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人拋棄社會民主黨以及英國人選擇瑪格麗特·撒切爾之後，羅納德·里根於1981年1月正式就職，一切似乎坐實了小政府意識形態的勝利。事實上，在任何國家，幾乎沒有人真正希望福利國家式微——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歡迎。人們對保守勢力的支援不是希望減少社會福利，而是希望減少侵入性行政，而這又是因為很多人都在宣揚縮小政府是恢復經濟快速增長的唯一途徑。
然而，法國的選民並不這麼看。其他國家可能將經濟復甦的希望寄託在市場力量和企業家精神上，但在法國，指明前進道路的一直是政府，自3個世紀前路易十四在位時期就是如此。1981年5月，法國選民投票終止了存續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保守黨政權。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入主愛麗捨宮，並立刻呼籲重新選舉立法會。社會黨人及其盟友獲得了驚人的57%得票率，使得密特朗掌握了國民議會中的絕大多數席位，為其在社會主義方向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巨大支援。
密特朗在法國遠遠稱不上什麼政治新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出生在法國西南部一個舒適的小鎮家庭，在保守的天主教教育下成長。17歲時，他搬到巴黎，就讀於歐洲著名的自由派政治科學學院——巴黎政治學院。他參與了備受爭議的天主教「十字火」運動，並找到自己的政治家園，這裡是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社會主義者的基地。幾十年後，歷史學家們仍然在爭論，「十字火」及其繼承者法國社會黨，這個在1940年擁有上百萬成員的組織，到底是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先鋒，還是比其他極右翼的法國團體更為開放和進步。
應招入伍之後，密特朗於1940年負傷並被德國人俘虜。18個月後，他逃離了戰俘營，潛伏到法國南部，這裡由維希政府統治，不受德國直接佔領。他在維希政府從事與退伍軍人相關的工作，同時幫助組織法國境內針對德國軍隊和安全部隊的抵抗運動。他與領導法國流亡政府的陸軍將軍戴高樂建立了聯絡，並在1944年8月參加了巴黎解放運動。戴高樂，這個有著強烈民族主義傾向和反共情緒的領導人，組建了戰後的第一個法國政府，並於1946年辭職。這位將軍在政治上是個新手，他果敢冒險的風格不適合當時法國脆弱而不穩定的政治體制，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這裡將建立由16個不同的人領導的21個政府。
戰爭結束後，密特朗投身於法國政治。1947年，藉助中間派的投票支援，密特朗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在31歲時成了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接下來，他在不少於11個內閣部長的崗位上先後任職。到了1953年，他成為黨內領袖。當時國內最為嚴峻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法國的境外領土。密特朗曾任內政部長，1954—1957年擔任司法部長，密切參與了法國政府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殘酷但最終未能成功的鎮壓。
戴高樂於1958年重返政治舞臺，以非常時期特別權力的名義管理國家，直到法國選民通過了一部旨在擴大總統職權以抑制不穩定因素的新憲法。密特朗對戴高樂專制的作風感到震驚，成了他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1959年，他反對戴高樂在新憲法下當選總統，但是沒能成功。當戴高樂於1965年尋求連任時，密特朗成了反對派的主要候選人。方下巴，禿頂，比專橫的將軍矮了整整9英寸（22.86釐米），密特朗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一員，在大選中出人意料贏取了45%的選票，成了法國最受歡迎的左翼政客。
在1968年的政治動盪中，警察與學生之間的武裝對抗在夜晚的巴黎街頭成了家常便飯，密特朗藉機整合人馬，組建了社會黨，使之成為相較於強勢的法國共產黨更為民主的選擇。密特朗的權術讓左翼對他心有餘悸，以致在1969年戴高樂辭職後的選舉中，他沒有獲得黨內提名。然而這種拒絕被證明是偶然的。在此次大選中左翼政黨表現糟糕至極，這清楚地說明，任何左翼政客都不能像密特朗這樣擁有廣泛的民眾基礎。五年之後，在密特朗的第二次總統競選中，他以微小票數差距輸給了前財政部長瓦勒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erygiscardd’estaing）。
不幸的是，吉斯卡爾贏得總統職位之時，法國的經濟基礎正在崩潰。吉斯卡爾身高1.88米，儀表堂堂，他一直想把自己塑造成親民的普通人形象。儘管他經常走出豪華轎車到大街上與群眾打成一片，但他始終是一名貴族。吉斯卡爾的政治立場本質上是溫和的中間派，但按照法國的標準算，他絕對屬於重視自由市場、關心私營部門訴求的派別。他在1969—197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期間擔任財政部長。吉斯卡爾處理過接連不斷的外匯危機，相關經驗深刻影響了他對1974年法國經濟危機的理解。除了不斷攀升的石油價格之外，他說，造成世界經濟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在越南的戰爭。這場戰爭導致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鉅額赤字，政府的借貸需求推高了利率，外國資本才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吉斯卡爾認為，正是由於各國赴美進行投資導致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外匯市場動盪，世界經濟秩序才會陷入混亂。在他的眼中，要穩定經濟首先需要穩定匯率。
吉斯卡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國際經濟問題上，但對於這類問題法國總統幾乎無力影響，優勢則是讓他獲得了忽視國內問題的藉口，其中最緊迫的就是重工業的強制重組。法國經濟的基礎是大型工廠綜合體，比如位於德法邊境附近洛林的塞西洛煉鋼廠，以及位於巴黎西南部的雷諾汽車廠。這些工業旗艦以人員冗餘和工會激進著稱。法國法律允許企業內部同時存在多個勞工組織，工會通過阻止可能減少勞動力需求的現代化升級方案來爭取工人的支援。1973年後，經濟衰退導致商品需求整體下降，這些巨型工廠區成了累贅，只能依靠國家補助勉強生存。裁員幾乎無法實現，工廠削減勞動力的唯一途徑是為工人提供離職津貼。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而且減少的主要是大工廠的工人。沒有完成高中學業的年輕人對轉型的痛苦感受最深，很少有僱主願意僱用他們。
法國工業巨頭的衰退是病態經濟的典型症狀。在吉斯卡爾的任期之內，工廠裝置和其他固定資產的投資始終陷於停滯。歐洲經濟共同體取消了關稅和許多其他貿易限制，因此希望向里爾和波爾多出售商品的公司可以直接前往進行貿易，不必再在通貨膨脹率高達德國或比利時2～3倍的法國專門開立銷售公司。由於利潤下降，很多公司又削減了研發方面的投資，這個選擇對法國的未來無疑十分不利。
一個更具侵略性的領導者可能會嘗試推翻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正是這些規定導致企業家難以開創事業，而僱主在商業環境已經發生改變之後仍難解僱多餘的員工。但是吉斯卡爾並非瑪格麗特·撒切爾。在法國，對政府資助大型專案和國有工業的態度沒有什麼左右之分：所有主要的政治流派都傾向於政府幹預主義，即由訓練有素且知識淵博的國家官員管理經濟事務。雖然吉斯卡爾形容自己是一個喜歡改變的保守派，但在修建法國第一條高速鐵路線、組建旨在減輕能源對外依賴的大型核電站，以及在數以百萬計的法國家庭中安裝文本終端minitel等專案中，他都相當熱衷於提高國家的參與度。這些專案增強了法國作為先進技術領導者的國際聲望，但對提高就業率幾乎沒有貢獻：1974—1981年，法國的適齡就業人口每年增長近1%，但工作崗位數目幾乎沒有增加。到了1981年，全國失業人口高達175萬，而總統提出的為每一位年輕法國工人提供工作或崗位培訓的承諾，聽起來十分空洞。
吉斯卡爾的無力表現為密特朗提供了可乘之機。20世紀70年代，密特朗的政治立場逐漸轉向左翼，他領導的社會黨和共產主義政黨結成了鬆散的聯盟。儘管他在法國政界已經摸爬滾打了多年，但在1981年的大選之中，他成功將自己塑造成了標新立異的異見人士。他宣佈反對死刑，並拒絕將共產黨人排除在他的政府之外，而共產黨在選舉中一般能夠贏得15%～20%的選票。法國的選民原本大多堅定支援死刑並且不信任共產黨人，此時卻感受到了密特朗的魅力。1981年5月，即便經濟形勢不斷下滑，失業率上升到7%，法郎在國際資本市場受到狙擊，通貨膨脹率在兩位數上高居不下，大量選民還是扭轉了立場，決定給社會黨人一個嘗試的機會。
在從中間偏右到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轉變的過程中，密特朗始終沒有過多地考慮過經濟問題。他擔任過的多個部長職位中沒有一個涉及經濟事務，而作為國民議會的反對派代表，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黨內事務上。他和他的首席經濟顧問雅克·阿塔利（jacquesattali），只在口頭上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論表示支援——社會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民意支援，就是因為吸引到了共產主義人士的支援，而這些人尚未喪失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熱情——但他們內心真正認同的是，經濟危機本質上源於商業利潤的下降，以及由其引發的企業提價和裁員。
1975年，阿塔利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就業的政策，例如：補貼最有可能僱用大量工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大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徵稅，鼓勵他們增加勞動力的使用，而非不斷用機器取代工人；國家直接收購大型企業，以便直接控制他們的招聘和投資決策；逐漸縮短法定工作時間，促使僱主增加員工數量。這些手段反映了他對於經濟執行方式無可救藥的天真想法。拿補貼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這相當於保護低生產率、低技術含量的製造業，而非鼓勵勞動力和資本投資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行業。對資本密集型產業徵稅，則會嚴重損害那些最有可能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成功經營的企業，這些國家的特點是工資已經很高。而他的政策無疑讓投資者不願把資金投入到法國運作。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塔利的觀點逐漸成熟，他開始擔心法國難以適應技術高速變革和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他對法國政府和法國經濟的極度集權也持懷疑態度。雖然他主張政府加強對重點行業的控制——這幾乎是社會黨官員必須持有的觀點——但他敦促地方或地區政府接管許多中央政府已經主掌了數十年的職能。社會黨在1981年的競選綱領，主旨是吸引共產主義者的選票，同時拉動中間派選民脫離吉斯卡爾的聯合政府，因此遵循的是相當正統的社會主義路線。它呼籲重工業國有化，增加對於資本的徵稅，創造15萬個政府工作崗位，修建大型公共工程專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帶薪休假天數提升到每年5周，以及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更多補助。
在原則上確定了政策的大方向之後，密特朗並沒有專注於細節。他注重深究政府宣告的政治暗示，但在制定政策時，他更願意把時間花在外交事務上，包括就匯率、國際貿易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前景連續召開各國領導人峰會。密特朗儘量減少在愛麗捨宮裡舉行的會議，他的部長和顧問被要求以書面形式提出意見，每天早上他會從收件箱中取出這些檔案，權衡每個提案的政治影響並批下「同意」「不同意」或「已閱」——所謂「已閱」，就是「不同意」的委婉表示。競選中對選民的承諾的工作，則交由皮埃爾·莫魯瓦（pierremauroy）來完成，他是密特朗任命的總理大臣。
共產黨在大選中為密特朗貢獻了約四分之一的選票，並在其內閣中擔任四個部長職位，以確保社會黨人信守競選時的諾言。1982年，政府大規模舉債，用於提高養老金、家庭福利和住房補貼，以及支援公共建設專案，這導致公共支出上漲了約27%。財政刺激促進了經濟增長：在排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法國的人均收入增長了1.7%。但在這個令人愉快的資料之外，1982年的大多數經濟指標都是負面的。新房開工率崩塌式下降。商業裝置和機械方面的投資幾乎沒有增長。失業率急劇攀升，政府採取的措施似乎反而導致情況惡化，這反映出官方對於這一問題的嚴重誤解。
在法國，與在西歐其他國家一樣，解釋失業產生原因的統治性觀點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勞動合成」（lumpoflabor）理論。該理論認為，全社會需要完成的工作總量是一定的，因此降低失業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拆分已就業人口手頭的工作。這種認識也反映在了密特朗最初的計劃中。政府將退休年齡降低到60歲，把老年人趕出勞動力市場，希望這種措施能給青壯年創造就業機會。假設每個僱主只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並會讓新員工一一對應地取代離職工人。如果僱主同意用25歲以下的工人取代退休人員，那麼年滿55歲的工人就可以領取相當於工資80%的養老金。常規工作時間也從每週40小時縮短到39小時，周工作時間的上限也相應減少，政府預期僱主可以通過增加工人來彌補這些減掉的時間。在1981年的法國，沒有引起廣泛討論和重視的是，同等工資下減少勞動時間可能導致僱主不願增加招聘，而且年輕工人可能缺乏他們正在取代的經驗豐富的工人所擁有的技能，因而導致生產效率降低。
密特朗計劃中最有爭議的部分是私營企業的國有化。重要的法國企業，如郵政、電話服務以及鐵路系統，已經掌握在國家手中了；社會黨掌權不久，就又接連線管了幾家無法償還政府貸款的私人公司。1981年9月，政府推出了國有化法案中的重頭戲，提議將5家工業巨頭和38家金融公司收歸國有，其中包括著名玻璃生產商「聖戈班」（saint-gobain）、化學品製造商「羅訥—普朗克」（rhone-poulenc），以及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投資銀行「洛希爾銀行」（banquerothschild）。其中許多經濟效益很差。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國有化可能是尋找外國買家之外的唯一選擇，而法國對於境外投資始終持有懷疑態度。政府本可以通過收購這些公司的大多數股份來掌握控制權。相反，政府計劃卻是取得100%的股權，這樣無疑會增迦納稅人的成本，卻能夠取悅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支援大型企業為國家所有。
儘管社會黨在議會佔據多數席位，但國有化法案仍然很快遇到了阻礙。主要的反對意見來自各保守黨派，他們提出了近1500項修正意見，以推遲該法案在國民議會的通過。參議院兩次駁回該法案，進一步推遲了頒佈時間。負責判斷法律合憲性的憲法委員會認定，計算補償私人股東資金的公式不正確，於是進一步提高了補償成本。直到1982年初，被選中的企業才最終收歸政府所有，國家因而控制了79%的煉鋼產業、52%的基礎化學制造產業和42%的電子產業。總而言之，政府此時擁有了佔法國製造業總產值近三分之一的產業，以及幾乎整個金融業。原來的股東被掃地出門，他們得到的並非現金補償，而是政府的15年債券。
政府承諾國有企業將作為獨立實體來運營。「他們應該具有完全的決策和行動自由。」密特朗說。但完全自由意味著公司可以減少法國國內的就業崗位，而這是政府不能容許的。當計算機和電子公司湯姆森—勃蘭特（thomson-brandt）的管理人想與日本勝利公司合資建設錄影機生產企業時，法國工業部發表了反對意見，它還命令湯姆森與德國的競爭對手進行合作，認為一家歐洲公司更有可能讓法國工廠保持開放。工業部還指示湯姆森繼續生產半導體制造裝置，因為政府認為此類裝置對法國的高科技發展前景至關重要，並敦促該公司與日本人競爭生產家用音響。從工業部的角度來看，湯姆森是國家龍頭企業，其首要任務應該是按照政府的意圖增強法國經濟，而為納稅人的投資賺取回報是次要目標。
在政府的壓力之下，汽車製造商雷諾同意不進行裁員，而是讓3500名工人提前退休，並用相同數量的新員工取而代之。降低就業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其他國有公司也收到了來自其唯一股東的指示。他們被要求專注於生產某些產品，向陷入困境的供應商提供貸款，以及退出政府認為競爭已經太過激烈的行業。政府同樣干預了國有企業的勞資談判，敦促企業慷慨地提高工資，並且默許工會增加裁員阻力。國有銀行被命令向國有工業提供貸款和資本投資，無論是否在經濟上有合理的收益回報。法國納稅人最終承擔了這些支出。據統計，在國有化運動的前三年，這些新近收歸國有的企業總共吸收了大約400億美元的政府資金。這些企業中能夠盈利的極少，政府預算赤字飆升。
政府徵收和新增的財產稅讓法國的投資者們惴惴不安。密特朗認為他當政的首要任務是，讓法郎與德國馬克一樣保持堅挺。「想讓別人對你的國家保持信心，就不能讓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密特朗在當選後不久就反覆宣揚。但是，在投資者離開法國以迴避高昂賦稅的同時，他們也出售了大量法郎，不可避免地拉低了法郎匯率。政府試圖通過限制換匯來緩解貨幣貶值的趨勢，但無法阻止企業和有錢人將法國法郎換成瑞士法郎，然後再轉存到巴塞爾和日內瓦的銀行。鉅額資金從法國流出，政府被迫在1981年10月和次年6月兩次宣佈法郎貶值，這對密特朗來說相當尷尬。密特朗的顧問建議他在1982年8月進行第三次貨幣貶值，但這次密特朗拒絕了：弱勢貨幣與他對法國作為與聯邦德國對等的歐洲大國的願景是不相容的。他開始尋求其他維持法郎價值和振興經濟的方法。
然而他沒有給出社會黨可以接受的答案。到了1982年下半年，政府的慷慨赤字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已經消耗殆盡。就業率開始下降，通貨膨脹卻居高不下。面對接連不斷的打擊，社會黨淡化了誇張的宣傳，開始將企業家描繪成工作機會的創造者，而不再是剝削工人階級的惡棍。部長們悄悄地重新開始與大型私企的高管溝通，這些高管認為高稅收和社會保障繳費正在擠壓企業的利潤並抑制了投資。於是，政府降低了營業稅稅率，並且批准成立一家新的證券交易所，為中小企業籌集資金提供便利——對於一個剛剛將本國工業中最精華的部分進行國有化改造的政府來說，這一舉動近乎驚世駭俗。
1983年3月，社會黨在多次市政選舉中表現慘淡。對此，密特朗認為，教條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終結。為了尋找新的出路，他曾在一週之內會見了四位可能的總理人選。然而，與密特朗屈從於現實需要不同，這些總理人選都強調在經濟困難時增加政府管控的權力。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接替者，密特朗讓莫魯瓦繼續留任，但授權財政部長雅克·德洛爾（jacquesdelors）統領法國經濟。
德洛爾宣稱，現在是時候「嚴苛」起來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政府將把維持法郎對德國馬克價值的穩定當作第一要務。3月21日，法郎再次貶值之後——那些不幸持有法國法郎的人已經在18個月的時間裡不幸損失了這部分資產的30%——政府宣佈削減財政開支並增加稅收，以大幅縮減預算赤字。高收入者被要求繳納一筆相當於前一年稅額10%的附加稅；低收入者則要交納更高的社會保障費。出國旅遊的法國人只能帶少量法郎出境，而且他們的信用卡在國外將無法使用。酒精、菸草、汽油和電力的稅負也都提高了。政府希望它保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決心能夠安撫投資者，讓他們留住手中的法郎，而不是將資金轉移到國外，從而實現穩定匯率的目的。而這種做法，左右兩翼的批評者都不能認同。可以預見的是，保守派反對加徵富人的附加款；左派則從中看到了資本主義的陰謀。總統所在政黨的二把手則把這個新方向抨擊為「經典的通貨緊縮政策，對於企業家、購買者、農民都有好處」，單單將工薪階層拋諸腦後。
再也沒人大談什麼工業國有化和徵收財產稅。新的政策是「轉向緊縮」，強調對抗通貨膨脹，保持法郎對德國馬克價值的穩定，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以及減少政府財政赤字。資本主義剝削壓迫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言論不再流行，新的政治詞彙強調「活力」和「現代化」。「你可以在一個月內完成公司註冊，」密特朗在1984年2月吹噓道，「不過在3年之前，這個流程就要花上6個月。」就在3年之前，法國政府接管了國內大部分重要工業和幾乎全部銀行，而且幾乎封死了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境外的可能性；還是同一屆政府，此時卻開始歡迎外國投資，解除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並且取消對貨幣流通的限制。在德洛爾和阿塔利的敦促之下，煥然一新的密特朗講起話來更像是美國民主黨或聯邦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而非傳統的法國社會主義者。
這種奇怪的新版社會主義在振興法國經濟方面見效緩慢，政治反應卻非常消極。1984年3月，從北部的敦刻爾克到南部的馬賽，數萬名工人走上城市的街道，抗議政府意圖減少3萬個鋼鐵業就業崗位的計劃。他們尖銳地重提了密特朗在1981年的宣言：「鋼鐵行業國有化是保障國民就業的利器。」法國左派在意識形態上致力於企業的大範圍國有化。在英國、荷蘭和德國都發生過社會黨人反對傳統教條的大討論，而這在法國並未發生。長期信奉社會主義的選民對此感到震驚，而作為社會黨盟友的法國共產黨仍然支援蘇聯式的國營經濟，對此更是感到憤怒。
由於密特朗的國有化計劃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法國共產黨失去了可信度，淪為了法國政治生活中的邊緣黨派。儘管密特朗仍然擔任總統，但他首鼠兩端的政策並沒能有效創造就業機會並恢復經濟增長。於是，選民在1986年將一個偏右翼的政治聯盟選入了國民議會中。雅克·希拉剋（jacqueschirac），偏右翼的巴黎市長，在一名社會黨總統的領導下成為總理，這在法國是沒有先例的。1981年大選時，正是因為希拉剋的參選分散了反社會主義陣營的選票，導致吉斯卡爾失去了連任的機會。密特朗選擇他而不是其他保守黨領導人擔任總理，正是為了回報他當年在大選中的一臂之力。他們在治國權力上的分配——法國人稱之為「同居關係」，是由密特朗負責外交和國防政策，國內事務則要倚重希拉剋的權威。
法國不是唯一一個社會黨試圖改變路線的國家。西班牙正在進行非常類似的嘗試，這場鬥爭由年輕一代的社會主義領導人費利佩·岡薩雷斯帶領。
西班牙在政治、經濟和地理上都位於歐洲邊緣。這個國家已經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franco）統治了將近40年。此人是一名極端保守的軍官，他在1936年企圖推翻民選政府的嘗試以失敗告終。經歷了3年殘酷的內戰之後，他終於在1939年如願以償。在國際上，佛朗哥盡最大努力將西班牙與歐洲的其他地區進行隔離，無論是在二戰之中還是二戰之後。在本國內，他的政權專制殘暴，堅持鎮壓工會、知識分子，以及任何拒絕接受佛朗哥心目中傳統天主教價值理念的人，這一理念還包括相信是上帝派他來拯救西班牙的。作為保守派的佛朗哥並沒有成為私營企業和自由市場的支援者。相反，他以西班牙民族主義的名義大力推動規模龐大的國有產業體系發展。他的政府在數百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從化工廠、鋁冶煉廠到酒店和工藝品店，大多數是通過作為控股公司的國家工業研究所來管理的。他還將大型工業企業分散地建在了全國各地，從而為西班牙最貧困的地區提供就業機會。
從內戰結束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西班牙始終在用這種模式發展，其效果可謂相當慘淡。隨著歐洲經濟共同體將西歐的其他地區聚合成為一個更廣闊、更繁榮的市場，西班牙仍然與世隔絕：西班牙人基本都開本國製造、在歐洲其他地區卻鮮為人知的seat牌汽車，而西班牙鐵路軌道的規格與歐洲他國不同，以致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貨運和客運難以暢通。出於經濟上的絕望，佛朗哥不得不放棄完全的自給自足，開放了西班牙的旅遊業，並將賺取的馬克、法郎和英鎊投入到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中。這一戰略推動了1959—1974年西班牙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到了1975年佛朗哥去世時，經濟已經開始衰退。佛朗哥恢復了君主制，他留下的保守派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秩序，選擇繼續經營虧損的工廠，並且阻止國有企業解僱多餘的工人。
保守派的主要反對者是西班牙社會工人黨，他們的領導人在佛朗哥去世後結束流亡，從法國回到西班牙。1979年，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者摒棄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在內戰期間流亡數十年的黨內領導人與佛朗哥統治時期出生的年輕政客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內部分歧，最後得出結論，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和支援國有工業在經歷過佛朗哥獨裁統治的民主西班牙是沒有市場的。岡薩雷斯帶領社會工人黨改變了路線，正如他們的法國同胞在1983年所做的那樣。他們將自己重新定位為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的支援者，與北歐的社會民主黨結成盟友，並強烈主張加入歐洲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