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管制無疑會受到公眾的追捧。在美國，即便是《紐約時報》，尼克松的主要批評者，也對總統敢於實施此項政策的魄力大加讚賞。從短期上看，價格管制似乎遏制住了通貨膨脹的勢頭，但它並沒能解決問題的源頭，那就是央行持續的貨幣增發。此外，管制還阻塞了正常的市場調節。管制施行的時間越長，積累的不滿就會越多，選民們開始質疑為什麼有些工人的工資增幅要高於其他工人，以及為什麼政府允許某些商品漲價但又不許其他商品效仿。物價壓力也不斷累積，管制一旦放開，價格就有可能直衝雲霄。
與此同時，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的決定並沒能穩定住劇烈波動的匯率，金融市場的秩序受到破壞，企業則無法安排生產。相較於危機頻發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一個明顯的解決方案就是將匯率的變化交給市場，讓市場來決定一美元到底值多少馬克或是多少法郎。很多傾向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擁護這一主張。他們認為，數以百萬計的企業和個人將對美元和馬克的相對價值做出判斷，匯率向市場均衡水平的靠近必將比向各國政府的協議水平的移動更加平穩。和很多央行官員一樣，伯恩斯也強烈反對匯率的市場化。在他眼中，央行對於匯率水平的指導至關重要，是保持世界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但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製得以維繫的前提是，其他國家的貨幣政策僅以穩定匯率為唯一目標，無論本國經濟面臨何種困境。
為了重新建立合理的世界金融體系，首腦會議不斷召開。1971年年末，一場在史密森學會舉辦的會議上，各國達成妥協，美元將對所有主要貨幣貶值，而其他貨幣的匯率可在更大的範圍內浮動。尼克松宣稱，史密森協定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貨幣協議」。
和之前的佈雷頓森林協定一樣，史密森協定仍將美元置於世界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國可以自由行使各項經濟政策，而其他國家則需要適應美國的政策，把本國匯率控制在允許的浮動範圍內。但是簽訂協議的墨水還沒幹，聞到血腥味兒的外匯投機者們就發動了新一輪襲擊。
1971年年底，伯恩斯在尼克松的壓力之下，呼籲在1972年大選之前降息，提振萎靡的美國經濟。他在美聯儲的同事，大部分是由尼克松的民主黨前任任命的，一致同意降低利率以促進就業，國會中的要員也支援這一決定。他們中的大部分相信，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逆向相關，這在當時已經成了普遍的認知。而他們願意接受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只要有足夠的選民能夠重返工作崗位。但是那些通貨膨脹率已經高於美國的國家並不願意採取同步措施。伯恩斯在聯邦德國的同仁，德國央行主席卡爾·克拉森不顧剛剛與內閣發生衝突而卸任的前財政部長卡爾·席勒的呼籲，拒絕降低本國利率。在這場混亂之中，外匯投機者們趁火打劫，買入馬克、拋售美元。隨著匯率的振盪超過協定的幅度，美國總統辦公室的秘密錄音裝置記錄下了尼克松當時的反應，他看似相當急於洗清自己在整件事中的責任；當他的幕僚長h.r.霍爾德曼（h.r.haldeman）向他彙報義大利貨幣危機的情況時，尼克松的回答是：「我他媽的才不在乎里拉呢。」
亞瑟·伯恩斯的低息貸款在全世界流轉，刺激著世界經濟的增長。在很多國家，短期利率已經跌到了減去通脹率之後，企業還款金額甚至低於本金的程度了——這強烈地刺激著企業去修建大廈、購買裝置和僱用勞工。建築業掀起了新的熱潮，汽車的銷量重新整理了歷史紀錄。1972年，在排除通脹因素後，法國和德國的普通居民，人均購買能力提高了3%，美國和加拿大提高了4%，日本、芬蘭和西班牙則提高了7%。再一次，政府和央行適時的措施似乎創造了經濟繁榮。就拿尼克松來說，他認為伯恩斯在美聯儲的第一年工作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隨著失業率的降低，再加上一個軟弱的民主黨對手，尼克松在1972年11月輕鬆取得連任，贏得了55個州中的49個。
但是該來的總是會來。正如經濟學家們喜歡指出的那樣，貨幣政策並不是央行管理者用來開啟立竿見影的經濟效果的開關。它的影響是逐步顯現的，滯後的時長也不可預知。1971年年末和1972年年初的寬鬆貨幣政策在實施了幾個月之後，物價和工資的波動才開始顯現。等到尼克松連任之後，全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都開始飆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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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l.hetzel,「arthurburnsandinflation,」citefederalreservebankofrichmondeconomicquarterly/cite84(winter1998):21–84.
本段對佈雷頓森林協議的描述已經極度簡化了。更多的背景資訊請參見：barryeichengreen,citeglobalizingcapital:a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cite,2nd.ed.(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91–133。
michaeld.bordo,ronaldmacdonald,andmichaelj.oliver,「sterlingincrisis,1964–1967,」citeeuropeanreviewofeconomichistory/cite13(2009):437–459;barryeichengreen,citeexorbitantprivilege:theriseandfallofthedollarand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cit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由佈雷頓森林協議衍生而來的諸多問題，參見：roberttriffin，citegoldandthedollarcrisis/cite(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60)。
citeoecdeconomicoutlook/cite12(december1972):18–19.關於固定匯率在抵禦通貨膨脹方面的政治壓力的重要性,參見：helmutschmidt,「dankaneinenhanseaten,」citediezeit/cite,april20,1984,atwww.zeit.de/1984/17/dank-an-einen-hanseaten。
關於1971年和1972年美聯儲商議的全面討論，參見：citeallanh.meltzer,ahistoryofthefederalreserve/cite,citevol.2/cit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9),795–800。席勒同時領導財政部和經濟部。robertl.hetzel,「germanmonetaryhistoryinthesecondhalfofthetwentiethcentury:fromthedeutschemarktotheeuro,」federalreservebankofrichmond,citeeconomicquarterly/cite,spring2002,40;wells,citeeconomistinanuncertainworld/cite,85;burns,citeinsidethenixonadministration/cite,72;transcriptofarecordingofameetingbetweenthepresidentandh.r.haldemanintheovalofficeonjune23,1972,from10:04to11:39am,」12,nixonlibraryandmuseum,yorbalinda,ca.
經過技術性處理可知，一些國家的實際短期利率為負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