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工業的困境是一種挑戰；心理上，則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1973年年末蕭條的景象初現之時，發達國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非政府工作崗位都是製造業提供的。很多其他型別的工作，從貨運卡車司機到工廠附近酒吧的服務員，再到拿津貼的退休人員，雖然不直接從工廠領取工資，但是生計卻全賴製造業的發展。戰後的工業擴張讓廣大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穩步提高，而且受到福利政策的鼓舞，在經濟上的安全感也是空前的。然而隨著收入豐厚的工作崗位的減少，工人們發現自己開始原地踏步，要盡極大努力才能維持前25年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工作進取心。福利國家確有優勢，但其加之於社會成員的負擔也愈趨明顯。政府無法保證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社會上的不滿情緒開始積累，為嚴峻的政治後果埋下了隱患。
為什麼，在戰後的這些年裡，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呢？目前的最佳答案，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給出的，該觀點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很多精英人士。他的理論將發達工業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聯絡在了一起，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庫茲涅茨在布林什維克統治下的俄國學習統計學，1922年出逃美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比阿瑟·伯恩斯（arthurburns）早一年拿到碩士學位，並與伯恩斯一道成了經濟週期學家韋斯利·米切爾（wesleymitchell）的門生。1927年，庫茲涅茨取得博士學位，加入了國家經濟研究局（該機構很快將由伯恩斯領導），並且發展出了很多統計學概念，至今仍用於國民收入和生產率的統計。庫茲涅茨是當之無愧的國民生產總值之父，這個概念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都被用於比較經濟體的規模和增長能力。不過，與大多數使用該資料的政客不同，庫茲涅茨強調，體現公民生活水平的很多方面都無法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反映出來。正如他在1934年對國會所說：「一國的福祉很難通過關於國民收入的指標來衡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庫茲涅茨將他的注意力轉向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從14個國家收集資料之後，他得出結論，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可能與該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關。
庫茲涅茨堅信，那些經濟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處於前列的國家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增長。第一階段，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大批的佃農與手工業者流離失所。他們的技能在貶值，收入也隨之下降，而掌握資本的人則通過投資工業大賺特賺。這一現象首先出現在18世紀末期的工業革命時代，當時，號稱「機器破壞者」的團伙到處損毀蒸汽織布機，因為他們認為機器是導致下層民眾貧困潦倒的根源，而政府在背後支援部分廠商壟斷經營，以犧牲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讓工廠主們牟取暴利。於是，成千上萬的工人陷入赤貧，社會不公平現象愈演愈烈。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庫茲涅茨認為，鑑於農民被趕離家園、工匠被迫失業的現象越來越少，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矛盾得到了緩解。然而，在發展的第二階段，工資水平仍然相當低下，因為城市中聚集著大量不具備專業技能的待業工人，工廠招工毫無困難，沒有提升工資的必要。政府對失業者和傷殘人士的救助全然缺位，勞動者找工作時無法進行挑選，在工資談判中處於絕對劣勢。這就是卡爾·馬克思眼中的19世紀中期，一小撮資本家剝削貧困潦倒的工人階級，而勞動者完全看不到改善現狀的希望。
馬克思對他所處時代的解讀是正確的，庫茲涅茨說，他錯在將其誤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永久性特點。隨著經濟邁向第三個發展階段，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出生率開始下降。這意味著，家庭收入中有更高的比重投入到了子女的撫養和教育中。出生在城市的新工人階級，大多數接受過學校教育，掌握了適應現代經濟的各項技能，取代了上一輩半文盲式的工業移民。他們也更加善於運用政治影響力，能夠推動立法，建立保護低收入水平家庭的社會機制。因此，庫茲涅茨得出結論，當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收入不公平的現象就會逐漸消失。這一過程自19世紀末的英國開啟，美國和德國在一戰時期也相繼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越來越多的國家跨入了上述程式。
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線分佈，開始時兩極分化愈發嚴重，但最終差距會慢慢縮小。這一觀點對於黃金時代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是一種安慰。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指導是為了緩和經濟週期，保證經濟以前所未見的水平穩定增長，同時把失業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現在庫茲涅茨似乎在暗示，更加公平的社會分配機制也是計劃的一部分，至少在工業國家就是如此。隨著收入的增長，幾乎人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普通人也可以和富人一樣積累財富。在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逐步縮小。這是一幅誘人的願景。
對收入分配狀況進行評估，從來就是一項冒險的事業。「收入」可以通過很多角度進行解讀：一些學者著重研究工人稅前時薪的變化，其他學者則更關注家庭而不是個人，而且會同時統計投資收入而不僅僅是工資——兩者得出的結論很可能大相徑庭。衡量某個國家公民的收入差距，同樣有很多不同的路徑。較為常見的方式是統計中產階級在人口中比重的變化，但是對比長期失業者和處於前1%水平的富豪的收入，可能會得到一些不同的視角。短期趨勢與長期趨勢也有所不同：股市的低迷可能意味著富人在一兩年內銷售股權的資本收入會降低；但是隻要股市出現轉機，情況就會立刻得到逆轉。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收入水平並不能展示財富分配的全貌。絕大多數家庭都有收入來源，擁有不動產、股票、債券和企業的比重則小得多。
無論用何種方式衡量，沒有爭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達國家中經濟資源的分配遠比戰前要均衡得多。對12個具有現成資料的發達國家進行研究，其中有11個國家，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前1%的富豪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比重，遠低於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1962年，九分之一的聯邦德國家庭依賴不到人均工資一半的收入勉強生存，到了1973年，這個收入水平最低的群體已經不到總家庭數的十六分之一。20世紀40年代末，近三分之一的美國家庭收入低於官方確定的貧困線，及至1973年，排除通脹因素，平均工資仍達到了當時的歷史最高水平，此時收入低於貧困線的家庭只佔九分之一了。僅在瑞士這一個國家，最低收入階層沒能縮短與金字塔頂層人士的距離。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購置房產和進行儲蓄，所以，在黃金時代，財產的分佈也比以前更加分散。1939年，荷蘭前1%的富裕家庭集聚的財富佔全國總量的一半，但是到了1973年，這一比重下降到了四分之一。1948年，挪威前1%的富人擁有全國34%的財產，但在1973年只剩下了22%。研究20世紀60年代法國和美國的遺囑資訊可以看出，普通百姓掌握的財產佔總量的比重遠遠高於戰前。鑑於財產可以滋生利息、分紅和租金，財產分佈得越分散，對於收入公平也就越為有利。
公平問題得到改善並不是一項奇蹟。很多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提高了所得稅最高稅率，擴大的稅收用於彌補戰爭支出。某些國家在戰後仍然維持了這項政策，對於高收入人群，所得稅有時會佔到全部收入的80%。高昂的遺產稅使得將鉅額財產留給下一代相當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財產的分佈變得更加均勻。在巴黎的畢加索博物館，我們可以看到清楚的例證，館中展示的很多藝術品都是為了衝抵遺產稅而上交給法國政府的。英國國民信託（britishnationaltrust）經營的文物級鄉村宅邸，很多都是由世代居住在這些豪宅裡的主人捐獻的，因為家主去世後，子孫無力承擔鉅額的房地產遺產稅。
工會的力量是幫助普通工人提高待遇的另一個因素。戰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都賦予了工會極大的許可權，或者是為了提升國家凝聚力，又或者是戰敗後在同盟國的要求下行事，比如聯邦德國和日本。製造業的繁榮對於工會實力的上升貢獻重大。在戰後世界中，很多新的工作機會都來自制造業。僅以日本為例，1950年，每5個工人中就有1個從事製造業，到了1970年，從事製造業的工人每3箇中就有1個。與農業和服務業的勞動力相比，製造業工人加入工會的熱情要高得多，因此，製造業的發展為工會提供了日益壯大的潛在隊伍。在幾乎任何型別的工廠做工都比干農活回報率要高，服務業、小時工以及其他對於教育水平和專業培訓沒有過高要求的工作，在薪資上也都無法與製造業相匹敵。所以，製造業的增長自然讓相當高比例的勞動力都得到了提高收入的機會。
強大的工會並非一定能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因為與工會簽約的工人往往絕不是底層中的底層。然而，在戰後世界中，工會的影響力遠遠不止於與個別企業，甚至整個行業協商工資。他們成了政治談判桌上的常客，大力倡導提高最低工資，建立失業救濟、帶薪病假、年假和養老金制度。在有些國家，工會在支援女性同工同酬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於是，隨著大批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雙職工家庭的收入也相應上漲。有時，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甚至會與行業組織的首領和政府高官談判，確定國民收入中多大的比例應當用於支付工人工資，又有多大比例應當作為企業利潤，以此限制大公司股東和小企業主的收益，進一步撫平收入分配的差異。
但是，正如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所指出的，戰後世界收入更均等的最關鍵原因並非是經濟政策，而是由戰爭造成的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巨量的資本：大量住宅、商店、辦公樓和工廠被夷為平地，其中的生產裝置和傢俱財物也隨之化為烏有。即便是財產沒有被破壞或充公的企業，也受物價管控、原材料短缺和消費能力下降等原因的影響，經營出現了極大困難。那些人間蒸發的財物屬於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戰爭對資本的破壞起到了均衡財富分配的效果。而且，鑑於大部分財富都被用於滋生利息、分紅和租金，資產的滅失對於拉低收入差距也有作用。貧富差距之所以會縮小，不僅僅是因為窮人的境遇在改善，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富人在一小段時期內遭遇了劫難。
向平等社會邁進的潮流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了逆轉，此時工資上漲遭遇了瓶頸。這一現象在各國出現的時間不同，上層人士生活優於普通百姓和貧困家庭的程度也不盡相同。有些國家制定了提升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的政策：或是資助需要撫養子女的家庭，或是鼓勵銀行擴大對買房者和小企業的信貸支援。不容置疑的是，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裡，擁有高收入和大筆投資收益的人享受著高品質的生活，而大多數工薪階層疲於奔命，艱難地維持著現有的生活水平。
正是在美國最先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苗頭。在1974年殘酷的大蕭條期間，收入中位數的增長率比通貨膨脹率還要低。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女性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恢復到了衰退前的水平，但是男性的收入卻始終沒能重振。40多年過去了，在美國收入恰好位於中位數水平的男性員工數量，在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仍然趕不上1973年的水平。收入水平排在後面五分之三的家庭，收入佔全美家庭總收入的比重開始下滑，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所佔比重則節節攀升。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的增長也就越迅速。1973年，前1%的家庭收入佔所有家庭收入的7.4%。等到了20世紀末，這個比重翻了不止一倍。
英國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普通工薪家庭的購買力在1974—1979年持續下降。收入差距即使沒有馬上擴大，也只是因為工黨政府的反通脹政策嚴厲壓制對高收入者的加薪。工資高於特定數額的人員被設定了收入上限，有些時候，高薪人士直接被明令禁止加薪。結果當然是收入變得更加平等了，但是限制政策一經撤銷，馬上就出現了強力反彈。1977年，經理人和專業人士的收入大漲，收入差距開始擴大。儘管高津貼和其他社會福利提高了某些特定群體的收入，比如退休人員和單親家庭，20世紀80年代的收入分配仍然日漸扭曲，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收入的不平等愈演愈烈。
在其他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沒有那麼懸殊，主要就是政府介入的作用。比如加拿大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工資不平等加劇，但是收入的差距並沒有明顯擴大，這得益於政府向低收入勞動者提供的津貼。直到80年代，高薪群體才開始在收入上與普通百姓拉開距離。在日本，貫穿整個70年代，收入平等化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情況在1981年左右發生了變化，收入的差距開始穩步擴大，到了2005年，甚至有人稱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發達國家中最高」。瑞典一向被認為堅守了社會民主與平等的堡壘，也在1981年前後經歷了收入水平的分化，西班牙和瑞士也是如此。國際上的少數幾個異類之一是法國，在整個七八十年代都激進地利用稅收和福利政策縮減收入差距，而且一直把這種狀態保持到了21世紀。
如果發生在其他時期，貧富分化可能都不會是什麼嚴峻的事。畢竟，無論哪朝哪代，總有人比其他人要過得好。但是在七八十年代，芸芸大眾和高收入者間的差距在擴大，與此同時，全球的工資增長卻在減緩。工資增長放緩的精確比例很難確定，因為在70年代，大多數國家僅收集製造業部門的工資資料。在製造業上，史料是一清二楚的。從18個歐洲、北美和太平洋地區的富裕國家得來的資訊顯示，1974年之後，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上述國家中的每一個都見證了工資增長率的急劇下降。工人們眼看著自己與高薪的鄰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他們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正在逐漸崩塌。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黃金時代的好日子急轉直下？對於工資增長放緩和收入差距擴大，最常聽到的解釋都與政治決策相關——這個國家沒能成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那個國家法規過於嚴格，不利於刺激就業，國際貿易協定讓發達國家的工人面對低工資國家更不具有競爭力，法律允許企業老闆在給自己定薪水時既不考慮工人工資也不考查個人表現。類似的結論層出不窮，而且似乎難以避免：人們往往會將他們親身經歷的問題歸結成一個看似熟悉和明顯的原因，尤其是在專家和政客相互指責的時候。
然而單純用國內方面的因素進行解讀是不夠的。每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形勢都有所不同，但工資增長速度降低和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卻是全球性的，所有富裕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都受到了影響。對於這種全球性趨勢的解釋也應該是全球化的。最有可能的答案隱藏在一個新聞報道中鮮有提及的經濟指標當中，這個指標的逐年波動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但是其長遠變動方向卻對世界局勢有著深遠的影響。經濟學家稱其為「勞動收入份額」（laborshare）。
勞動收入份額是指，支付給在職工人的工資收入，除以在職工人所創造的國民收入。通俗地說，就是一國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用於支付工資的比重，而不是支付給資本所有者的分紅或者利潤，也不是政府提留的稅收。勞動收入份額並不是對於工人收入的精準測算，因為很多工人也有資本收入；小企業的所有者可能每週僅領取少量工資，他還能分享公司的利潤，如果有的話。而對於廣大工人來說，資本收入往往很低——儲蓄賬戶上得來的幾塊錢利息、員工股份的些許分紅。因此，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對於研究工人相較於資本所有者的整體收入情況，是有所幫助的。
20世紀70年代下半葉，勞動收入份額開始下滑，這種現象不止出現在某個國家，而是遍佈了世界各地。下降的趨勢起於1974年的美國和聯邦德國，一年以後傳到了日本和英國。1976年出現在澳大利亞，1978年到加拿大，1980年前後到了義大利和荷蘭。到了90年代初，就連芬蘭和中國也開始經歷類似的變化。在46個具備至少15年可信經濟資料的國家中，37個在1975年之後表現出了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顯著統計趨勢。根據一項測算，1977年到2012年間，工資在總收入分配中佔據的份額降低了5%。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破滅、1989年德國重新統一、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以及21世紀初中國經濟崛起併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之前，這一趨勢就已經顯現。
單獨來看，下降的勞動收入份額並不意味著任何人變窮了，而且也不必然反映出僱主確定工資的方式發生了任何改變。如果一個經濟體發展得足夠迅速，即便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每個人的收入也還是會持續提高。但假如在經濟增長總體放緩的同時，勞動收入份額繼續縮水，那麼可能很多人都會分配到更小的比例。工人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就意味著資本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比重在相應地增長，而這些人原本就屬於高收入人群。所以，儘管理論上勞動收入份額下滑並不一定造成經濟不平等，但在實踐中，卻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感覺，那就是金字塔頂尖的人愈發地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而芸芸大眾則是江河日下。
關於這場全球範圍的勞動收入份額下滑，經濟學家能夠給出的最為合理的解釋，就是技術變革的速度越來越快。技術革新減少很多工作需要的人工數量，對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高失業率有著直接的責任。除此之外，技術的發展在某些行業創造了全新的生產和經營方式，從而導致行業競爭加劇。過去，鋼鐵企業很少面臨競爭，因為建設新的煉鋼廠需要數十億美金的初期投入，而電弧爐的發明大大降低了新晉者購置基礎裝置的成本。在遠離城郊牧場的地方進行牛肉切割包裝的新方法，打破了幾家大型肉聯廠在美國的長期統治——尤其是價格方面的壟斷。競爭的壓力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工會和員工爭取高工資也更加困難。
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現代經濟對於工人技能組合的需求。自動化導致技能和手藝貶值，在勞動力市場上，工人的議價能力也相應下降。在20世紀50年代，電信工人的罷工就意味著電話無法接通，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將受到影響。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數的電話使用者都不會對電信工人的罷工有所察覺，因為他們接受的服務並未受到影響。當工廠工人要求加薪時，製造商可以威脅將生產部門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因為現在這樣做，不必擔心產品質量下降，產品聲譽也不會受到影響。隨著談判的籌碼向僱主一方傾斜，工會發現，爭取更好的待遇和保障就業一樣越來越難，對於很多行業來說幾乎就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況是，工人能夠通過學習掌握重塑其工作方式的新技術。而最壞的情況則是，工人將在領取一筆提前退休金後被迫離職——在資訊時代，他們的技術再也無法賺到令人滿意的薪酬。
儘管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浮誇地宣稱長期的穩定繁榮已經到來，然而他們此時卻無法對那些生存狀態每況愈下的人們做出有意義的回應。政客能夠提供的也無非是些老生常談，比如在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重要性。而社會公眾已經習慣於相信政府能夠為所有人提供經濟保障，此時看著政客一籌莫展的倒霉模樣，壓抑的怒火就開始爆發了——主要表現為對福利國家高稅收政策的反感和厭惡。
福利國家的概念，以及與之相生的對於政府社會角色的新理解，誕生於戰爭的深淵之中。政府應當提供某些保障的觀念並不新穎：早在1883年，德國就頒發了疾病保障法，而瑞典的殘疾人保障計劃則可以追溯到1901年。然而，這些政策往往只考慮到了城市的產業工人，其他人能夠得到的幫助非常有限。比如，瑞典人引以為傲的失業保障體制，直到1950年才只能覆蓋70%的工薪階層，其他人仍然暴露於失業風險之中。美國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體系在1937年啟動之時是不包括農民、家政服務員和個體經營者的。有限的覆蓋範圍及優越的人口結構，使得政府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類似的保障。1940年，第一張社保支票寄出之時，350萬名退休者的保障收入是由3500萬工人及其僱主交納的稅金支撐的，稅率僅為全部收入的1%。對於一名普通的美國製造業工人來說，如果年收入為1200美金，每年的納稅壓力也只有12美金。
福利國家的根本目標是廣泛推行這些保障。1945年，英國和加拿大開始發放兒童津貼，一年之後，法國也借鑑採納了這一政策，此時津貼的額度依兒童的人數而定，並不考慮家庭的收入情況。這些為了保障城市工人而設計的政策，能讓農民群體得到的好處非常有限。在農民的壓力之下，四個北歐國家政府承諾將健康保險和養老保障推廣到全民受益，包括農民和個體經營者。
有了中產階級的堅定支援，擴充社會保障的一攬子計劃就在政治上勢不可擋。艾森豪威爾總統，一名保守的共和黨員，在1956年將社會保障福利金的覆蓋範圍擴充套件到了殘疾工人。一年之後，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其基督教社會主義同盟控制的聯邦德國政府將養老金金額提高了60%。在英國保守黨當權的20世紀50年代，社會福利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陡峭上升。在更加註重平等的戰後新世界中，無論是名門望族還是財富新貴，都不希望被指責為對工人階級的艱辛無動於衷。
貫穿20世紀60年代，繁榮的經濟使得政府更願意慷慨解囊。60年代初，富裕國家之中，以現金形式直接發放給家庭的補貼，比如兒童津貼、養老金、殘障及失業補助等，平均要佔到國民收入的6.8%。到了70年代初期，該數值已經高達10%。芬蘭，北歐國家中的後進分子，也於1963年啟動了國家疾病保障計劃。一年之後，義大利開始向全體老年人發放養老金，儘管他們並未對社保計劃做出任何物質上的貢獻。在法國和英國，兒童津貼的增長速度遠遠把通貨膨脹拋在了身後。
福利國家的政策並未止步於直接的金錢補貼。1964年1月，約翰·f.肯尼迪遭到暗殺後不滿6周，他的繼任者林登·約翰遜就向貧困宣戰。國會為此制定了針對窮人的食品援助法案，以及由納稅人資助貧民和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法。美國、英國和其他幾個國家就「逆向所得稅」的優缺點展開了辯論，所謂逆向所得稅就是最低收入補貼，可以保證每個家庭都能達到基本的收入水平，資金由政府提供，而且沒有資格限制。擴建大學和高等院校的花費巨大，但是數以百萬計的新生被招錄進來。日本1950—1975年間的高等教育錄取率提高了將近800%，西歐的高中以上教育錄取人數則翻了3倍。絕大多數學生進入的大學院校是國立的，收取的學費很少或者根本不收學費。相比街道清潔工和工廠工人的子女，醫生和教師的子女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要容易得多，因此免費的高等教育又是一項取悅崛起中的中產階級的補貼政策。
發達經濟體中，唯一對福利社會存在抵制的國家就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後的二三十年裡，領導人認為日本是一個處於重建階段的貧窮國家，無力支付昂貴的福利政策。儘管出於經濟收益的考量，日本願意在教育領域進行投資，但他們對於在歐洲和北美盛行的政府資助福利專案仍然時刻保持警惕。但在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非凡的增長之後，日本的經濟規模擴大了3倍，政府難以再用貧窮作為藉口。在一片頌揚之聲中，日本終於在1973年推行了新的健康、養老和收入補貼政策。日本人將這一年稱為「福利社會元年」，此時，日本的未來如此燦爛，在多年的奉獻和犧牲之後，公民終於要分享勝利的果實了。
所有的福利專案都要花錢。福利國家改變了普通公民與政府的關係：不僅僅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津貼，而且是政府歷史上第一次在相對和平的時期裡，要求公民以稅賦的形式上繳相當大比例的收入。
從歷史角度看，很少有個人需要直接向國家級政府納稅。在這一方面，美國並非不具有典型意義。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和亞洲爆發，所有聯邦級別的賦稅加在一起也僅佔國民收入的7.6%。大部分的稅收都是間接稅，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是隱形的：政府以進口稅的形式從境外的威士忌和香菸上得來的收入，要遠高於直接從工人工資中拿走的部分。聯邦政府直接徵收的所得稅，僅僅佔到了全部國民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儘管官方的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可達到79%，但也只有少數的產業巨頭和影視明星受到影響。大約五分之四的美國家庭都不需要向聯邦政府支付所得稅，因為排除各種免稅和抵扣額度之後，他們的收入還達不到2500美金的所得稅起徵點。
大部分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都類似，直到戰爭改變了一切。隨著政府開始徵收各種附加稅、超額利潤稅等，戰爭時期的賦稅壓力驟然增加。最為極端的例子是，納粹德國對其佔領的國家施加重稅以資助戰爭，並且利用稅收體系剝奪猶太人和其他被驅逐者的財產。在同盟國方面，英國的所得稅在1937—1943年翻了四倍。所得稅起徵點被降低，所以等到戰爭結束之時，大部分工人都要支付所得稅；而高收入者面對的最高稅率，居然達到了令人咂舌的98%。
戰爭也讓稅賦收繳的方式更為激進。「我需要的就是現金，而且是從當前收入中提取的現金。」英國的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1940年宣稱。在只有少數富人需要交納所得稅的時候，他們獲准每年或者每半年繳納一次。但是當數以百萬計的中等收入群體被捲入稅收體系後，很難想象這些人有充裕的現金每年進行一次大額支付，而且，政府也需要穩定的現金流來為軍隊和武器買單。美國最先採取措施，從1943年開始要求僱主從工人工資中直接扣除稅金。「我們搞不定那些傢伙，除非從源頭上直接截流。」一位財政部的官員在請求參議員支援他們提出的立法議案時說。英國人把他們的扣繳方案命名為「付你所得」，似乎每週從工資里扣除所得稅，是在給工人們一個報效國家的良機。然而，不論如何包裝，都無法逃避一個現實，那就是每週的工資存根都在提示著稅收的陡峭上升。
戰爭結束之後，所得稅的形式保留了下來，但是起初大部分工人都不需要交納或者只需交納很少一部分。在日本，戰前和戰時交納所得稅的人數都不足100萬；即便美國在1947年強制改革之後，這一數字上升到了700萬，但是仍然不足日本成年人數的七分之一。儘管在1949年需要交納所得稅的英國工人人數約有1400萬，但在10年之前這一數字還只有380萬，仍然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收入達不到所得稅起徵點。1951年，典型的美國家庭交納的聯邦所得稅還不到全部收入的3%，而且仍有很多家庭完全不需要交稅。在加拿大，「針對個人的直接稅收」1950年時僅佔人均收入的6.4%，比戰時減少了三分之一。1958年改革之後，聯邦德國的基礎稅率雖然高達20%，但是為了保護普通工人而創設的津貼制度，使得大部分人交納的稅款低於全部收入的6%。
向普通工薪階層收輕稅，高收入者收重稅，可以保證稅後收入更加平均，實現重要的社會目標。但是，一個大多數人不交或者僅交很少的所得稅的體制，確實無法滿足福利國家日益增長的財政需求。
福利國家體制可以說是一項豐功偉績。它給數百萬名退休津貼的領取者提供了尊嚴，使其無須在老年之時面對赤貧。傷殘保險保護了勞動者的家庭，避免在工人遭遇工傷後全家陷入貧困，而醫療保險確保了即便是最貧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及時就醫。失業保險則減輕了經濟蕭條造成的陣痛，不僅有利於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對這些人光顧的生意和購買商品的生產廠家也有裨益。經濟學家將社會保障體制稱為「自動穩定器」，此言非虛，因為正是這些保障措施使得消費者在艱難的時事中仍有基礎的消費能力。
但是，政府推行慈善並非沒有成本。儘管工資水平、商業利潤和消費能力在迅速提高，福利國家的支出增長的速度更快。縱觀各發達經濟體，從1960年到1974年，單單扶貧專案支出就提高了150%，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率。在24個發達國家中，僅有芬蘭這個半島小國1974年社會保障支出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低於1960年。隨著社會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工人收入的增速，福利國家體制在被看作一項優勢的同時，也被視為一種負擔。
把許多其他事情聯絡起來看，1973年這個關鍵的年份對於福利國家來說也是個轉折點。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商業利潤出現暴跌，導致工人工資的增速開始下降。然而福利國家體制的發展卻沒有一併放緩。恰恰相反，數百萬名在經濟下滑過程中失業的工人，排著長隊領取政府提供的津貼。還有幾百萬人認為自己的年紀太大，已經不適合再就業了，開始提前領取養老金。到了1980年，西歐的大部分女性在60歲之前停止工作；男性則是63歲。那些基於收入水平的福利支出，比如住房補助和食品津貼，也相應上升了，因為越來越多的家庭符合了申請的條件。比如說，美國政府的食品券計劃從1974年到1976年耗資幾乎翻倍，原因就是受益人的數量增加了近50%。
社會保障體系肩負了重任。在經濟困頓的艱難時刻，它保護家庭免遭失業危機的蹂躪，撫平全球衰退的影響，這也是此項制度建立的初衷。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社保體制用稅收和強制扣款抽取了越來越多的資金，並且通過只有最專業的政策研究人員才能弄懂的公式重新分配到各個領域。僅舉一例，20世紀70年代的前5年裡，聯邦德國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經濟增長僅有52%。在西歐，到了70年代末，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包括一些醫療專案和高等教育——相當於經濟總量的近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