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的萎縮，新貸款用於償還舊貸款，債務負擔反而越來越重。1981年，非洲的境外債務還不到其國民總收入的三分之一；5年之後，境外債務就增長到國民總收入的一半。1986年底，如有可能讓拉丁美洲國家完全停止進口並且把所有出口收入都用於還款，那麼他們也要用3.5年的時間才能還清所有貸款。反過來說，債務國的資金流出大於資金流入，縮緊投資是唯一的選擇。投資的下降帶來了實際的後果：將糧食從農田運輸到市場的道路建設減少了，為偏遠地區送電的輸電線路減少了，教育下一代的新學校的修建也減少了。
雖然曾被認為是通向經濟增長的要訣之一，這次的通貨緊縮卻是一個徹底的失敗選擇，況且這次失敗導致了輿論環境的變化。1985年，發達國家的官員們開始提議將管理債務危機的職責從imf剝離，畢竟他們的主業是用短期貸款解決貨幣危機。他們建議由世界銀行接管該項工作，因為它本來就是為了支援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設立的。1985年10月，新任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提出了一項替代性的解決方案，稱之為「持續發展計劃」。貝克的觀點正是拉美和非洲本國的經濟學家3年來一直呼籲的：發展中國家解決債務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發展經濟。儘管細節還沒有敲定，貝克建議世界銀行和各國商業銀行向15個情況最嚴峻的國家提供更多貸款，條件是他們採取「全面的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
貝克的計劃無疾而終——大銀行最不願意接受的就是借錢給本來已經陷入困境的國家，但是他的演講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思路和里根政府一直以來的意識形態傾向一致。按照他們的觀點，引發債務危機的不是銀行不謹慎的貸款，不是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也不是1979年後利率的節節攀升，而是借款國自身的行為。華盛頓現在聲稱，這些國家的政府機構過於龐大臃腫，對市場的干預過多，扼殺了私人經濟的創新，經濟繁榮也因此被扼殺。大政府是問題的核心，小政府是解決的方案。貝克給「經濟增長」開出的藥方和里根政府為美國所做的相仿：減少政府開支，降低邊際稅率，推動自由貿易，接受境外投資，以及私有化。
在一個飽受債務問題困擾的世界裡，貝克的觀點受眾很廣。imf和世界銀行宣揚的自由市場政策，似乎有希望給債務國帶來長久期盼的經濟增長，扭轉他們長期以來過度的政府指導和計劃投資的觀念。債務國中很多人都得出了同一結論，那就是勞爾·普雷維什長期以來倡導的國家推動工業化加上進口壁壘的組合在發展經濟方面已經失敗了。專家一致認為，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市場佔主導地位的新觀念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債務危機。
然而這些專家的想法已被髮達國家中關於政府職責的意識形態之戰所左右，並沒有意識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更多是源於大量的偷稅漏稅和政府的無能，而非稅率過高或政府介入過多。如果私有化只是把國家壟斷企業變成私人壟斷企業，這對經濟發展來說沒有一點意義；如果開啟國門後，境外投資者要不斷與索賄成風的腐敗官員周旋，開放本身也起不到什麼效果。在識字率低到驚人，以致工人的生產效率難以提升的國家，僅是撤回政府對市場干預，並不能讓教育部門給更多付不起私立學校學費的兒童提供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問題都被「華盛頓共識」的擁躉忽視掉了，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再次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在克服債務危機的挑戰中，只有一個國家脫穎而出，那就是韓國。1985年底，韓國的境外債務總額接近47億美金，考慮到它的經濟規模，韓國深陷債務泥沼的程度比墨西哥還要深。韓國人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來自華盛頓的建議。自由市場並不合理。五年發展計劃設計好了哪些產業將要崛起，哪些產業將被淘汰。政府決定了哪些公司有權向國家銀行借款。進口壁壘保護國家認為關鍵的行業。政府嚴格限制汽車銷售，有計劃地提高其他商品的價格，引導韓國家庭增加儲蓄——這些儲蓄將被用於商業貸款，支援本國投資，讓本國逐漸擺脫對境外資金的依賴。和供給學派的主張恰恰相反，韓國人提高稅收以保障財政預算盈餘，而且不斷利用稅收和支出的政策工具對經濟表現進行「微調」。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對外開放，都不在他們的政治宣傳口號之中。相反，政府把大量資金和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教育環境上。儘管韓國人沒有遵從西方世界的新古典經濟學智慧，他們強勁的經濟表現卻有目共睹，在由軍事獨裁政府向喧鬧的民主選舉過渡的過程中，境外債務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只有少數一些小國或者地區——新加坡、臺灣、香港——能夠模仿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就是引導本地居民推遲消費，將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於儲蓄。幾乎所有其他的債務國整個80年代都在拖延，寄希望於華盛頓的自由市場計劃結出勝利的果實。1987年，那些已經連續5年繼續給債務國貸款的商業銀行，終於不得不開始將第三世界的債務計入壞賬。即便已經對部分債務進行了豁免，「國際債務危機在延續了7年之後，仍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pedropablokuczynski），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以及秘魯的內閣大臣在1988年寫道。大部分債務國的生產率增長都十分緩慢，就業機會也相當有限。
他們的經濟困境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後果。債務國的軍事獨裁者無法在經濟建設上交出滿意的答卷，逐漸被驅逐出了權力中心，墨西哥的集權政府不得不接受選舉的結果。然而這些新當選的民主政府在經濟領域並沒做出比他們的專制前任更好的成績。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測算，要等到1997年，墨西哥的人均生活水平才能恢復到1982年債務危機開始前的水平。對於菲律賓人來說，這個時限要到2002年，秘魯人則要等到2005年。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在經濟危機結束後的相當長時間，都未能再現生活水平穩定提高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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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聯邦特許銀行被法律禁止向單一借款人提供超過相當於其自有資本10%的貸款，但他們的監管方允許他們繞過法律，把一個國家的政府拆分為國有石油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有趣的是，國會在1982年將10%的限制提高到15%，當時正好是危機爆發的時候。seefdic,citeanexamination,/cite203–204.沃爾克在citechangingfortunes,/cite195中強調，國會堅決反對限制銀行對拉美地區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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