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減少福利之外，唯一保持收支均衡的方法就是加稅或者舉債，而減少福利無論在哪個國家都相當於政治自殺。1965年，24個發達國家的稅收平均佔國民收入的24.8%。1973年，隨著福利國家體制的發展，平均稅收達到了國民收入的28%。到了1977年，這一資料上升到了31%——在十幾年的時間跨度裡，它的增速已經相當驚人。稅收上漲的規律出現在了每個發達經濟體中，無一例外。最極端的例子是瑞典，在12年裡，稅收的比重上漲了13%，等到1977年，國民收入中的每個瑞典克朗都有45%被劃為稅收。
通貨膨脹就是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之一。在大多數富裕國家，個人所得稅都是按梯度徵收的，收入所處的梯度越高，相應的所得稅稅率也越高。在澳大利亞，高過起徵點第一梯度的收入只需承擔8%的溫和稅率，但超過第27級梯度的收入則要面臨高達66%的稅率。在義大利，1～32級稅收梯度的稅率從10%一直提高到72%；在日本，低收入者只需按10%的比率交稅，而高收入者可能要對收入的最高部分交75%的所得稅。通常而言，這些稅收起徵和梯度金額是不隨通貨膨脹變化的，也就是說，假如一名工人年收入的提高僅僅是與物價指數的上漲一致，但是多賺回來的里拉、日元或美金，需要交納的所得稅要高於前一年的水平——排除通脹因素後，此人拿回家的實得工資要低於原有水平。因此，儘管名義工資每年都在上升，很多家庭還是感到可支配收入越來越少了，因為他們現在處於更高的所得稅徵收梯度。
因此，在通貨膨脹高歌猛進的十年，稅收著實讓人煩惱，而且也更具爭議。即便收入增長已經跟不上通脹的步伐，政府還能穩穩收取家庭收入中越來越多的份額。工廠工人和街道清潔工感受到的稅收壓力並不亞於他們的老闆。1969年，聯邦德國的普通工人家庭每多賺一馬克只需支付19芬尼的所得稅——也就是說，邊際稅率為19%。但是到了1978年，邊際稅率幾乎翻了一倍。英國家庭中除了最為富裕的一批，1979年支付的所得稅佔收入的比重比1969年多了10%。記者彼得·詹金斯的測算結果是，有兩個孩子的英國家庭，收入為行業平均工資，1976年需要交納的稅金佔全部收入的26%，在四年內上漲了7%。加拿大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8年到1985年，普通加拿大公民的所得稅稅率居然提高了20%。
同樣重要的是，至少從政治的角度上看，高稅收直接給個人收入帶來了沉重負擔。在早些年，為福利國家買單的主要是企業，方式是交納營業稅或為員工交納社會保險。當然，企業最終會將這些成本轉嫁給股東或者員工，但是對於員工來說，他們增加的成本是隱形的。而且，發達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源於對消費徵稅（如營業稅），或是對資產和財富徵稅（如遺產稅），這部分稅收的佔比在1970年高達43%。縱觀各發達經濟體，收入稅和社會保障費用在1970年佔政府收入的34%，在1975年佔38%，而到了1980年，佔比就幾乎高達40%了。福利國家的成本迅速轉嫁到了收入稅的身上，這些錢直接來自工人的腰包，他們眼看著工資中越來越大的比重被扣掉。工薪階層抱怨負擔了越來越多的政府支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
然而，即便普通公民交納稅金佔工資總額的比重每年都在提高，政府也還是做不到收支相抵。為了兌現社會福利的承諾，政府大量舉債，鉅額財政赤字成了常態。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在20世紀60年代還無足輕重，及至70年代卻翻了三番，這還是在國防開支大幅削減的情況下。1973年之前，日本政府的支出還大抵與收入相等，但此後大面積財政赤字變得司空見慣。聯邦德國在1973年前財政赤字尚且有限，之後也是大幅提升。
在富裕國家中，政府財政狀況的巨大變化可以通過政府債務與國民收入的比例反映出來。從1946年到1974年，該比例始終在下降，因為各國都在償還二戰期間借下的債務，並且避免舉借新債。從1975年開始，平均債務率開始上升，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了21世紀。就在政府債臺高築的70年代下半葉中，利率開始大幅飆升，致使政府預算的相當比重用於支付利息。這些利息的賬單也進入了工薪階層的視野，他們交納的所得稅和社保為政府收入貢獻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他們擔心，將來他們的孩子還要繼續為這些利息買單，而他們的擔憂並非全無道理。
早些年世道更加安定，人們普遍願意用高稅金換取更好的社會福利。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幾次反對稅收的零星抗議活動，但這些抗議往往是針對地方政府為建設學校和維護公園而徵收的房產稅，而非聯邦政府用來提供養老金、醫療保險、貧困和失業補助的收入稅。這些抗議活動零零散散分佈在各地，在全國範圍內並沒產生多大影響。但是進入70年代，隨著經濟環境的惡化，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脫離了政府的控制，社會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加。此時，政府提高稅收以資助福利社會的嘗試開始碰壁。大規模的反對稅收運動，最初是在富裕且田園牧歌般和諧的丹麥王國中湧現，而這要感謝一位名叫摩根斯·格里斯楚普（mogensglistrup）的稅務律師。
格里斯楚普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據說是哥本哈根最大的一家，其主營業務就是幫助客戶避稅，方法是在一些傀儡公司之間搭建貸款鏈條，利用丹麥允許納稅人從收入稅基中扣減利息支出的規定，達到避稅的目的。1971年1月30日，44歲的格里斯楚普出現在電視節目中，大談特談稅收的問題。手中高舉著納稅申報單，上面寫著應納稅額為零，他將避稅者比作二戰時期破壞德國鐵路的愛國者。
格里斯楚普的滑稽之舉讓他一夜成名，而且演變成了一股政治勢力。丹麥政治長期以來由四股勢力把控，也就是所謂的「舊」黨，他們分別代表各自的利益群體，比如說農民和工會。在社會立法方面，四個舊黨派幾乎都是一致行動，很多立法提案甚至是全票通過的。選民們相當青睞這個承諾打破舊秩序的圈外人。在保守黨拒絕提名他為國會議員之後，格里斯楚普利用其炙手可熱的名聲在1972年組建了進步黨。進步黨沒有什麼正式的組織，但是格里斯楚普在吸引公眾關注方面確實是個奇才，他發表了很多尖銳的評論，比如說建議解散軍隊，用一臺電話答錄機取代國防部，答錄機在接通後只會用俄語說「我們投降」。他宣稱：「在當前形勢下，你在政治領域中能做的最為嚴肅的事情就是取笑當權派。」
丹麥成為當代反對稅收運動的發源地並非偶然。儘管20世紀60年代是繁榮的十年，丹麥卻始終保持著全歐洲最低的經濟增長率，進入70年代後也沒有任何好轉。丹麥的通貨膨脹率在發達國家中位居前列。而福利國家政策的加強給丹麥人帶來了沉重的稅收負擔。1965年，丹麥國民收入的29.5%都用於納稅。僅僅6年之後，政府就將全國總收入的40.8%收入囊中。普通家庭真切地感受到了經濟上的壓力，而民眾消費的增長率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還低。對自己國家未來的擔憂加劇了人們的不安。1972年，丹麥以全民公投中高達90%的支援率加入歐洲共同體。過了不到一年，民意調查卻顯示，至少有一半的丹麥公民對這個決定表示後悔。
儘管格里斯楚普本人並不上鏡——「他向來衣著隨意，身材胖墩墩的。」一位美國外交官向國務院這樣彙報——但他吸引選票的魅力絲毫不受影響。格里斯楚普在競選中呼籲取消收入稅，並且承諾在當上總理後，每十分鐘就裁撤一個官僚機構，1973年12月，進步黨成了議會的第二大黨派。丹麥人稱之為「地震式選舉」，一夜之間就重塑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即便沒有政黨願意與進步黨組建聯合政府，格里斯楚普對當權者的不斷攻擊還是讓他的理念得到了頗多關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民意調查顯示，丹麥人對於社會事業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態度愈加負面消極。「丹麥正在從福利國家的陣營中倉皇撤離，或者至少是要遠離福利社會所必需的稅務負擔，無論如何，這仍然是一場大撤退。」一位《金融時報》的記者宣稱。
在挪威，有一個人堪稱與格里斯楚普一時瑜亮。安德斯·蘭格（anderslange），比格里斯楚普整整年長了一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與右翼的祖國聯盟關係緊密，但在戰爭期間強烈反對納粹統治。戰後，他進入一家養狗人俱樂部工作，並且開始出版《愛狗者日報》。最初的時候，這份報紙有關政治的內容無非就是政府對狗主人的徵稅，但後來涉及的政治話題越來越多。1953年，報紙遭遇經濟問題，一名員工攜款潛逃，報社也因之倒閉，但是蘭格開展了一項副業，專門組織抗議遊行來反對社會主義青年運動者的示威活動。當蘭格在1960年重新發行報紙之時，對共產主義者、政客和官僚機構的抨擊成了家常便飯。兩年後，《愛狗者日報》更名為《安德斯·蘭格日報》。視野開闊了之後，報紙很快孕育了一場由不滿者組織的政治運動。
挪威的經濟比其他歐洲國家都要健康，但是蘭格對於官僚機制和稅收的抱怨還是引發了人們的共鳴。1973年4月，在奧斯陸的一家電影院內舉行的公共集會中，人們投票支援安德斯·蘭格的政黨提出的大幅削減稅收、關稅和政府幹預的綱領。一個月後，格里斯楚普親臨奧斯陸以示支援。和格里斯楚普不同，蘭格在軍事上是強硬的鷹派，但他們都對福利國家制度深表懷疑。蘭格自稱是美國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支援者，同時也喜歡自由派作家安·蘭德。蘭格憑藉著反對稅收的政治綱領，以69歲的高齡在1973年的全國大選中贏得了5%的選票，一路闖進了國民議會。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初期的反對稅收運動，很快就跨越北海，得到了微弱的回應。在那裡，英國人面對的麻煩主要是針對不動產徵收的財產稅。在1970—1973年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斯（edwardheath）執政的時期，稅收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連年降低。儘管保守黨不想和高稅收扯上關係，但是主要由工黨控制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卻不願削減公共服務或者裁員。到了1974年，經濟陷入危機，部分納稅人開始拒絕支付地方稅，這讓保守黨看到了政治契機。他們的發言人是一位名叫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年輕部長。「地方政府開支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撒切爾對坐在廣播前的觀眾說。她承諾，保守黨會廢止地方稅，代之以「你能支付得起的賦稅」。
在丹麥、挪威和英國，福利國家的政治共識已經破裂。儘管一次政府稅務調查把格里斯楚普送進了監獄，丹麥進步黨並沒有像很多人預想的那樣就此沉寂。在1975年1月的大選中，他們只失去了28個議會席位中的4個。進步黨的支援者來自各行各業。民意調查發現，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強烈反對這樣一個論點：「總的來說，人們可以相信政客能夠為國家做出正確的選擇。」安德斯·蘭格於1974年去世，但是他的政黨改組成了進步黨，並由一名頗具魅力的年輕商人卡爾·哈根（carlhagen）帶領，成了挪威政治中一支重要的保守勢力，並在2013年最終進入政府。經過長期的內部鬥爭，英國保守勢力最終放棄了他們的貴族遺產、他們對於戰後福利國家政策的支援，以及他們對於英國註定要以低於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的確信。他們將會追隨瑪格麗特·撒切爾向全新的方向前進，目標是建立一個國家不再事事包攬的小政府。
citenationalincome1929–32:letterfromtheactingsecretaryofcommercetransmittinginresponsetosenateresolutionno.220(72ndcongress)areportonnationalincome,1929–1932/cite,(washington,dc,1934),7.之前很多年，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經濟規模的適用範圍最廣的標準。現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國內生產總值所取代，國內生產總值是一種不包括外國來源的淨收入的衡量標準。
simonkuznets,「economicgrowthandincomeinequality,」citeamericaneconomicreview/cite45(1955):1–28.庫茲涅茨承認，他的研究物件是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經濟，所以「不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可能有所不同。
本段有關收入分配的資料來自tanthonysonandsalvatoremorelli,「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at,accessedjanuary8,2014。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資料，他們還提供了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法國、英國、日本、紐西蘭、挪威、南非、瑞典和美國的。如果每個家庭在全國收入中所佔比例相等，則基尼係數為0，如果所有收入都屬於一個家庭，則基尼係數為1。日本的基尼係數從戰前的0.3左右下降到1953年的0.04，表明平等程度非常高。seet.mizoguchi,「long-runfluctuationsinincomedistributioninjapan,」citeeconomicreview/cite37(1986):152–158,citedintoshiakitachibanaki,citeconfrontingincomeinequalityinjapan/cite(cambridge,ma:mitpress,2005),59.
facundoalvaredo,anthonyb.atkinson,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thetop1%ininternation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cit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cite27(2013):7;richardt.griffiths,「economicgrowthandoverfullemploymentinwesterneurope,」inrichardt.griffithsandtoshiaki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thetransformationofthesocio-economicstructureofwesterneuropeandjapan/cite(newyork:st.martin’spress,2000),68–72;takenoriinoki,「fromrapidgrowthtotheendoffullemploymentinjapan,」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87.
thomaspiketty,cite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cit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4.
carmendenavas-walt,bernadetted.proctor,andjessicac.smith,citeincome,poverty,andhealthinsurancecoverageintheunitedstates:2012/cite,uscensusbureau,currentpopulationreports,p60–245(september2013),tablea-4;atkinsonandmorelli,「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在美國，家庭總收入的基尼係數在1974年達到最低水平。
alissagoodmanandstevenwebb,「forricher,forpoorer:thechangingdistributionofincomeintheunitedkingdom,1961–91,」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1994,15–17,40,56–60;mikebrewer,alastairmuriel,andliamwren-lewis,「accountingforchangesininequalitysince1968:decompositionanalysesforgreatbritain,」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2009;uk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middle-incomehouseholds,1977–2011/12,」december2,2013;a.b.atkinson,「bringingincomeinfromthecold,」citetheeconomicjournal/cite107(1997):297–312.seealsogregoryclark,「whatwerethebritishearningsandpricesthen?(newseries)」measuringworth,2015,at/ukearncpi/.
brucewesternandkieranhealy,「explainingtheoecdwageslowdown:recessionorlabourdecline?」cite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cite15(1999):234.
1960年之後六大經濟體的勞動份額，參見：sachverstandigenratcitejahresgutachten2012/13/cite,318–341;1975年後類似的資料參見：loukaskarabarbounisandbrentneiman,「theglobaldeclineofthelaborshare,」cit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ite129(2014):61–103.有很多文獻探討該指標下降的意義，例如：robertotorrini,「labour,profitandhousingrentsharesinitaliangdp:long-runtrendsandrecentpatterns,」bancad’italiaoccasionalpaper318,march2016,andbenjaminbridgman,「islabor’slosscapital’sgain?grossversusnetlaborshares,」workingpaper,usbureauofeconomicanalysis,october2014。布里奇曼斷言，勞動份額的下降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低得多，因為經濟學家的模型對摺舊的估算是錯誤的。
稍後一段時間的關於這點的證據，martinadlerandkaidanielschmid,「factorsharesandincomeinequality—empiricalevidencefromgermany2002–2008,」discussionpaper82,institutfurangewandtewirtschaftsforschung,universityoftubingen,may2012.
urbanlunbergandklasamark,「socialrightsandsocialsecurity:theswedishwelfarestate,1900–2000,」citescandinavianjournalofhistory/cite26(2001):161.
leifhannes-olsen,「children’sallowances:theirsizeandstructureinfivecountries,」citesocialsecuritybulletin/cite(may1972):17–28;mattialestalo,svene.o.hort,andsteinkuhnle,「thenordicmodel:conditions,origins,outcomes,lessons,」workingpaper41,hertieschoolofgovernance,berlin(2009).
oecd,citehistoricalstatistics1960–88/cite,67.
onjapan,seetoshiakitachibanaki,「japanwasnotawelfarestate,but...」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203.
稅收佔美國國民收入的比率源自：,viewedfebruary15,2015.ratesarefromtaxfoundation,「upidualincometaxrateshistory,」october17,2013.jacobfisher,「earnersanddependentsinurbanfamiliesinrelationtofamilyincome,」citesocialsecuritybulletin/cite10,no.4(april1947):14;ustreasuryde#note16">⑯b.e.v.sabine,citeahistoryofincometax/cite(london:allen&unwin,1966),196;charlottetwight,「evolutionoffederalincometaxwithholding:themachineryofinstitutionalchange,」citecatojournal/cite14(1995):371.
onjapan,seechiakimoriguchiandemmanuelsaez,「theevolutionofincomeconcentrationinjapan,1885–2002:evidencefromincometaxstatistics,」cit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cite90(2005):713-734.ongreatbritain,seetomclarkandandrewdilmont,「long-termtrendsinbritishtaxationandspending,」instituteoffiscalstudiesbriefingnote25(2002).在美國，1951年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數為3270美元，該收入的聯邦所得稅為112美元。uscensusbureau,currentpopulationreports,「consumerincome,」seriesp-60,no.10,september26,1952,andinternalrevenueservice,「u.s.inpidualincometaxreturnforcalendaryear1951,form1040.」oncanada,seerogers.smith,「thepersonalincometax:averageandmarginalratesinthepost-warperiod,」citecanadiantaxjournal/cite43(1995):1059,1065.ongermany,seegiacomocorneo,「theriseandlikelyfallofthegermanincometax,1958–2005,」cesifoeconomicstudies51(2005):159–186.
關於社會支出對經濟規劃者的吸引力，參見：hans-peterullmann,「im‘strudeldermaslosigkeit’?die‘erweiterungdesstaatskorridorsinderbundesrepublicdersechzigerbisachtzigerjahre,」citegeschichteundgesellschaft/cite22(2006):255–263,andwernerehrlicher,「deutschefinanzpolitikseit1945,」citevswg:vierteljahrschriftfürsozial-undwirtschaftsgeschichte/cite81(1994):10–19。
onthechangesinitaly,seedanielefranco,「anever-endingpensionreform,」inmartinfeldsteinandhorstsiebert,eds.,citesocialsecuritypensionreformineurope/cit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2),213–214.
dataonfoodstampsfromusde#note21">㉑oecd國家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齡從1970年的63.4歲下降到了1980年的61.4歲。在這段時間內經合組織國家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齡從65歲下降到63.3歲。oecd,「theretirementdecisioninoecdcountries,」ageingworkingpaper1.4(2000);bostrath,「thepoliticsofcollectiveconsumptionineurope,」ingriffithsandtachibanaki,eds.,citefromausteritytoaffluence/cite,178–185.
oecddataset,「taxrevenueas%ofgdp,」rg,viewedfebruary9,2015.冰島1977年的數字是推算的，因為該國沒有報告年度資料。
deborahmitchell,「taxationandincomedistribution:the‘taxrevolt’ofthe1980srevisited,」publicpolicyprogramworkingpaper36,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september1993,33–34,atu/bitstream/1885/7301/1/mitchell_taxation1993.pdf;hiromitsuishi,citethejapanesetaxsystem/cite,3rde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82.
gebhardkirchgassner,「dieentwicklungdereinkommensteuerprogressioninderbundessrepublicdeutschland,」citefinanzarchiv/cite,newseries,43(1985):333;deborahmitchell,「taxationandincomedistribution,」18;peterjenkins,citemrs.thatcher’srevolution/cit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9;smith,「thepersonalincometax.」
oecd,「taxonpersonalincome,total,%ofgdp,」and「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s,total,%ofgdp,」rg,viewedfebruary9,2015.
president’scouncilofeconomicadvisers,cite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cite(washington,dc,1995),366–367;ishi,citethejapanesetaxsystem/cite,51.
nationaldebtmeasuresweretakenfrom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ublicdebtdatabase,rg/en/data#data.
isaacwilliammartin,citethepermanenttaxrevolt/cite(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8),52–55.馬丁指出，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房產稅的攻擊來自左右兩派。
jorgengoulandersenandtorbjorklund,「structuralchangesandnewcleavages:theprogresspartiesindenmarkandnorway,」citeactasociologica/cite33(1990):195–217;larsnorbyjohansen,「denmark,」inpeterflora,ed.,citegrowthtolimits:thewesterneuropeanwelfarestatessinceworldwarii,vol.1/cite(berlin:w.degruyter,1986)cite,/cite351–352;malcolmrutherford,「burningtaxrecords,」citefinancialtimes,/citeapril6,1973;hilarybarnes,「backlashagainstwelfare,」citefinancialtimes,/citenovember8,1974.
johansen,「denmark,」368;confidentialmemorandum,usembassyincopenhagentosecretaryofstate,copenh0034901of02071311z,february7,1975,nara,rg59,centralforeignpolicyfiles,electronictelegrams,atv/aad/.
christopherwarman,「conservativesaccusedofmakinglocalgovernment‘fallguys’as#note32">㉜andersenandbjorklund,「structuralchanges,」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