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代保守黨追隨者的回憶光環中，右翼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掌權終結了1973年以來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而事實卻遠非如此。這些通過抨擊福利社會政策而在競選中取得成功的政客，上臺後立即把抑制通脹作為重中之重，在央行的支援和不懈的努力下，他們也最終實現了目標——然而代價卻比他們預想的要沉重。但要說重建與低廉的油價一併消失的人們對於國家經濟的信心和安全感，他們的作用和那些被趕下臺的不太支援市場經濟的政客也沒有多大區別。在同時實現高就業率、公平社會和完善經濟保障方面，他們也無能為力。
1980年左右，保守的經濟流派中最受推崇的一條理論就是：規則制度非常重要。這在當時是非常激進的觀點。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也就是經濟發展黃金時代前後，經濟決策始終是專家型官員的領域，背後以大量的資料和計算模型作為支撐。阿瑟·伯恩斯、卡爾·席勒和勞爾·普雷維什等人，被認為具有高瞻遠矚的卓越才華，可以預見未來的經濟形勢，並且能夠毫不徇私地做出最有利於大多數人利益的經濟決定。既然假定了政府具有在低通脹率的前提下保持充分就業的能力，這就意味著有人能做出相應的決策。但是在70年代的經濟低迷之後，公眾有充足的理由質疑這些專家們所謂公正無私的遠見卓識。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長期在英格蘭銀行內部供職，他在1989年寫道：「無論是央行還是財政部，在20世紀70年代都沒能有效抑制通貨膨脹，這讓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們到底是不是把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抑或是受到了其他政治利益的影響。」
在新保守派的眼中，自由裁量權是問題的核心。正是因為政客擁有自由裁量權，他們才能夠在沒有追責風險的情況下，任意支配稅收開支。至於貨幣政策方面，自由裁量權使得央行官員能夠任意調整利率，哪怕代價是加劇通貨膨脹，正如伯恩斯為了幫助尼克松贏得大選在1972年所做的那樣。而且，自由裁量權意味著官員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管理，結果可能是滋擾民生，甚至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正如阿斯特麗德·林格倫的小說裡的偏執國那樣。
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提議制定嚴格的制度來管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弗裡德曼堅持認為，反覆無常、難以預期的貨幣政策——一會兒鼓勵銀行借貸以支援衰退的房地產業，一會兒提高短期利率來應對平均工資的大幅上漲——只會讓經濟生態更加不穩定，又無法抓住通貨膨脹的病根。「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個貨幣現象。」他的結論是，控制通貨膨脹的唯一方法就是，制度規定央行必須按照一個特定速率來提高貨幣供給，這一速率要能在保障工資增長的同時，不會推高物價。
如果世界經濟發展的勢頭能夠持續保持強勁，弗裡德曼的觀點就只能引起學者和理論家的興趣，而不會引起政府官員的過多關注。1969年時，一名英格蘭銀行的官員將這一理論戲稱為「一廂情願的原始主義，始於對現代社會複雜經濟問題的惱怒」。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大量游資在不同國家之間流轉，這讓貨幣主義的主張看起來更加不切實際，因為一國的貨幣供給可能由於完全非本國的因素而突然大幅波動。然而，經濟決策者和央行官員對1973年經濟危機之後的長期滯漲束手無策，讓弗裡德曼和他的追隨者最終成了主流。聯邦德國的德意志聯邦銀行獨立於政府，該央行在1974年底宣佈，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它將制定規則，明確規定貨幣供給量按一定比率增長，而不再酌情調節短期利率。不到兩年，從瑞士到澳大利亞，各國的央行都開始有樣學樣。
想要按照弗裡德曼的理論把貨幣政策送上無人駕駛艙，首先需要達成一致的就是，央行控制的貨幣供給是按照哪一套標準來衡量的。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貨幣主義的學者們認為，理論上，貨幣供給量主要包括能夠在近期用於支付的貨幣型別，因為這部分貨幣量可能影響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相較而言，五年定期存款就無法立即投入使用，所以貨幣政策可以不將其考慮在內。但是，貨幣供給量的計量標準並不是單一的。加拿大央行主要關注m1，也就是現金和活期存款；而日本央行則強調m2，即m1加上企業和居民的定期存款。另一重貨幣供給量的統計標準，也就是m3，是在m2的基礎上再加上長期儲蓄和部分銀行系統外的短期資金。此外還有一些不太普遍的統計口徑。
一旦貨幣供給量涵蓋的範圍確定了下來，央行或者其政府中的監管者必須要決定的就是貨幣供給量應當按照怎樣的速率增長。他們的理論是，如果貨幣投放量增長過快，居民和企業的消費就會超出經濟的承載量，通貨膨脹就會加劇；但是如果貨幣投放量增長太慢，就業和產出又無法達到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央行的主要職責就是通過調整短期利率和銀行監管政策，引導儲蓄者和銀行增加或者減少儲蓄，以使貨幣供給量增速與目標相符。央行不應該基於現實事件改變貨幣政策，無論該事件是一場導致商業體系癱瘓的暴風雪，還是某個月貿易赤字的激增。央行的目光應當完全集中於貨幣供給量。
那麼其他需要關注的東西怎麼辦，比如說就業率和工資？貨幣學家的觀點是，無論政府還是央行，都沒法保證每個公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資持續上漲。除了通過穩定的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脹之外，降低失業率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幹預就業市場。規定最低工資可能導致企業不願僱用部分有超額價值的工人，而慷慨的失業補助又讓一些無業者寧可在家領取救濟，也不願四處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大型政府工程確實能在短期內創造就業機會，但是政府赤字的擴大又會導致貨幣供給量增長過快，央行不得不通過提高利率進行控制，結果還是打擊了私人企業部門的投資活動。從制定貨幣供給增速控制規則，到追求財政收支平衡和縮減政府規模，這一切都是為了提振經濟而開出的政策藥方。
1977年10月，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兩年之後，英國的保守黨開始強調規則治理。這一轉變的發生相當公開。一年之前，撒切爾在當選後的首次黨內政策宣告中還使用了諸如「縮減和控制公共開支」和「注重公民個人的責任與自由」之類的口號，但又完全沒有提出任何帶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細節，和之前的保守黨領導人哈羅德·麥克米倫、愛德華·希斯等如出一轍。然而1977年的政策宣告風格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強調紀律和嚴謹。宣告不再是空洞的倡議，反而提出了一條縮減政府規模的具體衡量措施：「我們的目標是，大幅縮減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在年度國民收入和產出中所佔的比例。」並且提出了一條與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理論完全契合的反通脹政策：「嚴格控制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速度。」
撒切爾在1979年大選中再次取得勝利，保守黨得以將這些新理念貫徹實施。傑弗裡·賀維（geoffreyhowe）爵士，撒切爾的財政大臣，宣佈當前政府的首要經濟目標就是降低通貨膨脹率。他要求英格蘭銀行將m3的增長速度控制在7%～11%之間——儘管英格蘭銀行行長戈登·理查森（gordonrichardson）曾向他指出，m3和國民收入之間的關係「難以預測」。賀維提出的貨幣供給增長率遠遠低於當時17%的通貨膨脹率，如果英格蘭銀行如實執行增長率目標，英國經濟在1980年將面臨真實貨幣供給量的縮減。企業的借貸成本將會大漲，而飆升的抵押貸款利率會導致房地產市場近乎停滯。為了清除通貨膨脹，賀維無疑開出了一劑不亞於經濟休克療法的猛藥。
撒切爾還制定了專門規則來指導未來幾年的借款計劃，旨在縮減公共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支出方面的嚴控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速的放緩，至少在短期會有這樣的影響。但是貨幣主義的理論是，經歷短暫的衝擊之後，國民經濟將以全新的姿態復甦，在沒有通脹魔咒的情況下繁榮發展。為了鼓舞經濟復甦的態勢，撒切爾政府把徵稅的重點從所得稅轉向了消費稅，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削減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而高消費稅則是要鼓勵居民儲蓄，以使銀行吸收更多存款用於商業借貸，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低收入稅則意在保障工薪階層和企業享有更多勞動收益，使其更樂於努力工作、承擔風險。
然而，這些政策的效果並未如同貨幣主義者所願。在一場除了貨幣主義的虔誠信徒，其他人都難以理解的辯論之中，專家們爭論不休的是，到底應該通過控制m3，還是m1、m2或者其他衡量貨幣供應量的標準來實施貨幣政策。鑑於控制m3沒能實現預期的效果，有人就提出改用其他的控制指標。何況，管理m3增速的目標又根本無法實現。1979年11月，撒切爾政策頒行6個月之後，m3的增長速度達到了19%，遠比政府預期的要高得多。通貨膨脹率水漲船高，政府財政赤字也跟著攀升。與此同時，被英國的高利率吸引過來的境外投資又推高了英國的匯率，導致英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下降。到了1979年底，財政部的經濟學家預測，英國將迎來1931年以後最嚴峻的經濟衰退。
經濟形勢風雨飄搖，通貨膨脹又居高不下，賀維反而在貨幣主義上加倍下注，進一步調低了貨幣供給增速目標。「貨幣供給政策是解決通脹問題的關鍵，我們絕不會背離這一主張。」1980年的政府預算報告中如是說。這一年中，英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失業，不得不依靠救濟金生活，有人指出也許有其他辦法能夠控制通脹，又不用付出如此之高的代價，但撒切爾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她更傾向於聽取境外貨幣學家的建議，比如美國專家卡爾·布魯納（karlbrunner），兩人當年8月在瑞士度假時相遇，布魯納就貨幣基礎控制的艱深理論為她上了一堂私人輔導課，而該理論的提出者馬里奧·蒙蒂後來成了義大利總理。他們的意見讓她更加確信，在貨幣政策上妥協的都是軟弱、猶疑不決之輩，正是這些人導致了英國經濟敗落到今天這步田地。而在這些不能入撒切爾法眼的政治人物中，首當其衝的就是英國貨幣政策的執行者——戈登·理查森，用她的話來說就是「執掌英格蘭銀行的那個傻瓜」。
1980年10月，撒切爾因國內經濟形勢而面臨嚴峻的批評。在保守黨大會的發言中，她說出了自己的口號：「你們想要掉頭就隨你，但是鐵娘子絕不掉頭。」結果過了1個月還不到，撒切爾就同意了賀維關於暫停貨幣供給增長目標政策的提議。1981年1月，新成立的專家組得出結論，按照政府指導行事的英格蘭執行了錯誤的貨幣政策。他們說，英格蘭銀行應該關注的不是m3，而是其他的貨幣供給標準。這一錯誤代價高昂。在撒切爾當選到1981年夏天之間的2年裡，英國經濟總產值縮水了6%，一些工業城市的實際情況比數字顯示的還要糟糕得多。
1981年春天，英國經濟已經連續兩年萎靡不振了。此時，賀維勉強放棄了貨幣主義的教程。要求英格蘭銀行控制m3增速的貨幣規則，就此束之高閣。至於減少政府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的目標，也隨著新的財政預算被拋諸腦後。「當我意識到公眾支出難以降低到我所期望的水平時，我的觀點是，既然無論如何都要花這麼多錢，我們至少要誠實地獲取這部分支出——也就是通過稅收。」撒切爾隨後說道。
然而這一附帶了高稅收的政府預算，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在其後的保守黨民意調查中，有67%的選民對政府的政績表示不滿。所幸的是，在該政策公佈之後，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率終於開始下跌，到1982年春天，通脹率已經降到個位數。英國經濟終於開始了復甦，此後的8年裡也始終保持了這種增長的趨勢。「1981年政府預演算法案几乎可以說是政治上的‘不列顛之戰’，這無疑是撒切爾政府最輝煌的時刻。」尼格爾·勞森（nigellawson）宣佈道。此人當時還是財政部官員，後來取代賀維成了財政部長。
但是撒切爾主義並未像很多奇蹟信仰者宣稱的那樣神奇。撒切爾當政的最初兩年，經濟發展嚴重缺氧，英國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殘酷的經濟收縮。之所以能夠重新振作，除了新開發的北海油田帶來的稅收支援外，還要感謝更加靈活、可操作性更強的貨幣政策。雖然沒有承認他們對m3的極端推崇是錯誤的，英國政府還是逐步放棄了貨幣主義的施政綱領。1982年，賀維向議會說明，英格蘭銀行的政策從此將會綜合考量m3、m1、匯率以及其他因素。他聲稱：「沒有一種單一指標能夠完整衡量一國的貨幣環境——必須要結合所有可得的資料進行綜合判斷。」這一觀點可不是出自米爾頓·弗裡德曼。
1973—1979年，在12個富裕經濟體中，英國的生產率增長速度穩居倒數第一。同樣墊底的還有淨儲蓄，也就是國民收入中家庭和企業為未來投資而預留的份額。英國經濟低迷了如此之久，導致很多政客和企業家已經開始聽天由命，似乎這個19世紀雄霸世界的大國到20世紀開始走下坡路都是天意使然。然而，撒切爾不相信天意。她把國家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僵化的體制。其中最讓撒切爾不滿的就是工會和國有企業。鑑於她的貨幣主義實驗以失敗告終，撒切爾開始將目光投向了這兩者。而工會和國企又恰好是工黨的大本營，這對她來說算得上是額外收穫。
工會自19世紀20年代起就在英國佔據了重要地位，而20世紀初工黨的成立更是離不開工會支援。二戰末期，新的工黨政府取消了對於罷工、組建糾察隊的限制，工會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到了1950年，已經有950萬名工人加入了工會組織。儘管工會內部也有小股的異見分支，代表大型工業集團的工會委員會還是支援推行傳統的社會主義路線，呼籲重型工業國有化，以及工會進入企業管理。煤礦行業在1946年進行了國有化改造；電力行業在1947年進行了國有化改造；鐵路、部分卡車和船舶公司，以及托馬斯·庫克旅行社在1948年進行了國有化改造。鋼鐵行業於1951年被政府接手，50年代就又被保守黨政府賣出，1967年再次被收歸國有。70年代，希斯治下的保守黨政府接管了勞斯萊斯的飛機發動機業務（據說這對於國防安全至關重要）以及其他31家飛機和船舶製造商。1974年上臺的工黨政府，在工會的壓力之下將更多經營不善的企業收歸國有，包括負債累累的汽車製造商雷蘭德，還有一家市值不到100萬英鎊的建築商德雷克與斯考恩。此外，政府還成立了英國石油公司，以便掌控相當比重的北海石油開採權。
即便在經濟形勢尚好之時，這些國有企業的表現也差強人意，到了艱難的20世紀70年代，經營更是急轉直下。整個70年代，英國私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約為17%，而國企的平均收益率只有4.3%。國有企業中的工會在爭取上調工資的戰役中不斷取得勝利，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卻遠遠跟不上這一步伐。來自政治上的干擾從未間斷：按照政府的指導意見，發電公司只能購買本國設計的核電裝置，而鋼鐵廠必須使用國產煤炭。管理本身也十分混亂，因為有經驗的職業經理人不願意到這些重大決定要聽政府指示的企業就職，不管這種指示是直接命令還是間接要求。數十億英鎊的稅收被用於維持已經喪失了商業價值的廢舊的廠礦、作坊和造船廠。
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者就在不斷呼籲改革和私有化。公眾出於對於工黨上臺之前工薪階級艱辛生活的恐怖印象，多數對國有企業持同情態度，即便英國電信公司就連裝一部電話也要花上好幾個星期。工會自然要反對國有工業私有化。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國家的許多商業機構也是如此。在愛德華·希斯當政的70年代初期，政府始終倡導自由市場經濟，但卻不斷擴張國有化的範圍。他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提出推進私有化改革時，「工會建議在現階段，有關計劃不應當進一步推行。英國資本主義正處於低潮，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接受提倡私有化的候選人，哪怕只有口頭上的支援而沒有實際行動。」
及至撒切爾在1979年當選，國有工業產值已經佔到英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並且僱用了大約150萬名工人。作為反對派領袖，撒切爾在國有企業問題上往往不會坦率直言。這樣做的原因很明顯：提出私有化問題無異於向全國工會亮紅旗，而以如此強勢的對抗姿態示人，不會取得已經被罷工弄得筋疲力盡的選民們的支援。建議對勞工法做出相對平緩的改進，比如要求工會在組織罷工前通過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取得成員同意，已經是撒切爾作為候選人最大限度的公開挑戰了。
然而，在幕後，保守黨右翼勢力已經開始周密計劃更為強勢的反攻了。1977年7月，保守黨的經濟改革小組收到了來自議員尼古拉斯·裡德利（nicholasridley）的秘密報告。裡德利的報告指出了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國有化企業都是在為員工的利益運轉，其面臨的壓力是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如何提高每個員工的福利待遇。」但是，報告認為直接向國有工業發動「正面進攻」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更合適的做法是「採用更為隱秘的做法，在政策上為將部分工業迴歸私有做好鋪墊」。一種可能的路徑就是要求所有國有企業的資本回報率達到特定的水平，完成不了的企業將被關閉或者出售。另一個方案則是將英國鋼鐵業和國家煤炭局這類大型國企拆分成多個規模更小的機構，以便在未來分別進行私有化改造，避免一舉裁撤整個集團引發的動盪。這些建議，如果在當時被公眾所知曉，無疑會引發很多爭議。
但是，對於未來的撒切爾政府意義更為深遠的，其實是這份報告的附件。據其預測，在下屆保守黨政府就職後的6～18個月，工黨勢力就會藉機反撲，以工資和裁員爭議為藉口，擾亂國家核心行業的執行。而最有可能被選為目標的關鍵行業，根據這份報告預測，就是煤炭行業。來自裡德利的警告觸痛了政客們的神經，因為保守黨的領導人們還都清楚地記得，正是1974年全國煤炭工人大罷工事件導致了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倒臺。而報告中最為敏感的一條建議就是，保守黨政府應當做好準備，進入戰時狀態以對抗全國總工會，這些內容在第二年被洩露給了媒體。報告中的提議包括要求發電廠加大煤炭庫存、制訂短期內大量進口煤炭的應急預案、安裝可以使用燃油的雙火發電機，以及必要時招聘非工會成員擔任卡車司機。委員會建議修改法律，讓參與罷工的工人無權領取失業補助。最具爆炸性的是，報告呼籲成立一支「大型、機動的警察分隊」，專門應對罷工中的暴力糾察。讓人無法忽視的是：只要未來的保守黨政府想要解決經濟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工會產生正面衝突。
撒切爾在成為首相之前就吸取了這些意見，但她相當精明，不會在時機尚不成熟時盲目行動。應對通貨膨脹和削減政府開支是她的首要目標，但早晚有一天她會專心對付工會的。此外，撒切爾很清楚保守黨的少數派地位。她的順利當選就要歸功於工會的成員們，這些人通常都會投票給工黨候選人，但又渴望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房產，把子女送進大學。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打破傳統，在1979年大選中投了保守黨一票，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工黨政府的無能，但是他們仍然相信工會的價值。唯一能讓保守黨留在權力寶座的辦法就是打破選民們的階級忠誠。撒切爾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她想要的是贏得工黨的選票，而非與之為敵。
所以第一步無論如何也不能是攻擊工會或者出售國營鋼鐵公司，而是滿足人們擁有住房的願望。1979年，撒切爾政府通過了「公房」法案，規定租住在地方政府所有的房屋中的租客，有權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買下租住的房屋。這是一次真正服務於民眾的私有化——當時有近三成的英國家庭住在公有住房中。已經在公房中租住了超過20年的租客，可以按原價的50%買下租住的房屋或者公寓；如果他們一時間難以決定，還可以付上100英鎊的保證金，將以某一固定價格買房的權利保留兩年。而且出售房屋的地方政府還有義務為購房者提供貸款。
「公房」法案的目標受眾主要來自工黨選區。大部分政府所有的房產都是工黨當政時期建造的，住戶也以工黨的忠實選民為主。到了1983年春天，議會通過「公房」方案兩年半之後，274,650名政府房產的租客獲得了房屋的永久所有權。民意調查顯示，在1979年投票給工黨，隨後又憑藉法案買下了住房的選民中，有59%的人不會再投票給工黨了。「公房」法案是一種普通人都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私有化形式。隨著這一政策的推行，保守黨的公眾支援率不斷攀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治障礙也相繼消失了。
1979年，國有企業私有化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了。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溫斯頓·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就將英國鋼鐵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賣給了個人。1961年，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通過公開發行的方式出售了大眾汽車的大部分股權。「私有化」，這一最初由納粹德國發明的概念，在二戰之後應用得並不廣泛。1979年競選中，保守黨發表的宣告裡完全棄絕了這個字眼。這一詞彙本身就被認為具有煽動目的，1979年5月，當保守黨政客尼格爾·勞森被任命為財政部要員時，他的工作職責就包括所謂的「處置資產」，而不是「私有化」。
新政府第一次釋出財政預算宣告時，傑弗裡·賀維指出，「出售國有資產」是「縮減公共部門規模」的一種方式，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謂謹小慎微，即出售政府持有的英國石油公司51%股權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此時英國石油的股票已在倫敦交易所上市。相比之下，撒切爾對於「私有化」的態度相當坦然。她組建了一個八人內閣小組專門從事私有化事業。1979年7月19日，新政府成立不滿兩個月，勞森就已列出了一份可能被出售的國有資產的清單，不列顛鋼鐵和大英公交公司都赫然在列。這些企業之中，僅有國家貨運公司會被出售全部股份，其他則繼續由政府持有部分股份，這麼做的目的是「贏得工人的支援」。
直到1980年8月，勞森在倫敦的一次演講中宣佈英國政府「準備著手一項關於國有資產私有化的巨大工程」，撒切爾的全部意圖才逐漸清晰。即便此時，事情的進展仍舊緩慢，主要集中在出售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股份，而非英國電信和國家煤炭這類大型壟斷企業。正如裡德利報告所建議的，保守勢力需要低調從事，關閉不引人注目的小型國企，在選擇出售物件時，需要根據是否會引發政治爭議來區別對待。儘管如此，政府行動仍然面臨著巨大阻力。當國家煤炭委員會在1981年2月建議關閉23家持續虧損的煤礦時，全國礦工聯合會威脅將組織24萬名煤炭工人舉行罷工。撒切爾很快就屈服了，她同意恢復對於這些煤礦的補貼，並且限制煤炭進口，以保護本國煤炭的銷售。她尚不能冒險應對一場政府尚無準備的大型罷工。「尼格爾，」她在1981年9月任命勞森為能源部長之後對他說，「我們必須阻止煤炭罷工」。
1983年6月，下一屆大選開始之前，私有化行動已經為英國政府籌集了近20億英鎊，這還不包括出售公房的收入。保守黨決定不讓產業私有化問題成為大選的議題，但是公房計劃為保守黨贏得了數十萬名藍領階級的支援。除此之外，英國在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中戰勝了阿根廷，以及工黨內部的分裂，為保守黨再次贏得勝利提供了保障。自此，撒切爾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開展經濟改革了。
撒切爾認識到，私有化運動與工會勢力的削弱有直接關聯。她經常說，「壟斷型國有企業」和「壟斷型工會組織」是英國經濟面臨的兩大困難。有幸的是，她的對手並非什麼厲害角色。阿瑟·斯卡吉爾，一名鬥志昂揚的約克郡礦工，在1982年當選了全國礦工聯合的主席。斯卡吉爾並不掩飾自己打算利用罷工迫使政府停止關閉虧損煤礦併為工會成員加薪的野心。1982—1983年，他三次提議舉行罷工，但都沒能贏得工會成員的支援。政府最初的反擊方式是囤積煤礦，改善與其他工會組織的關係，並在大選結束之後3個月任命伊恩·麥格雷戈（ianmacgregor）為國家煤炭委員會主席。麥格雷戈出身蘇格蘭的投資銀行家庭，曾在美國生活多年，剛剛結束在國有的不列顛鋼鐵公司擔任高管的任期，具備應對長達14周的罷工並堅持裁員一半以上的經驗。
麥格雷戈的任命是對斯卡吉爾的公然挑釁，但斯卡吉爾對此毫不畏懼。10月，煤炭工人宣佈拒絕任何形式的加班加點，以及不再同意關閉任何煤礦。1984年3月6日，國家煤炭委員會宣佈關閉20座煤礦，這意味著近2萬個工作崗位將會消失。3月12日，來自7座煤炭的工人自發停工，斯卡吉爾在未取得工會全體投票通過的情況下，宣佈開始全國罷工。
煤炭工人罷工運動將成為撒切爾總理任期中的決定性時刻。全國礦工聯合會是英國「內部的敵人」，她是這麼告訴議會的。罷工運動對拒絕參加罷工者進行了暴力襲擊，還有一名拉載工人上班的計程車司機被殺，導致公眾整體對工會產生了反感。撒切爾經過精細部署，同時又藉助了一點運氣，最終取得了勝利。反對斯卡吉爾的工人沒有停止工作，一些電廠不再使用煤炭，轉而用原油代替，還有大批警察衝破了罷工工人對礦場的堵截。1984年末到1985年初的整個冬天，供電沒有因罷工受到影響。到了1985年3月，煤炭工人罷工終止。全英國最具勢力的工會組織遭遇挫敗。國家煤炭委員會經營的170座煤礦中，超過一半將要在未來的5年內關閉，約79,000個常年由國家補貼的工作崗位隨之消失。
撒切爾對抗煤炭罷工的立場取得了普遍支援，為進一步大規模開展國有工業私有化運動鋪平了道路，斯卡吉爾的失敗意味著一名強大對手被排除出局。1984年5月，煤炭工人罷工剛剛啟動時，英國天然氣公司賣掉了近一半的陸上油田。兩個月之後，北海油田被組建為石油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8月，汽車公司捷豹在持續經營的情況下被政府出售。12月，英國電信51%的股份被賣出，總價高達39億英鎊，是此前英國股票交易中最大單筆金額的6倍。從1985年開始，造船廠也被一家接一家地出售。1986年12月，英國天然氣在證券交易所中以54億英鎊的價格賣出。到了下一年，政府交出了英國航空、勞斯萊斯公司和英國機場管理局，這些機構經營了國內絕大多數機場。英國鋼鐵在1988年完成私有化，接下來就是水力和電力公司。到了80年代末，國有經營已被大大削弱，政府預算節省了數十億英鎊的產業補貼。而且政府可以隨時誇口，有5000萬左右的英國居民，佔總人口比例約五分之一，通過購買新近私有化的企業而成了股東。
在英國國內，任何一件具體的私有化事項均會引發重大爭議。批評家指責政府出讓股份過於廉價，沒能最大化國家收益，而私有的壟斷企業取代國有壟斷沒有實現經濟上的效益最佳化，以及私有化過程中企業高管藉機牟利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有些企業的私有化是在撒切爾已經結束任期的1990年進行的——比如英國能源，八家核電站的運營者；以及鐵路軌道公司，鐵路基礎設施的經營機構——這些改革都出現了重大問題，政府不得不出巨資進行援助。私有化改造困難最大的是英國鐵路公司，政府取締了持續虧損的國有企業，取而代之的是獲得政府特許經營權和補貼的私人經營者，而後者在發現確實無法盈利之後，就直接把特許經營資格歸還給了政府。諷刺的是，很多接替英國政府的所謂「私人」經營者，其實歸歐洲其他國家政府所有，這點也沒有逃過公眾的法眼。
有些經過改造的企業經營迅速得到了改善：原本呆板陳腐的英國電信，很快就取得了比任何政府經營時期都要高的投資回報，即使是在面對新的競爭者的情況下。其他企業也在努力適應新的環境。勞斯萊斯在1987年私有化之後，勞動生產率反而大幅下滑，盈利能力也很一般。布蘭基特聲稱，私有化改造的神奇效果被有意誇大，新企業的財務資料無疑經過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