀行，至少會削弱這些銀行貸款能力。美國銀監機構擔心伊利諾伊州大陸銀行——該國第七大銀行，在多年的放任經營之後，已經瀕臨崩潰。可以想象，銀行甚至不得不停止向長期借款人提供信貸，因為他們的每一筆可用資金都要用來處理讓他們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貸款。
全世界都陷入了僵局。每家銀行都想要回貸款，有些借款人想要優先還給其中的某家。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利用其稀缺的美元來償還某個銀行的債務，即使債務可以打折，剩餘的可支配資金也會減少。因此，零敲碎打地解決債務危機是不現實的。銀行和借款人都無法脫身。然而，銀行和借款人也都不能徹底倒下，否則，危機就可能會蔓延到西歐、北美和日本。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看似成了難解的死結。
第一步是避免全線崩盤。在席爾瓦·赫爾佐格電話通知還款延期之後，國際清算銀行——一家促進世界銀行監管機構進行合作的瑞士組織，召集各國央行提供了一筆緊急貸款，美國財政部也籌集資金，以幫助墨西哥再應付幾個星期的還款。8月20日，美聯儲組織來自多國的銀行行長在紐約召開會議，敦促他們同意「中止」墨西哥貸款的償付。所謂「中止」的含義，就是各家銀行自願同意墨西哥暫停還款。銀行自願做出決定這點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墨西哥沒有拖延或者違約，銀行也就不必計提壞賬，可以繼續維持穩健的表象了。緊急貸款和「中止」計劃的初衷在於爭取時間達成長期協議，保證墨西哥政府能夠在債務下運轉，且不給貸款銀行造成系統性風險。
1982年的最後幾個月是持續的談判，銀行家和財政大臣無休無眠，奔波於墨西哥城、華盛頓、巴塞爾、倫敦和紐約的談判桌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辦理後發現，竟然有多達1400家銀行是墨西哥的債權人。一旦墨西哥徹底違約，里斯頓執掌的花旗銀行將損失超過一半的投資，甚至有可能面臨破產。另一方面，一些小銀行無意於延長墨西哥的貸款期限，更不用說提供新的貸款了。他們有理由擔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各國政府會把大銀行的利益擺在首位，小銀行很可能成為犧牲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本是1944年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設立的，其初衷是幫助無法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國家維持匯率。一旦有國家出現困難，他們的財政部長就會立即趕赴imf位於美聯儲和財政部之間的大樓。眾所周知，imf可以授權一國暫時調整匯率，並且為其提供貸款，用於重整本國經濟。在1973年發達國家轉向浮動匯率制之後，很多小國將本國貨幣盯住美元或法郎，一旦國際匯率市場的變化危及該國經濟，他們就可以向imf申請救助。最為嚴峻的一次考驗發生在1976年，imf向英國出借39億美元，以穩住搖搖欲墜的英鎊匯率。通常imf都是與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打交道，重組商業貸款並非他們的常規業務。
imf的貸款是有代價的。在借出每一分錢之前，imf都會派出大隊專家為該國制定經濟改革計劃。如果該國政府不同意imf的條件，就拿不到貸款。即便同意了他們的條件，貸款也只會分批發放，一旦貸款國未能按計劃推動改革，貸款就會被隨時切斷。儘管imf的經濟學家大多以非政客的技術官員自居，但它卻是名副其實的政治組織，他們向貸款國提出的條件反映了美國和歐洲的觀點。imf主席一般是歐洲人，比如雅克·德·拉羅西埃，自1978年起擔任執行主席，在此之前是法國財政部的高階官員。來自22個國家的代表擔任imf董事，對於貸款議案有最終的決策權，但是真正能決定生死的往往是擁有最多票數的美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之時，imf也處在資金短缺之中，而且里根政府反對拉羅西埃關於增加各國政府向imf的注資的提議。
11月16日，拉羅西埃公佈了imf救助墨西哥的計劃。該機構自身將會出借39億美元，只要墨西哥政府答應其提出的經濟改革計劃：大幅降低財政赤字、減少補貼、提高稅率，以及嚴格控制貨幣供給。但是其中有個小問題。拉羅西埃堅持要求，墨西哥不能將imf提供的貸款用於償付商業銀行的貸款。商業銀行必須同意聯合向墨西哥提供一筆50億美金的新貸款，否則imf就不會介入救助——與其說是救助，這更像是套牢。在政府的壓力之下，商業銀行勉強屈從，都同意為墨西哥的聯合新貸款出力。里根政府轉而同意增加對imf的注資，為達成協議新增了保障。一切就緒之後，墨西哥爭取到了一年的緩衝期——監管機構對銀行的保證是，至少在未來一年中，對墨西哥政府的貸款完全不必計入壞賬。各國銀行立即瓜分了一筆2億美金的貸款手續費，給他們的財務報表錦上添花。而墨西哥在1983年支付的貸款利息則計入了銀行的收益，雖然這筆錢本身就是銀行自己借出去的。
就在墨西哥的貸款協議簽字蓋章之時，巴西政府發出通知，他們也需要imf幫助重組債務。巴西出現危機讓各國金融人士大感吃驚，因為此前並沒有明顯的問題暴露出來。經濟學家約翰·馬金（johnmakin）回憶道：「就在1982年9月，巴西還是各國銀行家眼中的香餑餑。」但是很快，事實證明巴西的問題遠比墨西哥還要嚴重。銀行很快又被套牢在巴西的債務裡，聯合提供了一筆為期3年的49億美元的貸款。巴西控制通脹失敗後，計劃很快流產，此時銀行拒絕再注入任何資金了。整個1983年和1984年，巴西都處在違約的邊緣。
排在巴西之後的是阿根廷，軍政府給國家帶來了一大堆爛攤子。與其他借款國不同，阿根廷在20世紀70年代沒能實現經濟繁榮，大部分借款都被用到了採購武器上，而不是用於修築公路和管道。1974—1982年，其國民收入僅僅增長了微不足道的2%。通貨膨脹率在一個月內就能上漲16%。居民消費連續3年下降，私營經濟幾乎全部破產。4月，為了轉移公眾對糟糕的經濟形勢的關注，阿根廷軍政府決定出兵馬爾維納斯群島及其他英國在南大西洋上的屬地，打響了所謂的領土保衛戰。戰爭的結果是阿根廷完敗。此時，軍政府的將軍們突然開始淡泊名利了，急於甩開手中的大權。但是政府已經欠下了高達380億美元的鉅額債務，而且在戰爭導致的國際制裁下，阿根廷的還款已經一拖再拖。1983年底，阿根廷只對半數的貸款有償付能力，急需國際銀行家們同意延期還款。
這些大債務人中，任何一家違約，都有可能導致大批境外銀行的倒閉。而且除了上述三國之外，還有很多小國面臨同樣嚴重的債務問題：秘魯和厄瓜多，波蘭和菲律賓，委內瑞拉和南斯拉夫。這些負債累累的國家來到imf，承諾進行經濟改革，同時申請新的貸款。相應的，imf向銀行施壓，要求他們推遲還款期限，或者提供新的貸款。一到兩年之後，這些國家又回來進行新一輪的談判，要求新一期的貸款。商業銀行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在1981年底總額為2320億美金，到了1986年底就變成了4270億美金。鑑於銀行對這些貸款收取高額的手續費，利率也高達兩位數，貸款重組被視為相當有利可圖的業務。
這有點像是在賭博。銀行的收益看似很高，其實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完全健康，尤其是在美國和日本，因為銀行監管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大銀行不將那些永遠償還不上的貸款計入壞賬——1982—1985年，美國銀行的壞賬率還不到1%。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他們躲過了一場金融災難。隨著1985年後本國經濟逐漸恢復，第三世界貸款在大銀行的業務份額中佔比越來越小，很多小銀行已經徹底擺脫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商業銀行似乎已經遠離危機的深淵。
在發達國家，大銀行奢華的辦公室中蔓延的焦慮情緒和寫在各國財政部長臉上的擔憂，對於大街上人們的情緒毫無影響。系統性風險——可能將整個銀行體系擊垮的危機——對於公眾來說沒什麼影響，只要銀行仍然提供貸款，自動取款機中還能提出現金。
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傳播到了富裕國家。工業城市首先受到衝擊。20世紀70年代末期，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訂單讓大工廠持續盈利。但到了80年代，債務國的還款希望全都寄託在了賺取貿易順差上，這是唯一能夠緩解鉅額外匯需求的方式。裝置訂單和商品進口開始枯竭，或者被當地財政部門直接鎖定，方式是限制進口商兌換美元或日元。同時，在外匯市場的有利變化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製成品開始大批次向富裕國家出口。美國受到的衝擊尤其大，因為外匯市場的交易員做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美元價值不斷攀升，結果是進口商品價格越來越低，出口商品價格越來越高。根據一項測算，僅1982年一年，美國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就減少了90億美元，相應減少了美國國內25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對於發達國家的工人來說，債務危機還遠遠不是他們所面對的最大打擊，但無疑給他們已經在降低的生活標準新增了新的壓力。
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來說，出口的繁榮並沒能驅散危機的陰霾。增加的出口和不斷延期的重組貸款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免於徹底的債務違約，但是普通人只感受到了經濟的緊縮。工資大幅削減，原本已經捉襟見肘的生活水平還在持續降低；原本每天消費2美元的人，現在要靠1美元度日了。僅在1983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5%，貧困率不斷上升。大量爛尾的大橋和工廠表明經濟發展已經趨於停滯。加之境外投資枯竭，那些終於在70年代經濟形勢較好時找到正式工作的工人，不論是掃地的還是開卡車的，都被迫重返街頭——或是在公園門口擦皮鞋，或是在有交通燈的路口給經停的汽車司機表演雜耍，賺上幾個微不足道的小錢。一瓶乾紅葡萄酒就是身份的象徵，因為這能說明主人有錢、有關係買到禁運的進口品。imf的改革措施沒能讓任何人感受到事情在向好的方向變化。對於imf的經濟學家來說，減少補貼是縮減政府赤字的一種方式，但對於窮人來說，這隻意味著麵包的價格又要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