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海勒有關理性政府的觀點與很多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從在義大利和法國頗有影響力的共產黨，到在美國聲望日隆的自由市場貨幣主義學派。他們都堅信好的政府——當然了，何為好政府要由他們來定義——可以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而這些人都將在1973年世界經濟拒絕按照他們的預期發展之時感到驚訝和困惑，但又絕不肯承認失敗。
新經濟學最激進的倡導者大概要數一位相當固執己見的聯邦德國政客——卡爾·席勒（karlschiller）。他1911年出生於德國東南角的佈雷斯勞，他在北部的基爾長大，他離異的母親在那裡做女傭供他讀書。席勒是一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新教徒，1931年進入大學讀書後，他加入了社會主義學生聯盟——一個與社會民主黨關係緊密的學生團體。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權後，這兩個組織都遭到了鎮壓。於是席勒迅速轉變陣營，加入了一些支援希特勒的團體，甚至包括納粹黨，以便為自己鋪平學術道路。他在納粹時期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以「1926—1933年德國政府的就業政策」為題，然後又在德國軍隊中待了四年。
戰爭結束後，這個雄心勃勃的年輕經濟學家再度改弦更張，重新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並開始積極倡導政府進行周密的經濟計劃。儘管當上了漢堡大學的教授，他的學生中還包括未來的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但席勒真正的興趣還在於從政。1946年，他在漢堡州議會中贏得了席位，並擔任經濟與交通部長一職。通過重新振興當時已經奄奄一息的造船業，並主持恢復漢堡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歷史地位，席勒獲得了社會的普遍讚譽。
1948年是德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年份。戰後，德國的疆域退回到了1938年之前的水平，而且東部大片土地歸屬了波蘭。此時，德國劃分為四個區域，分別被蘇聯、英國、美國和法國軍隊佔領。在被蘇聯佔領區包圍的柏林，四家勢力再次劃分領地。1924年開始使用的官方貨幣，與盟軍的戰時貨幣一道在市場上流通。但是四家佔領勢力在貨幣供給方面並沒有達成一致，他們爭先恐後地印發馬克，導致這種貨幣近乎毫無價值。大部分的德國國內貿易依靠的是黃油，而不是現金。
1948年6月，考慮到與蘇聯日益緊張的對立關係，美、英、法在三國佔領區聯合發行了新的貨幣——德國馬克，並由新的中央銀行系統，也就是後來的德國央行進行監管。與此同時，他們還取消了多種商品的價格管制，促使經濟迅速按照市場情況進行調節。僅此一舉，以市場為主導的西部地區的經濟就超越了蘇聯佔領的東部地區。第二年，在六國空運聯合打破了蘇聯在西部和柏林之間設定的道路封鎖後，德國正式一分為二。蘇聯佔領區，包括蘇聯佔領的部分柏林地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西部地區則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仍在漢堡州議會任職的席勒，就職於新聯邦共和國經濟部的專業諮詢委員會，這一位置，給了他從頭開始塑造德國經濟的難得機遇。他既不贊同對經濟施加大量的政府幹預（尤其是利用投資決策），也不認同私人的儲蓄和投資決策能夠完美切合德國經濟的需要。席勒呼籲的是「一種計劃與競爭的融合」。然而他對計劃的理解不同於法國和義大利。他認為計劃並不是由政府決定在這裡建一座煉鋼廠或者在那裡造一間汽車廠。席勒希望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要害部門進行規劃，同時又將具體的商務決策留給市場。他是這樣定義自己的哲學的：「儘可能多的競爭，儘可能必要的計劃。」
社會民主黨作為由工會支援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納粹時期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在聯邦德國戰後的頭兩次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獲得的選票都不足30%。整個20世紀50年代，該黨都在制定新的戰略。選民的情緒相當反共。有超過800萬的聯邦德國公民都是從歐洲中部或東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巴爾幹半島——驅逐過來的，他們對當地執政的共產黨政府心懷不滿。數百萬人曾聽過或見過民主德國的殘暴鎮壓。社會民主黨有支援國有工業的傳統——更不用提一些社會民主黨領袖對民主德國政權的公開同情，而這在新興的聯邦德國對於增強政黨的號召力起不到正面作用。
席勒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他堅持認為，經濟是「一個理性的整體」。政府的工作不是執行經濟，而是運用它的稅收和購買力來進行調整，以使其達到最佳狀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使用投入產出法這樣的工具，對政府出資修建高速公路如何影響經濟進行分析，還需要利用線性規劃來揭示減免哪個稅種能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掌握最新的統計分析工具的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能夠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關鍵的結論。
1956年，席勒向議會提交了立法議案，要求政府在保障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維持物價的穩定。他將這一組合稱為「魔法三角」。當時，社會民主黨還是少數派，所以席勒的法案沒能通過。但是他的觀點很有生命力。1958年2月，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和聯邦德國六國簽訂了《羅馬條約》，開啟了歐洲一體化之路。當時各國已經深受政府可以調控經濟表現這一理念的影響，條約中要求締約國承諾維持高就業率、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和穩定的物價，與此同時，還要保持國家貿易與投資的平衡。在這四項義務的約束之下，魔法三角變成了魔法四方。
從表面上看，似乎很難對魔法四方橫加指責。它符合社會民主黨的理念，而且對在歐洲佔主流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政黨也有吸引力，比如聯邦德國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這些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雖然沒有社會民主黨那麼關注政府支出和高稅收，但出於強調政府有義務扶助貧者和弱者的宗教傳統，相當欣賞政府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的理念。就連聯邦德國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erhard），一位專業的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支援者，也在席勒的觀點中找到了一些共鳴。執掌政府之前，艾哈德在1949—1963年擔任經濟部長，而且被認為是德國經濟奇蹟的締造者之一。他曾對德國政治中越來越具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公開表示擔憂，並開始逐漸認為政府的理性規劃可以作為控制特殊利益群體的一種手段。
艾哈德在1966年被迫辭職之後，基督教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形成聯盟，由席勒出任經濟部長。席勒的掌權標誌著德國人所謂的「科學政府」取得勝利。政客不必再依據遊說者、企業家或者工會領袖提供的引導性資訊做出決策了。現在，專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將被召集起來提供真實的資訊，並就最佳政策路徑給出客觀權威的意見——儘管，正如政治學者蒂姆·沙內茨基（timschanetzky）後來發現的，政客們往往僅在專家意見符合他們的選舉策略時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建議。
1967年，席勒的魔法四方正式寫入法律，將促進增長、消除失業、避免通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確定為政府的法定義務，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之內。根據席勒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原則的解讀，各國政府開始以實現「經濟總體均衡」為目標制定預算。
此時，德國正處在戰後的第一個衰退期。席勒提出了擴大支出和減稅的計劃以刺激經濟。席勒自認為是在遵從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理論——為了擺脫大蕭條，陷入困境的經濟體需要擴大政府支出，對經濟進行短期刺激。然而，凱恩斯從未提及這一機制需要多長時間才會對經濟產生作用。就業率和商業投資方面未見任何起色，但內閣還是同意了席勒的提案，開始第二輪刺激計劃。幾個月後，他又提出了第三輪刺激計劃，但這次被內閣駁回。幸運的是，前兩輪刺激的效果很快顯現了出來。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席勒「經濟魔法師」的聲譽穩固了下來。
在經濟部，席勒精心制定計劃以達成魔法四方所要求的各專案標。每年都會有經濟學家團隊確定接下來五年中經濟發展的規劃。他和他的智囊團往往工作到深夜，依靠三明治和尊尼獲加來補充精力，對人口增長、對外貿易和環保政策將如何影響經濟進行評估。處理資料之後，他們會明確給出一個合適的經濟增長率。1967年春天釋出的第一次計劃中提出，在未來五年要把平均經濟增長率保持在4%，平均失業率保持在0.8%，通貨膨脹率保持在1%，國際收支順差也保持在1%。經濟部的專家們經過測算認為，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商業投資快速增長，消費支出緩慢增長，以及提高政府赤字。掌管稅收和政府預算大權的財政部被建議相應修改有關政策。
但是在一個主要由私營主體構成的經濟體中，僅靠政府是無法讓經濟執行臻於完善的。很多關鍵的決策都是由私營企業、個體經營者、農民和工會做出的。「想在當今形勢下實現四項宏觀經濟目標的完美組合，需要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通力合作。」席勒堅持認為。
席勒還為這種合作創造了一個專用的名詞——「協同行動」（concertedaction）。每年四到五次，他會將一些知名人士召集到部裡開會，座位被安排成四方形。農業部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內政部長、勞動部長、央行的一名董事坐在一排，陪同的還有他們的副手。他們的左手邊是企業團體的負責人，比如德國工業聯邦協會。他們的右手邊是工會的代表和負責人，與僱主們相對而坐。他們的對面則是其他組織的領袖，比如農業協會和儲蓄銀行聯合會。會議會持續整整一天，這些顯要們輪流發表觀點。開場是由卡爾·席勒分發分組統計資料，預測經濟前景，並且宣佈什麼樣的工資增長率不會破壞魔法四方的平衡。當然了，他在會上宣告，工資談判是僱主和工會之間的私事，但他希望政府的指導能對「集體理性」做出貢獻。
席勒不是一個對蠢人有耐心的人，即便他眼中的蠢人是工會領袖、企業高管，抑或是內閣成員。基於專家的研究，他知道什麼對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最為有利，並且毫不遲疑地指揮勞工組織與各大產業按他的要求行事。「近乎先知的形象，飽含感情的演講」，一位政府高官在參加一場典型的席勒演說時寫下了上述句子。加入「協同行動」的工會領導願意相信席勒，因為他們知道他能限制企業的權力；而坐在他們對面的商業大鱷則因席勒肯定企業利潤的重要性，並堅持勞工不能提出高於經濟承受能力的條件而打消了疑慮。
然而，他的內閣同僚就沒有那麼折服了。席勒擅自公佈未經批准的稅收和預算調整計劃，這令內閣震怒，幾位部長都揚言要抵制「協同行動」。1967年，德國總理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georgkiesinger），一位基督教民主黨人士，被迫進行直接干預，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席勒在向企業和勞工組織宣佈政府的經濟政策前徵得聯合內閣的同意。兩年後，基辛格不得不命令財政部長弗朗茨·史特勞斯——保守派基督教社會黨的黨魁到會，後者則抗議說他沒空參加這種一開就是6～10小時的會議。
席勒有的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精神。他在能力範圍之內無所不用其極——降低投資稅以提高商業利潤；說服工會限制工資上漲；提高研究與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以激發經濟增長潛力；打擊價格壟斷，促進商業競爭——他相當確定他有能力建設穩定的經濟環境，並且為所有人都提供工作機會。他的樂觀感染了他人。作為一名傑出的公眾人物，席勒衣著打扮無可挑剔，他經常參與商業活動，並且相當頻繁地出現在電視新聞中。他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其中不乏其他黨派的成員。他豐富的個人生活經歷，其中包括四段婚姻，也沒有給他的名譽造成損害。1969年，社會民主黨在戰後首次戰勝所有其他黨派，這次選舉也被稱為「席勒大選」。聯邦德國銷量最高的雜誌之一的《德國明星週刊》（citestern/cite），將他評為年度先生。
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集體理性」並不僅僅是利益集團之間的一種妥協，還是民主行動的結果。「我們的民主沒有終結。我們才剛剛起步。」維利·勃蘭特，聯邦德國的第一位社會民主黨總理在1969年的就職演說時宣稱。民主需要構建該黨提出的「賦權社會」，其中的每個普通公民都有權發聲。這既不是基督教民主黨執行的流於表面的自上而下的民主，也不是學生運動支援的無政府主義的民主。學生運動對於統治階層毫無敬意，而且對於自己流水般更換的集體領導也不屑一顧。在賦權社會中，個人可以通過參加社會團體來發表意見，這些社會團體是經濟規劃的參與方。協同行動把不同的社會團體集合起來，為民眾進行經濟決策提供了一種機制。
在社會民主黨的眼中，民眾希望政府增加收入保障和教育支出——教育本來就是國家的責任。沒有人反對席勒，因為大家認為在這些領域提高支出也許能在不誘發通脹的前提下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現實固執地拒絕實現席勒的預期。1969年年末，經濟形勢急轉直下，貿易順差過大，物價上漲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模型預測的1%的通貨膨脹率。緊隨而至的是數輪未經批准的罷工，鑑於工會領袖在協同行動中接受的工資增長率已經遠遠滯後於通貨膨脹，工人就不再接受這種安排。席勒對於意料之外的通脹率大惑不解，他命令專家們重新進行計算，在當初的預測中尋找錯誤。當這種努力被證明徒勞無功之時，他又指責企業非法哄抬物價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如果經濟表現無理可循，那一定是某些事或某些人把它引入了歧途。
直到此時，席勒才不得不勉強承認，所謂的魔法四方不過是技術統治論者的幻想。在政府1967年定下的五年計劃中，僅有失業率一項的表現符合預期。魔方四方的其他三個方面，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國際收支差額都固執地拒絕接受政府的指導。自從席勒在1971年兼任財政部長，成為「超級部長」以來，他就掌握了大權，力圖將經濟規劃專家的建議轉化成支出計劃和稅收法規，但他仍然無法按照承諾創造一個經濟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並且國際收支平衡的綜合體。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不可預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美國放任固定匯率制度解體，以及其他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當然，席勒對於這些也相當沒有耐心。1972年，在維利·勃蘭特拒絕了他對控制匯率的要求之後，席勒在內閣會議中憤然離席，然後徹底放棄在政府部門中任職。
其後，在與老對手基督教民主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蜜月期之後，席勒將失敗的責任推到了他自己的黨派，也就是社會民主黨身上。他認為，社會民主黨錯誤地假設戰後經濟奇蹟可以永遠地持續下去。然而正是席勒本人和他的經濟學家們——冷靜的技術統治論者，親手製造了這樣的樂觀預期。當席勒宣佈德國經濟處於「陽光明媚的高度繁榮期」，通貨膨脹和事業將會永遠消失時，民眾相信了他，正如美國人將繁榮歸功於沃爾特·海勒（walterheller）、日本人服膺財政部的智慧一樣。長時間的繁榮使世界各地的人們普遍相信政府具有保持經濟穩步前進、給所有人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
儘管有著非凡的野心與抱負，卡爾·席勒在提出魔法四方時安排給政府的角色還是相對低調的。不同於他在法國和義大利的同仁，他不希望政府直接擁有企業或者任命企業高管。他認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最好手段是調整稅收、支出和利率，同時對私營部門進行溫和的引導。然而，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技術控制論者和政客對政府角色的認定就沒有那麼細緻了。
當時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在政府的精心謀劃下開始強行向現代化進軍。在大部分人從事水稻、小米或者玉米的小規模種植的國家裡，社會迅速向城市工業經濟轉型。在25年裡，政府主導的快速工業化似乎成了解決貧困問題的萬能藥。在德國，答案來自上層，政府裡的規劃者與重要社會組織（國家工業協會、冶金工人協會、大農場主聯合會、銀行家協會等）的領導合作。這些組織被認為是本領域全部企業或者工人的代表，不論其成員是否認可這些領導人。在發展中國家，由數百萬工人和企業主分別投票選出的代表比指定代表更能代表人民的偏好的觀點並沒有受到廣泛認可，在那裡，代議制民主很少能夠平穩執行，管理國家的往往是獨裁統治者。
這場中央集權運動的精神教父是一個無國可歸的人，勞爾·普雷維什（raúlprebisch）。普雷維什雖然在世界金融中心地區默默無聞，但在發展中國家卻是經濟學家中的超級明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政府應當如何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他比其他任何經濟學家都更有影響力。
普雷維什1901年出生於阿根廷西北部的相簿曼省省會，成長於一個在動盪中蓬勃發展的國家。早年間，他的外祖父曾經當過議員。但到普雷維什青年時，家族的榮耀早已逝去；雖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一些有影響力的親戚，但是他的家庭既沒有金錢，也沒有權力。普雷維什在17歲進入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經濟系。他曾與社會黨有過短暫的曖昧關係，但是在他於該黨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因為與黨派政策不符而受到批判之後，他撤回了入黨申請。此後普雷維什再也沒有加入任何其他政黨。相反，他以技術統治論者自居，想做一位不受政治影響的經濟專家。
阿根廷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是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它的經濟也嚴重依賴於一兩樣商品的出口。對於阿根廷來說，這兩種商品就是牛肉和小麥，而且幾乎全部都是出口到英國。來自不列顛的投資者掌控了阿根廷大多數的鐵路和大量農場與屠宰場。當國際貿易中小麥價格上漲時，阿根廷經濟就繁榮樂觀；而當小麥價格下降時，阿根廷經濟也就跟著低迷，小麥之於阿根廷，就如同咖啡之於巴西和銅之於智利。僅僅獲得了本科學歷，普雷維什就開始研究人口稀疏、嚴重依賴於農業生產的阿根廷與歐洲和北美的發達經濟體之間的關係了。他發現，阿根廷比歐洲更容易陷入經濟週期，因為它對國外借款的依賴程度高，而且它的經濟單一、由資源驅動。他的結論是，阿根廷需要針對自身的特殊國情采取一些非傳統的經濟政策，而不是那些發達工業國家宣揚的古典自由市場主義——儘管即便是在那些國家，自由市場的理念也未必得到了踐行。
作為一個憎惡體育，也沒有其他興趣愛好的男人，普雷維什一心投入經濟學研究，先是為一個頗有實力的農場遊說團體工作，接下來又進入政府任職。他的職業生涯最初並不順利，兩次在境外出差時，他不得不自費回家，因為政權更迭，他的任命也相應終止——普雷維什的人脈很廣，年僅29歲就當上了財政部副部長。1935年，他建議政府設立獨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的阿根廷翻版。他被任命為該行的首任總經理。作為全球最年輕的央行領導，他因將阿根廷經濟引上正軌而取得了世界聲譽。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之後，普雷維什密切參與了一系列國際談判，最終讓阿根廷從英國的親密盟國，轉向了與美國更加一致的立場。
然而，他這顆耀眼的政壇新星卻和升起時一樣突然地墜落了。20世紀30年代，阿根廷的工業化程式相當迅速，這得益於進口關稅的急劇增長。農民和大農場主受到了很大沖擊，阿根廷的本國工業卻得到了保護。城市工人和工廠主的數量迅速上升，他們的利益訴求與之前主導政府的小麥農場主和糖業大亨有很大分歧。他們的衝突很快升級。普雷維什一向以無政治傾向的經濟政策專家自居，卻沒有意識到，他的外交活動將他與一個被廣泛指責存在選舉舞弊和腐敗的政府聯絡在了一起。1943年，在一場政變之後，阿根廷央行所謂的獨立性被證明純屬虛幻。普雷維什則因為與美國交往過密、與德國過於敵對而備受譴責，最終也因此解職。
沒有財產也沒有收入，這位一度享有盛名的央行官員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帕卡德車，把房屋出租出去，搬到村舍居住。其後普雷維什又接了幾個顧問工作，但是美國和巴西都不同意他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致力於協助管理國際匯率的國際組織，位於華盛頓）任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軍政府不僅明確表示阿根廷不歡迎他，還想方設法讓他在境外也沒有立足之地。他的職業生涯看似已經終結。
1949年3月，走投無路的普雷維什接受了拉美經濟委員會（economiccommissionforlatinamerica，簡稱ecla）顧問一職。說拉美經濟委員會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機構都還是抬舉了它。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總部位於智利的聖地亞哥，遠離世界各大權力中心，是聯合國新設立的小機構，它不僅沒有明確的組織職責，預算也捉襟見肘。普雷維什就職後的第一個任務是開展一次拉美經濟調查，為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做準備。而普雷維什為此起草的報告，直到1949年5月在古巴哈瓦那會議彙報之前始終密而不宣，但將很快震驚世界。
這篇演講對自由貿易原則進行了抨擊——尤其針對國際貿易的經典理論，即每個國家都應該生產本國最具優勢的產品，然後通過交換來滿足其他需要。普雷維什說，這種理論對於發達工業國家來說或許正確，但還有很多其他國家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這些國家無法通過傳統貿易走向繁榮。大量出口原材料、進口工業製成品並不能使邊緣國家富足起來，因為從長期來看，相對於從境外買回來的工業品來說，出口品的價格是下降的。他們就像困在一臺跑步機上，為了買回相同數量的進口機械和藥品，不得不產出越來越多的銅或者香蕉。
普雷維什認為，邊緣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劣勢，導致他們無法積累起足夠的財富投資到生產效率高的領域。因此，不平等貿易是拉美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生產效率提高給邊緣國家帶來的收益，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工業國家的程度。」他說。他堅信，提高生產率，需要邊緣國家建設強大的製造業。「工業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國家從技術進步中獲益以及逐步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一種重要手段。」
普雷維什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主張閉關鎖國。與二戰之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當權的民粹主義者相比，他不認為外資是一種剝削；他相信貧困的國家需要更多外國資本，而不是更少。他反對政府持有農場和工廠，但他同意國際貿易能給雙方都帶來好處，並且提高經濟的效率。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當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可以與卡爾·席勒相互呼應。但是，席勒相信積累資本和選擇投資行業是私人部門的工作，而普雷維什則認為政府計劃應當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他主張，政府可以優先進口工廠的生產裝置等關鍵物資，即便這就意味著要減少對其他非關鍵物資的進口。而那些非關鍵物資，比如消費品，可以由本土企業生產，再通過高關稅來提高本土產品相對於境外產品的競爭優勢。這些產品也可以向富裕國家，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心國家」出口，這樣邊緣國家就能夠逐漸帶領民眾擺脫貧窮，減少商品價格波動帶來的衝擊。
在哈瓦那發表的講演使這位嚴肅的經濟學家成了世界名人。就連美國也認同普雷維什應當出任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常任主席。他登上了白宮講壇，遍遊拉美各國，宣講工業化的重要意義。「作為工業革命的先行部隊，這些發達國家開創了一片經濟天宇，他們就是正中間的太陽，而我們這些邊緣國家只能依照無序的軌道圍著他們旋轉。」想要脫離軌道，他建議，邊緣國家應當對經濟發展進行周密規劃，包括確定哪些國內製造業最具發展前景，然後制定進口限制措施，以保證包括境外公司在內的投資者在銷售國內製造的產品時能夠盈利，而不是讓本國產品被更加物美價廉的進口產品打敗。這種特意用本國產品取代進口產品的政策後來被稱為「進口替代」。
儘管普雷維什的研究主要關注拉丁美洲，但他的理論在全球受眾很廣。當時，去殖民化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裡，菲律賓、利比亞等國已經開始驅趕殖民者，在英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數十個殖民地中，革命力量也在暗中積蓄，起義一觸即發。在很大程度上，從他國土地上撤出的殖民勢力相信，這些新近獨立的國家在經濟上將保持附屬地位，繼續向母國供給原材料、購買工業品。普雷維什提供了另一種方案，那就是這些前殖民地國家自己也發展為工業強國。印度、巴西等國家都設立了專門的規劃部門來確定發展哪種工業以及如何發展，並對新興的紡織業、煉鋼業和最受推崇的投資——汽車裝配廠進行監督管理。
隨著冷戰逐漸升溫，普雷維什的方案在經濟領域之外更添了一層魅力。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承受的「站隊」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要麼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和經濟建議，要麼和美國及其盟友打成一片。很多國家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雙重壓力下如坐針氈，因而在精神上與那些富有得多的「中心國家」更加疏遠了。他們需要走上自己的道路，很自然，他們想到了要組成統一戰線。