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的對岸，吉米·卡特犯下了和吉姆·卡拉漢同樣的錯誤。在他四年的總統任期中，他遇到的倒霉事也與後者相似。
卡特初入白宮之時，美國的經濟形勢比英國要好得多。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到了1979年夏天，失業率從1977年1月份的7.5%下降到了5.7%。但是沒有人會誤將這些數字當成經濟體整體健康的表現。阿瑟·伯恩斯領導之下的美聯儲，為了幫助傑拉爾德·福特贏得連任大選，在1976年底大幅降息，留給卡特的則是通脹高升的惡果。儘管卡特得以在1978年1月將伯恩斯趕出美聯儲，但此時的通貨膨脹率已經攀升到接近兩位數。美聯儲開始激進地提高隔夜利率以遏制通脹，國債短期債券的利率已經快要高到和長期債券的利率持平了。1978年8月18日，兩條收益曲線終於相交了：投資者將資金借給政府2年，將獲得比借給政府10年更高的收益。這一反常的情形，在金融市場理論中被稱為反向收益率曲線。它為美國經濟敲響了警鐘，昭示著一場嚴峻的經濟衰退極有可能在1979年的下半年出現。
然而就在緊迫的關頭，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了，起因是伊朗革命和沙烏地阿拉伯限制石油生產的決定。自從1974年起一直保持穩定的石油價格，僅在1979年這一年就翻了一倍。對於美國的選民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汽油的價格，而這一數字從每加侖70美分漲到了1.11美元，而且購買時常常要花費漫長的時間排隊等待。就在加油站主人們忙著往油泵上貼「售罄」標籤的同時，卡特政府加急印製了汽油的供給券，以防止供應緊張的加劇。卡車司機和運輸業主抱怨聯邦法規禁止他們將上漲的油價轉嫁給顧客，全國範圍內的恐慌演變成了暴力對抗。卡車司機宣佈罷工，他們中的一些人動用了石塊、磚頭，甚至子彈。搬家中的家庭發現他們的傢俱滯留在了運輸線上，因為搬家公司的貨車司機不敢上路。
卡特的總統任期毫無歡欣可言。儘管沒有人指責他應該為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負責，他和他的幕僚也沒展現出多少力挽狂瀾的魄力。他的政府採取了一些關鍵措施來減輕政策對經濟的束縛，包括在1979年4月取消油價管制，以及在強烈的反對意見壓力之下於1980年結束了對貨運和鐵路行業的管制。但是以上這些措施沒有一項能夠解決卡特自己在1979年6月15日面向全國百萬觀眾的演講中提到的美國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我們喪失了對未來的信心，這一點對整個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之穩定造成了威脅，」他說，「國民中的大多數人確信未來五年將比過去五年過得更糟，這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不到一年之後，1980年3月，卡特宣佈了提高信用卡和其他家庭借款成本的新規。「高通貨膨脹與過度的信用支出密切相關，」他在一次電視講話中對美國民眾說，「消費者已經深陷債務泥沼。」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人們願意減少支出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壞事。
正是在這種令人不快的大環境中，羅納德·里根走上了政治舞臺的中心。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一樣，不是橫空出世的。自由市場的信奉者花了多年時間耐心建設智囊團和大學研究機構，用以瓦解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礎。與此同時，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們就培植了許多基層團體，將這些人團結起來的是對於各項社會和法律變革的不滿——不得不讓孩子到較遠的街區上學以滿足種族融合要求；墮胎變得更加容易；「反歧視政策」支援移民就業；性教育的推廣——他們還不斷利用共和黨來反對這些變化。
但是這些擔憂還不足以讓整個美國的政治風向向右轉。1976年，里根成了保守黨的執矛者，傑拉爾德·福特，作為更加傾向於溫和派的共和黨總統，拒絕讓里根獲得總統競選的黨內提名。在當時，美國經濟正在從1973—1975年的衰退中復甦，通貨膨脹率下降，而且對於美國的黃金時代已經終結的恐懼也還沒有瀰漫全國。等到1979年下半年，債券市場預期到的衰退如約而至，人們的心態開始發生轉變。房貸利率飆升到了11%，年輕人對於買房置業感到絕望，辭退的通知也不斷髮放到建築工地和汽車工廠的工人手中。此時，保守黨全面崛起的時機成熟了。
里根用言辭和自信的力量反駁了當前所謂的世界已經無法治理的觀點。他的形象強大而充滿力量，給人的感覺是，如果由這樣一個人來執掌政府，美國就能抵抗外敵、恢復繁榮。「你的生活比4年之前更好了嗎？」在1980年10月與卡特的電視辯論中，里根這樣問電視前的所有美國人。在幾天之後的總統大選中，里根的聲勢席捲全國，贏得了44個州的選票。和幾年前的英國大選一樣，數千萬的工薪階層選民拋棄了支援福利國家的政黨，把希望寄託在了這個不認為經濟衰退在所難免的候選人身上。當里根承諾新的理念和刻苦工作能夠讓經濟重返繁榮的時候，美國人急切地想要相信他。
里根和撒切爾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相熟，但還遠遠談不上是親密的友人。1969年，在里根作為加州州長的第一屆任期裡，英國的保守黨邀請他參加董事會「郊遊」，這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商業領袖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辦的一年一度的聚會。里根的演講題目為「位高則任重」，他發出警告：「很多原本屬於人民的權利正在被政府勢不可擋地侵犯和佔有。」類似尖銳的語言在美國不會引發一絲波瀾，但以英國上層社會的禮儀標準來看，就相當語出驚人了。里根自此頻繁到訪倫敦，在這裡，他縮減加州政府人事規模的故事讓在場的聽眾深深著迷。撒切爾與里根第一次相見應當是在1972年首相希斯舉辦的午餐會上，兩人1975年4月在倫敦的下議院又有過一次長談，此時里根的州長任期剛剛結束，撒切爾則當選了議會的保守黨領袖。
和撒切爾一樣，里根在經濟政策上提出了一條簡單的理念：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通貨膨脹、降低稅收並縮減政府規模。對於他們來說，技術上的細節都不是重點。撒切爾最為重視的經濟顧問，基思·約瑟夫和艾倫·沃爾特斯（alanwalters），都是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追隨者，對於他們來說，實現高收入和低失業率的政策工具就是貨幣供給。里根的顧問團隊則更加多元，其中既有貨幣主義者，也有支援傳統「小政府主義」的共和黨人，他們提倡的是收支均衡和低利率，此外還有新興的「供給學派」的擁護者，這些人認為降低邊際所得稅稅率將激發創新和創業的活力。
貨幣主義者認為供給學派是在推銷所謂包治百病的「萬金油」。傳統學派嘲笑貨幣學派對於貨幣供給量的執迷，同時又不信任供給學派不顧政府赤字的危險，急於降低邊際稅率的做法。對於供給學派，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完全無關緊要。然而，三者都堅信只要政府奉行自己的觀點，美國夢就能復甦，美國人期待的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就能實現。
發達國家向右轉的程式還遠未結束。1982年9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院的信任投票中失敗。在沒有輸掉任何一次全國大選的情況下，赫爾穆特·施密特結束了長達8年的首相生涯。
聯邦德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經濟表現幾乎優於所有其他國家：通貨膨脹率比歐洲大多數國家都要低，失業率雖然高出了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的水平，但還遠遠沒有達到義大利和法國的程度。相對較高的生產率增長速度幫助了德國，使其在馬克匯率相當堅挺的情況下，仍能在國際貿易市場中保持競爭力。整個70年代，德國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儘管增長的速度已經大不如前。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機成了施密特施政的大敵。原油的價格在1979年初只有每桶16美元，到1981年初已經瘋漲到了每桶38美元，價格翻了一倍不止。央行從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吸取了教訓，拒絕用通貨膨脹來緩解危機，他們嚴格控制貨幣政策，避免消費者價格指數失控。全世界範圍的利率飆升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於聯邦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施密特因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而備受指責。隨著總理聲望的下降，原本就處於中間派的自由民主黨和其他小黨派聯盟輕易地轉換了陣營，政府迅速重組。
施密特的繼任者是基督教民主黨的領袖赫爾穆特·科爾。科爾本人並不是右翼的激進派，但是他從瑞典和英國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他強烈譴責官僚體制的臃冗，承諾裁撤政府的多餘機構，儘管他所在的政黨在聯邦德國成立後的32年裡有20年處於執政地位，政府大多數行政部門的建立都是他們的主意。科爾倡導減稅和改良福利國家體制，以刺激人民對工作的熱情。他承諾在不摧毀福利國家體制的前提下，改善這一社會制度。從選民的角度來看，社會民主黨缺少新的想法，他們在接下來的16年裡始終沒能再次上臺。
科爾就職兩個月之後，也就是1982年11月，日本的拐點也來了。自從1973年以來，日本的福利國家體制就在不斷擴張，政府大幅提高了退休津貼，為老年人提供免費的醫療，並且降低了個體經營者的健康保險繳納比例。政府支出當然也隨之攀升——儘管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稅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響。到了1980年，納稅人開始發聲抗議。「雖說日本的稅率要低於大部分西歐國家，但是對於廣大日本納稅人來說，這可談不上什麼安慰。」美國政治學者埃利斯·克勞斯（elliskrauss）評論道。繼任的領導者試圖通過提高政府借貸來推進減稅，但這種方式也存在侷限。1980年，日本政府發行的債券金額比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聯邦德國加在一起還要多，而這樣大規模的借款卻只能覆蓋全部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
縮減社會福利在政治上並不可行。面對危機，日本政府選擇了一條很有本國特色的道路。1980年秋天，行政管理廳成立，由中曾根康弘擔任長官。中曾根康弘是戰後日本史上一個特別的人物。他出生於日本中部一個叫作群馬的窮困山區，父親是伐木工人，從他的家鄉乘火車去東京大概要兩個小時。畢業於東京大學之後，他在二戰期間服役於日本海軍，職務是出納員，並且曾經為了競選國會議員而放棄了行政職務。1951年，中曾根康弘致信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批判美軍對日本的佔領，為他贏得了堅定的保守派的名聲。自此以來，他的立場始終牢牢與自由民主黨右翼保持一致。他領導了一個黨派，並主管了幾個部委，但始終沒能獲得足以成為首相的廣泛支援。
得益於中曾根康弘在宣傳方面的努力，人人都知道所謂「行政管理」只是精簡政府規模的委婉說法。1982年初，行政管理廳連續釋出了一系列報告，國會立即按照其建議廢止或者修訂了共計355件法規，還減少了對於政府僱員的擬議加薪。在國會佔大多數的自由民主黨在當年的10月27日推舉中曾根康弘為日本首相。他的競選宣言是：「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進行財政重建。」翻譯過來有些繞口，但是對於日本選民來說，聽起來就和羅納德·里根的話一樣簡潔有力。
繼瑞典選民拋棄社會民主黨以來，保守黨在一國接一國重掌大權。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斷的國家領袖們，一掃民眾對於不可治理性的擔憂。眼前的問題變成了：他們這些降低稅收、提高市場自由度、強化個人責任和增加社會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讓經濟重現數年之前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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