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是廁紙事件讓日本認清了眼前的危機。1973年10月底，就在阿拉伯石油輸出國降低產量、提高油價的同時，大阪附近開始流傳一個謠言，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廁紙馬上就要用完了。某個小報報道了這則新聞，成群的家庭主婦馬上就聚集到了雜貨店，把見到的每一卷紙都買回家。一則宣稱國家沒有廁紙儲備的政府宣告更是火上澆油，公眾完全陷入了恐慌。在尼崎，一位年邁的老婦人在商場搶購時被人群推倒，摔斷了一條腿。在靜岡，一名男子買了整整1000卷廁紙，以防萬一。在東京，商店給個人消費者的採購數量設定了上限。就在日本人在小小的公寓裡堆滿成箱的手紙的同時，政府介入了，批發商接到命令清空倉庫裡的存貨，以終止眼前這場鬧劇。
就連衛生紙市場都陷入了混亂，在日本，人們不得不承認國家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飆漲的油價給日本帶來的威脅要遠遠高於其他任何發達國家。利用黃金時代的機遇，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超越了所有其他國家，從戰後的乞討者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石油危機衝擊了這個取得了驚人財富的社會的集體夢想。日本政府不顧一切地想要保住他們空前而輝煌的成就。而他們接下來的行動將重新塑造世界貿易的格局，並讓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危機感與日俱增。
20世紀60年代是奇蹟般的十年。在其初期，日本的農業人口（1280萬）要多於工業人口（940萬），而且投身工業的人口大多要操作縫紉機，或者機械地檢視注塑機吐出的廉價塑膠玩偶。接下來的十年中，製造商投入了大量資金購買西方最先進的裝置，每年都能將平均生產率提高10%，與此同時還創造了數百萬個工作機會。剔除通脹因素，日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以上，數百萬名消費者買上了冰箱、汽車和彩色電視機。只要肯做，就有工作的機會。公司千方百計地留住員工，向焦躁不安者承諾終身職位，這種新的方法很快被視為寶貴的傳統。
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通商產業省負責規劃日本未來的精英官僚開始擔心國家經濟很快就要墜入谷底。他們的擔憂是有理由的，因為繁榮背後的基礎遠沒有看起來那麼牢固。
日本經濟迅猛增長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結到三個方面。一是引進歐洲和美國的技術。日本的企業大量購買境外專利，然後用它們提高本國工廠的效率。據估計，僅僅是新技術一項，而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進口的，就為日本經濟貢獻大約每年2%的增長率，直到石油危機爆發。二是大量投資資本的注入。受到利息收入低稅率政策的鼓舞，日本家庭的儲蓄率在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飆升。銀行將這部分資金以貸款的形式發放給了製造商。第三個重要原因與前兩項緊密相關，那就是經濟的規模效應。技工的小作坊轉變成了裝備著現代機器的巨型工廠，規模經濟的作用凸顯了出來。
日本的「高速增長時期」，幾乎就是一部製造業的發家史。到了1970年，國內總收入的45%都是在工廠車間裡創造出來的。但是這樣的高增長率難以永葆。利用西方技術升級工業的紅利已經成為過去。廉價的貸款和過分的熱情導致資本投資過剩。一旦大型工廠完全取代了低效作坊，生產率的飛速提升也就難以複製。到了1970年，超過一半的日本工業產量都來自工人數大於300的廠家。
與此同時，經濟的其他領域卻仍保持著極端的低效。1970年，日本有711,269家食品商店，每家店平均只為43個家庭服務。烘焙店的平均僱員人數是2名，而藥店的平均僱員人數是3名。由於法律限制了零售店的規模，每年新開張的小商店又有數千家之多。在銀行，只是把幾百美元兌換成日元就要花上15～20分鐘，需要與數名銀行職員交談，這些職員都要對交易進行批准，最後才能換得區區上萬日元。在電子業和金屬製造業的生產率在奇蹟十年中領跑的同時，卡車運輸業和鐵路業的生產率幾乎完全沒有提高。
通商產業省的專家們預見20世紀70年代是現代化的時代。他們提出增強日本的服務產業。他們傾向於准許零售企業擴大規模，這樣成百上千的夫妻商店業主就不得不找更具有生產性的工作謀生了。而且，他們敦促製造商轉型，儘快從基礎的金屬鍛造業，轉向更適合發達經濟體和高素質勞動力的產業，比如計算機產業和航空發動機製造。70年代初期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更凸顯了他們指導日本脫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先見之明，因為日元的升值讓日本製造業陷入陣痛。就在1971—1973年這兩年時間裡，用美元衡量的時均勞動力成本提高了38%，導致大量日本製成品在世界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1973年，通貨膨脹率已經高達18%，工人們兩位數的工資上漲幅度根本跟不上通脹的步伐，卻讓日本的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加昂貴了。到了1973年秋天，石油危機衝擊日本經濟，實業家們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擔憂，而家庭主婦們則開始對被報紙形容為「瘋狂」的物價感到惱火和不滿。
正是黃金時期低廉的原油價格，讓日本這個既不出產石油也不出產天然氣的國家能夠大力發展化工、制鋁和鋼鐵產業，所以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提價行為立即威脅到了日本工業的核心利益。似乎就在一夜之間，日本人的心態從擔憂急轉直下，變成了徹底的陰霾。兩年之前，各大公司都急於為裝配線和櫃檯添置人手，剛剛中學畢業的15歲男孩平均每人能拿到5.8個工作邀請。但到了1973年的最後幾個月，多餘的員工則面臨著被解僱的命運。女性員工最先受到了「經營規模下降」的衝擊，企業解僱了臨時工和兼職員工，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以保障父親和丈夫們還有工作。但是隨著公司利潤的萎縮，男性員工也被貶為低收入的合同工，按兼職的時間表工作，或者被迫提前退休。政府要求企業減少能源消耗，以節約珍貴的石油，但工業產量還是陡然下降。3月將近，警察署提醒政府，可能會有暴力衝突發生，因為又到了工會每年發動「春季攻勢」要求漲工資的時間。
政府在盡力鼓勵樂觀的情緒。1974年1月時，政府預計到1975年3月經濟增長將達到2.5%。即便預測成真，這仍會是1945年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以來日本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但是增長的部分還能勉強給工人們加薪。然而，現實卻遠比人們預想的嚴酷。隨著石油危機大幅提升進口價格，國際貿易迅速轉向逆差，日本的外匯儲備能否支撐到買夠供照明使用的石油都成了疑問。與此同時，飆升的物價證明了政府關於通貨膨脹將得到遏制的預言再次破滅。到了年均通脹率超過20%之時，日本央行認為除了提高利率已別無選擇，儘管經濟仍然疲軟不振。「通脹問題必須得到解決，」手握重權的通商產業省次官山下英明告知媒體，如果解決不好，「日本經濟將面臨全面崩潰。」
反通貨膨脹的戰役對消費者和企業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1973年，日本還是一枚璀璨的國際巨星。但到了1974年中期，日本的經濟表現已經比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差，社會穩定也受到了威脅。日本急需大量的美元支付石油賬單。政府首腦們認為，他們除了擴大出口別無選擇。
出口導向型增長遠遠談不上什麼新觀點。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就通過出口女裝和收音機，然後是紡織品和鋼鐵，重建了舉國的製造業。日本幾乎每年都面臨貿易逆差，因為進口原油和工廠裝置的花銷要遠高於出口的收入。但是這些進口得來的生產資料，為工業產量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礎。第一批出口的日本汽車，即便數量極少，也出現在了美國和泰國的街頭。1968年9月，通向加利福尼亞州的集裝箱服務一經開通，國際運輸成本降低，美國電氣商店的貨架上就擠滿了日本製造的電視機、音響和微波爐。日本的長期貿易逆差終於扭轉為順差。
政治壓力在美國立即顯現了出來。美國的汽車公司、鋼鐵企業和電子製造商對來自太平洋彼岸的突如其來的競爭相當不滿。1968年春天，美國國務院要求日本和歐洲「自願」減少向美國出口鋼鐵。幾個月之後，美國的彩電製造商請求政府對日本出口的電視機徵收懲罰性關稅。8月，理查德·尼克松為了在競選中爭取到南方的支援，承諾當地的紡織企業，他將嘗試減少毛織品和人造纖維製品的進口。
尼克松兌現了自己的諾言。1969年1月宣誓就職不久，他就指派了首席競選顧問去處理紡織業的事務。當記者問他是否會在貿易方面制裁日本時，他回答說他「更願意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處理」。其言下之意，如果日本不限制紡織品的出口量，國會將通過法案對日本紡織品採取進口配額制度。東京沒有忽略他的暗示：美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都是美國購買的，更不用說美國還是日本的盟友和保護者；日本的軍事支出相對有限，但有數以萬計的美國士兵駐紮在日本的本土和沖繩島上。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訪問華盛頓時，主要議題是將沖繩島歸還日本管理，但是紡織品出口的問題也在議程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最高領導人花了兩個多小時討論羊毛和合成纖維。經歷了兩國政府高層之間長達兩年的艱難談判，最終在1972年年初，日本同意限制向美國出口紡織品的增長。
美國人的強烈怒意讓日本感到震驚。誰能想到一國總統會因為衣服的布料而去嚴厲指責另一國的首相呢？作為回應，通商產業省轉變了對日本企業的指導方針，並在1972年宣佈：「‘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擴大出口’的理念已經不再適宜。根據現今的形勢，該政策極易引發其他國家的不滿。」通商產業省建議，日本應該轉向出口技術密集型商品，而不僅僅是擴大現有出口品的出口總量。
通商產業省並不是簡單地提出不含傾向性的建議。在日本的大環境下，無視其意見的企業將自食苦果，因為通商產業省採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指導方式。胡蘿蔔就是發放給企業的貸款和津貼，用於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進受鼓勵的行業的發展，以及在夕陽行業裁員時補貼失業的工人。在某些情況下，幾家競爭企業甚至可以獲准無視反壟斷法的規定，共同決定哪些工廠需要關閉。大棒就沒有那麼昭彰了，但是重要性卻絲毫不減。對通商產業省的意見視而不見的企業，會發現自己很難申請到銀行貸款。他們為了對抗進口產品而提出的貿易保護要求將得不到回應。而且政府可能會把「自願」的出口限制強加給他們。通商產業省的話並不是真正的法律，但是鮮有企業敢與之相抗。
能源匱乏和產能過剩的雙重壓力讓高耗能的傳統工業難以為繼，曾經推動日本崛起的重工業走向了衰退。儘管工會在1975年建議降低工資以避免大規模裁員，但很多生產鋼鐵、紡織品、鋁製品和化工產品的工廠已經病入膏肓。商業領袖們已經開始認清現實，一位經濟學家在1976年就輕描淡寫地說：「9%的增長率，一度被認為是70年代下半葉合理的發展速度，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太可能實現了。」需求的復甦毫無希望，很多工廠被整個拆除。製造業開始大批裁員：1973—1979年，80萬工人失去了工作；1976年，失業率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此時第一次達到了2%，而且沒有降低的跡象。
為了減輕舊有經濟產業衰退的衝擊，政府採取干預措施，以避免大面積失業。按照計劃，如果企業願意將衰退產業的工人轉移到新興產業，政府將對其返還部分稅收。此外還有工資補貼、培訓津貼，以及為遠離家鄉尋找工作的工人提供的補助。政府還設立了專項基金，專門用於補貼被迫削減工作時間的工人。在特定產業中，如果企業願意對45歲以上的工人進行再培訓，政府將支付他們工資的四分之一。然而儘管從外部觀察者的角度來看，通商產業省幾乎無所不能，但事實上它還是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1973—1978年，日本船舶製造商的訂單量下降了90%，造船業的規模無疑應當縮減。但是沒有地方願意失去本地的造船廠，也沒有企業願意關閉自己的碼頭。直到1978年，距離造船業危機的爆發已經過去了5年，日本國會才授權建立了一個拆船協會。由國家和地方政府、銀行業、大型商社和船舶製造商共同注資組成。到了1980年末，這家大型卡特爾共併購和拆除了日本138家造船船塢中的50家，減少了119,000個工作崗位，但也讓產業中餘下的其他企業有了更堅實的發展基礎。
類似的故事也在很多其他行業上演。1972年，日本的鋁產量高達100萬噸。10年之後，總產出下降了70%，近一半的熔煉廠都關門大吉。製造電鑽、壓縮機和電風扇等簡單電器的廠商，眼睜睜地看著市場需求越來越少。造紙商在1977—1981年間關閉了七分之一的紙板製造裝置，而紡織企業則將尼龍纖維產量降低了五分之一。1972年艱難制定出來的要求日本限制向美國出口人造纖維製品的協議，最終被證明是一張廢紙，因為出口量從未達到總量的上限——很多紡織廠已經永久關閉了。
舊經濟結構為新興產業讓路，在此過程中，管理與設計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低價的能源和廉價的勞動力。日本將通過汽車、先進的電子產品和精密儀器而不是成噸出售的日用品創造財富。
新興經濟在汽車行業的效果最為明顯。戰後日本汽車製造業的發展不啻為一部傳奇。豐田公司，最初以生產織布機和縫紉機發家，曾經考慮是否要關閉它規模極小的汽車製造生產線，直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大批軍用卡車的訂單扭轉了局勢。本田公司，另一家以製造電動腳踏車起家的企業，直到1963年才生產了第一輛小客車。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些企業已經頗具實力，日本汽車行業的年生產量高達250萬輛。想把迅速累積起來的收入花在汽車上的工人，除了購買本國製造的汽車外，並沒有太多的選擇。進口關稅導致美國福特汽車或德國大眾汽車的價格比原價高出30%～40%，而且給進口的大型車上牌照的費用也遠高於小巧的國產車。事實上，很少有經銷商願意經營進口汽車。1966年，全日本僅進口了15,244輛汽車。
1973年石油價格的飆升給日本的汽車製造商帶來了巨大的機遇。雖然日本製造的車型小，也不特別舒適，但卻比大型的美國車和德國車省油得多。製造商受到了政府的鼓勵，在日本各地開設了大量新的裝配廠、發動機生產廠、變速器生產廠和部件廠。1966年，日本的汽車生產量佔全世界的5%，同時也留下了質量差、易損毀的惡名。直到1973年末汽油價格飆升，達特桑和豐田汽車才開始暢銷境外。此時，製造商擴增的生產能力為迅速提高產量創造了條件。日本的汽車年產量在1973年為450萬臺，等到198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700萬臺。卡車、引擎和動力摩托的產出已經過剩。從1973年到1980年，日本的汽車出口數量翻了3倍，而卡車的出口量增長得更快。隨著汽車品質的提升，更多富裕的境外消費者願意給日本製造一個機會。1978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也沒有對汽車銷售造成很大的打擊。那個時候，日本汽車在美國已經隨處可見，及至1980年，日本製造已經佔到美國汽車銷售總量的四分之一。
正如通商產業省的規劃者所預見的，小型汽車成了日本「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鋒。20世紀70年代，排除通脹因素後，日本勞動者的人均研發支出提高了70%，日本從山寨產品的製造廠轉變為創新的發源地。隨著「更輕、更薄、更短、更小」的信條在日本產業界盛行，高速計算機、採用一流光學技術的高階照相機、數控機床和高功率彩色影印機，開始大批地從日本工廠中產出。也不是每項努力都能夠點石成金——通商產業省謀劃多年，想生產出日本自己的噴氣發動機，結果卻一無所成——但是成功的案例已經足以讓日本躋身出口大國的行列。
1973年石油危機之下，日本國際收支再次轉為赤字，迴歸到了1969年以前的常態。1974年的貿易逆差則高達60億美元，無疑是日本經濟史上的峰值。但是收支表裡的紅線只是暫時的。重建的出口機器開始運轉，同時國家又出臺了限制進口的大部頭法規，日本的貿易順差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充沛的外匯讓日本經濟涅槃重生。到了1975年，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增長期，雖然速度遠遠低於1973年之前。整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的經濟表現都遠遠優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直到後來，人們才會認清，這些收益實際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專注於打造知識密集型製造業的日本政府，幾乎完全忽視了國內極其低效的服務業。日本服務業1980年的生產效率竟然比1970年還要低。用現在的眼光看，阻礙開設大型商場、在貨運領域限制競爭、強制銀行在週末關閉自助取款機，以及很多其他類似的限制措施，都是對經濟增長的一種拖累。但在當時，製造業一片蒸蒸日上的繁榮景象，日本服務業的嚴峻形勢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關注。
拋去日本的貿易順差不談，石油危機以來，國際貿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模式，而這將成為一個長期性的問題。日本與向其提供原材料的國家（比如印度尼西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亞）的貿易長期保持著逆差，與高收入國家的貿易則始終是順差，這些國家先進的工業製品與日本是競爭關係。一方面日本從貿易逆差轉向了順差，另一方面美國卻從1975年前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轉而陷入了鉅額貿易逆差的泥潭。美國的中西部地區，重工業的心臟，開始被稱為「鐵鏽地帶」，成了「去工業化」這一頑疾的第一批受害者。加拿大和歐洲也有自己的鐵鏽地帶，英國的中部地區、德國的魯爾工業區、法國和比利時的煤鐵城市，都將很快與美國往昔的工業重鎮一樣破敗凋零。
貫穿整個黃金時代，各國的製造商都從看似永無止境的商品需求中獲益。利潤無疑是豐厚的——遠遠高於農業、採礦業或者服務業——而增長的資本又被投入到了提高工資、研發新產品和建設更多的工廠上。1973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加之日本擠入了先進製造商的行列，臺灣和韓國也受日本啟發走上了迅速工業化的道路，在石油價格攀升推高成本的條件下，仍然出現了全球製造業生產能力的過剩。隨著製造業利潤的暴跌，大批工廠都僅僅是部分開工，或者乾脆完全關閉。
在代議民主制社會中，沒有任何政府能夠被動接受某個行業的整體消亡，以及隨之產生的大量失業。挽救衰退行業的政治壓力是巨大的。美國、加拿大和西歐諸國在面對製造業危機時，第一反應都是扶植地方工業並保住工人的飯碗。儘管各國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主張的論調都是大同小異。照其說法，製造業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特殊且不可取代的角色：工資高於平均水平、為國家生產率的增長貢獻重大，而且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也遠高於服務業。日本正在通過不正當競爭威脅他國的製造業基礎，在補貼出口行業的同時，將外國產品排斥出日本市場。面對這一指責，通商產業省從中協調，各國政府提出要「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保證本國製造業得以良性發展。
在美國，救援行動主要以貿易保護的形式展開。1974年石油危機之後的大蕭條時期，國會為大企業和工會的行動鋪路，聲稱進口對他們造成了「嚴重損害」。政府憑藉《1974年貿易法》向他國施壓，要求減少向美國運送的貨物，如果各國不願主動配合，新法律將按照受損企業的要求提高關稅，直至該產品被趕出美國市場。各行各業的生產商，從皮鞋到打字機，一致宣稱他們受到了「嚴重損害」——這個概念在法律中並未明確定義——要求政府把他們的境外競爭者攔在國門之外。最終的結果是形成了某種奇特的產業政策，那些在華盛頓最能發揮政治影響力的行業受到了保護，而不是在經濟上更加重要的行業。
螺栓、螺母和螺桿行業的境遇，為我們提供了新規則執行的標準案例。美國有成百上千家螺栓和螺母生產企業，其中一些是高度自動化的，另一些則相當落後，需要戴著手套的工人用火鉗夾著螺栓在煉鐵爐中定型。1977年12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在聽取了企業和工會的請願後，裁定此行業受到進口的嚴重損害，而進口品的四分之三來自日本。委員會敦促卡特總統對進口螺栓、螺母和螺桿增加關稅，下限為商品價格的20%。卡特拒絕了這一提議，因此更加坐實了他自由貿易主義者以及親日派的名聲。
幾個月之後，國會議員在1978年6月要求國際貿易委員會再次調查此事。委員會再次建議提高關稅。這一次，卡特沒能頂住壓力，同意將關稅提高15%，為期3年，從1979年1月開始實行。高價的進口產品給本國製造商創造了提價的空間，使用螺栓和螺母的生產企業被迫支付更高的價格。根據一項測算，通過限制來自亞洲的進口來「拯救」一個美國工作機會的成本是55萬美元——而此時，普通螺栓生產工人的平均年薪僅為2.3萬美元。儘管如此，卡特的政策也無法保全一個落後的行業。排除通貨膨脹因素，美國螺栓、螺母和螺桿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年銷售收入還是比1979年低了15%。
螺栓行業僅是20世紀70年代中以保留工作機會的名義爭取到政府保護的眾多行業之一。政府直接救濟的情況非常少見。更加通行的做法是利用1974年貿易法，加強關稅或者配額限制，提高進口品的價格，事實上就是迫使美國消費者為保留不必要的製造業工作機會買單。軸承、彩色電視機、超高強鋼、銑削和鑽孔機床的製造商都爭取到了進口保護，以提升其產品的競爭力。
面對日本的出口繁榮，歐洲選擇了一條更加折中的道路，來保護他們岌岌可危的本國工業。歐洲各國政府在要求日本限制錄音機、紡織品、汽車、卡車、摩托車、特殊鋼、軸承和電視機出口的同時，還為本國的造船廠、煉鋼企業和飛機制造業提供現金補貼。根據《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區域援助」是被允許的，政府的補助流向了經濟上陷入困境的區域，比如義大利南部和與民主德國交界的聯邦德國地區。然而製造商的經營情況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主要是因為沒有哪一個歐洲政府有魄力下令關閉主要工業園區，以消除過剩的產能。
1977年，艾蒂安·戴維儂，前比利時外交部官員，當時是歐洲工業與能源事務專員。戴維儂相信，鋼鐵和化學等重工業的問題，自由市場無法給出答案。他害怕個別歐洲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重工業而提高對鄰國的貿易壁壘，無視9個成員國間的自由貿易承諾。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歐洲共同體，其初衷就是重建煤炭和鋼鐵工業。戴維儂擔心，一旦上述情況出現，歐共體將會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
在聯邦德國的強烈反對之下，戴維儂堅持推行建立鋼鐵卡特爾的計劃。其核心思想就是，只要各成員國的企業和政府同意關閉落後的工廠或者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鋼鐵製造商就可以通過內部協商來限制產量並確定價格。為了防止進口的產品打亂上述安排，歐共體就進口限制與日本等國進行協商，獲准進口的鋼鐵僅能以商定的價格出售。戴維儂計劃對於歐洲的鋼鐵消費者來說代價高昂，但他至少在朝著迫使鋼鐵行業縮減規模的方向上努力。隨著舊工廠的倒閉，1978—1981年，歐洲鋼鐵業的就業機會減少了五分之一，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歐盟委員會的壓力之下，還有更多的就業崗位流失。類似的「危機卡特爾」在紡織業、化工業和玻璃製造業也出現過，旨在淘汰過剩的產能。1975年，當歐洲的造船業與韓國交手之時，這一新晉的亞洲競爭者得到了政府的高額補貼，歐洲政府的反擊策略是為造船廠提供接近成本價二分之一的補貼。儘管如此，10年之內還是有近100家歐洲造船廠倒閉了。美國和加拿大對於歐洲的現金補貼及「危機卡特爾」政策持尖銳的批評態度，僅在汽車行業是個例外。兩國在1965年建立了統一汽車市場，總部設在底特律的汽車「三巨頭」——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在兩國均有生產工廠，而且汽車和零部件可以自由出入兩國邊境。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們還能獨佔市場——彼時廉價、質量欠佳的日本車僅有學生和年輕人問津，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更好的選擇。隨著汽車質量的改善，日本製造商的市場份額也在穩步提升——尤其是在油價飆升的1973年。1979年伊朗革命引發的第二輪石油價格暴漲，導致市場對北美生產的大型高耗油汽車的需求驟減，而體型小、省油的日本車贏得了市場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