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西班牙人強烈渴望他們的國家能夠成為新歐洲的一部分。社會工人黨經過改良的溫和態度使他們成為中產階級選民可以接受的選擇，而非堅決反對的物件。隨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該黨於1982年10月上臺執政。岡薩雷斯擔任總理，承諾激勵私營企業並創造80萬個就業崗位。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像社會工人黨計劃的那樣發生。大選結束四個月後，盧馬薩（rumasa），一家控制著18個銀行和400多個子公司的控股集團涉嫌欺詐，導致了西班牙歷史上最大的國有化運動。據傳，盧馬薩的產值佔西班牙經濟總產出的1.8%，但其財務狀況一直處於混亂之中，審計人員一再拒絕在財務報告上署名。岡薩雷斯政府擔心該集團倒閉，6萬個工作崗位將隨之蒸發，於是正式將其收歸國有。此舉受到工會的歡迎，為政府贏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援，但是與此同時，政府正在計劃縮減不景氣的鋼鐵工業，對碼頭進行現代化改造，並啟動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
1981—1982年的密特朗計劃，是正統社會主義的一個小插曲，標誌著社會主義思想的轉折。法國的經驗似乎證明，國家對於經濟領域的嚴格管控，包括將工業和金融業收歸國有，並不能創造經濟上的奇蹟；而且沒有哪個國家，即便是像法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可以在不遵循金融市場規律的情況下操控匯率，投資者們自會對匯率和稅收政策做出判斷。如果神聖的社會主義思想無法提供替代自由市場思維的可行方案，那麼社會主義者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在此種模式下，經濟復興將依賴於私營經濟，而非國有企業。促進競爭、放松管制、保護企業利潤，以及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限制，都是新社會主義模式恢復經濟活力的手段之一。弗朗索瓦·密特朗，社會主義的長期擁護者，現在加入了赫爾穆特·科爾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陣營，歐洲共同體將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轉變為一個聯絡更加緊密、由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的經濟聯合體。密特朗沒有撒切爾對工會和福利國家的天生厭惡。但在經濟政策方面，撒切爾和1983年的密特朗並沒有什麼重大分歧。
密特朗在理智上支援這些變化，但到了1983—1984年，他很難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國有產業規模太大，無法迅速出售。近四分之一的法國工人受僱於政府，28%的國民收入和30%的出口由國有企業創造。私有化不會在一夜之間完成。
費利佩·岡薩雷斯起點更為有利。1985年，西班牙政府出售了一家名為塔拉索納紡織（textiltarazona）的名不見經傳的公司69.6%的股份。沒過多久，一家疫苗生產企業、一家食品公司和一家化學公司45%的股份也都賣了出去。與法國不同的是，西班牙並不忌諱將企業賣給外國投資者。政府將一家電子公司的控股權賣給了日本製造商，把一家國有軸承工廠賣給了瑞典公司。西班牙於1986年初加入歐洲共同體，接納外資的力度也隨之提升：汽車製造商seat，西班牙本國最為出眾的產業巨擘，75%的股權被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購買。電子產品製造商安珀、電氣與燃氣公用事業公司吉薩都在馬德里證券交易所上市，該交易所重新煥發生機，成了歐洲最熱門的股票市場之一。短短兩年時間，在長期隔絕於世的西班牙，外國投資足足翻了4倍。隨著西班牙的社會工人黨政府不斷縮減國家控制的產業規模，鋁製造商、蜂蜜生產商和造紙公司也都先後被處置掉了。
1986年，法國也開始效仿岡薩雷斯的政策，此時西班牙的私有化已經進行了2年多了。希拉剋急於做出政績，措施就是出售國有企業，而密特朗並沒有阻止他的意思。至少在一開始，私有化僅限於向公眾出售國有企業的股份。在法國，凡是大到足以購買其他大型工業企業的公司，本身也往往歸政府所有。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又不能將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公司。股票發行能否成功，本身並不確定。撒切爾之所以能夠通過倫敦證券交易所實現私有化，是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躍的股票市場之一，具備深厚的投資者基礎。相比之下，巴黎交易所規模較小，而且密特朗的國有化運動已將境外投資者趕出了國門。
尋找投資者需要想象力和營銷才能。聖戈班公司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時，向購買50股以下的投資者免費提供額外的股票，意在激發中產階級的熱情。巴黎銀行在第二次募集股票時，在電視上釋出了這樣一條廣告：巴黎銀行華麗的前門緩緩開啟，門裡是安靜的走廊和精美的會議室，低沉的男聲背景音響起：「女士們、先生們，在不久的將來，您將有機會成為這裡的股東。」兩隻股票的發行都相當成功，希拉剋政府終於能與西歐其他國家齊頭並進。電視廣播公司tf1、通用電力公司、法國興業銀行，均於1987年中期成功完成了私有化。1986—1988年間，約有22家國有企業轉為私營，為國庫增加了120億美元的資金。
希拉剋動作迅速，因為他知道留給他的時間也許不多了。1988年，他的競選對手是密特朗。結果是密特朗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幾乎贏得了全國的所有選區。新總統立即召開新的立法會選舉。多虧了1988年的經濟反彈——這一年是1973年以來經濟情況最好的一年——社會主義政黨重新控制議會，私有化程式就此擱淺。新的社會主義路線就是所謂的「既不也不」——不會再有更多的國有企業被出售，但那些已經完成私有化的企業，也不會被重新收歸國有。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歐盟推動各國政府增強自身經濟體內部的競爭，同時減少預算赤字，法國才不得不再次出售國有資產。
密特朗的轉變以及法國和西班牙的私有化改造為國有資產私有化提供了新的正當性。其他國家對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出售國有資產方面的熱情還能謹慎看待，因為她被普遍認為是激進的保守派。但是，如果法國和西班牙的社會主義政黨都能夠接受私有化，那麼也許這件事確實沒有那麼極端。聯邦德國開始出售大眾汽車和費巴電力等公司的部分股權。原本屬於國有的奧地利航空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也都走上了這條道路。芬蘭政府將造紙器材製造商維美德的股份向公眾發售。然後，重頭戲登場了。1987年2月，日本政府將國有電信壟斷企業，同時也是日本最大的企業之一——日本電報電話公司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上首次公開發行。截至1988年10月第三次發行完成時，日本政府總共籌集了近800億美元的資金。
私有化浪潮的結果很難簡單地概括。許多公司在獲得經營自主權之後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經濟學研究表明，總的來說，公司在私有制下經營更為有效，因為管理者和員工都有明確的目標，那就是為股東賺取利潤，而他們對私人股東資本的運用比對待政府資金更為謹慎。此外，私營企業可以更加自由地關閉已經不適應市場的生產線，開除多餘的工人，而國有企業往往要顧及國家的政策基調。大多情況下，私有化是納稅人的福音，因為在國家補貼支出減少的同時，稅收收入也會相應提高。
然而，這些情況也有許多例外。有時，國有壟斷企業變成了私人壟斷企業，繼續向客戶收取高價，然而既沒有創新觀念也沒有改善服務。也有的私人企業沒能通過市場的考驗，靠申請補貼度日，或者最終迴歸國家控股。而承包了部分政府職能的私營公司，自身利益可能與社會公益發生衝突：私人監獄經營者很可能更傾向於認定囚犯不適合假釋，因為假釋就意味著空置的牢房收不到政府的賬款。如果私有化方案設計很差，私人投資者可能會違背承諾，把包袱再次丟給國家，比如英國鐵路公司的投資人，就單方面放棄了特許經營權並將業務交還給政府。與提倡私有化的右翼理論家的主張相反，並沒有普遍的規律證明私人所有權制度能夠保證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率。經驗證明，事實往往恰恰相反。
就法國和西班牙而言，私有化和經濟自由並不是滯漲問題的靈丹妙藥。1980年，也就是密特朗上任的前一年，法國就業人口為2200萬。這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總統，先後實施了強硬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反社會主義政策，總算將這個數字維持了7年。在此期間，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勞動力市場，而男性就業人數減少了50多萬，這反映出法國製造業的困境以及企業不願意在工人退休後用新人填補的現實。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低失業率一直是法國經濟的標誌性特徵。
與此同時，西班牙並沒有出現人們預期的創業浪潮。1975—1987年，失業人數每年都在增長，近五分之一的西班牙工人失業。雖然外國資本的湧入在1986年之後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血，但就業機會並未隨之增長。直到目前，西班牙仍然是工業國家中失業率最高的國家。與法國一道，西班牙的經驗表明，困擾發達國家的經濟弊端已經超出了意識形態的解決範疇。國家主義模式固然沒能恢復增長、刺激投資、提高法國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市場導向的政策也已被證明無效。這兩條路徑都沒能讓兩國重返輝煌歲月，問題已經超出了任何政府的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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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出從1969年佔gdp的2.1%下降到1980年的1.8%，而且大部分是在國有企業；到了這一時期，私人的研究和開發支出已經全部枯竭。demeo,「lacrisedusystemeindustrielenfrance,」327.ongiscard’sresponses,seehiscommentduringthepresidentialdebate,「faceafaceteleviseentremm.valerygiscardd’estaingetfrancoismitterrand,lorsdelacampagneofficiellepourlesecondtourdel’electionpresidentielle,paris,mardi5mai1981,」athttp://discours.vie-r/notice,viewedapril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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