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人們的心情輕鬆愉快。一年之後，隨著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氣氛已經完全不同。通貨膨脹率持續走高。聯邦德國禁止了移民勞工的引入，而該國的工業從1955年開始就依賴於勞動力輸入。奧地利很快就如法炮製。隨著北歐和中歐地區的「招工」廣告牌被摘下，來自土耳其、南斯拉夫、葡萄牙和希臘的家庭，原本數以百萬計地進入德國務工，開始真切地感受到了陣痛。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氣氛更加陰霾，一場煤炭工人的罷工引發了大規模的斷電，工廠每週只能開3天工。在日本，政府正在與被《每日新聞》形容為「災難性的」局面抗爭。
身處危機之中，就很難把目光移到失業和滯脹的緊迫壓力之外，展望未來。但是國際經濟環境的劇變伴隨著利率和大宗商品價格的跌宕起伏，將在世界範圍內產生更加深遠、更加持久的影響。最直接地感受到這些變化的是全球金融系統。越來越錯綜複雜的銀行和中介機構網將工人的積蓄和石油出口國的利潤轉化成了新工廠、高速公路以及對提高生活標準至關重要的房屋。銀行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石油資金，而他們運用這些資金的方式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風險。最先發現金融危機已經迫在眉睫的人之一，是一個威嚴的高個子英國人——令人敬畏的英格蘭銀行行長戈登·理查森（gordonrichardson）。
理查森與亞瑟·伯恩斯的共同點比一般人意識到的要多得多。雖然表面上是無懈可擊的英國貴族，但是理查森的出身遠沒有這麼簡單。和伯恩斯一樣，他也是純粹憑藉著自己的頭腦和雄心突破了階層的限制，躋身於上流社會。
理查森出生於1915年，父親是諾丁漢一家雜貨鋪的老闆。他在聲名卓著的諾丁漢中學當上了學生級長，並憑藉獎學金進入了劍橋大學學習法律。「二戰」結束後，理查森在倫敦的一家公司擔任法律顧問，並迅速脫穎而出。施羅德資產管理公司（j.henryschroder&co.），倫敦最有聲望的商業銀行之一，將他收入麾下。理查森在1962年成了該銀行的董事長。他以無可挑剔的外表、皇家般的尊貴氣度和喜歡「紐約調法兒」的馬提尼酒著稱，將原本懶散經營的家族企業打造成了國際化的金融機構，處理來自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兼併和收購業務。1973年7月，57歲的理查森走上了事業的巔峰，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斯（edwardheath）邀請他出任英格蘭銀行的第116任行長。
英格蘭銀行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銀行，還保留著穿粉色雙排扣常禮服、戴大禮帽的門衛。它處於英國經濟的核心，並且手握重權。它負責管理女王陛下的借貸事項。它能夠決定哪家公司可以獲取外匯，用於進口商品和境外投資。它對利率進行管制，調節企業和購房者能夠使用的貸款總額。而且它正式監管著英國境內兩類主要的金融機構：承兌所，專門交易政府金邊債券的商業銀行；高街銀行，大部分英國人儲存積蓄的場所，比如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威斯敏斯特銀行。
由於倫敦的商業銀行為世界各地的企業辦理股票上市和債券發行業務，銀行行長的影響力遠遠不止侷限於不列顛群島。英格蘭銀行的高階管理人員經常被派遣去執掌商業銀行，央行以此進一步鞏固它在倫敦的影響力。央行行長的大部分職權都沒有在法律中列明，而正是這種模糊性，讓他擁有了更大的權力。行長從位於針線街的華麗辦公室走出，即可進入種植著桑葚樹、如寺院一般寧靜的室內花園。就是在這裡，英格蘭銀行的行長行使著比全世界任何一國央行行長都重大的權力。
但在理查德接管英格蘭銀行之時，當局的權威已經受到了威脅。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制利率和限制資金流動的法規，以保障固定匯率不變。然而，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解體，很多限制被摒棄了。國家的界限已經不再重要，金錢自由地湧入能帶來更高的收益或者無須納稅的地方。大部分的資金來到了當時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並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儲存。
這些資金中的很大部分都屬於中東和北非的石油產出國。隨著石油價格的推高，這些國家的財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石油美元的流入使得倫敦大銀行的利潤在1973年的前半年驚人地提高了80%。世界各地的銀行都在倫敦開設了支行，以期能夠分一杯羹。
湧入大銀行的資金多到銀行無法將其全部貸出。英國政府鼓勵他們使用「次級銀行」處理過剩的資金，而次級銀行的放貸條件要遠比大銀行寬鬆得多。很多次級銀行的貸款用在了房地產投資領域，這在繁榮時期無疑是一條簡單、低風險的收益途徑。但在1973年11月，當一家名為倫敦郡證券（londonandcountysecurities）的公司倒臺時，輕鬆賺錢的好時光也戛然而止。該公司的失敗雖然源於經理人的欺詐行為，卻引發了消極的連鎖效應。各大銀行急於召回貸款以維持週轉，但是很多借款人的資金已經投進了房地產，無法及時償還。以國際大銀行的標準來看，次級銀行規模很小，然而卻從國民威斯敏斯特銀行等倫敦巨頭手中借入了鉅額資金。從法律上看，理查森和英格蘭銀行並無責任。但是理查森還是挺身而出，強迫英國的大銀行劃撥資金，有序地對次級銀行進行清理和關閉。
次級銀行危機暴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竟沒有人對銀行進行嚴格的監管。1973年11月，英格蘭銀行手中掌握的最新的有關倫敦郡證券的財務資訊還是一張日期為3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而且其中並沒有載明有關借貸、擔保或者其他義務的細節。比它大得多的銀行也在接受這種維多利亞時期的非正式監管。沒有審計人員到銀行的辦公樓裡仔細檢查他們的記錄或研究他們的財務報告。「我們甚至連一份完整的損益表都不需要提供。」克蘭沃特—本森銀行的一名董事事後回憶道。每隔大約六個月左右，各家銀行的高管就會拜訪英格蘭銀行貼現辦公室主任，向他出示最新的賬目。每年一次，英格蘭銀行行長會邀請主要金融機構的董事長們喝茶，向他們詢問是否有充足的短期資金，以及是否有必要減少房地產投資。據說，只要央行行長的眉頭一皺，銀行家們就知道要小心留意了。
然而這些銀行家們到底如何小心留意則被刻意地模糊了。英格蘭銀行傾向於保持神秘，行長一般不會發表公開演說。據說，英格蘭銀行新聞辦公室的職責就是「讓媒體別進銀行，讓銀行別上媒體」。英格蘭銀行的歷史研究員評論道：「查閱1980年之前的年度報告，我們連確認這些銀行家的身份都做不到，更不用說了解他們採取了哪些措施了。」不同於法國、加拿大、聯邦德國和美國的央行，英格蘭銀行幾乎沒有釋出任何銀行監管方面的細則。比如說，一家倫敦銀行為了回應央行行長的關注而在幾個月內收回了大量的境外貸款，但是央行行長到底希不希望看到境外貸款科目縮減5%或者20%，卻是無從得知的。
這種銀行監管的方式有其優勢。當倫敦的日子還沒有這麼不好過的時候，英格蘭銀行貼現辦公室的人會每天與銀行家們喝茶，聽他們講競爭對手的閒話。如果得到有人在市場上拋售法國債券或者某個機構的客戶陷入困境的風聲，貼現辦公室的主任，甚至行長，就會召集所有銀行家並要求他們採取行動。英格蘭銀行沒有罰款和頒佈禁令的許可權，但是它的告誡有著巨大的權威。沒有人願意和得罪過央行的機構做生意。僅僅是央行行長的一句不滿，就足以讓最桀驁不馴的銀行家屈服。
理查森在1973年出任行長之時，英格蘭銀行正在艱難地追趕金融改革的步伐。雖然每家在倫敦設立的外國銀行支行都經過了英格蘭銀行的批准，可以交易貨幣並吸收石油美元，但是核准的依據不過是銀行母國的一紙證明。因此，就算是為英格蘭銀行提供資訊並及時做出警告的老銀行家，對於這些新來的外國機構也知之甚少。更加令人擔憂的是，英格蘭銀行對這些新來的銀行的業務（包括賬目、貸款審批程式，以及管理風險的方式）幾乎一無所知。
理查森在銀行監管方面還是個新手，但是上任頭幾個月的市場狂躁，讓他強烈認識到了英格蘭銀行監管的缺陷。1974年冬天，在沒有任何公開通知的情況下，理查森採取了兩項革命性的措施。第一項是內部改革：貼現辦公室被一個新部門——銀行監管處取代。原來的貼現辦公室只有20名員工，對銀行進行檢查也不是它的常規職責；銀行監管處的規模更大，人員也更加專業。銀行家不會再被請來喝茶了，從今以後，銀行需要定期遞交有關貸款、存款和借款的詳細資料，而且監管處的主任會派遣專員仔細檢查他們的檔案，面試他們的員工，稽核他們的制度。並沒有任何法律賦予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權力，但是理查森準確地預計到了，任何拒絕央行監管的金融機構在倫敦都無法立足。
理查森的第二項舉措是國際化改革。央行官員以低調、含蓄的方式提醒金融界，國際銀行業的繁榮帶來了全新且不可預見的風險。奧特瑪·埃明格爾（otmaremminger），德國央行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副行長1973年11月這樣談及銀行爭奪外國存款的情況：「私人機構的經濟利益似乎與整個信貸業的健康發展發生了衝突。」在與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的一次私人談話中，理查森更進一步地指出，外國美元流入美國，兌換成其他貨幣後再出借到世界各地的現狀，有可能會打破整個銀行體系的均衡。他建議在巴塞爾舉行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巴塞爾是萊茵河畔一座安靜的瑞士小城，國際結算銀行就坐落在那裡。這家無名的機構由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組成，成立於1930年，初衷是處理凡爾賽條約下的德國賠償金。到了20世紀60年代，其主要職能就剩下了在各國央行之間調動資金。這項工作相當專業而且無趣，以至於很少有非專業人士能將它準確地表述出來。這個默默無聞的地點也有一項優勢，那就是周圍沒有大批的記者緊盯著往來的權貴。
20世紀70年代，央行官員們大約每月一次聚在這裡開會，主要就是討論經濟形勢。1974年3月到4月，會議的主題就是如何處理石油輸出國膨脹的財富。發達國家的銀行為了從大量流入的資金中謀利，就要將美元兌換成其他貨幣，再將資金貸出到境外。這就相應地產生了一系列風險。即便借方及時還款，但如果匯率向不利的方向變動，還款金額就有可能低於銀行應當付給存款人的本息。而且如果某個石油酋長國突然想要提回存款，將這筆錢用作五年期的英鎊或荷蘭盾貸款的銀行就會面臨流動性短缺。
這一前景令人擔憂，因為在金融國際化、匯率浮動制的新世界裡，銀行與銀行之間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他們不僅相互拆借資金，聯合成為銀團進行貸款，還會互換貨幣以滿足各自客戶的需求。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交易需要拿未來某個日期的匯率做賭注。舉例來說，一家西班牙的服裝公司預計在6個月後會有一筆100萬聯邦德國馬克的貨款入賬，這家公司可以與銀行簽訂協議，鎖定6個月後這筆資金在西班牙貨幣上的價值，如果到期日匯率向不利的方向變化，風險將全部由銀行承擔。相應的，銀行又可能與其他銀行簽訂類似的協議以對沖風險。任何時刻，此類交易下都有著數以千計的風險敞口，任意一家大型銀行的破產，無論在何處發生，都可能引發世界範圍的銀行和經濟危機。然而沒有一家央行有權控制在新世界中誕生的全球銀行業。正如美聯儲官員亨利·沃裡克（henrywallich）在巴塞爾會議後向他的同僚乾巴巴地彙報時所說：「有必要進一步明確該領域的職責劃分。」
然而，已經沒有時間進一步明確了。1974年5月，危機已經近在眼前。
危機爆發的地點相當不可思議——並不是紐約、倫敦或者東京的大型跨國銀行，而是一家最多算得上中型的美國銀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
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紮根於紐約郊區，面對大銀行的擴張，其原本依靠特許經營權獲取的收益不斷受到擠壓，因此經理人決定到境外尋求更高的收益。1969年，美聯儲准許它在巴哈馬群島開設一家分支機構。儘管主審人員對其賬面上的不良貸款深表擔憂，美聯儲還是在1971年批准了它在倫敦開設分行的申請。在獲得了跨國銀行的地位之後，富蘭克林國民銀行贏得了最令人垂涎的獎勵。1972年6月1日，英格蘭銀行批准其從事外匯交易，正式接納它成為「大聯盟」的一員。一個月後，一位名叫米歇裡·辛德那（michelesindona）的義大利律師獲得了富蘭克林國民銀行21.6%的股權。
時年52歲的辛德那，一路從西西里島的貧窮鄉村打拼到了義大利商業圈的頂端。作為蔬菜商人的兒子，他獲得獎學金進入大學學習法律，並在「二戰」期間靠走私蔬菜賺到了第一桶金。他衣著考究，剪裁得體的套裝口袋裡總是露出一方白色手帕，他與黑手黨、天主教堂、義大利政界高層都建立了聯絡。除了打理梵蒂岡銀行的投資外，他通過一系列控股公司在義大利、德國和瑞士持有多家銀行、房地產和製造業企業的大量股份。他在美國的生意不多，富蘭克林國民銀行正好提供了一處據點。
然而，辛德那的律師們堅持，他的持股不應該達到取得控制權的程度——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一旦取得控制權，就意味著美聯儲將有權審查辛德那的其他商業行為。將購買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股份嚴格當成一項投資，正如辛德那聲稱他在做的那樣，是不需要美聯儲的批准的。
事實證明，辛德那絕非一名被動的股東。他推動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加強在外匯市場上的投資，而且很快就在銀行的國際部裡安插了自己的人手。這些人很快就不顧監管制度的限制，讓銀行向自己的股東辛德那的公司提供借款。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外匯交易員對外匯變動方向的預測相當不準，也因此損失了大量資金，但是辛德那的手下利用從辛德那的商業帝國裡挪東補西的方式掩蓋了這些損失。由於沒有一家監管機構可以監管辛德那掌管的所有銀行，也就沒有人發現他們的欺詐。然而流言似乎掌握了真相：1973年秋天，一些滿懷疑慮的銀行暫停了與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外匯交易。但是這些訊息外部人員無從得知。1973年12月，在紐約的聖瑞吉斯酒店的一場晚宴中，義大利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andreotti）專門讚揚了辛德那在外匯市場上的運作，將他稱為「里拉的救星」。一個月之後，約翰·沃爾普，美國駐義大利大使，更是提名辛德那為「年度人物」。
1974年5月3日，倫敦的一家銀行向官方傳遞了那些流言，紐約的調查員順藤摸瓜，發現了富蘭克林國民銀行進行非法交易並隱瞞損失的證據。5月10日，美聯儲接管了這家銀行。但是聯儲官員立即看出，他們不能簡單地將富蘭克林國民銀行關閉。它是數百筆外匯交易的參與方，其中很多筆還有幾個月才到期。如果這家銀行突然倒閉，與它做交易的銀行就要蒙受嚴重的損失。出於對造成全球性金融恐慌的擔憂，美國官方維持著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基本存續，逐漸減少它的持倉，最終才拍賣它的殘值。
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只是金融穩定的時代終結的第一個跡象。就在美國人竭力控制損失的同時，聯邦德國政府遭遇了一場極其相似的危機。最新的威脅來自科隆，當地一家鮮為人知的小銀行突然壓垮了半個地球之外的金融市場。
赫斯塔特銀行（bankhausherstatt）是一家致力於服務科隆金融界精英的私營機構，它的口號是「儲蓄不應該是一場冒險」，然而它的行徑卻與之背道而馳。這家銀行的老闆伊萬·赫斯塔特（iwanherstatt）允許年輕的外匯交易員團隊，也就是他的「黃金男孩們」，規避內部控制，並在外匯市場上自由對賭。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赫斯塔特銀行的財務報告顯示，其資產足以覆蓋全部交易損失，這些資產包括在瑞士經濟銀行的存款。瑞士的銀行保密法相當嚴格，規定瑞士的銀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赫斯塔特銀行的存款規模，這也許就是審計師和德國的銀行監管機關沒有對存款進行核實的原因。如果做了盡職調查，他們就會發現，所謂的瑞士經濟銀行並不存在。當監管機關最終在6月24日關閉赫斯塔特銀行的時候，它的虧損已經接近5億馬克，是其存款人存入的資金的6倍。
跟接下來發生的事件相比，上述虧損幾乎稱得上是微不足道。某個週二下午4時，德國官方抓捕了赫斯塔特本人，《明鏡週刊》稱這次行動為「一次避免金融混亂的閃電襲擊」。但與美國不同，德國的監管機關沒有考慮到赫斯塔特與境外銀行密集交易的事實。就在倒閉之前，赫斯塔特又收到了一些其他時區的銀行的付款，但是向外國銀行做出的相應付款卻發生在倒閉之後。這些付款受到阻礙無法完成，給世界各地的銀行都造成了損失，造成了外匯市場上連續數月的混亂局面。
赫斯塔特倒閉的衝擊引發了第三場跨國銀行的破產風波。儘管此事受到的關注不多，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加令人擔憂。以色列—不列顛銀行（israel-britishbank）的倒閉並沒有威脅到世界經濟，但它揭示出，很多借以維護銀行體系穩定的流程存在著危險的漏洞。
以色列—不列顛銀行是以色列的第六大銀行，但是從國際標準來看，它只能算條小魚。以色列—不列顛銀行成立於1929年，由波蘭移民建立，最初的名字是巴勒斯坦—不列顛銀行，由英國猶太社群的領袖人物沃爾特·內森·威廉姆斯（walternathanwilliams）的繼承人控制。威廉姆斯家族在猶太復國運動中很有影響力，而且與以色列的右翼政治團體關係緊密。到了1974年，該行在以色列已經有了八家支行，在倫敦有一家子公司。威廉姆斯的女婿，哈里·蘭迪（harrylandy），一名出生於威爾士的會計師，當時是以色列—不列顛銀行的主席。另一個女婿，約書亞·本西翁（joshuabension），是副主席兼總經理。就在該行位於倫敦霍爾本的總部——威廉姆斯國家大廈，這兩人同時還經營著一系列其他公司，包括英國的保險公司和以色列的葡萄莊園。
給自己的股東和管理人提供關聯貸款，是銀行業務中最有潛在危害的行為之一，因為它給動機不純的銀行家提供了打劫自己公司的機會。正因如此，1970年，以色列銀行監管機構命令以色列—不列顛銀行限制其向威廉姆斯集團的貸款。但是蘭迪和本西翁拒不接受。他們找到了一條迴避監管的新路，辦法是讓自己的銀行用資產向兩家瑞士的銀行提供擔保。有了特拉維夫的以色列—不列顛銀行的資產作為抵押物，這兩家瑞士銀行向蘭迪和本西翁在瑞士和列支敦斯登的控股公司提供了7500萬美金的貸款。如此操作下來，蘭迪和本西翁就有辦法將資金從以色列轉移出去，而這又違背了以色列的外匯管理規定。
赫斯塔特事件讓這種手段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隨著金融市場的動盪，銀行急於收縮國際業務——包括撤回他們儲存在特拉維夫的以色列—不列顛銀行的款項。1974年7月，也就是赫斯塔特銀行倒閉兩週之後，特拉維夫的以色列—不列顛銀行發現他們的流動性不足以清償外國存款人了。本西翁以銀行在瑞士的資產為支撐，向以色列當局申請一筆應急貸款。就在當局準備撥款檔案的同時，以色列中央銀行的律師發現，這些資產已經被凍結，作為向蘭迪和本西翁的公司提供秘密貸款的抵押。以色列當局因此撤銷了應急貸款，特拉維夫的以色列—不列顛銀行也就無法償還倫敦的以色列—不列顛銀行的貸款。兩天之後，倫敦支行倒閉，儘管哈里·蘭迪承諾「我們會堅持下去」。
一項調查顯示，以色列—不列顛銀行並不是赫斯塔特危機的無辜受害者。該行業務興隆靠的全是對監管者的欺瞞。週一到週五，它把資金留在倫敦，以取悅英格蘭銀行。等到了週末，倫敦支行就將資金借給它在特拉維夫的總行，確保其短期資金量能夠滿足以色列的監管要求。下週一一早總行就向倫敦支行還款，再次顯示倫敦支行強大的資金實力。而當表演謝幕之時，以色列—不列顛銀行遠比它所展示的要窘迫得多。該銀行的業務盤根錯節，以致法庭指定的審計師團隊花費數月才將其梳理清晰。受害者名單中美國政府赫然在列，因為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向以色列—不列顛銀行提供的貸款，美國政府損失了210萬美元。而以色列—不列顛只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經營著相對簡單的業務。如果僅僅是兩個國家的九家支行就能將監管方矇在鼓裡，那麼對於那些手握石油美元的巨型銀行，比如東京的日本第一勸業銀行或者紐約的大通曼哈頓銀行，他們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米歇裡·辛德那最終因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倒閉被判處65項聯邦重罪，在美國的一家監獄服刑4年後，又被轉移到義大利繼續服刑，1986年死於一杯加了氰化物的咖啡。辛德那到底是選擇了自殺，還是為了防止將安德烈奧蒂總理牽扯進醜聞而被謀殺，至今未有定論。伊萬·赫斯塔特在1991年被認定為精神失常之前，曾兩度因欺詐而定罪。約書亞·本西翁，在以色列被控竊取4700萬美金，1975年被判入獄12年，兩名首席拉比呼籲寬大處理也無濟於事，1977年由總理梅納赫姆·貝京釋放。哈里·蘭迪因欺詐被判處5年，但此判決1979年在英國的法庭被推翻。無論是老於世故的辛德那、心寬體胖的赫斯塔特、虔誠的本西翁，還是口若懸河的蘭迪，他們儘管性格千差萬別，卻都在銀行監管體系中發現了同一個漏洞——如果一家銀行的業務跨越了國界，就沒有任何一國的監管者能夠完整、清晰地掌握它的運轉情況。
戈登·理查森向亞瑟·伯恩斯指出了這個漏洞，他們在1974年初把問題擺到了各國央行長官的面前。他們稱，跨國銀行業務中存在的問題，即便發生在小銀行之間，也有可能引發大範圍的經濟危機。1974年12月，各國央行官員要求本國的銀行監管者提出解決方案，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令人心驚的國際傳導事件。
數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很難想象，1975年某個星期二，各國銀行監管者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或者想法聚集在巴塞爾弗雷甜品店樓上的單調會議室裡的。與會者都是技術專家——籍籍無名的銀行監管人員，而不是卓有聲望的央行官員。大部分人互不相識。他們的語言也各不相同。在會議室裡，代表們戴著耳機，聽同聲傳譯將大會的程式翻譯成英語、日語、義大利語和法語。在茶歇期間，他們的閒談和交流都很費力。
與會人員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法律授權，以及是否有資格將本國的資訊在會上共享。有些人需要考量國內的政治形勢，而有些參會代表所在的機構並不具備監管本國銀行的全部許可權。美聯儲無法代表財政部的貨幣監理署，而後者又沒有出席巴塞爾會議；日本銀行與未到場的財政部關係疏遠，這也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外交上的考慮也產生了干擾，尤其是法國更傾向於將金融監管作為一項歐洲事務來處理，而不是帶上美國、加拿大和日本一起玩。更何況這個有關銀行規制與監管實踐的委員會到底是幹什麼的也尚不明晰。會議議程主要由主席決定。經過一番謹慎地運作，理查森為一名同事爭得了主席的位置，他就是英格蘭銀行的喬治·布倫登（georgeblunden），而該人在處理銀行違規方面經驗並不豐富。
時年52歲的布倫登，是英格蘭銀行的資深知情人。作為英格蘭銀行終身員工的兒子，他在「二戰」期間參軍，在牛津大學學院畢業後進入了英格蘭銀行，然後就再未離開。20世紀70年代初，他升任管理服務處主任，負責管理行政辦公室和電腦系統。他並不是銀行監管領域的專家，但是英格蘭銀行的其他人也同樣不是——畢竟，英格蘭銀行的監管更多要依賴於社會規範，而不是會計標準。布倫登的組織能力足以彌補他在監管經驗方面的不足。針對銀行系統資料資訊不足的情況，他要求各家銀行按月度和季度提交報告，內容包括外匯存款、房地產貸款、關聯企業貸款等方面的詳細資料。有了這些數字，布倫登手下的監管人員就可以比對不同的銀行，制定嚴格的監管制度以規範他們的行為。
在第一次巴塞爾會議中，布倫登宣佈，中央銀行行長們希望委員會能夠設計出一個體系，該體系能夠為潛在的銀行危機提供預警。此計劃很快就以不切實際為名而被否決。經歷了數月的討論之後，參會的監管者決定專注解決對他們造成最大困擾的一個問題——監管銀行的境外分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