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伊始，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仍對未來堅信不疑。艾倫·格林斯潘，亞瑟·伯恩斯的門生，理查德·尼克松的競選顧問，力勸他的委託人保持信心。格林斯潘的政治野心是他支援美聯儲主席和總統的原因。儘管當時已然是物價攀升、匯率動盪，他仍不願挑伯恩斯的毛病。他的預測中沒有對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給出一點警示。「像現在這樣能夠讓人對於局勢絕對樂觀的情況是相當少見的。」他說。
格林斯潘並不是孤軍奮戰。當時的主流觀點就是，政府和央行的高明舉措再一次帶領世界經濟走出了湍急的漩渦，迴歸到穩定強勁的增長的道路上去。「發達國家將迎來20年來最大的繁榮。」《英國衛報》報道宣稱。工作機會充足，不斷提高的收入更讓人信心倍增，人們開始毫無節制地消費。在美國，採購經理們到處抱怨所有貨物都在短缺，不論是卡車部件還是玻璃和木材。尼克松的經濟顧問委員會預計經濟增長將達到近7%，而通貨膨脹的腳步也會相對放緩。日本銀行觀察的結論是「商業增長的勢頭正在穩步提升」；而英格蘭銀行則預測「產出持續快速上升」。儘管有個別的悲觀人士預感到了前路艱難——美國所羅門兄弟投資銀行的亨利·考夫曼（henrykaufman）就曾發出警告：「1974年將充滿荊棘」——但大多數企業的經濟顧問更傾向於化工巨頭杜邦的首席經濟學家查爾斯·裡德（charlesreeder）的觀點，他對公司的董事們說：「當前的繁榮形勢應該還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對於裡德的樂觀預期，最為明顯的威脅就是外匯市場的動盪。每一份新的經濟形勢報告都進一步地鼓勵投機資金押寶史密森學會上達成的匯率協定無法維繫。幾個月前達成的這項協定曾被尼克松稱為「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貨幣協議」，很快就要分崩離析了。隨著協定的破裂，有的貨幣升值，有的貨幣貶值，沒有人想持有大把貶值貨幣。各大媒體的新聞頭條都是匯率即將失控。焦慮的情緒開始傳播，通貨膨脹率再次上升的跡象更讓情況雪上加霜。1973年元旦剛過，股票價格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下跌。從英國到美國，再到香港和日本，投資者持有的股票價值在兩年內蒸發了超過一半。
經濟觀察家們對於股市的下跌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曾開玩笑說「華爾街指數成功預測了過去五次大衰退中的九次」，這些人也藉此自我安慰。在1973年最初的幾周裡，經濟即將崩潰的市場訊號不僅僅是沒人希望看到的，更加是無人願意相信的。一切都執行得相當完美。1973年1月是美國建築工人有史以來第二個最忙的月份，英國和日本的房價還在大幅上漲。一項聯邦德國政府研究報告中判斷，1973年是「一輪新的週期性上漲的開端」，經濟增長率大約會達到6%。日本的預估更加樂觀：三井銀行預測出12%的驚人經濟增長率，即便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還在攀升。按照這種速度，日本的經濟總量在6年內就會翻倍。而且為什麼不該這樣呢？在戰後重建近30年之後，仍有四分之三的日本家庭沒有抽水馬桶。還有大量的建設需要完成。
所以在1973年初，儘管實體經濟一片大好，工廠加班生產，家庭消費支出空前，但金融市場形勢緊張，危機一觸即發。1月，焦慮的義大利人開始懷揣里拉跨越邊境兌換瑞士法郎，導致瑞士法郎價格大幅上升，最終瑞士不得不放棄瑞士法郎兌美元的固定匯率。然後，市場又將矛頭指向了美元，投資者不斷賣出美元買進德國馬克和日元。有一小段時間，就連通常比較疲軟的法國法郎都看似堅挺了起來。這簡直就是投機者的夢想樂園：為了維護固定匯率，世界各國的央行總共以官方匯率買入了80億美元，結果卻是竹籃打水。2月12日，投機者取得了勝利。日本決定停止維護日元兌美元的固定匯率，將匯率交由市場決定。交易者立刻就推高了日元的價值。主要歐洲國家的貨幣也升值了。當一切塵埃落定，1美元能兌換的德國馬克還不足6年前的一半，能兌換的日元也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走向了終結。
央行官員們對於現狀最為悲痛，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於固定匯率制都有著近乎宗教般的信仰。美聯儲官員傑弗裡·布赫（jeffreybucher）在瑞士參加了央行聯合國會議後彙報：「週日的高層會晤氣氛陰鬱，而且並不完全是因為天氣。」但是央行官員的擔心無濟於事：放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決定是不可逆轉的。事情的間接後果是石油輸出國的普遍不滿。他們一向使用美元標價，但是美元的貶值意味著每百萬桶石油能夠換取的德國卡車和日本工字梁更少。石油輸出國組織，也就是歐佩克，要求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以彌補美元貶值造成的損失。艾哈邁德·扎基·亞馬尼（ahmedzakiyamani），一位原本鮮為人知的沙烏地阿拉伯官員，就此走上歷史的舞臺，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亞馬尼，1973年時42歲，在石油圈內已經是個名人了，但是對於外界來說卻仍是謎一樣的存在。他的父親是一名法理學家（在沙烏地阿拉伯就是宗教學者的意思）。他在麥加長大，然後在開羅大學學習法律。在搖搖欲墜的沙特財政部擔任了幾年低階官員之後，他被政府派往美國，並取得了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法學學位。回到沙特之後，他開辦了本國第一家律師事務所，為想要在他尚且貧窮封閉的祖國做生意的外國企業提供諮詢。接下來，亞馬尼又擔任了一段時間沙特皇儲的法律顧問，皇儲很欣賞他的才華和謹慎。1962年，30歲的亞馬尼被任命為石油部長，在一個經濟完全依賴於石油的國家，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
亞馬尼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物。在一個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有皇室親族執掌的國家裡，他身為一介平民，卻執掌重權。他能流利地用英語和法語交流，喜歡歌劇和滑雪，在紐約和維也納就像在利雅得一樣自在。亞馬尼一向彬彬有禮，並以廣泛的人脈和始終響個不停的電話著稱，他在麥加大清真寺的冥想室和撒丁島上的遊艇晚宴中周旋自如。不在國內的時候，他更喜歡穿著薩維爾街的高階定製西裝，而不是阿拉伯的至踝大袍，他的黑色捲髮和絡腮鬍都修剪得相當整齊。亞馬尼還是一個相當上鏡的人，他會直視著攝像機，發言簡短，語速適中，語調溫和。當一名記者提到有報道說他每年夏天都在沙漠帳篷裡度過時，亞馬尼頑皮地環視自己在日內瓦洲際大酒店頂層的總統套房，反問道：「你看我住的是帳篷嗎？」
20世紀6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產量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和蘇聯。但當亞馬尼在1962年出任石油部長的時候，他的祖國還處於貧弱之中。石油生意主要被「七姐妹」掌控——一個由美國和英國公司組成的石油組織，控制著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石油儲備。外國人指揮一切：他們擁有鑽機、管道、線路、泵站，還有把石油運送到國外精煉廠的油罐車。在這些石油公司裡，只有相當少數的沙特人、利比亞人、伊朗人和委內瑞拉人能做到管理崗位，而他們本國政府既沒有專業技術，也不懂金融知識。在沙烏地阿拉伯，美國財團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直在抽取該國的石油資源，每桶石油只支付30美分的特許使用金和32美分的所得稅。這給沙特政府帶來的年收入還不足10億美元。
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四國在1960年聯合成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試圖在與石油七姐妹的博弈中取得一定有利地位，但是此時的歐佩克還未經歷練，而且內部矛盾重重。亞馬尼試圖代表沙特國王在成員國之間進行調節。這個任務對於沒有堅定決心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些國家力主將石油收入用於撫慰他們年輕而且快速增多的國民。其他人口較少或者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國家，則希望將石油作為對抗帝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或者其他敵人的籌碼，不論這個敵人是真實的還是憑空妄想出來的。1967年6月，以色列與埃及、約旦和敘利亞開戰，一些阿拉伯政府呼籲暫停向以色列在美國和歐洲的盟友輸出石油。一向以臨危不亂為傲的亞馬尼主張反對這一激進的措施，然而未能成功。但他同時也非常清楚，很多公開宣告削減石油產出的國家都在背地裡開啟了閥門。他的估計是正確的。石油還在不斷輸出，而禁運令則成了一紙笑話。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情緒正在覺醒，阿拉伯人開始要求收回礦產資源和這些資源所產生的財富。出於對被邊緣化的擔憂，沙烏地阿拉伯決定站到潮流的最前端。亞馬尼在1968年宣佈，沙特政府希望「參與」到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的管理中。他到世界各國的首都進行巡迴訪問，特別強調「參與」不等於「徵用」，但同時也意味深長地指出，有些政府在無法購買股權的情況下就會直接把外國公司收歸國有。他堅稱：「參與管理是國有化的替代方案。」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卻不吃這一套，直接指責他的提議「與其說是專案，不如說是計謀」，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的人更是立即表示了拒絕。在這件事上，美國政府給沙特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但是亞馬尼的外交策略最終取得了勝利。1972年年末，在經歷了四年的拖延之後，美國和歐洲的石油巨頭同意向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和卡達出售各自石油公司股權的四分之一，並在十年之內移交主要控制權。阿拉伯國家終於在董事會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石油輸出國組織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引起了北美、歐洲和日本的警惕。在六個阿拉伯國家聯合主導了一波小規模的漲價以彌補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之後，國務卿威廉姆·p.羅傑斯（williamp.rogers）在1972年3月提醒尼克松：「阿拉伯和其他石油產出國的議價能力正在提升。」富裕國家不斷上升的石油消費無形中擴大了出口商的影響力。證據就是1972年9月，亞馬尼在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提出，他的國家已經做好了滿足美國石油需求的準備；作為回報，沙特希望美國豁免石油的進口稅，並且允許他們購買煉油廠和化工廠。美國官方沒能及時做出回應。亞馬尼在接受《時代週刊》的採訪時說：「不要忘了，寶物掌握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手中。」這是一次並不含蓄的警告，向世界宣告沙特在石油定價中的話語權。
1973年1月，科威特的「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武裝力量重新集結之時」，以石油為武器進行鬥爭。其他的阿拉伯國家政府也發出了類似的宣言。與之相應，1973年的頭幾個月裡，對於石油價格的擔憂漫布華盛頓、倫敦和其他大國的首都。4月，石油大臣亞馬尼和沙特王子——國王費薩爾的兒子，來到了華盛頓，並傳達了一條簡單的訊息：如果美國不能幫助解決阿以衝突，沙烏地阿拉伯出於成為阿拉伯世界領導者的需要，將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抬高石油價格。當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建議將他們的談話保密時，亞馬尼開始擔心他的訊息根本就無法傳達到尼克松總統耳中。於是，擅長與媒體打交道的亞馬尼立即將他此行的目的透漏給了《華盛頓郵報》。當美國官方堅持亞馬尼發表的只是個人意見時，沙特政府重申了他的觀點。5月，費薩爾親自會見了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的執行總監，宣稱美國「絕對必須」改變其中東政策，將阿拉伯國家的利益考慮在內。幾周之後，他又會見了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的母公司，警告說如果美國政府不願意進一步配合，他們就將「失去一切」。國王還罕見地接受了一家美國電視臺的採訪，對他做出的威脅予以確認。
即便這些富裕的石油進口國想要嚴肅對待沙特國王的威脅，他們可以選擇的應對方案也並不清晰。這些國家全都支援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此決議旨在結束1967年的阿以戰爭，其中要求以色列從「近期衝突中佔領的領土」撤出，但是特意沒有指明「全部領土」。大多數國家都與以色列交好，並不傾向於支援阿拉伯國家對於以色列撤出東耶路撒冷和其他佔領區的要求。另一個解決的思路是通過大幅提升汽油和柴油附加稅來降低石油輸出國的談判籌碼，但該方案卻因為國內政治的考量而被排除了。官員和外交家們折騰出了大量關於「能源短缺」「能源問題」和「能源危機」的冗長備忘錄和外交照會，但實際採取的行動卻少之又少。就連美國和加拿大這一對和平的鄰居和親密的盟友，也無法在石油危機中進行合作。
在這些暴風驟雨般的政策檔案背後，思考也相當混亂。長期以來，能源專家和外交政策觀察家都認為工業世界的繁榮理應建立在低廉的石油價格上。對他們來說，高油價導致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央行對於通脹只能束手無策一樣。普遍的預測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激進行為不僅會導致油價的抬升，而且汽油、機油和燃油都會出現實實在在的短缺。石油消費者根據大幅上漲的油價迅速調整經濟行為的可能性則完全沒有被納入考量。也許最大的擔憂是石油進口國會有大筆的資金流出——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際收支危機——就好像伊朗、科威特和利比亞會從全世界賺到大筆美元之後直接藏在巨大的地窖裡，而不去到處消費這些他們新得的財富一樣。
每過一週，局勢都會更加緊張。1973年3月，佈雷頓森林體系土崩瓦解之後的幾周裡，11個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宣佈要將油價提升15%。他們官方的說法是為了彌補美元貶值造成的損失。美國試圖組織盟友提出反對，但是日本、法國和義大利傾向於接受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要求。在石油短缺即將來臨的警告聲中，輸出國和石油公司之間的價格談判僵持不下，會議從的黎波里開到貝魯特，又從維也納開到開羅。每次失敗的會議都會引領新一輪的標題轟炸。6月初，最後的協議終於達成了。石油基準價從年初的每桶2.59美元（摺合每加侖6.2美分）提高到了此時的每桶2.90美元，根據不同地區的運輸成本和原油質量有升水或者貼水的調整。此外，原油基準價格將盯住與美元掛鉤的一攬子貨幣，而不單單隻用美元標價。如此一來，如果美元進一步貶值，石油價格就會自動上漲。
就在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威脅引發外交壓力並使股票投資者感到驚慌之時，石油產品的消費者似乎卻對此一無所知。1973年的第一季度，美國消費者的石油用量增長了15%，而建築和裝置的商業石油用量增長率也高達20%。英國工廠的產能利用率達到了94.7%，是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5月，日本製造商調研後預計1974年初產品銷量將大幅上漲。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似乎都持相同的樂觀態度。德國政府在5月釋出了修訂後的經濟預測報告，形勢依舊一片大好。美聯儲也是一樣，當年聯儲春季會議紀要中沒有關於石油問題的討論。6月份美聯儲釋出半年度經濟預報，總部位於巴黎的發達國家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經濟會保持持續強勁擴張的態勢，大多數國家的失業問題都會得到改善。」
3個月後，世界經濟仍在飆漲。「目前的總體情況是，我們處於史上最為強勁的經濟增長階段之一，幾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應求。」杜邦公司的經濟學家查爾斯·裡德如是告知公司的董事。在日本，一項調查發現國內製造商計劃在下一年度增加29%的投資，以應對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在聯邦德國，政府希望經濟增長率達到4%，並且失業率要低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10月6日是猶太人的贖罪日，也就是猶太人眼中一年中最神聖的日子。如果說戰後的長期經濟繁榮在某一天達到了巔峰的話，這一天就是1973年的贖罪日。
當天下午2點，埃及空軍突襲了以色列空軍基地、導彈連和雷達基站。幾分鐘過後，數千人的部隊開始進攻蘇伊士運河沿岸的以色列防禦陣地，與此同時，敘利亞的軍隊和坦克發動了對戈蘭高地上的以色列陣地的進攻。在戰爭爆發的48小時之內，就有6箇中東國家宣佈支援埃及和敘利亞，提議將石油價格提高一倍。在與石油公司高層的一系列談判失敗後，輸出國開始獨自行動。10月16日，他們公佈了一個新的原油基準價——每桶5.12美元。「這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奪取權力的一天。」亞馬尼事後說。在短短不到9個月的時間裡，全世界最為重要的能源價格幾乎翻倍。一天之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達成合意，石油立刻減產10%，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每個月遞減5%。
他們的威脅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全世界正面臨一個特殊的問題，那就是短缺。1973年的大繁榮將人們捲入了消費熱潮，礦井、農場、製造商就是沒法滿足消費者不斷增長的需求。日本製造商的報告顯示，從電力到鐵礦石，幾乎所有產品都處於短缺狀態。美聯儲的「紅皮書」——一份每年10月10日定期傳送給國內政要的機密刊物，分析地區經濟發展形勢，指出了「經濟勢頭強勁，人力和物資普遍短缺」的情況。北卡羅來納州的紡織廠因為缺少工人而不得不停止了夜班，中西部的造紙廠也推掉了不少生意。另一條被標為「機密」的資訊是聯邦德國經濟部對於本國勞動力無法滿足經濟體系全馬力開動的擔憂。英格蘭銀行則認為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不足「將對供給環節造成衝擊，令經濟均衡的維繫更加困難」。工人和商品的短缺意味著工資和價格面臨著上行的壓力，而這給原本就存在的通脹問題添了一把火。
早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推高油價之前，飆高的通貨膨脹率就被認為是20世紀70年代最為突出的經濟問題。1970年，瑞典的消費品價格就上漲了8.1%，這是20年來最高的通脹率。一年以後，葡萄牙的物價上漲了15%，而在1967年之前，葡萄牙的通脹率一直處於世界最低水平。到了1972年，美國成了唯一一個通脹率在5%以下的經濟大國。這一切都還發生在關鍵物資的價格尚未發生劇烈變化之前。通貨膨脹已經開始失控。
對抗通貨膨脹的嘗試因為專家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普遍認可而變得更加複雜。菲利普斯曲線是紐西蘭籍經濟學家a.w.「比爾」·菲利普斯提出的，旨在說明各國的一項基本經濟權衡：如果國家想給每個人都提供工作，就不得不接受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如果想降低通貨膨脹率，就不得不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承受失業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所用的資料都來自英國，但是高通脹率是充分就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的觀點，很快被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奉為圭臬。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央銀行不能全力以赴對抗通貨膨脹，一旦他們成功地壓制了通脹率，結果可能是失業率在接下來的數年裡都會上漲。
菲利普斯曲線並不是人人叫好。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菲爾普斯和米爾頓·弗裡德曼在早些年分別對菲利普斯的理論提出了挑戰，堅持通脹率和失業率僅在短期內具有相關性。但是他們的觀點在當年無疑相當邊緣。當時最為知名的經濟學家們，包括美聯儲主席伯恩斯，都相信壓制通貨膨脹的代價相當高昂，因為政客們不能接受通脹率下降後接踵而來的高失業率。正如後來成了吉米·卡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的美國學者查爾斯·舒爾策（charlesschultze）對事態的解析：「我們都知道如何促進就業。這並不是問題所在。我們知道怎樣用那些使用過的、標準的、經過證實的技巧——無非是減稅、增發貨幣、向特定的政府專案注資。問題是，當我們推行這些措施的時候，通貨膨脹率就會上升。」所以通貨膨脹並沒有被看作腐蝕一國經濟的嚴峻問題，大多數政府和央行僅把它當作不受歡迎，但又無法避免的麻煩。他們的反應是在不阻礙經濟增長或導致大面積失業的前提下，儘可能地應對通貨膨脹。
試圖控制通脹的努力也受制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在幾年之後就會被認為是荒謬的。20世紀70年代被廣為接受的一種觀點是，觸發通貨膨脹的因素有很多，而每一種不同的通貨膨脹，應對措施也不盡相同。有貨幣型通貨膨脹，也就是央行增發貨幣過多導致的通貨膨脹；有「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是指消費者和企業的購買需求高於經濟的供給能力，以致賣方掌握提高定價的能力；還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也是所謂最具危害性的一個型別，此種通貨膨脹被認為是由生產投入的供給方引起的，比如原材料、工業品和勞動力。如果礦場主、煉鋼廠和工會要求漲價或者漲工資，使用這些生產投入的企業就不得不相應提高產品價格，通貨膨脹率也會相應上升。
弗裡德曼堅持，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是貨幣型通貨膨脹，只要中央銀行限制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就會相應消失。就在幾年之後，弗裡德曼所說的「通貨膨脹無論在何時何處都是一個貨幣現象」就被奉為了至理名言。但是在1973年，很多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還在為弗裡德曼眼中並不存在的通脹型別而夜不能寐。需求拉動型通脹被認為需要用提高稅收、降低政府支出、提高利率或者限制銀行貸款的方式進行控制，這些措施都會縮緊消費者和企業的可支配資金，將需求拉回到與供給相均衡的水平。日本政府執行這些措施的手段相當激烈，他們要求煉鋼廠、鋁冶煉廠和化工廠推遲資本投資，同時命令銀行收緊分期貸款的發放，一切都是為了降低機器和勞動力需求，以求物價攀升的態勢得到緩和。
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被認為更加麻煩。政府通常採用政治施壓和物價管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處理。政府部門順理成章地要求行業限制工資或價格漲幅，同時向工會和工人施壓，讓他們遵從所謂的「自願」指導。美國政客很快也學會了這一招，並稱之為「強烈呼籲」。一種更為和緩的方式是由政府組建專門的委員會，對價格和工資允許上漲的幅度進行評估。不論哪種做法，前提都是隻要雜貨店的店員或者造輪胎的工人肯接受外部專家認為合理的工資水平，政府就能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逐步調低通脹率。
「強烈呼籲」和物價管制往往大受民眾歡迎，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的。當時非常流行抨擊大企業哄抬物價，以及批判工會提出不合理的加薪要求。大多數情況下，物價管制開始實施後價格上漲的趨勢就會得到遏制，政府統計部門得出的通貨膨脹率也會下降。但是用不了多久，現實問題就接踵而至。店員會給顧客介紹一款帶有褶子的禮服，堅稱這件衣服比去年的款式價格要高的原因是多了褶子這種複雜的設計。食品加工商則會說，乾旱的天氣導致番茄的減產，他們不得不提高番茄醬的價格。碼頭工人們會堅持他們的工資上漲幅度應該高於飛機機械師和售貨員，因為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多。幾個月之內，對於不公平的抱怨就已開始發芽，原本可以用在提供新產品和服務上的精力被用來逃避管制，以便取得更高的利潤或收入。
到了1973年年底，所有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中央銀行陷入癱瘓。10月2日，也就是阿拉伯石油產出國提高油價的前夕，美聯儲在考慮是否要降低短期利率——投票結果是6票贊成、5票反對。伯恩斯兩週後對他的同事說，私人觀察員也在持觀望態度。一位美聯儲的高階經濟學家解釋，導致不確定性的原因之一是，由計算機執行的預測模型難以「將近期的價格劇烈波動量化，因為這種程度的劇烈波動在現代並無先例」。專家們被難住了。
從事後來看，鑑於石油在工廠、機動車和發電廠執行中的關鍵地位，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在10月16日宣佈上調油價，會給大量進口原油的國家帶來經濟上的衝擊和震動。但是不知為何這一風險在最初並未得到重視。與之相反，發達國家的心態仍舊普遍保持樂觀。在禁運令宣佈之後，英國和法國政府仍然預測1974年經濟將會保持繁榮。直到11月14日，儘管此時的油價已經從每桶2.9美元漲到了每桶5.12美元，美聯儲還是提高了對美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值，同時降低了對於失業率的預測值。
直至11月底，在石油危機發生的6個星期之後，現實問題才逐漸顯露了出來。9月，日本經濟還一片熱火朝天，政府不得不採取特殊措施給經濟降溫；到了11月，同一批官員對接下來幾個月經濟增長的預測就降到了零。法國經濟學家警示說經濟可能會一落千丈。在美聯儲，11月14日給出的樂觀的經濟預測報告被扔進了廢紙簍。一位聯儲經濟學家在12月12日預測道：「收入水平將受到嚴重打擊，企業和消費者心情低落，而在此階段經濟上行的推動力很有可能徹底喪失。」在聯邦德國，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195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一項秘密的經濟部內部預測顯示，近兩萬個工作機會將會在1974年消失。維利·勃蘭特總理相當直率，他告知國會：「形勢相當不好，而且可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