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爆發的經濟危機讓幾乎所有民主國家的選民都感到不安和疏離。他們期望政府能夠保障就業、改善工作環境，並且提高生活水平，正像政府在之前的近30年裡所做的那樣。然而此時，他們眼前只有緊縮的經濟、停滯的工資和瀕臨倒閉的工廠。面對新的經濟現實，舊政黨似乎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建議。他們的計劃只適合在繁榮期間分配勝利果實，而無法刺激生產率的增長，適應一個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
早些年，選民無條件地接受他們所支援政黨的政治路線，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傾向。在歐洲，天主教、社會主義和農民政黨均能得到某些地區選民的穩定支援。工會成員是加拿大新民主黨的核心支柱，而美國南方近一個世紀以來都是民主黨的堅強堡壘。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些一度忠誠的選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能輕易地移居外地，不再堅信他們有義務支援原政黨的路線。在義大利，本地主教的意見開始變得無關緊要，而美國工廠工人越來越不在乎工會領袖的呼籲。隨著區域投票一致性的喪失，戰後的穩定政府逐漸讓位於不再牢固的聯盟，少數議員的死亡或入獄就能打破其中脆弱的平衡。
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深入研究過這些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很多基礎性的事實發生了改變。「1974年中的某些時間點，在英國、加拿大、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比利時、尼德蘭、挪威、瑞典和丹麥，立法機關中沒有一個黨派佔據了多數席位。」三極委員會（trilateralcommission）的一項研究中指出。該委員會當時剛剛成立，成員多為國際商界和外交界的領袖級人物，很快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此時，專家們開始談到一個新出現的問題：「不可治理性」。
不可治理性在很多領域都有所體現。政府似乎越來越難以維持秩序。在歐洲，報紙標題中充斥著黑幫的綁架和謀殺犯罪，比如聯邦德國的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義大利的紅色旅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在美國，犯罪率直線飆升：1975年，每20個居民中就有一起財產犯罪立案。統一的主權國家自身也受到了攻擊，從魁北克到蘇格蘭再到南斯拉夫，政黨都想讓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甚至是實現地區自治。接下來還有醜聞帶來的不確定性，1974年三個主要經濟體的核心領導層因此發生權力更迭。5月，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辭職，原因是他的一名親密助手被揭發是民主德國間諜。8月，水門事件事發，理查德·尼克松試圖掩飾他曾在1972年總統大選期間指派特工闖入民主黨辦公室，結果發生了美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在職總統辭職。12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被指控利用職務之便從地產交易中牟利，並因此辭職。
儘管上述三起事件在細節上大相徑庭，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都有一名成就傑出也備受歡迎的政治明星隕落了。勃蘭特在1933年曾逃往挪威以躲避納粹，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項就是把社會民主黨從馬克思主義的根基中拽了出來，將其重塑成了群眾基礎遠比產業工會及其成員更為廣泛的政黨。在1972年的連任競選中，聯邦德國民眾熱烈支援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即與民主德國和波蘭關係正常化，以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也能使分散在兩國的家庭重新團聚。尼克松早在1946年就登上了美國政治舞臺，而且在兩年前的連任競選中還重新整理了美國大選的記錄：在50個州中贏得了49個州，投票支援率高達61%。他利用中產階級和白人工薪階層對犯罪的恐懼和對種族融合的反感，贏得了他們的廣泛支援。而田中首相，隨後在一場收受美國飛機制造商洛克希德賄賂的醜聞中被定罪，但是此前他通過政治分肥的手段，打造了一臺強大的選舉機器。他最擅長的就是將政府資金轉化成鋼筋和混凝土，很多崇拜者都將他稱為「智慧推土機」。
然而就是這些在權力場中手握重拳呼風喚雨數十年的大人物，即便人脈根深蒂固，仍然無法安然度過危機。如果是在幾年之前，人們面對類似的事件很可能只會聳聳肩膀，毫不在意。而此時，政治環境已然發生了改變。
不可治理性，這個詞彙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含義更多是與政府癱瘓而不是社會的不穩定性相關。據說，這是兩項根本性社會變革的結果。其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繁榮讓普通人也有機會和勇氣發表自己的意見。人們不再盲目地追隨教會、工會或者行業協會的指導；與之相反，他們會自行判斷什麼樣的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另一項轉變是，政府已經增重成了龐然大物，其提供的服務和補貼直接影響到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人們也因此更加關注它的一舉一動。這兩項轉變綜合在一起的結果就是，政客再也不能簡單地以大眾利益之名做出決定，然後就要求選民們無條件地支援。福利國家的福祉已經被當作了公民的天賦之權。人們曾對政客許諾的各式新鮮福利心懷感激，而此時，他們拒絕任何可能減損他們既得利益的改變，無論是在絕對收入上還是相對收入上。這些越來越善於表達訴求的選民有著明確的經濟利益需要保護，他們希望自己的聲音受到重視。
對於不可治理性的關注，與經濟發展的停滯有直接關係。在繁榮增長的黃金時期，政府有能力改善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條件。他們有充裕的資金提高兒童津貼，興建免費或者低學費的大學，同時又不影響無孩家庭的稅後收入。然而此時面對經濟增長的停滯甚至倒退，政府就只能玩一場零和遊戲。任何為某一群體配置資源的措施，無論是學齡前的幼兒還是耄耋的老人，都意味著要切走別人的蛋糕。甚至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比如抑制通貨膨脹，公眾也很牴觸，因為人們不願為了長遠的收益而承受短期的陣痛。
福利國家政策對公眾許諾的不僅僅是穩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包括社會公平的改善。而這一承諾，也成了經濟蕭條的受害者，因為政府掌握的流動性不足以補償所有自認為處於弱勢的群體。英國記者塞繆爾·布里坦（samuelbrittan）指出，一項政府調查顯示，80%的受訪者寧願每週和其他人一樣拿到4英鎊的補貼，而不是在其他人每週拿到6英鎊的情況下，自己拿到5英鎊。「政策越傾向於消除階層分化和收入差異，人們就越容易因為現存的不平等現象而群情激奮，」布里坦得出結論，並警示道，「自由民主制度存在某種傾向，那就是催生人們不切實際的期望。」政策變化的潛在受損者已經動員起來要保護已經屬於自己的權利，而民選政府在對自身的改革中縛手縛腳。正是這一矛盾，導致了代議制政府的不可治理性。
一種觀點是民主制度的黃金時代已經終結，對這一理論最著名的支援者要數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儘管本人和藹可親、言語溫和，奧爾森對富裕民主國家未來命運的預測卻遠遠談不上樂觀。在他的眼中，隨著有廣泛群眾基礎、表達群眾普遍關切的大型組織逐步失勢，有著狹隘目的的小型團體愈加得志，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已經在漸漸瓦解。這種轉變的原因使用簡單的算術就能解釋。如果某個大型組織的成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由此改變政策所能帶來的利益平均下來就很少。而加入某個小型團體，專門為特定目標奔走，如果該團體在相應事項上成功地左右了政策制定，每個人能得到的好處都會大大提升。按照這一邏輯，對於一名心臟外科的醫生來說，加入心臟病聯合會進行遊說所能帶來的利益，遠遠要高於加入泛泛的大型醫生聯合組織，因為後者還要同時關注過敏科醫生和腎病專家的利益。
就奧爾森看來，真正的危險就是，這些小型團體會把目標簡單定義為保護成員的眼前利益。代表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的大型組織能夠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問題，為了公眾的福祉，願意接受短期的挫折。但是大型組織正在節節敗退。奧爾森預計，權力將向小型團體轉移，而後者只會堅持不懈地在政治鬥爭中爭取短期勝利，以保持成員的忠誠度和滿意度。隨著這些小型團體影響力的增加，以及彼此間結成同盟，他們終將綁架政府，使其無法做出有利於公眾利益的決策。
伴隨著狹隘利益集團的得勢，受到衝擊的首先就是國際貿易。大型組織傾向於支援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知道，自由貿易能夠刺激經濟的整體增長，即便某些產業和部分工人將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小型團體的視角就狹隘得多了。一項降低鞋子進口關稅的貿易協定，全國勞工聯合很可能會支援，但是鞋業工會幾乎肯定要反對。類似地，狹隘利益集團往往會阻礙新技術的推廣，以保護相關企業的利益和員工的工作機會。奧爾森警告道，經濟將越來越僵化，也會越來越抗拒改變。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幾乎是難以避免的。「總的來說，」奧爾森寫道，「狹隘利益集團及其聯合將導致政治生活更加分裂，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總體收入水平。」
奧爾森在政治上是一名保守派，而且和很多右翼人士一樣，他認為工會組織尤其要為富裕民主國家中明顯的僵化傾向負責。在關於不可治理性的辯論中，一件怪事就是不同黨派之間居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塞繆爾·布里坦對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多項經濟政策表示過支援，預測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的主導地位「將在我們這些成年人的有生之年成為過去」。但是維利·勃蘭特，民主派中的左派人士，據說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圈子中，不可治理性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晚期」的一個表現，在此階段政治秩序將會失去其合法性，接下來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導致社會結構的最終崩塌。然而，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不可治理性不過是政府無法兌現其對公民的所有承諾的又一例證。
並非只有富裕的市場經濟國家表現出了不可治理性。鐵幕之後，共產黨控制下的蘇聯附屬國也陷入了統治危機，而且事實表明，這場危機遠比西歐、北美和日本的民主政權所面臨的更為嚴峻。
蘇聯在人們的記憶中通常與經濟癱瘓相等同，但這是對於歷史過分簡單的解讀。事實上，東歐和蘇聯的國營經濟體制戰後也經歷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儘管很難做到逐一對比——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等統計概念都應以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價格，而不是國家制定的價格計量——大多數的評估認為，鐵幕之後，經濟增長相當迅速。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測算，1948—1973年，在剔除通貨膨脹和匯率變化的影響之後，蘇聯和東歐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長速度要高於比利時和丹麥，而且遠遠高於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按照麥迪森的結論，1948年，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儘管在接下來的25年裡，美國的人均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匈牙利的增長速度要遠超美國。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歸根結底與市場經濟國家繁榮的原因並無不同。戰爭導致國家滿目瘡痍，亟須大規模的重建。數百萬的勞動力離開了田間地頭，流入新工廠操作重型機械。這些工廠跟二戰之前比較典型的小型企業相比規模要大得多，資本密集程度也高出很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規模經濟的真正信仰者。從卡爾·馬克思開始，他們就堅信工業化是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經之路。那些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開展研究的經濟學家尤其強調生產總量的意義，根據他們的觀點，計劃經濟的領導者認識到，實現工業化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建造大型的綜合工業體，能夠快速煉造鋼鐵、生產化學制品和紡織棉料。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效能的信奉貫徹其社會體制的各個方面。規劃者決定該生產多少噸鋼鐵和多少平方米的布料，工廠管理者的業績就根據能否完成這些指標來評價。其他的國有工廠則要按照國家規定的數量進口鋼鐵和布料，並生產指定數量的拖拉機和連衣裙。接下來，這些規劃者就要指導國營農場購買拖拉機，以及決定國營商場應該賣掉多少件連衣裙。國際貿易往往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而不是現金交易。如果一串串的香蕉忽然出現在布拉格的雜貨店貨架上，這很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貿易官員安排的：該國向某個香蕉生產國出口機械，並接受對方用水果作為部分貨款。
共產主義經濟體十分擅長生產產品，卻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武器和重工業製品始終佔據首要地位；至於公寓和汽車這些普通家庭需要的商品，則在資源分配中處於劣勢。產品的質量往往十分低劣，樣式也過時老舊，因為針對品質和創新幾乎沒有任何獎勵。雖然規劃者關注人們購買連衣裙的數量，但他們毫不在意這些連衣裙的顏色、款式和圖案是否符合那些看過西方時尚雜誌的女性的心意。這些對於產品多樣性的潛在需求被認為是反社會主義的。在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家工廠都被提前指定了配額，以便實現生產效率的最大化——而這種流程是無法滿足消費者按個人品味購物的需求的。而僅在對化解政治危機有所幫助的情況下，公眾的情緒才會被視為一項考量因素。
早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前，蘇聯內部就已經廣泛出現了動亂的跡象。新的人權運動開始公開反對蘇聯政府的政治壓迫。國家無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導致波蘭爆發大規模內亂，從1970年開始，當地政府就在用凍結物價的方式安撫民眾。1968年遭受了蘇聯入侵併終止了一切政治與經濟革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了滋生暴動的溫床。1974年3月，匈牙利多項具有自由化傾向的政策在蘇聯的反對下被叫停，理由之一是「向資本主義變質」。飆升的油價打亂了蘇聯的計劃。提高一種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需要進口的重要原材料的價格，並降低其西方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長速度，石油危機也因此使社會主義諸國難以實現經濟增長，進一步滑向了不可治理性的深淵。
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經濟新聞大部分都是負面的。然而，儘管到處充斥著關於不可治理性的危險訊號，選民仍未放棄對民主政府自我革新的信念。被選民們無情拋棄的是那些只會承諾牛奶和蜂蜜的魅力型政客。70年代不屬於夏爾·戴高樂和林登·約翰遜這種傳奇式的領袖。人們需要的是務實的領導人，現實可靠，有實幹能力而不是隻會誇誇其談，面對經濟危機能夠保障穩定。
與他們的前任相比，新一代的領導人主要有兩方面的突出特點：一是不帶有個人色彩，二是能力超群。赫爾穆特·施密特，曾在漢堡大學師從卡爾·席勒學習經濟，並在維利·勃蘭特於1974年5月辭職後擔任聯邦德國總理。他是一個堅定的實用主義者，而且一貫主張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他的執政哲學總結起來就是一句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那些眼中總是未來願景的人應該去看醫生。」瓦萊裡·瑪利·勒內·喬治·吉斯卡爾·德斯坦，人們口中的吉斯卡爾，在德國的施密特下野後兩週當選法國總統。吉斯卡爾是聲名卓著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生，國際經濟領域的專家。三木武夫，在田中角榮醜聞產生下臺後，於1974年12月成為日本首相。他在歷屆日本首相中與眾不同，主要是因為他不肯利用政府工程合同討取政黨捐助人和地方官員的歡心。在日本，他不僅以言語耿直著稱，還以沒有廢話、講求實幹的作風享有盛譽。
然後就是吉米·卡特了。曾任核潛艇指揮官、佐治亞州鄉村家族花生倉庫經理的卡特證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幹而且清廉的領導人。作為浸信會主日學校的兼職教師，卡特是一位極為虔誠的信徒，他承諾要在美國推行人權外交政策，這引發了人們的共鳴，因為當時國家因越南戰爭和對拉美獨裁政府的支援而民心分裂。1977年1月在總統就職典禮之後，卡特在天寒地凍中步行走過賓夕法尼亞大道，而不是按照慣例乘車，這一舉動鞏固了他作為平民總統的形象。
這些領導者都是極為嚴肅的人。他們看到通貨膨脹正在腐蝕本國的經濟，導致國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他們意識到了福利國家政策的侷限性，也瞭解人們對高稅收的反感。他們清楚地知道，唯一能夠激勵企業擴大投資和招募工人的就是利潤。他們清楚，高油價已經導致本國大部分的製造業不再具備經濟效率。而且，不論他們對公眾說了什麼，他們心裡都很清楚，大部分暫停營業的工廠再也迎不來重新開張的那一天了。他們準確地認識到，為了實現重現經濟繁榮，眼前最大的挑戰和難題就是恢復生產率增長的速度。
然而，儘管這些領導人做了各種努力，彼此間經常溝通會商，仍然僅僅能夠給經濟提供一點微弱的反彈。在三木及其繼任者的治下，日本經濟在1974—1979年的平均增長率只有2.6%——幾乎不到之前6年平均增長率的三分之一。德國和法國的增長速度也與之相近。唯有美國，增長率比前者低了接近整整1%。在這6年中，發達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有1.9%——考慮到人口增長的因素，這個資料意味著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幾乎沒有任何提高。
況且上述資料還只是稅前收入。為了達成政治目標，政府需要向退休和失業工人發放津貼，並補貼依靠政府資助發放工資的企業。儘管社會上批評和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多，政府仍然堅持上述做法，因為他們認為在此種情況下政府別無選擇。而為了給這些補貼提供經濟支援，他們不得不繼續從工人的收入和消費者的支出中抽取稅收。吉斯卡爾擔任法國總理期間，稅收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74年的34%上升到了1979年的38%；在日本，這一數字從22%提高到了24%。縱觀23個發達國家，國民收入中稅收的比重在這些年中增長了3%。然而儘管稅收一直在漲，到了1979年，各國的失業率還是創了6年以來的新高，通貨膨脹率再次飆高。
世界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高稅率，以及人們眼中高稅率的罪魁禍首——政治黨派，將成為公眾譴責的物件。1976年1月30日，預言成了現實。
一個風雪交加的星期五，瑞典警察打斷了斯德哥爾摩皇家大劇場內正在進行的戲劇彩排，劇目是奧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的舞蹈》。舞臺上的演員眼看著身著便衣的警察走向他們的導演，時年57歲的英格瑪·伯格曼，說他因為偷稅漏稅而被警察廳傳訊。伯格曼，這位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同時也是瑞典當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公開受到了侮辱。他的護照已被扣押，公寓遭到搜查，本人被警告不得離開城區。面對刑期可達2年的司法指控，伯格曼因為「情緒緊張」入住了卡羅林斯卡醫院。
就在伯格曼事件搶佔各大報紙的頭條後未久，警察突擊搜查了女明星畢比·安德森（citebibiandersson/cite）的家。在十幾部伯格曼的電影中擔任過角色，並且是一名5歲女孩的母親，安德森被拘禁了36個小時，不允許打電話或者聯絡律師，理由是她欠下了2.3萬美元的稅金。接下來，3月3日，68歲的阿斯特麗德·林格倫，《長襪子皮皮》系列故事的作者，同樣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在瑞典流通最廣的報紙《快訊》上發表了一篇短小的寓言故事，題為《住在偏執國裡的波米貝瑞樸莎》。在故事中的某個虛構王國裡，一名作家因為作品成功而不得不面對高達收入102%的稅金，其中的諷刺談不上含蓄。「這些人真的是我曾經如此尊敬、如此仰慕的智者嗎？」可憐的波米貝瑞樸莎問道，物件是制定這些稅收的政治領袖。「他們想要實現的是什麼目標——一個狹隘、不可思議到極致的社會嗎？」她的故事是有事實基礎的，隨後林格倫就公開了她和勤勉的稅務人員之間的一些小爭執。
公訴人沒有找到上述三人偷稅漏稅的任何證據，但是醜聞這種東西，一旦纏身就很難擺脫。住院2個月之後，伯格曼回到了波羅的海上的法羅島，這個海風呼嘯的小島是他的故鄉。4月，在法羅島上，他在《快訊》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正式宣告由於稅務機關的騷擾，他已經決定離開瑞典。伯格曼說，這場調查讓他認清：「在這個國家裡，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有可能被某種特殊的官僚主義攻擊和中傷。」「這種官僚主義，」他接著說，「像惡性腫瘤一樣肆意蔓延。」他說他將關閉電影製片廠，取消在瑞典釋出新電影的計劃。他將他的財產交給國家稅務局處置，以防「正直的瑞典納稅人們」以為他要逃避義務。就在當天下午，伯格曼登上了一臺飛往巴黎的客機，從此背井離鄉。五天之後，稅務審計人員對伯格曼的指控做出了回應，聲稱稅務人員做法正確，伯格曼無理狡辯。但是審計人員向媒體公開的數字顯示，政府主張伯格曼應繳的稅款，高達這位導演收入的140%。
上述三起案件引發了瑞典的政治風暴。眾所周知，伯格曼和林格倫都是社會民主黨的支援者，該黨派堅決主張通過高稅收向國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社會不公。此時，這兩位文化領軍人物似乎都離棄了他們的政黨。對9月19日議會選舉的民意調查顯示，社會民主黨的支援率直線下降。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將該黨的失勢歸咎於「反動宣傳的洪流」。但事實上，接連傳出的醜聞讓很多遠遠談不上反動的選民開始反省，一個要求工薪階層交納一半以上的收入，並且嚴厲懲罰小型企業和個體生意的稅收體制，到底談不談得上公平正義。
對於官僚體制抬頭的抱怨並非無據可依。1950—1975年瑞典新增的100萬個工作崗位中，超過一半都屬於公共部門。在同一時期，政府僱員的人數增長了151%——這一數字是勞動力增長率的5倍——因為擴張中的福利國家僱用了更多的社會工作者、就業諮詢顧問，以及幼兒園教師。
雖然慷慨的社會事業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但是越來越多的瑞典人開始抱怨，他們的領導人喪失了與普通群眾的聯絡。逐漸地，人們提到社會民主黨時，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高養老金和帶薪探親假，而是煩冗的官僚主義作風。「阿斯特麗德·林格倫和英格瑪·伯格曼最先通過抗議開啟了民怨的閘門，更多不滿的情緒也隨之宣洩。」獨立媒體《每日新聞》報道。年輕的工人尤其厭煩福利國家的單調乏味和一成不變，開始與社會民主黨離心離德。從1976年開始，年滿18歲即可在大選中投票的制度確立了下來，這無疑不利於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而林格倫發表的另一篇文章，警告說瑞典正處於成為「官僚獨裁」的邊緣，對社會民主黨又是一重打擊。
隨著大選的臨近，對黃金時代已經終結的感知毫無徵兆地籠罩了全國。瑞典安然度過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受到的衝擊遠不如其他鄰國嚴重。帕爾梅政府全力刺激國民經濟，削減增值稅以鼓勵消費，提高社會福利，補貼製造商以保持生產線正常運轉並保護工人不至失業。得益於這些積極的刺激政策，在其他國家的經濟處於風雨飄搖之時，瑞典卻能一枝獨秀，不但失業率降低了，工資也大幅提高了。但是瑞典無法靠國庫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全國都有大量的製成品在倉庫中堆積如山：政府給生產企業提供了補貼，但是沒有人想買這些東西。1976年初，世界範圍內需求的下降和國內的高人力成本拖累了瑞典的出口貿易，整個經濟開始轉向收縮。
1932年起，社會民主黨就開始統治瑞典，期間從未間斷，以致大部分瑞典人從未料想過會有其他的黨派執政。但是1976年9月19日，隨著瑞典經濟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衰退，選民們將社會民主黨趕下了權力的舞臺。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這一事件的衝擊。「瑞典模式需要修復。」倫敦的《金融時報》評論道。至少部分離棄社會民主黨的選民是出於反對核能的原因，因為該黨始終大力支援發展核能，但是總的來說，人們考慮的並不是這類細枝末節。不管是對是錯，這次選舉的結果被解讀為一次削減政府權力的努力。儘管瑞典的非社會主義政黨也遠遠談不上是福利國家的尖銳批判者，他們的成功至少重啟了一個疑問，那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經濟安全，其代價又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相比瑞典，面對20世紀70年代的新經濟現實，英國的適應要勉強得多。事實上，英國幾乎完全沒能順勢而為。
1974年2月，英國仍然籠罩在石油危機的緊張氛圍之下，到處瀰漫著一種不安感。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接近20%。面對礦工的罷工，製造商每週僅開工三天以節省煤炭和能源。北愛爾蘭則處在內戰之中。「誰在統治不列顛？」保守黨質問，他們聲稱工黨過於激進，甚至有可能廢除人們對於住宅的所有權。而工黨，此時正在全力與已經在任4年的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斯宣戰，由偏向社會主義一方的勢力主導，其中一個被稱為戰鬥派（militanttendency）的團體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工黨競選的宣言是呼籲「一場根本性的、不可逆轉的對權力和財富平衡的改變，有利於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家庭」，並且堅持北海石油和大部分的製造業都應該收歸國有。
憤怒的選民沒有讓任何黨派拿到大多數支援，結果選出了1929年以來第一個無多數黨議會。大不列顛整整三天沒有組建政府。這三天中，希斯為爭取自由黨14個議會席位的支援而討價還價。自由黨尚在猶豫時，希斯就向工黨的哈羅德·威爾遜低了頭，此人在1964—1970年擔任英國首相。威爾遜組建了少數派政府，依靠對幾個小黨派的忍耐勉強維持，直到10月舉行重新選舉。這次嘗試讓工黨贏得了多數支援，但這個所謂多數十分脆弱，連正常的政治運轉幾乎都無法做到。而工黨之所以能夠贏得多數，是因為很多選民待在家裡沒有參加投票。
工黨政府在1974—1979年統治英國，最開始由威爾遜執政，1976年3月後由詹姆斯·卡拉漢擔任首相。在此期間，英國經歷了可能是二戰後所有發達國家選出過的最為無能的一屆政府。通貨膨脹已經完全失控：1974年的資料是19%，1975年達到了25%，1976年恢復到了15%。然而菲利普斯曲線顯示的替代關係卻完全沒有反映出來；高通貨膨脹並未達成遏制失業率的效果，反而驅逐了投資，導致情況更加惡化。隨著經濟總量的縮水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英鎊所能兌換的美金也從1975年3月的2.43元下降到了1976年9月的1.66元。就在同一個月，工黨的年度代表大會召開，並收到了一則驚人訊息：大不列顛有史以來第一次以窮國的身份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請求緊急貸款。
為卡拉漢說一句，他接手的確實是個爛攤子。卡拉漢由寡母在貧困中艱難養育成人，1944年進入議會，一路披荊斬棘，幾乎在所有重要的內閣崗位都任過職。在哈羅德·威爾遜政府擔任外交部長期間，他在重新商定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條款時起到了關鍵作用，該項決議在1975年的全民公投中得到了壓倒性的支援。當年的3月，威爾遜突然辭去了首相一職，當時已經64歲的卡拉漢成了他的繼任者。「首相！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據傳，他在贏得了黨內選舉後說道。
在卡拉漢搬入唐寧街10號的三個星期之後，工黨就失去了議會的多數派地位，原因是一名議員將為詐死而接受審判，不得不退出工黨。為了維持政府運轉，卡拉漢不得不一再與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小黨派談判妥協。他的優勢在於外向的性格和平靜的外表。人們給他起了個「陽光吉姆」的外號。工會也一向對他十分尊重，因為17歲時他曾經擔任過稅務局的辦事員，併成功地為稅務公務員組織工會。「沒有人比詹姆斯·卡拉漢更能代表英國的工人運動了。」記者彼得·詹金斯在1988年寫道。
然而，工會對於首相的敬意並沒有讓合作變得更容易。英國的工人運動歷來有激進傾向，而很多工會都堅決反對僱主提出的任何可能導致工作機會減少的變革。德國、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工會組織理解創新帶來的生產率提升能夠在長遠上提高工人的收入，並且在經濟的其他領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是對於英國的工會領袖來說，這樣的言論近乎異端邪說。以全國礦工總工會為例，他們反對國家煤炭局關閉任何一家煤礦，哪怕是那些歷經近2個世紀的挖掘已經完全枯竭的煤礦。傑克·瓊斯（jackjones），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工會的領導者，代表了建築業、製造業工人，碼頭勞工和卡車司機的利益，在當時可謂手掌重權，以致1974年選舉前的街頭塗鴉都寫著「投傑克·瓊斯一票，把中間的代理人切掉」。
儘管並非所有的英國工會都激進好鬥，但普通的民眾普遍都反對政府的「收入政策」，因為該政策傾向於用限薪的方式控制通貨膨脹。等到卡拉漢入主唐寧街10號之時，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規律：僱主會在政府限定的幅度內提出工資漲幅；工會將拒絕接受，並組織罷工；而僱主在政府的默許之下，屈從於工會的壓力。
1976年9月，在布萊克浦濱海度假村舉辦的黨代會上，卡拉漢向工黨的左翼人士發出了明確警告。「我們之前身處其中並認為會永遠持續下去的安逸世界，那個首相大筆一揮，減減稅、超超支就能保證充分就業的安逸世界，已經離我們遠去了，」卡拉漢嚴肅地宣稱，「我們過去認為，只要政府花錢就能擺脫蕭條，減稅和擴大開支能夠提升就業。我現在坦誠地告訴你，這一選項已經不復存在。」他呼籲提高生產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但是對於一個在1974年10月提出支援製造業國有化並要求大企業「按國家需要和目標一致行動」的政黨來說，他的態度並不受歡迎。在那些支付著工黨的賬單並且控制了多個工黨地方委員會的大型工會眼中，提高生產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就意味著裁員和降低養老金。這不是他們支援的計劃。
多虧有英鎊的貶值刺激了出口，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貸款，英國經濟在1976年下半年煥發出一絲活力。但這差強人意的表現也僅僅是針對本國最近的情況而言。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英國在經濟增長率、資本投資量方面都穩居倒數第一，通貨膨脹也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卡拉漢政府非但沒有要求英格蘭銀行降息，反而寄希望於限制工資上漲的政策能夠在短暫陣痛後解決問題。他們的希望落空了。1977年7月，在英國北部的達拉謨舉行的煤炭工人節上，礦工領袖阿瑟·斯卡吉爾（arthurscargill）呼籲工人「無視政府對於進一步限制工資的建議」，而此時卡拉漢本人就坐在領獎臺上。當輪到卡拉漢演講時，他號召礦工們接受限薪，理由是「這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礦工也是祖國大家庭的成員」。這完全談不上是什麼有吸引力的說辭。
1978年夏天，工黨政府宣佈，工人工資的增長率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不能超過5%。這一比例很可能連通貨膨脹率的一半都達不到。工會領袖們擔心武裝分子舉行未經授權的罷工活動，拒絕接受政府不切實際的指導方針，要求迴歸正常的工資談判流程。「我們已經忍受限薪3年了，人們早都已經受夠了。」一位住在約克郡赫爾城的卡車司機回憶道。卡拉漢拒絕讓步，結果是汽車工人、貨車司機、鐵道工人、護士，甚至掘墓人，都開始了罷工。醫院不再接收病人，肉雞因為沒人餵食而餓死。1978—1979年間那個黑暗而大雪連綿的冬天，將會以「不滿之冬」的名字載入史冊。倫敦人的垃圾堆滿了萊斯特廣場，因為清潔工拒絕打掃。爭端最終得到了解決，罷工的工人們爭取到的工資增長幅度遠遠高於政府5%的指導數字。1979年3月，議會以一票的優勢通過了對卡拉漢政府的不信任案。
這一次投票的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作為英國主要政治勢力的工黨的下臺，在很大程度上與瑪格麗特·撒切爾有關。撒切爾在1959年加入議會，堅決反對戰後各國對於建設福利國家的共識，並且尖銳批判保守黨對福利國家政策的支援。1975年2月，這位保守黨的環境事務女發言人取代前首相愛德華·希斯成了保守黨的議會領袖，撼動了整個英國的政治建構。此時，她開始向卡拉漢施壓，要求組織大選，而此時英國的經濟再次陷入困境，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全世界都在應對新的石油危機——這一次發生在1979年1月推翻伊朗國王的革命運動之後。
撒切爾行事果斷，喜歡直言不諱。她認為英國面臨著長期的經濟衰退，這一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末廣受認同。但是和大多數同胞（當然包括卡拉漢本人，他曾在1974年跟工黨領導人說過「我要是個年輕人，我就會移民」）不同，她不認為衰退是不可逆轉的。她把矛頭指向了高稅收和福利國家政策，指責其壓抑私人企業的積極性、扼殺經濟增長的活力。撒切爾對於抗拒變革的工會和靠地租過著安逸生活的鄉紳同樣不滿。她宣揚刻苦工作和創業精神是重要的美德。「我們中沒有人幼稚到會去相信，只要政府削減了稅負，一切就會突然改變，讓我們的國家在一夜之間恢復繁榮，」她在大選前一週的廣播節目中說道，「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是建設一個獎勵勞動的國家，還是建設一個勤奮工作得不到認可的國家，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只有實現經濟上的復興，英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內在關懷的社會。」
關於撒切爾夫人崛起背後的智囊，已經有很多記載了：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宣揚自由市場的理念；基思·約瑟夫（keithjoseph）爵士，作為一名議會成員，在1974年對希斯的保守主義和解路線大加批判；倫敦政策研究中心，專為給未來的保守黨政府提供諮詢而建立。約瑟夫爵士支援用貨幣供給機制抑制通貨膨脹，並將各種自由市場派的觀點灌輸給了撒切爾。毫無疑問，無論是實業上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利益團體，本國的或是國外的，都在支援保守黨的主張。1976年，約瑟夫爵士在演講中提到：「我們的政府管理的範圍太寬，支出太大，稅收太高，借貸太重，人員也太過繁冗了。」這一觀點已經被中部的企業家和城裡的銀行家鼓吹多年了。
然而，雖有這些努力為保守黨的復興提供智力上的支援，但僅靠市場競爭的理念是無法將工黨推向深淵的。工黨下臺的最根本原因是二戰後給全世界帶來繁榮的經濟模式的崩塌。貫穿整個五六十年代，工黨的觀點滲透到各項政策中，福利國家制度建立起來，英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到了70年代，無論怎樣的政策組合都無法繼續帶來英國人民預期的高速增長。正是夢想的幻滅將保守黨送回了歷史的舞臺。1979年5月3日，保守黨在議會取得了60個席位，瑪格麗特·撒切爾成了英國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