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並不十分關注經濟。這位第37任美國總統更在乎的是現實政治：戰爭與和平、核威懾，還有大國之間的戰略均衡。相反，經濟很難為政治帶來優勢，而其中又有太多問題總統無法解決。本國對通貨膨脹、財政赤字的擔憂，以及美國盟友對貿易和匯率的關切，都讓尼克松無法對經濟政策置之不理，但是，只有當這些問題涉及政治的時候，他才會真正地投入其中。國際匯率不穩定對於很多國家來說都成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但是尼克松並不認為此事值得總統親自花費時間和精力去處理。他把經濟政策的細節託付給了經濟學家，而在他的眼中，經濟學家的翹楚就是亞瑟·伯恩斯（arthurburns）。
伯恩斯在1969年尼克松就職時64歲，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出身於猶太家庭，家人在「一戰」之初逃離了奧匈帝國，而伯恩斯就在新澤西州的貝永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油漆工人。這個早熟的年輕人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主攻經濟學。在回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時候，他成了衛斯理·米切爾（wesleymitchell）的門生，此人因開創了經濟週期研究而負有盛名——所謂經濟週期，就是經濟發展中不規律的上下波動。20世紀30年代末，伯恩斯自己也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不久之後接任米切爾領導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美國經濟的重要機構。1953年，在艾森豪威爾總統任下，伯恩斯出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
作為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尼克松目睹了伯恩斯提供簡明實用的建議的能力。當尼克松在1968年參選的時候，他就讓伯恩斯負責領導團隊完善其競選策略。就職之後，尼克松把伯恩斯帶到了白宮，讓他在內閣中擔任總統顧問。作為一名共和黨總統，最青睞的經濟學家竟然是民主黨人士，這個事實完全沒給尼克松帶來任何困擾。
這位新顧問的學術專長是美國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失業率，還有通過熨平經濟週期來保持經濟平穩增長。不過尼克松手下也有其他經濟學家可以完成這些工作。伯恩斯反而被委任處理一堆亂七八糟的國內事務，從扶貧專案到稅收改革再到石油進口配額。然而，他最重要的工作卻是擺出學者的派頭。一頭整齊的中分銀髮，戴著無框眼鏡，手中永遠拿著菸斗，伯恩斯成了晚間新聞節目的常客。他聲調尖厲，語速緩慢，總是用簡短的語言耐心解釋經濟學原理，並且逐一反駁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批評，以維護尼克松的經濟政策。伯恩斯夢寐以求的職位是財政部長，但是在1969年10月，他卻升遷到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崗位之上。尼克松提名伯恩斯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
伯恩斯是第一位擔任美聯儲主席的專業經濟學家。他在經濟週期領域的專長得到了重視。20世紀60年代中期，尼克松的前任，林登·約翰遜，向美國人民獻上了「槍支與黃油」——他在沒有增稅也沒有削減社會專案支出的情況下，在越南建立起一支軍隊。美聯儲忠誠地支援了約翰遜的政策，始終將短期利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以確保政府能夠用較低的成本借債支付戰爭。從短期上看，這一政策組合有效地保障了就業率，工資水平也快速提升。但它同時也推高了消費品和勞動力需求。物價不斷抬升，蠶食著工人工資和養老金。
等到1970年1月伯恩斯入主美聯儲之時，通貨膨脹率眼看就要衝破6%，達到了20年以來的最高值。1969年年末，尼克松開始收縮美軍在越南的勢力，國內生產需求開始下降。但是即便各處都在裁員，工資還是不斷攀升。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的不幸組合威脅著尼克松在1972年連任的希望。總統指望著他的新聯儲主席力挽狂瀾。他看上去似乎是找對了人：全世界沒有哪個經濟學家像伯恩斯那樣深入地研究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經濟週期。
然而，儘管伯恩斯在專業領域享有盛譽，但他卻不是處理70年代經濟危機的理想人選。在他眼中，他並不是全美國最重要的經濟機構的獨立領導者——這一機構，在制度設計之時就著意使其能夠避免政治壓力。他是尼克松的人，他要不遺餘力地滿足總統的政治需要。「我就靠你了，亞瑟，別讓我們陷入衰退。」尼克松對他說。伯恩斯看重他與總統的親密關係，為了維護他們的交情，他情願回應政治風向的要求。雖然在公眾面前始終保持著冷靜與教養，但當其他聯儲官員試圖挑戰他的權威時，他的反應卻相當強烈，甚至喜怒無常。就在美聯儲董事會會議室的紅木桌邊，他利用自己對政府稅收和支出計劃的瞭解為一個又一個的經濟政策進行辯護。
當時，美聯儲已經發展為一個重要機構，但還沒有像後來那樣，成為經濟領域的德爾斐神廟。當時的經濟學家還沒有認識到，貨幣政策（美聯儲調節宏觀經濟的基本工具）正是遏制通貨膨脹的核心政策工具。當時的貨幣工具主要是調節企業和消費者短期借貸的利率。如果美聯儲實行「緊縮」政策，就意味著借貸的成本上升，建房和買車的人會減少，所以對於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也會相應降低，企業也因之難以提高物價，工人難以要求更高的工資。或早或晚，緊縮的貨幣政策終會平息通貨膨脹——但是在短期內，失業率無疑會上升。相反，如果美聯儲選擇「寬鬆」政策，貸款的成本將會下降，企業會更有活力，失業工人重拾就業機會，但是物價也更容易攀升，工人也會要求更高的工資。
美聯儲手中有幾項可以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的政策工具，但它的日常工作應該如何開展始終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自由主義者支援的學派認為，美聯儲應當致力於維護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將就業問題放在第一位；無論通脹率是多少，只要把失業率維持在4%左右就算完成了目標。保守主義者支援的反對學派則認為，既然美聯儲無法長期刺激投資或者創造就業，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就應該是穩定物價。大部分政客都會避免比較極端的態度，比如尼克松。他們希望美聯儲同時保持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而且不能給選民帶來任何不快。
伯恩斯始終站在經濟學思想主流的一邊。和很多那個時代的著名經濟學家一樣，他認為導致通貨膨脹的因素中有很多不在美聯儲的控制範圍之內，從工會要求提高工資（由勞工部掌管），到鋼鐵企業提高價格（由商務部掌管），到財政赤字（由管理與預算辦公室掌管），再到外匯匯率（由財政部掌管）。伯恩斯不認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物價上漲有影響，他告訴擔心通脹的美國人去其他地方尋求幫助。「要求聯邦儲備系統對物價穩定承擔全部或者主要責任是不明智的。」他在1957年說。接任美聯儲主席之後，他繼續強調美聯儲在這一問題上無能為力。保密了幾十年的美聯儲機要政策會議備忘錄顯示，伯恩斯對於央行的政策調整能否扼制通貨膨脹深表懷疑。
伯恩斯的觀點是：政府需要對「公眾心理」進行管理。作為央行官員，伯恩斯的想法至少可以說是非正統的：伯恩斯在英格蘭銀行和德國央行的同僚當然不認為他們的角色是國家首席心理學家。但是按照伯恩斯的思路，對抗通貨膨脹需要總統、內閣和獨立的央行聯合起來，告訴工會剋制提高工資的要求，參與制定針對物價上漲的決策，並在經濟低迷時敦促企業進行投資。在很多方面，他的觀點與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卡爾·席勒驚人地相似，尤其是他相信，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政府應當出面引導數以百萬計的私人決策者的行為。伯恩斯認為政府應該經常性地調整支出計劃、稅收和利率以影響公眾心理，這一觀點與尼克松把貨幣政策當作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經濟增長速度的工具的想法不謀而合。
結果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一位經濟思想家釀成了一場經濟災難。20世紀70年代初，伯恩斯掌管的美聯儲採取緊縮政策以圖遏制通脹；幾個月之後，政策來了個大逆轉，貨幣政策不斷放鬆，以求降低失業率。1970年5月，伯恩斯向尼克松發出警示，他認為僅使用貨幣政策這一種工具抑制通脹將會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並敦促後者成立專門委員會審查物價和工資，但並不對其進行管控。遠觀這場光怪陸離的經濟喜劇，不難得出結論：華盛頓不願支付抑制通脹的政治成本。在1971年上半年短暫下降之後，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開始直線飆升。
伯恩斯無力抑制通脹，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美國本土的範圍。當時美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元是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關鍵要素。導致美元貶值的通貨膨脹打破了世界經濟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平靜。
這種平穩發展的態勢起於二戰的廢墟。1944年6月，同盟國軍隊節節進逼，德軍敗退，太平洋戰場也勝利在即，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頓森林集會，討論戰後經濟的發展規劃。國際金融體系的新秩序是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代表們同意，各國都應當讓匯率保持對美元的穩定。一旦外匯交易者推動一國匯率偏離官方價格，該國政府就有義務使匯率迴歸穩定。政府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控制資金向本國的流入和湧出；通過央行調控利率，影響投資者持有貨幣的意願；或者在公開市場上買進或賣出貨幣以調節匯率。在極端情況下，一國政府可以請求一個新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調整本國匯率。唯有一種手段是各國都不應當採取的：除非在生死攸關的緊迫關頭，絕對不能通過限制進口來支撐本國匯率。新秩序的目標是鼓勵國際貿易，而不是給國際貿易增加障礙。但在大蕭條時期，事情卻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佈雷頓森林協議通過穩定國際匯率和削減貿易壁壘，令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成為可能。這一體系最傑出的貢獻就是給各國的政客戴上了鐐銬。如果內閣大臣要求在選舉之前降息以刺激短期經濟增長，央行領導就能以影響匯率穩定、激怒其他國家為名加以拒絕。同樣，如果議員呼籲降低匯率以幫助本國企業擴大出口，政府也能夠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絕。但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也有一些嚴重的缺陷。如果一國通脹率偏高，它的央行無法輕易用提高利率來解決問題，因為高利率很可能會吸引更多熱錢流入本國，從而抬高該國對美元的匯率。如果一國經濟過分低迷，它的央行也無法單純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因為投資者會把手中持有的該國貨幣換成美元，導致本國匯率下降。而且整個體系的維繫都要依賴於美國——它承諾以35美元/盎司黃金的價格兌換任何國家多餘的美元，然而只有在美國的黃金儲備充足，並且其他國家沒有囤積美元的情況下，這種安排才能夠正常運轉。
到了1968年，其他國家的美元儲備大幅攀升，而美國卻無力繼續履行用黃金兌付美元的承諾。伴隨金融環境的震盪，佈雷頓森林體系讓美國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1969年，美聯儲通過提高利率來對抗通脹，但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其他國家也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維持匯率的穩定——即便他們國內的通脹率並沒有過高，比如聯邦德國就是這種情況。等到了1970年，亞瑟·伯恩斯開始降低利率之時，其他國家又是不得不與美國保持一致——即便低利率對本國經濟極為不利，比如日本就是這種情況。美國的廉價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在全球肆虐。
為了撲滅這場急火，各國政府紛紛轉而採取一種神奇的反通脹政策，這種政策既不會激怒選民，又不會影響匯率，那就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價格上漲。挪威在3年之內釋出了3次價格凍結政令。奧地利向抬高價格的企業徵收重稅。比利時命令企業在漲價之前通報政府。西班牙授權市政府決定本地的食品價格。英國凍結了物價、工資、房租，甚至股息。加拿大設立了專門的政府機構，對工資和物價上漲進行稽核。就連美國也加入了進來。央行官員通常會對政府的價格管控嗤之以鼻，無論是一袋水泥還是一杯咖啡，價格都不應該由政府決定。但是1971年8月15日，在伯恩斯的支援下，尼克松在國家電視臺上發表宣告，美國將連續90天凍結物價和工資。除此之外，總統還出人意料地宣佈，他國政府將無法再用美元從美國兌換黃金——這在後來被稱為「尼克松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