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6日，華盛頓，這是一個寒風刺骨的週六。下週一是法定假期——哥倫布日，華盛頓的大部分官員已經離開首都，分散到各地度過長週末。與新聞媒體一道留下的人則在關注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他正在白宮首次與卡特總統會面。第二天他將在美國國會大廈附近主持一場露天彌撒。幾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處——這就是美聯儲舉行秘密會議的好日子。
當天上午10：10，央行的高階官員圍坐在美聯儲會議室裡27英尺（約為8.23米）長的桃花心木桌子邊召開會議。他們的心情十分沉重。距離全球性經濟繁榮的戛然而止已經過去了6年，此時仍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世界經濟正在走向正軌。雖然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有所回升，但通貨膨脹卻沒能得到控制；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經濟體的消費者價格指數正在以兩位數的速度攀升。1979年1月伊朗革命之後，石油價格急劇上漲——美國煉油廠在1978年底為進口石油支付的價格是15美元一桶，僅在9個月之後，就變成25美元一桶——這給製造業和運輸業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擾。1979年，美國人在汽車燃料上的總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一，極大削減了普通人的購買力，進而對整個經濟體的就業形勢造成了重擊。
美聯儲會議的參與者們都閱讀了由兩位負責執行貨幣政策的官員準備的報告。報告開頭就是一片陰霾：「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對於通脹的心理預期在市場上造成了投機壓力，其中包括外匯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和黃金市場。」根據三週前的經濟資料，最新的預測結果仍然是負面的：經濟衰退將始於本年的最後一個季度；到1980年底，失業率將從6%上升到8.1%。與會的每個人都痛苦地意識到，他們在9月18日上一次會議中議定的措施完全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當時，8人投票支援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4人因擔心高利率將導致經濟狀況惡化而投了反對票。這種尖銳且公開的分歧表明，美聯儲缺乏全力抗擊通脹的決心，而這又讓金融市場陷入了慌亂之中。
經過一整天的討論，央行官員們就一項計劃達成了一致。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在當晚的新聞釋出會上宣佈，美聯儲將停止通過調整短期利率來穩定價格。相反，它將充分利用聯邦儲備體系中數千家銀行的準備金總量。「通過貨幣供給機制，加強對準備金的管控，並限制貨幣供給增長，我們認為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更好地控制貨幣總量。」沃爾克說。能夠理解這段話的美國人可能不到總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訊息傳到了華爾街，這裡的交易員對每個美聯儲官員的每一句話都要詳加解讀。更何況銀行的自有準備金是衡量國家貨幣供應量的指標之一。以準備金作為主要的政策工具，美聯儲與4個月前的英格蘭銀行一樣，開始向貨幣主義邁進。
不管是沃爾克還是美聯儲的其他政策制定者，都不信奉貨幣主義所宣揚的機械地管理貨幣供給的理論。在他們的眼中，自己的責任是對一系列資料和事件報告進行評估，從而探明經濟狀況，並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10月6日公告，也就是後世所稱的「沃爾克震盪」，似乎消除了美聯儲前期不斷調整貨幣政策給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自此之後，美聯儲將在固定的貨幣供應增長速度的約束之下行事。
但這並非沃爾克的初衷。之所以要對貨幣政策進行約束，美聯儲的真實目的在於掃除降低通脹道路上的兩個政治障礙。一方面，美聯儲希望能夠安撫最激烈的批評者，包括那些頗具影響力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他們那些在《華爾街日報》上不斷對不穩定的貨幣政策進行攻訐的支援者們。如果他們對美聯儲的抨擊轉變為稱許，金融市場或許會產生通脹率下降的普遍預期。假若如此，利率也將隨之下降，而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利率的下降，事實上對降低通脹率確有幫助。另一方面，美聯儲還希望新的立場能夠使其在未來的政治攻訐面前倖免於難。然而，此時美國的通脹率已經高達12%，這樣的數字只在戰時價格管制剛剛結束時出現過一次，想要平息這樣的高通脹，需要提高的利率之多似乎在美國前所未見。
如果美聯儲公開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並宣佈將短期利率提高到15%或20%，汽車經銷商、建築工人和企業高管會鬧得沸反盈天，憤怒的國會議員甚至可能剝奪央行的獨立管理權。然而，如果高利率僅僅是貨幣主義者所主張的貨幣政策規則的副產品，那麼美聯儲在受到批評的同時也會得到一些支援。正如沃爾克在週六會議上對他的同事們所說：「這在政治上更容易推動。」
「保羅·沃爾克是誰？」僅僅在3個月之前，當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anthonysolomon）推薦此人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時，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問道。沃爾克出生在新澤西州，他的父親是一名鎮行政官員，他本人在1952年進入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從初級經濟學家做起，曾幾度進入政府工作。沃爾克對於國內外的貨幣政策及相關的政治博弈都不陌生：他曾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期間在財政部工作，儘管他是民主黨人，仍被尼克松政府邀請擔任財政部的高階職位。作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期間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他的名片盒裡儲存著世界各國的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的私人電話號碼。
1974年初，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威廉·西蒙（williamsimon），也就是尼克松的「能源沙皇」，在財政部的級別位於沃爾克之上。4月，也就是陷入困境的總統提名西蒙成為財政部長前不久，沃爾克突然辭職。他沒有公開做出解釋，但他不同意西蒙的自由主義思想並非秘密。沃爾克的知識和人脈讓他在私人機構拿到了上百萬美元的薪資，但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還有不同的想法。沃爾克在財政部工作期間，兩人接觸頻繁，伯恩斯希望有沃爾克在身邊輔佐。他幫助沃爾克獲得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的職位，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正是執行美聯儲日常貨幣政策的前哨，並且深度參與外匯事宜。身處這一崗位，沃爾克在美聯儲委員會中擁有一票的投票權，該委員會就是負責制定貨幣政策的機構。
1978年，卡特拒絕重新任命伯恩斯擔任美聯儲主席，並以威廉·米勒（williammiller）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斯就此離開聯儲。而曾任公司高管的米勒完全不適合這份工作，於是，他接受卡特的建議，於1979年7月改任美國財政部長。此時，美聯儲就有了一個空缺需要總統填補。這就是卡特第一次聽到沃爾克名字的時候。兩週之後，僅在卡特與沃爾克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了一次面談以及參議院迅速確認之後，主席辦公室就開始縈繞著沃爾克廉價的antonioycleopatragrenadier雪茄煙霧。
卡特在經濟問題上並非特別專業，更談不上熟悉沃爾克觀點的細節。就像所有政治領導人一樣，總統贊成降低通貨膨脹，但也和普通大眾一樣希望美聯儲能夠循序漸進，在實現價格穩定的同時不讓更多人失業——而且不能危及總統在1980年的連任。美聯儲十多年來一直在嘗試這樣做卻沒有取得成功，但這一事實並沒能改變總統的意見。
沃爾克沒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書中，他就警示過「我們的經濟管理能力有限，暫不能同時滿足保障充分就業的需求」，也就是說，降低通貨膨脹必將消耗就業機會。1979年初，沃爾克還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供職之時，曾多次在美聯儲的政策委員會會議上投票支援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對抗通脹，但他的觀點屬於少數。在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幾周之後的一次貨幣政策投票中，四位聯儲高階官員反對他的加息議案，可謂對他的反通脹計劃發起了正面挑戰。第二天早上，這條訊息就被洩露給了《華盛頓郵報》：「美聯儲的成員們第一次大聲反問，為了保護美元的價值，不斷追逐節節攀升的歐洲利率，最終讓國民失業、企業破產，這一切是否真有意義。」
沃爾克計劃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將政策關注的焦點從利率轉向了銀行儲備。這樣一來，美聯儲官員也就不必在投票時頂著天大的壓力了。美聯儲在10月6日採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為了建立規則來減緩銀行儲備的增長。之後，聯儲只需按規則行事。從此以後，央行官員將不必再討論如何用高利率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降低通脹率這類充滿爭議的議題，因為利率不將再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工具。
當然，美聯儲的新政策不僅僅是玩了個文字遊戲。所有相關人士都非常清楚，減少銀行儲備金的增長率，意味著銀行間隔夜貸款利率——也稱為「聯邦基金」利率的提高。10月6日會議期間，聯邦基金利率為11.9%，3周後達到15.6%，下一年3月時達到了17%。由於借款變得更加昂貴，銀行削減了對消費者和企業的貸款。長期利率也有所上升，雖然沒有特別劇烈，這表明金融市場對經濟蕭條的預期越來越強。
市場的眼光沒有出錯。美國的高利率反過來又推高了其他國家的利率，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在放緩。在荷蘭，失業率在接下來的4年內上升了9%；在德國，失業率上升了超過5%。韓國經濟陷入衰退，巴西長期強勁的經濟增長也趨於停滯。但沃爾克政策衝擊所造成的第一樁政治傷亡，卻發生在美國：新房建設量減少了一半；汽車的銷售量，從每年1400萬輛下降到了不足1000萬輛；失業率上升近2%。雖然經濟週期的低點僅僅維持了很短的時間，但已足以導致卡特敗北。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
羅納德·里根是美國右翼的明星。作為一名前任演員和企業家精神的倡導者，他曾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加利福尼亞州擔任過兩屆州長。他的言論充滿右翼保守氣息，讚揚自由市場和小政府主張，甚至做出過「讓領福利金的廢物重新回去工作」的直率承諾，正是這些言論讓他在1966年的競選中成功當選州長。與持有保守道德觀的大多數人（這些人多是住在陽光地帶城郊和小鎮上堅信基督新教的共和黨人）不同，他沒有那麼吹毛求疵；與共和黨中的華爾街銀行家（他們認為政府收支均衡是必須的）不同，他不會那麼死板。其他保守派人士火氣沖天，但里根展現的是一種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出發點在於對普通人的關切。
幫助里根入主白宮的不僅僅是當時的經濟形勢。1979年11月，保守的伊斯蘭運動推翻了伊朗國王，多名美國人淪為伊朗人質。營救人質的進展每晚都在電視新聞中播出，許多選民指責卡特措施不利，導致人質被長期監禁。里根就職之時，舉國上下都對未來充滿不樂觀的預期，生活水平進入下滑通道，國民經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讓經濟步入正軌是他任職之後的首要任務。「一開始制定的規劃就是，將里根經濟計劃作為所有重大舉措的重點和基礎，無論國內國外。」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艾倫後來寫道。
除了關於小政府主張的老生常談和對企業精神的堅定信念之外，里根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濟哲學。他對經濟顧問的選擇也不拘一格，從嚴格的貨幣主義者，到提倡增加政府開支以克服衰退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有上達天聽的機會。然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宣揚的是一種叫作供給學派的新經濟學理論。出於宗教熱情和自由主義狂熱，供給學派學者認為，1973年以來的美國經濟衰退，錯就錯在政府把目標設定為不斷努力提高收入，使人們產生經濟繁榮之感，從而購買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供給學派認為，經濟政策不應該追求消費者需求的提升，而是應鼓勵發明者、企業家和投資人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也就是要關注經濟的供給一方。他們斷言，歸根結底，供給是唯一真正的需求來源。只有供給側的擴充套件，才能增加經濟產出並創造就業機會。
供給學派的觀點對里根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政府應該減少支出，特別是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喬治·吉爾德（georgegilder），供給學派最有天賦的倡導者之一，在他1981年出版的暢銷書《財富與貧困》（citewealthandpoverty/cite）中斷言：「與其說貧窮是一種收入狀態，倒不如說是一種心態，而且……政府救濟會使大多數依賴它的人越來越萎靡。」提供給失業者的補貼「阻礙了生產性的勞動」，應當予以限制。「事實上，」吉爾德寫道，「經濟學家倡導的幾乎所有促進平等和消除貧困的措施——通常旨在刺激消費——都會對生產造成不利影響，而生產又是需求的真正源泉，最終需求也會因之受損。」因此，供給派學者堅定地站在了福利社會的對立面。
與許多其他「大政府」的批評者相比，供給學派在稅收政策方面的觀點有所不同。美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強調財政預算均衡的重要性。對於他們來說，減稅雖然可取，但也要和減少政府開支相配合，最糟糕的結果莫過於政府深陷赤字的泥潭。相反，對於供給學派而言，財政赤字只是細枝末節。他們解決經濟增長緩慢和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的藥方就是減稅——但又不是一概而論的減稅。他們認為，對投資徵稅懲罰了承擔風險和創業的精神，也就是懲罰了供給的創造者，因此針對投資收入的所得稅應徹底取消。對於家庭和企業累進徵收所得稅，高收入部分稅率過高，則會讓人們喪失進取的動力，同時讓部分經濟活動轉入地下。取消資本利得稅並降低邊際稅率，會為就業和投資帶來新的動力。經濟將隨之繁榮，稅收總額甚至可能超過原有水平。
當然，最高的邊際稅率只適用於收入最高的人群。這是累進稅的本質，是每個高收入國家都存在的稅率階梯，其目的就是讓收入微薄的人少交或根本就不交所得稅，高收入者則要多交所得稅，而且收入越高，稅率也就越高。從所得稅制度產生之初，累進位制便被認為是徵稅最為公平的方式。但供給學派不能苟同。他們宣告，累進位制稅收是為了將收入重新分配，而非促進經濟增長。「所有這些財產轉移都是零和遊戲。」吉爾德斷言。對社會中最有活力的人——正是這些人的創造力和創業精神在促進社會財富的累積——徵收重稅，無異於殺雞取卵。
按照供給學派解釋，20世紀70年代經濟衰退的真相在於，富人將錢換成了黃金或者用於避稅，而不是冒著風險進行生產性投資，因為即便投資成功，收入也會被稅收耗去大半。根據供給學派的分析，正是因為累進稅制之下的富人不再願意承擔風險，導致了近些年經濟增長的放緩，進而影響了所有人的就業前景和生活水平。吉爾德這樣總結教訓：「為了幫助窮人和中產階級，必須給富人減稅。」
供給派經濟學的創始人是當時的論戰參與者，而非經濟學教授。雖然一些著名的學者，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mundel），以及國家經濟研究所稅務研究室前負責人諾曼·圖爾（normanb.ture）也聲稱，減稅會激發投資，鼓勵企業家精神，但學界對於供給學派理論的研究和分析卻少之又少。事實上，當時針對起步階段的創新型企業的稅率已經很低，這點幾乎沒人注意到。供給學派關於20世紀70年代經濟放緩應當歸咎於高累進稅，以及對富人減稅能夠促進經濟復甦的說法並未得到驗證。同樣未經證實的觀點還有，降低稅率會讓躲在地下避稅的資金重新回到陽光之下。
至於所謂的拉弗曲線，也沒有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援。據說這條曲線最初是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在華盛頓某家餐館的餐巾紙上畫出來的。拉弗曲線表明較低的稅率能夠刺激經濟，從而促進政府收入增加。作為一個抽象的命題，拉弗的理論沒有爭議。人人都同意如果稅率畸高到某個點，人們將不再費心去工作賺錢，此時稅收總額就會開始下降。然而，拉弗的草圖並沒有說明這個點到底是多少，供給學派陣營中也沒有其他人願意猜上一猜。對該觀點的唯一嚴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所得稅稅率還可以定得更高，直至降低稅率能讓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現有證據不支援這樣的觀點，即認為當前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唐·富樂頓（donfullerton）寫道。此人後來成了里根政府財政部的稅務官員。
不管有沒有證據支援，降低稅收將重振經濟這一觀點，有著難以抗拒的誘惑。1981年2月18日，也就是在上任不到1個月後，里根公佈了他的經濟復甦計劃。報告中寫道：「我們的經濟之所以出現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政府本身。」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大幅減少個人和商業稅的措施，政府也將削減預算，把聯邦支出從1981年佔經濟總產出的23%，降低到1986年佔經濟總產出的19%。里根政府斷言，這些新政策不僅會使低迷的經濟重新復甦，還會使它徹底轉型。「到1986年，美國經濟將產生1300萬個新工作崗位，比維持現有政策的情況要多300萬，」計劃報告中承諾，「經濟發展將擺脫疲弱的現狀，實現更加強勁的增長，大約每年上升4%~5%。」根據他的計劃，總統在電視講話中告訴全國：「從明年開始，政府赤字將逐年縮小，用不了幾年，財政收支就能實現平衡。」
國會議員們沒有傻到阻擋高速前進的列車。1981年8月頒佈的「經濟復甦稅收法案」中，包含了里根要求的大部分內容。原有的14段所得稅累進等級減少到了5段，以防原本就跟不上通脹的工資增長將家庭所得推到更高的徵稅等級。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面臨的最高等級稅率從28%降到了24%，家庭實際收入大幅增長；收入水平處於金字塔頂端的家庭面臨的最高等級稅率則從70%降至50%。還有一點讓該減稅政策更具魅力：雖然政客宣稱低收入家庭享受減稅的比重最大，但富裕家庭得到的減稅金額最高，這與供給學派的觀點不謀而合。年收入約1萬美元的工薪家庭，1982年會因新政策節省74美元稅款，而年收入10萬美元的公司高管則能節省1897美元。企業也獲得了極高的稅收減免，據說這將引發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尤其是在新機器和裝置方面。
里根的減稅計劃立即投入執行。但政府開支的削減卻沒能實現。主要原因在於總統自相矛盾的願望：想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同時又想大規模增加軍費支出，包括為海軍建造100多艘新船，添置數百架轟炸機和戰鬥機，甚至重新啟動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停用的二戰時期的戰列艦。1981年3月，里根在上任2個月後，提出了第一份預算議案。其中預計在排除通貨膨脹影響後，到1984年國防開支每年增長8%，而所有其他政府支出每年將下降約4%。但總統的政治顧問們保證，一些政治敏感的福利計劃中的「基本權益」，包括每月的社會保障支出和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都不會被觸及。由於不能動搖「神聖」的社會保障、軍費開支和國債利息，聯邦支出中的相當大部分被排除到了預算削減計劃之外。
這就意味著，如果想要實現縮減聯邦支出的結果，幾乎所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都需要被大幅削減。在被裡根的顧問們稱為「裁減室」的行政辦公樓248號，總統的預算工作組逐一確定目標。1982年，提供給40個醫療和社會服務專案的資金總共減少了四分之一。政府將停止向津貼領取人提供免費的肺炎疫苗，預計在4年內會縮短5000人的壽命。許多老人之前工作時收入就很低，每月領到的退休金也寥寥無幾，現在也難逃收入縮減的厄運，即便總統所謂保留「基本福利」的承諾言猶在耳。窮人的住房福利、帶孩子的貧困家庭的補助金以及提供給學校的午餐補貼都任由宰割。總體而言，里根建議將除了國防之外的所有其他聯邦開支從1981年佔國民總收入的17.3%減少到1984年的不到13%，二戰以來所有新增的社會福利幾乎都被削減殆盡。
然而即便如此，聯邦預算收支仍無法達到平衡。1982年的政府預算仍存在嚴重的赤字。而1984年的政府預算之所以能夠達到平衡，要感謝財政收入一欄標了星號的440億美金收入。頁尾對星號的註釋僅有一句：「今後的結餘尚有待確定。」
無論形勢如何，想要國會批准這種規模的支出削減都相當困難。沃爾克領導的美聯儲採取的反通脹政策則使其成為不可能。該政策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1980年春天位於15%的高峰的通貨膨脹率，到了1981年5月已回降至10%以下。但美聯儲認為經濟復甦將令通脹率再次上漲，於是堅決地踩住了經濟增長的剎車：利率不斷攀升，即使通貨膨脹率有所下降。1981年夏天，銀行間隔夜拆借的利率達到了19.9%，比通貨膨脹率高出10%——對於僅幾個小時的資金週轉來說，簡直是令人咋舌的高價。由於借款過於昂貴，銀行貸款和商業投資都趨於停滯。房地產市場亦是一潭死水，僅僅在賣方願意向買方提供抵押貸款時，房子才賣得出去。各處都籠罩在裁員的陰影之中。由於稅收收入遠遠低於預期，里根，這個認為美國憲法應當強制要求聯邦預算收支平衡的總統，發現自己當政期間出現了美國曆史上和平時期最高的財政赤字。
面對赤字危機，國會開始討論如何取消減稅政策，雖然這些措施才剛剛開始實施。1982年，新的稅法出臺，多項1981年頒佈的商業保護政策被廢止。新法之下，投資者更難規避對利息和分紅的徵稅，吸菸的人要交更高的捲菸稅。原本計劃在未來幾年生效的減稅政策又被取消。從某些方面來看，1982年的稅法是有史以來國會通過的稅收增幅最高的法案。它能讓聯邦政府的年收入提高相當於國民收入的1%的金額。即便如此，最高稅率仍遠低於里根就職時的水平。
里根聲稱，之所以同意推翻他在一年前爭取到的減稅政策，是因為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補償：每增加1美元的稅收，財政支出就會相應減少3美元。然而，在1981年無法實現的開支削減，在1982年仍然難如登天。由於政府堅持要擴大和重新裝備軍隊，想要實現目標，幾乎所有其他的政府專案都需要大幅削減開支——對此，里根政府的內閣官員沒有一個做好了提出議案的準備，國會也不會輕易贊同。「削減預算是一個痛苦的政治過程，而里根政府從未真正願意將其付諸實踐。」里根的預算主管大衛·斯托克曼（davidstockman）後來承認。
總體來說，在1981年和1982年稅法之下，里根政府徵收的稅金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大幅下降，但政府支出並未同時收縮。里根的成績得不到選民的認可。「事實上，1982年的國民收入、人均國民收入和工作總時長，都低於1979年的水平。」經濟學家愛德華·丹尼（edwarddenison）寫道。1982年11月眾議院重新選舉時，很多在1980年與里根一道上臺的共和黨人被掃地出門。
1982年8月，形勢仍未見任何好轉的跡象。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連續8個交易日下跌，總計下跌5.6%。「昨天，股票價格繼續回落，投資者對利率走向深表擔憂。」《紐約時報》8月6日報道稱。「現在是熊市。」某知情股票分析師在第二天的報紙中宣佈。8月13日，《泰晤士報》引用了一位專家的話，預測股市在觸底之前至少還會再下跌5%。如果有人在1973年10月5日（贖罪日戰爭爆發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購買股票，在大約9年的時間裡，他的股票資產將減值近五分之一——即便不考慮美元購買能力的下跌。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在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時，分散投資在30餘隻道瓊斯股票上的1000美元，到1982年價值不足370美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信心全無。
然而，在8月13日，股價已經開始回升。股票市場似乎已經觸底。兩個交易日後，著名的華爾街經濟學家亨利·考夫曼（henrykaufman）告訴客戶，債券市場也已觸底，暗示美國政府債券的價格會隨著利率的下降而上升。考夫曼的言論帶動了股市瘋狂上漲，道瓊斯指數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所謂通貨膨脹無法被擊敗的傳統觀點被斷然拋棄，新的智慧箴言是沃爾克的美聯儲贏得了戰爭。公眾視野之外，來自境外金庫和銀行的資金不斷湧入美國的金融市場。涵蓋500只美股的寬基指數在3周內上漲了16%。10月，美聯儲推翻了沃爾克1979年的政策，放棄以貨幣供給為政策目標，轉而盯住利率，並宣佈以降低利率為導向。這一舉措再次推高股市。從8月13日到當年年底，美股價格上漲了35%。
美國股市的狂歡——人們期待已久的「牛市」——將會前所未有地延續17年之久，債券市場的牛市甚至長達30餘年。對於美國人來說，這就是投資人的黃金年代。
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這一時機同樣寶貴。1983—1986年，美國政府公佈的年度赤字平均為國民收入的5%，相對於經濟規模而言，這是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水平。雖然通貨膨脹率有所下降，但政府龐大的借貸需求使利率仍保持在較高水平。高利率吸引了大量來自境外的資金，其規模之大史無前例。
境外資金維持了美國的表面繁榮，但其副作用是毀滅性的。為了在美國投資，外國投資者要在貨幣市場上購買美元。他們的需求推動了美元的猛烈升值：1985年，美元兌一攬子外幣的匯率比里根上任時高出了77%。投資者在兩個方面均可得利，一邊享受美國股市和債市的繁榮，一邊坐擁美元升值的收益。
但是，美國本土製造商面臨的局面就十分困窘了。過去，進口製成品在美國經濟中所佔比重相對較小，1980年的總值僅相當於經濟總產出的5%，而這個數值在歐洲則超過15%。由於美元的強勢，進口產品的價格越來越低，導致1981—1986年美國進口商品的總值上漲了40%，而美國出口商品的總值卻在下降。隨著工作崗位的減少和收入的降低，工業城鎮的經濟遭到嚴重打擊。在俄亥俄州阿克倫的輪胎製造中心，超過三分之一的橡膠業工作崗位在20世紀80年代消失，該地區經濟的總產值陷入停滯。學校、公園和公共圖書館也因為工廠繳納稅金的減少而年久失修。即使是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也就是他們分期貸款購買的房屋，在當地大型廠商關閉之後，價值也會大大貶損。80年代初期，當挖掘機和推土機制造商卡特彼勒的市場被日本的小松集團大量搶佔後，其在伊利諾伊州皮奧里亞的總部附近的房屋均價下降了20%，這還沒有刨除通貨膨脹的影響。
1984年，羅納德·里根的競選團隊為他的連任製作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電視廣告。其中既沒有對他的競選對手沃爾特·蒙代爾（waltermondale）的嚴厲譴責，也沒有任何能讓憤世嫉俗的選民嗤之以鼻的空頭承諾。相反，在一艘漁船出海的寧靜場景中，一名身穿西裝的男子走向一輛汽車，旁白是溫和的男聲：「這就是美國的清晨。今天，我們國家的就業崗位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下一個畫面中，一大家子人搬入新房，接著是一對年輕男女宣讀婚姻的誓言，旁白在提醒觀眾：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都下降了一半，未來充滿了光明。廣告最後提出一個問題：「難道我們想要重回四年前的窘境嗎？」——四年前正是蒙代爾在卡特政府中擔任副總統的時期。
「美國清晨」這部廣告片不僅幫助里根在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同時還給人們灌輸了這樣一種觀點：正是里根的稅收政策和縮減政府支出政策帶來了經濟復甦，而且在未來的幾年中，里根政府還會不斷強化這一觀點。然而，這種論斷難免有些牽強。廣告中強調的兩大經濟成就——低利率和低通貨膨脹率，並非是政府的功勞，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沃爾克領導的美聯儲。里根減稅的熱情以及對鉅額預算赤字的容忍，甚至可以說讓利率和通貨膨脹率比財政收支平衡時更高。事實上，里根在第一個任期內經濟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他對沃爾克的堅定支援，沒有這種支援，美聯儲很可能迫於政治阻力而無法將美國經濟從通貨膨脹中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