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對通貨膨脹和利率的控制之外，里根的經濟政策並無太多亮點。1982年8月開始的牛市第一年，十分之一的美國工人處於失業狀態。儘管經濟從1983年開始走高，利率下降也帶動了建築業和汽車行業的復甦，但就業市場依舊低迷。相比於政府承諾的從1981年到1986年新增1300萬個工作崗位，實際的增加數量不到1000萬。從股市熱潮開始到1987年8月，整整花了5年時間，失業率才回落到6%——1973年之前，這樣的失業率代表著經濟處於嚴重困境之中。在理查德·尼克松時代，5%的失業率都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阿瑟·伯恩斯不得不因之放棄對抗通脹。到了里根時代，6%的失業率反被稱讚為一項重大成就。
即使對於已經加入就業隊伍中的1800萬美國人來說，在里根任期結束的1989年，經濟也很難讓人感到活力。在里根任期內，所得稅率的下調讓全職工人每週實得工資的中位數上升了約5%。但是，女職工的工資漲幅與男性差別很大。在里根時期，收入恰好位於中位數的女性的購買力上升了10%。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收入恰好位於中位數的男性的購買力完全沒有上升。收入最低的人群情況最差：儘管有減稅政策，1980—1989年收入水平排在後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還是下降了約4%。
20世紀80年代，很多家庭有相當大比重的財富憑空蒸發。在美國，房屋價值能佔到個人資產的三分之一左右，50個州中有27個州1990年的平均房價水平要低於1980年。如果已經申請了住房抵押貸款，再辦信用卡或汽車貸款時，個人要支付的首次付款比重也變高了。這導致許多家庭在1982年經濟衰退結束後的很長時間裡仍然處於巨大的財務壓力之下。1992年，美聯儲經濟學家觀察到，在里根時代，一些人賺得盆滿缽盈，但更多人則所獲無幾：「人均收入和資本淨值的中位數僅有小幅增長，與此同時，這兩個指標的平均值卻大大上漲，這意味著，從1983年到1989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更為加劇了。」
為什麼里根的復興計劃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收效甚微呢？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1982年8月之後股票和債券價格的飆升增加了持有這兩種資產的家庭的財富。而這類家庭往往是由年齡較大的家長主導，收入水平也遠遠高於一般家庭。1983年，由55歲以下的成員主導的家庭中，只有五十分之一擁有債券，五分之一擁有股票——而且他們的股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超過幾千美金。只有金融市場投資者把他們的意外之財花費在可能提高汽車工人、服務員或裝修工人收入的事情上時，華爾街的豐厚獎金才會流向較不富裕的家庭。供給學派之前的論斷——只要金字塔頂端的高收入人群經濟狀況更好，自然會給低收入者帶來繁榮和福利——並沒有得到證實。
里根的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允許投資者保留更多的收益，就意味著會有更多新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現代化和生產力提升。但事實擊碎了供給學派的經濟學說。「我所看到的基本面狀況根本算不上什麼經濟奇蹟，」里根政府財政預算方面的負責人大衛·斯托克曼（davidstockman）在1986年說道，「我們的儲蓄率處於近代以來的最低水平，但去年的生產率增長速度卻並無顯著提高。而我們的整個理論基礎是，這一系列措施將帶來生產率和實際收入的大幅增長。」平均而言，非農業企業的每小時產出——這一衡量生產力的重要指標在里根時期的增長速度比1977年前要低得多，而那時的邊際稅率其實更高。從歷史上看，生產率的提升也會帶來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在20世紀80年代，類似的改善也沒有發生。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令人失望的局面，一個原因就是社會學家格里塔·克里普納（gretakrippner）所說的「金融化」。按她所說，放鬆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讓企業更傾向於把資金投入到快速擴張的信貸市場，專注於用錢賺錢。這一轉變「採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從對工廠和裝置的長期投資中撤回資金，並將資源轉移到金融市場之中」。早在1983年，這一趨勢就已經受到關注，當時里根任命的工業競爭力委員會發現，金融資產的投資回報率高於製造業的資產回報率，並且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差距愈加明顯。
這一結果從商業投資的選擇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供給學派承諾投資熱潮即將來臨，然而大量資金被用於建設辦公樓和購物中心，而不是用於製造商品和提供服務本身。實際上，1981—1989年，對於商業裝置的投資是低於20世紀70年代的。這個問題在製造業中尤為嚴重。里根總統任期結束時，美國工廠的平均裝置年齡比他上任時高出一整年——這表明對製造業的投資遠遠談不上強勁。許多陷入困境的製造商推遲安裝新裝置，儘管這些裝置可以讓他們從最新的技術創新中獲利。他們放棄了購置新裝置所能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工人對加薪的願望更加遙不可期了。
里根革命——總統的支援者們為里根政府經濟政策所起的總稱，將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帶向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通貨膨脹不會再被容忍。隨著大政府的批評者們不斷開啟放松管制的新領域，市場力量在經濟世界中的影響不斷增大。因美元強勢引發的進口熱潮難以逆轉，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保持增長，而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美國將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商品市場。減稅的壓力始終存在。對政府赤字的擔憂將繼續停留在討論的階段，不會通過增稅或大幅削減支出得到切實的解決。美國政府會大力支援社會福利——但與此同時，雖然步調緩慢卻相當肯定，許多福利計劃將被削減，以便為不斷上漲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費用騰出空間，對於困難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也不得不因此流產。
里根重新讓美國人對未來充滿了樂觀，在經歷了多年的絕望之後，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變化。但里根革命無法實現美國人對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期望。對於一半以上的家庭來說，排除通脹因素後，1989年的收入並沒有超過1981年的水平。與此同時，僱主為工人提供的福利也在縮水。1980年有超過40%的私企員工有權享受明確的養老金福利；10年之後，僅有不到30%的人參加養老金計劃。在同一時期，65歲以下擁有健康保險的美國人比例下降了5%。儘管1982年以後國民總收入增長強勁，但幾乎所有收益都來自那些擁有企業或持有股票和債券的人。和其他幾個富裕國家一樣，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被迫在激流中掙扎，並且擔憂他們所依賴的國家是否能再讓他們免於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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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美國投資收入的最高稅率為70%，工資收入的最高稅率為50%。在這十年間，資本收益的稅率，如出售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所獲的資本利得的稅率一直較低，而且一部分資本收益不在徵稅之列。雖然股票的紅利按較高的稅率徵稅，但這並不影響對創業公司的投資，因為這些公司通常不支付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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